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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2-8102(2008)11-0011-1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参与并推进的伟大事业，是人民创造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又是政治家远见与智慧的体现，是以经济学家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学者们理论探索和创新的结果。
一、1978-1983年：市场化改革的起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大讨论
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后全面展开。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围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关于“如何利用市场机制、价值规律完善计划经济”的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①这些阐述确立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重要方针的开端。在此前后，经济学界也开始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
1.对于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经济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强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有的认为中央集权不够，地方掌握的骨干企业和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削弱了统一计划；而有的认为中央集中过多，下放的企业、财政收入名义上在地方，而实权仍掌握在中央主管部门手中。二是强调没有处理好国家同企业的关系，过多地采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企业无论是中央管还是地方管，都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不能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挥作用，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②
2.许多经济学家还探讨了如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提出要在计划管理体制中加入某些市场特征。③以孙冶方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他指出，国家代替企业管理具体事务，限制了企业的主动性，也影响了国家对经济的长远规划和综合平衡，主张资金利润率应成为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比较的综合指标。④何建章、邝日安、张卓元也积极主张资金利润率，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运用的资金利润率是发展计划经济的有力工具。⑤吴敬琏、周叔莲、汪海波还进一步讨论了利润提成制度对于企业考核和管理的意义，他们认为，只有实行这一制度，才能保证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促进生产迅速发展。⑥马洪则更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⑦蒋一苇也认为改革的方向应当以企业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监督下，企业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⑧董辅礽提出要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指出国有制形式使企业成为行政附属物，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企业决策的经济合理性。⑨刘诗白也主张坚决改革企业所有制领域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陈旧的形式与关系。⑩
1979年的“无锡会议”上，于祖尧最早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他指出“社会主义既然实行商品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只不过它的性质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原则的区别。”(11)此后，卓炯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关键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12)刘国光、赵人伟还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必然性，并提出运用市场机制要解决好价格和竞争问题，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性要把计划的重点放在解决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上。(13)
（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讨论
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4)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肯定了上述观点，指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5)在这一形势下，经济学界围绕下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1.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是否科学”的问题上，大多数经济学家表示认可。孙尚清等认为计划性和市场性的结合是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16)许涤新认为在公有制基础上，对经济实行计划管理实质上就是计划调节。同时，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就必然要起作用，就必须实行市场调节。(17)但也有经济学家指出这种提法不太科学。例如，骆耕漠认为这两种调节都是针对社会生产比例、供求、价格的调节，其中调节价格是调节生产比例、供求的中介，在表述上可以都叫做“计划调节”，也可以都叫做“市场调节”，不过是有计划的“市场调节”。(18)
2.对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问题，经济学界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观点。一是“板块论”，即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实行计划管理，补充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两者拼接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二是“渗透论”，即计划那一部分要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那一部分要受到国家计划的制约，两者相互渗透；三是“重合论”，即计划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市场必须依靠计划来调节，两者重合在一起。(19)
3.对于“市场调节的含义”，经济学界的理解有“窄派”、“宽派”之分。“窄派”认为市场调节就是按市场供求的变化和价格的涨落调节生产和流通；而“宽派”认为市场调节包括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利用与价值有关的各种经济杠杆的积极作用和利用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等。(20)
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一致。例如，薛暮桥认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市场调节主要依靠客观规律自发调节，但要有必要的行政管理。(21)宋涛主张不能以是否利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来区别二者。实行计划调节也要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而由市场调节的部分也必须利用经济杠杆和行政办法有计划地加以干预。(22)
4.对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应以谁为主”的问题，学者们的观点有所不同。多数认为应以计划调节为主。例如，许涤新主张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结合起来，以前者为主导。(23)蒋学模强调计划调节应占主导，实行市场调节的是那些同国计民生关系较为次要的产品。(24)王珏也认为市场调节实质上就是利用价值规律来辅助计划调节的实现。(25)但刘国光却指出目前应以计划调节为主，而改革的最终方向并不是计划调节为主。他认为，如果所说的“以计划调节为主”指的是指令性计划的直接调节，那么随着指令性计划过渡到指导性计划以后，它在整个经济调节体系中将不再起决定作用。(26)
（三）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讨论
1982年，党的十二大阐述了关于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27)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讨论。
