民国时期的林事改进：科学研究与学术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研究论文,民国时期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5744（2007）04-0098-04
林事改进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建制是在近代逐渐形成的一项重要社会事业。在西方林业科技与林学体制的启发和中体西用说的影响下，中国在民国时期逐渐建立起林业教育机构、林业学术团体和刊物等方面的学科体制，林事改进工作模式和演替速度出现根本性变化。探索民国时期中国林事改进的科学研究成果，讨论林事改进机构自身建立良性发展体制的经验教训，分析林事改进机构的学术建制，对管窥林事改进在中国植基和发展的机制及其社会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林事改进问题在林业发展中的作用受到关注，林事改进史的研究得到加强，并取得一些成果。熊大桐等系统研究了中国林业科学技术史[1]，《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中则含有丰富的林事改进史内容[2]。个案研究较为突出，姜玉平等对静生生物调查所进行了透彻阐述[3]，胡宗刚对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给予了关注[4]，周谷平则讨论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问题[5]。但从总体看，林事改进史的研究尚为薄弱，研究不够充分。因此，对民国时期中国林事改进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建制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分析，仍显必要。笔者以前人的成果为研究起点，以激烈变动的近代中国社会为时空维度，从科学研究、学术建制等方面对民国时期中国林事改进的变迁加以述论，以期有益于当今的林业科学研究工作、林业制度创新和生态环境建设。
加强林业科学研究，施行林事改进，高等林业院校是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民国时期，倡导设置高等林业院校，主张发展林业教育以振兴林业，成为潮流。西方各国兴办林业教育的经验启迪了国人，自18世纪以来，欧美各国莫不振兴林业及林业教育，良以森林兴废，关系国家之盛衰，而林业教育除造就专门技术人才之外，尤能提倡人民爱护国家天然富源之公德，培养人民深谋远虑之识见。人们对高等林业教育宗旨和布局也进行了讨论，认为林业教育当以研究宣扬及造成国家应采之森林政策及解决公私林业上种种疑难问题为宗旨，林业教育所当造就之人才，以能否促进林业之发展为标准；中国的林业教育布局当有四五所林科大学或高等林业专门学校，一设于东三省，一设于西北，一设于中部，一设于东南，一设于西南。农林教育分离是时人的设想，当时有人指出，我国林业教育多年来始终为农业教育之附属品，事关利用全国土地二分之一之森林，迄今仍无一所专科学校或林学院，农林二者性质不同，农林教育之宗旨与方法各异。要“彻底改造全国森林教育，俾有独立之系统，视全国林业之环境，分区设立林科大学或大学林学院，提高师资，充实设备……并树立森林教育之中心”[6]。有人对教学内容提出看法，认为林科的教育课目要简单扼要，课程应分为林政、造林、经营和利用四门，其中林政要设林业政策学、林业史、森林法等课程[7]。在今天，这些见解仍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民国时期，造林学、树木分类学、木材学、造园学等学科得以确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多数林学课程采用外国教材，与中国实际不符。陈嵘吸收并发展了国外造林营林学的理论，编写《造林学概要》[8]，创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造林学。《造林学概要》以中国的森林地理条件和造林树种为基础，提出了植树造林法、分生造林法等。其中插木造林法、分根造林法、地下茎造林法等是在总结杉木、杨、柳、泡桐、竹类等中国重要造林树种民间造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当时造林学教科书的重要改进。树木分类学是林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基础学科。20世纪30年代以前，尚无适合中国情况的树木分类学。陈嵘从1913年起即着手采集树木标本，参考中文书籍和外文书籍，编成《中国树木分类学》[9]。《中国树木分类学》分前编、正编、附录及补编等部分，所载的中国树木有2550种，其中不少是中国的特有种，分列为550属111科。对树种的形态生态如根、茎、枝、树皮、芽、叶、花序、花、果实、种子等多有描述，并介绍其产地、地理分布及用途，便于林业工作者应用，书内还附有插图1165幅。蒋英的《中国香花藤属植物研究之节略》[10] 等多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为编写《中国植物志》提供了主要参考文献。木材学是研究木材构造、性质和用途的一门学科，是从近代“森林利用学”中深化而成的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范畴包括：木材的构造和识别、木材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木材缺陷和木材改性等。中国对木材学的系统研究肇始于唐燿。唐燿从中国工业用材的鉴定入手，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论文，并于1934年写成中国第一部木材学系统专著——《中国木材学》[11]，记述了木材解剖学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对中国的木材鉴定、构造、材性和用途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陈植编写的《造园学概论》[12] 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部造园学专著，也是中国造园学的基础，使造园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跻身于世界科学之林。陈植的《造园学概论》中将观赏树木分为果木、林木、花木、叶木、蔓木、阴木等六类，并对各类树种的姿态、地理环境、繁殖等加以说明，是关于园林设计和观赏配置的工作范本。