1.对如何理解“以计划经济为主”，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以指令性计划为主。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由国家掌握，对占工农业总产值大部分的生产实行指令性计划，就意味着是计划经济。(28)二是认为以计划管理为主。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采取指令性计划外，多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采取指导性计划，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29)三是认为以计划调节为主。国民经济主要是靠计划调节，以自发势力为特征的市场调节只起辅助作用。(30)
2.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含义及其实现形式”的认识上，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苏星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计划生产为主体，但国家在制订计划时，需要考虑市场供求长时间的变化。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指导下进行。(31)于光远认为，哪些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需要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改变划出的一定的范围也必然要由国家统一计划来进行。(32)钟契夫、吴树青等指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在不同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所有制内部的不同产品之间存在多种结合关系。(33)
3.对于“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市场调节的作用”的讨论。不同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薛暮桥强调应加强市场管理，在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的基础上，调整不合理的价格，对多种小商品放宽物价管理制度。(34)而厉以宁则更强调改革流通体系，他认为必须保证畅通的流通渠道，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系。(35)桂世镛、魏礼群也主张要根据市场需求结构变化来调整生产结构，发挥流通和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同时采取措施打破垄断商品市场，发展一些生产要素市场。(36)
总体上看，经济学界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讨论还是很深入的，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市场的作用，计划与市场必须结合的问题达成了共识。但也要承认，由于实践的限制与传统观念的束缚，绝大多数学者的探讨从广度和深度来说还处在初始阶段。
二、1984-1991年：市场化改革的初步进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大讨论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标志着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也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经济学界的认识。此后，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更加深入地研究改革开放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关于“如何理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问题的讨论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7)这次会议基本上确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经济学界也开始围绕下列问题展开了讨论甚至争论。
1.对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认识，不同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一是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马洪较早地正式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他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的属性和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统一的。(38)二是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例如，王琢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既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还是社会化的商品生产，两者结合必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39)肖灼基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有计划是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40)三是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落脚点。例如，吴振坤指出商品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而计划经济则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41)
2.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一些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因素。例如，于祖尧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适应生产力状况，劳动和所有权的结合是多样的，但除了商品货币之外，其他方式都不能充分体现这种结合。(42)二是认为物质利益的存在是根源。例如，谷书堂、马建堂认为社会主义阶段企业仍然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劳动也还是个人谋生的手段，因而生产的发展要求给予企业和劳动者以适当的物质利益。(43)三是认为实行计划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矛盾是根源。例如，胡培兆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建立在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的基础上，故存在按计划分配社会总劳动的可能性与社会劳动无法直接计算的矛盾，解决办法只有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44)四是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决定因素。例如，何炼成指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只是不同程度的实现了社会劳动力和多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合，故商品经济的存在具有必然性。(45)
3.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上，尽管与会代表几乎一致赞同要立即进行价格改革，但就“价格改革的方式”争论近乎白热化。一种主张价格以调为主。田源等人提出对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进行大步调整的建议；而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主张应以小步快调的方式校正价格体系，逐步趋近均衡价格。当时，反对者认为这种借助影子价格算出来的价格不能真实反映供求变化，不能为实际部门接受。一种主张价格以放为主。张维迎就主张通过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而反对者认为，当时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放开价格很可能欲速不达。还有一种主张搞价格双轨制。华生、何家成认为应该通过客观上已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利用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缩小计划统配的部分、扩大市场调节的部分，最终实现两个价格统一。这一思路得到了当时多数人的认同，认为一方面冲击了传统的计划价格体系，另一方面也开始形成新价格机制。
双轨过渡的想法受到了决策层的重视，此后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特别强调了“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1985年3月，国务院发文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标志着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
4.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问题，各种观点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但有计划经济的本质，而且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商品经济属性。这其中，刘国光和王琢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刘国光认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建立适合于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要求，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46)王琢主张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构建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统一的经济体制模式。(47)