民国时期，林事改进实验场所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清末开始在各省普遍设立的林业试验推广机构，大多利用西方近代林学理论，对当地的传统林法进行验证和分析，或者运用新法对当地林事品种进行优选。1938年，四川农业改进所峨嵋山林业试验场率先在中国进行树木人工有性杂交育种试验和繁殖推广工作。1939年9月，中国第一个木材试验室在重庆筹成。1940年8月，木材试验室通过参考国外图纸、组织人力赴峨边和峨嵋采集木材标本等办法将木材试验室扩建为木材试验馆。木材试验馆的试验和研究范畴有：中国森林和市场调查、木材样品收集、国产木材材性及其用途研究、木材力学试验、木材干燥试验、伐木锯木及林产工业机械设计等方面。1941年夏，国民政府农林部在重庆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初建时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三个组，后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中央林业实验所在甘肃岷县设中央林业实验所西北工作站，进行拓荒研究；在四川省南川县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又多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1946年，中央林业实验所迁到南京，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龙王山等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但由于经费紧张，设备简陋，人才稀缺，使得这一时期的林事改进试验工作成效受到影响。
水土保持示范工作进行了积极尝试。1933年9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下设林垦组，1940年林垦组扩大为林垦设计委员会。林垦设计委员会在西北开展森林防止冲刷、保持农田、涵养水源、改进水利等工作[13]。1940年后，任承统、凌道扬、黄希州等在甘肃着手筹办土壤侵蚀试验示范工作，拟定《勘定水土保持实验区之调查计划大纲》，初步提出成立关中、陇东、陇南、河西等水土保持实验区的计划。1940年-1942年，任承统等在黄河中上游的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写就了《水土保持纲要》，提出了推动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垦设计委员会负责勘查设计工作；黄河上游修防林垦工程处负责执行计划；各水土保持实验区负责实施计划。这些设想，为水土保持试验工作和治黄工作做了准备。1943年，甘肃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以大柳树沟为治理重点，使大柳树沟成为中国第一个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区。大柳树沟小流域示范区主要有坡地保土耕作、绿化荒山沟、柳篱挂淤等实验项目，项目成果对黄河流域大面积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首次利用当地河北杨与山杨、毛白杨、响叶杨进行杂交育种，获得了优于亲本的杂交苗木。尽管当时试验规模小，但积累了宝贵的试验资料，为中国以后开展相关试验开辟了道路。
民国时期，林产制造化学、林木耐阴性、土壤侵蚀、水土保持工作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木材物理力学性能、树木育种和繁殖推广等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对今天的林事改进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这些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在各自的领域中都具有重大突破和较大影响。
木材物理力学性能是民国时期林事科学研究取得成就的研究领域之一。在朱惠方等人的主持下，1934年，完成了中国中部木材的强度试验，测试树种74种；1935年，完成了中国木材硬度试验，测试树种180种，将木材硬度分成甚软、软、适硬、硬、甚硬五个等级；1937年，为改变国产材由于性质不明与造材乏术而造成的依赖大量进口木材的局面，进行了中外轨枕用材强度比较试验以选用国产木材制造轨枕。关于木材物理力学性能等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在《松杉轨枕的强度比较试验》中[14]。
贾成章等长期从事光与林木生长关系研究，是中国林木耐阴性研究的开拓者，其主要的学术观点有：改善森林的生活条件，光线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光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林业经营者在综合的生活条件之下，适当调节光线环境，就可以大大加快林木生长；林业上采取的森林经营措施，是充分发挥森林与光线效用的有效方式。研究步骤为：测定出林木需光的最小限，测定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的收支平衡点，搞清林木生长环境与年龄对于林木耐阴性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对造林树种的选择、抚育采伐、森林更新等经营措施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为提高林木生长量和森林生产力提供了科学依据，推进了森林生态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林木耐阴性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林木耐阴性之研究》[15] 等论著中。
梁希等大力开展林产制造化学研究。1919年，浙江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森林化学室，其后中央大学也成立了森林化学实验室。当时林产制造化学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松树采脂、樟脑制造器具、油桐种子分析和桐油提取、木材干馏、木素定量等试验研究。1935年，梁希在中央大学农学院将浙江诸暨制樟脑使用的凝结器加以改良，制造成提炼樟脑的实验装置，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改良的土佐凝结器相比，樟脑得率提高100％-169％。中国旧法榨取桐油，有大量的桐油残留在桐粕内。梁希于1935年所做的化学浸提桐油试验，将桐油得率从50％-75％提高到99％以上。