此外，周为民、卢中原还提出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繁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同时达到的目标。我们所要寻求的是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在保证最必要的公平程度前提下，最大限度提高社会经济效率。(48)
这一时期，邓小平也在很多场合点明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例如，1985年，他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49)邓小平的思想深刻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二）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等问题的讨论
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同时，还提出当前深化改革的任务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50)这一时期，经济学界针对如下问题各抒己见。
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标准”的认识上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生产力标准论，认为生产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二是生产关系标准论，认为生产关系是首要的直接的标准。三是生产方式标准论，认为应当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起来，以生产方式为判断标准。四是所有制标准论，认为应当以全民所有制的发展阶段为标准，随着国家所有制向非国家所有制的直接的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也就从初级阶段进入发达或完备阶段。(51)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认识也有三种意见：一是将生产力不发达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经济特征；二是认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基本的经济特征；三是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看作是最基本经济特征。(52)
2.双轨制改革实行后，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评论甚至批评。例如，吴敬琏等认为双轨制等于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导致撞车和混乱，同时还会助长计划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造成腐败蔓延。(53)张卓元则指出双轨制的时间应尽可能缩短。在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总需求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向单轨制过渡。(54)李晓西、宋则也对双轨制的功与过做了评价。他们认为双轨制破旧有功，但不足以立新，双轨过渡不可能把新体制推向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轨制本身很可能从过渡形式蜕变为一种把双重弊病集于一身的畸形体制，成为更难改变的新的改革对象。(55)
3.在“价格改革是不是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问题上，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市场价格改革关键论”。例如，吴敬琏认为企业改革的每一步推进，都必须以市场的健全和发育为条件，特别是要有比较合理的价格体系作保证。新的企业制度不可能产生于被扭曲了的价格结构状态之中。(56)二是“企业所有制改革中心论”。例如，厉以宁认为企业体制改革决定了市场趋向完善和价格趋向合理的进程。面对紧张的市场环境，只能绕开价格改革，加快企业以产权制度转移为中心的所有制内涵的改革。(57)董辅礽也强调必须将改革经济运行机制与所有制的形式和结构相结合。(58)三是“两条主线相结合的思路”。例如，张卓元主张改革的实质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和微观所有制基础的调整。建立与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扩展市场协调的作用是经济运行机制转轨的核心，国有企业制度的根本变革则是调整微观所有制基础的主要内容，二者不可偏废。(59)
4.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思路”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李晓西、王逸舟、樊纲、王振中等人提出了市场化的改革思路。(60)他们认为市场化改革目标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场大变动应是以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为标志，以社会经济生活全部转上市场轨道为基本特征。即在所有的经济领域和环节，大步推进各类市场的发展，大步骤引入包括竞争、风险、供求机制在内的市场机制，让各种市场参数进入市场并运转起来。(61)他们还提出，应当通过市场化来统领搞活企业、健全市场、完善宏观调控的改革，即“一化三改”，用大约12年时间完成改革。(62)
林毅夫、蔡昉等提出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是改革的根本目标。他们认为实行比较优势的战略可后发制人，但这一战略要求各种要素和产品价格都由市场供求决定。此外，他们指出没有一步到位的总体改革方案，唯一可行的是以解决当前紧迫问题为出发点的明确的局部方案。(63)
廖季立强调加强宏观平衡和调控，以控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进行全面配套改革。要注重宏观总量平衡、转变行政机关职能、开展市场竞争、企业独立自主经营四方面的有机结合。(64)
卫兴华、魏杰认为在宏观调节手段选择上，要注重运用所有权约束性调节手段。就国有制企业来说，所有权约束可以通过经营权让渡条件、所有权实现形式、最终主动调节权、普遍监督权调节经济运行。(65)
戴园晨提出了“双层次分工结合论”。即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调节中计划和市场的分工和结合与微观经济活动中价格信号与数量信号并存时两者的分工和结合。(66)
此后，受“政治风波”影响，一些原本对市场化改革存有疑虑和否定的人们，展开了对“市场化改革”的大规模批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开始重提。
（三）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能否结合及如何结合”的讨论
1991年，邓小平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67)此后，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讨论再次活跃起来。
就如何实现两者有机结合的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继续深化改革是根本途径和唯一选择。但具体思路上又各有不同。一是“多形式结合论”，即两者的结合是通过板块与条块、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的多形式、多空间的结合实现的；二是“计划取向结合论”，即两者的结合本质上是计划系统内部一类经济计划与另一类经济计划的相互协调，结合的主导方面和途径是计划体制的自我完善；三是“市场取向结合论”，即实现两者有机结合需建立有计划的市场调节机制，在当前就是要推进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的配套改革；四是“计划调节市场论”，即计划通过调节市场而与市场相结合；五是“体制渗透结合论”，即把两者结合的客观要求贯彻到整个体制中，以体制驾驭并实现结合。(68)
综上所述，经济学界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探讨，取得了很大进展和突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改革开放十年来的主要历程，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在客观、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大胆地探索90年代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战略问题。
三、1992-2001年：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大讨论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改革从破除传统体制为主转入全局性整体推进。党的十五大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怎样结合上进行的理论突破，促使改革进入了全面体制创新的攻坚阶段。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围绕着如何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阶段和路径选择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的探讨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9)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明确表示：“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70)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71)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1.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各有侧重。