任承统等人奠定了中国近代水土流失科学，也充实了当时处于开创阶段的世界水土流失科学。1922年至1927年，任承统与李德毅等进行水土流失科学研究，研究的主题是：“怎样利用森林防治黄河灾害，防止饥荒”。研究区域和内容是：对鲁、豫、晋、陕、甘等地的植被和水土流失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在青岛林场等地开创了土壤侵蚀的实验，以说明土壤的侵蚀过程；在山西省沁源和宁武东寨等处设置径流泥沙试验小区，观测在不同暴雨条件下，不同森林植被和无植被山坡水土流失量的变化；在淮河流域进行了“森林与土壤侵蚀”等研究。调查研究和试验的成果主要有：测定水土流失的小区观测方法，为以后的水土保持观测试验开创了先例；形成了水土保持科学的基本概念；把水土流失和水旱灾害以至人类文明的兴衰联系起来考虑，认为只有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和繁荣昌盛。研究中提出了水土保持工作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对占上游总面积不及20％的私有土地，给予技术及金融协助以治本；根据地势、气候、土壤之特性，以各大支流之分水岭为界，将黄河流域划分为十个治理区；制定法规，停止放火烧山、垦种陡坡、摧残森林和铲取草皮等恶习；在各县区可设水土保持协进会，在乡村可设保土会，由共同利害之民众代表组织之。公开发表的论著有《森林与保土防塌》[16] 等。
学会对于团结广大研究工作者和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民国时期，一批农林学家为弘扬农林科学技术，促进农林建设，于1917年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农学会”，学术范围包括农、林、畜牧、蚕桑等，梁希和陈嵘等发起编印《中华农学会报》。1918春，中华森林会在南京成立，并于1921年创刊《森林》杂志；1928年，中华森林会改名为中华林学会，设总务、林学、林业三个部，创刊《林学》杂志，“以期林学之进步，林政之修明”。1931年，“首都造林运动委员会”在南京成立；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1941年6月6日，林垦设计委员会在陇南水土保持实验区成立了甘肃省天水县水土保持委员会，该委员会有自己的组织章程，是中国早期出现的一个民间水土保持团体，委员会的任务是推动天水境内水土保持事业。
民国时期，林事改进的工作方向发生了变化，开始向应用研究演进，林事改进“藉谋促进农、林、医、工各种实业生物学之应用为宗旨”[17]。1936年4月16日，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二次年会议决“科学研究应特别注重国家及社会实际需要之问题”，标志着中央研究院“除研究纯粹科学之学理外，同时积极研究科学之应用”[18]。这一变化深刻影响着林事改进研究工作，使其开始注重应用问题的研究。“经济要求的指导性影响可能以一种更加特殊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不仅会将科学家和发明家把自己的兴趣集中于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而且会使他们选择研究自己国家国民经济中最迫切的特殊课题。”[19] 抗战伊始，国民政府要求科学界将主要精力转到国防和社会急需问题的研究，一些学者在遭受国家受侵略之痛后也意识到：“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是要切合现实事业的科学，而不是装饰品的科学”，“本国的科学就得和本国现实相配合，本国科学亦得负起现实事业的责任。”[20] 如庐山植物园迁往云南丽江后，注重地方经济植物调查研究与培植，为经济开发提供技术支持，深受当地好评。
民国时期，林事改进机构在组织架构与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有效探索，林事改进机构的运作体现了知识界建设中国科学体制架构的理念。林事改进机构大多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与管理制度、规范周全的办事细则，组织机构一般分为委员会和机构内部组织两大部分。如1934年成立庐山森林植物园时，组建“庐山森林植物园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并制定《委员会章程》等管理制度[21]。在中国林事改进体制化处于起步阶段，成立这样的机构凸显出林事改进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性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林事改进机构内部管理上更多地体现出科学精神和民族精神，使得在程式化的管理制度之外多了一种专心攻研的研究精神与风气，营造出适宜的学术环境。
民国时期，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和争取多方资金的投入来拓展林事改进事业，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林事改进经费资助体系。与林业生产有关的育种、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等的应用价值在民国时期受到重视，“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22]。这使得政府和社会对林事改进给予了相应的支持。如庐山植物园在1934年创办后的经费来源有：政府等部门的拨款，1937年江西省政府拨给临时补助费2000元，供建设植物园最大的一座温室；开办费和常年费由中基会与江西省农业院各担负一半；还接受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补助费1万元，建设森林园艺实验室[23]。群众性团体既不是机关，也不是事业单位，无权无势，没有挂靠单位，也没有脱产干部，经费来源靠会费和会员捐助，但更多的是依靠会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无私奉献地开展各项工作。
学术交流网络和出版体系的建立促进了民国时期林事改进的体制化。“现代的学问不是个人可以工作……要各方面的帮助，要互相的协力。”[24] 近代以来，西方林学受到重视并被逐渐引进来，形成了中西林业兼容并蓄的交融态势。梁启超把“近师日本”、“远摭欧墨”与“追三古之实学”结合起来，主张学习西国林学新法。“远法农桑辑要之规，近依格致汇编之例……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古之实学，保天府之腴壤。”[25] 如静生生物调查所通过与英国皇家园艺学会、阿诺德植物园标本交换，加上自身坚持不懈的野外采集，建立了国内收藏最为丰富的标本库，至1949年被接收时仍保藏有高等植物标本15万号，低等植物标本3.5万号，动物标本30万号，木材标本2500余号[26]。作为后来者的中国林学要发展，必须主动建立国内交流网络，民国时期的林事改进在学术交流体系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之后，迅速与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研院动植物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东南大学生物系等机构建立了标本、文献的互赠[27]，目的是为避免工作重复，提高效率[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