薛暮桥认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既然改革的实质是以市场机制取代行政命令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那么社会主义经济也可称为市场经济。(72)
马洪也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东西，二者不可分割。(73)
厉以宁也认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没有区别。但他强调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待实现的体制，即“市场调节经济，政府管理市场”的体制，实际上也就是“小政府、大市场”的新体制。(74)
魏礼群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计划与市场都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力图实现二者优势互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是计划工作健全化和科学化，市场体系完备化和规范化的过程。(75)
刘国光的观点相对更为全面。他认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有区别，前者是讲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行为交换是否具有等价补偿的关系，后者则是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现象形态。强调“市场经济”，就是要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并以市场取代行政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方式，这也正是改革的实质。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表明了改革的目的和内容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76)
于光远则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应该提“现代化”的口号。(77)
2.对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下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薛暮桥突出了三方面的改革：一是加快企业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加快培育社会主义市场关系，发展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三是健全以经济方法为主的宏观计划调控体系，通过国家计划把宏观管好、市场调节把微观搞活。(78)
王梦奎认为需要着重解决好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继续坚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二是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现计划科学化和市场规范化；三是健全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79)
李晓西认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主要内容有：政府干预适度化、社会管理法制化、宏观调控规范化、市场主体多元化、国有私有平等化、经济运行市场化、计划调节间接化、经济特区全国化、对外开放国际化。(80)
辜胜阻认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当务之急要加强企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农村劳动力流动制度、资金商品化制度五大领域的创新。(81)
马洪对此做出的阐述更为系统，他强调了十个转变：所有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混合型所有制转变；经济运营形式由政府为主体向企业、个人为主体转变；企业经营决策风险从由政府和社会承担向由企业和个人承担转变；企业经营战略由依赖型向自我发展型转变；企业同政府的关系由政企不分向无行政隶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由实物的、直接的、一对一的管理向价值的、间接的、行业性的管理转变；国有资产的管理由实物化向价值化、货币化、证券化转变；劳动用工制度由国家包就业向自主择业转变；竞争机制由不同所有制采取不同标准向实行同一竞争规则转变；价格制度由行政性定价向市场定价转变。(82)
3.对于“改革是要采取渐进式还是激进式”的问题上，以下经济学家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
樊纲认为激进式改革的“效率损失”较小，而渐进式改革的“摩擦成本”较低。激进式的本质是在新体制成分未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对旧体制进行改造，而渐进式的本质是在旧体制还“改不动”的时候，首先在旧体制的缝隙中培育起“新体制部分”，为旧体制的改革创造条件。(83)
刘世锦强调渐进式改革主要体现在不同部门间的改革推进程度的差异。在以国营部门为主的旧体制还不能大动的条件下，在其旁边成长起一个以非国有经济为主的新体制，借助新旧体制的“空间并存”和相互作用，改革初始条件逐步变化，由计划经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深入。(84)
林毅夫等阐述了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性和优势。必要性在于：根据预定时间表进行一揽子改革的设计人和执行人都面临信息不足的难题；改革的规则和惯例不仅是要设计，更需要发育和生成。优势包括：一是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二是能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三是可以使每个社会集团都能在短期或长期中获得收益。(85)
（二）关于“改革的阶段和路径选择”的讨论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决定》还从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86)这一时期，经济学家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讨论，并对“改革的阶段和路径选择”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田国强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他提出了经济体制转轨的三阶段论。这三个阶段需采取的步骤是经济主体行为自主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第一阶段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以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后续改革提供物质基础。第二阶段中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会导致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的衰减。第三阶段对国营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民营化。第一阶段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第二阶段大致从十四大算起，第三阶段还未开始，要等到经济成分格局进一步变化并且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后才能实行，估计要5到10年时间。(87)
在“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上，经济学界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一是体制外改革，主要表现为所谓“双轨制”。二是增量改革，在原有的计划经济系统内的改革。三是特许改革（试验推广），改革先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试点，成功后再在更大范围推行。四是补贴改革，为了减少某项改革的实施阻力，政府对部分改革受损者给予相应的补偿。五是计划权利的交易，计划权利是由计划当局赋予的权利。价格双轨制的条件下，就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定价制度的改革，而同时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六是局部改革，这种方式将改革在时空上分解为较小的单位，然后逐步在时间和空间上推广和扩展。(88)
（三）关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89)这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新理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张卓元强调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他认为今后改革应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通过改革、改组、改造，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算是初步建立起来。(90)
刘伟指出推进所有制改革是切实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需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不是国有制为主体，国有制应当掌握国民经济命脉进而主导经济发展，但更多的公有制经济则需通过改革创造有别于传统国有制的新型的公有制实现形式。(91)
江小涓阐述了体制转轨渐进到产权领域的必然性。她认为，随着改革的推进，产权改革和形成竞争性的产权市场成为渐进改革合乎逻辑的内在要求。(92)
刘世锦等认为加入WTO后采取应对战略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他们提出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加快立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与WTO规则和国际惯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入世后的产业调整冲击；加强制度建设，在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93)
四、2002年至今：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讨论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既面对发展战略机遇期，也进入了矛盾凸显期。这一形势下，经济学界对改革的推进与深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理论争鸣做出了结论。
（一）关于“改革的推进与深化”等问题的争论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94)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地区发展失衡等问题。有关改革的话题重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下列问题进行了讨论甚至是激烈争论。
1.关于“市场化进展程度的判断”的讨论。经济学界尽管对市场化进展程度量上的判断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承认市场机制对计划体制地位的根本性替代是普遍的共识。李晓西等提出市场经济五项共性标准，即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和金融参数合理化，并测度出2001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为69%，已经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95)樊纲、王小鲁等计算了全国各地区1999、2000年市场化相对进程总指数。他们认为市场化改革的体制转轨进程是分阶段的，这一进程在一定时期会较为突出地体现在某些方面的进展上，市场化进程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96)但也有学者认为，对当前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需要克服三个误区：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宜粗不宜细、宜低不宜高、宜宽不宜窄。(97)
2.在“改革的推进与深化”问题的争论中，一些学者针对当前改革出现的问题，提出要进行反思；有的学者认为反思改革是对改革的干扰，是反对改革；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反思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推动和深化改革的需要，反思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98)
刘国光指出改革方向在许多重要方面受到干扰，如在所有制问题上，公有制为主体受到干扰；在分配问题上，社会公平问题受到干扰等。这种对改革的正确方向及社会主义方向的干扰，是客观存在的，对此要进行反思，提出改进建议，不能动不动就说是反对改革。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绝不是简单的“市场化改革”。(99)
高尚全则认为目前是改革攻坚的关键期，对改革问题进行争论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发展、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100)他主张要积极排除干扰，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出现的问题，尤其要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101)
吴敬琏强调问题只是枝节性的和一些跟改革大方向相背离的逆流。(102)改革既使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也存在不少缺陷。但一些同志利用大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对某些问题的正当质疑，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103)
胡鞍钢认为当前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要讨论需要哪一种改革。选择改革的路径和方案，不仅要考虑到提高经济利益，还要考虑到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我们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需要广泛参与、基于规则、透明和分享式的改革。(104)
3.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争论，经济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效率优先论。该观点认为“效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和实现分配公平的前提。例如，王珏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效率优先应该是必须强调的。(105)蒋学模也认为“效率优先”始终是社会发展占第一位的因素，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应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实现。(106)二是效率与公平并重论。该观点认为二者是优势互补的关系。例如，刘国光多次提出应向公平倾斜。他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段时期。“效率优先”不是不可以讲，而是不要放在收入分配领域，收入分配领域应更注重公平。(107)三是公平优先论。该观点认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不能只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当前要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应把“公平分配”放在优先地位。(108)
4.对于“处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关系”问题，经济学界长期存在着分歧。有的学者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有的学者强调初次分配以公平为重；有的学者提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都要注重公平；还有学者提出应在两次分配过程中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109)
（二）党的十七大为改革争论定调
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此外，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领域还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10)
由此可见，党的十七大针对经济学界前一时期在“改革的推进与深化”等问题上的争鸣，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通过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对缓解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分配，使民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将起到促进作用。相信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经济学界会从客观、真实的立场总结经验和教训，更加科学、大胆地探索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②柳随年：《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经济研究》1980年第1期。
③实际上，顾准在1957年《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中就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可供选择的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的观点。吴敬琏评价说“顾准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④孙冶方：《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经济研究》1978年第9期。
⑤何建章、邝日安、张卓元：《社会主义经济中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⑥吴敬琏、周叔莲、汪海波：《利润范畴和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经济研究》1978年第9期。
⑦马洪：《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扩大企业自主权》，《经济结构与经济管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页。
⑧蒋一苇：《“企业本位论”刍议——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的性质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经济管理》1979年第6期。
⑨董辅礽：《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⑩刘诗白：《试论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完善》，《经济研究》1979年第2期。
(11)于祖尧：《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研究资料》1979年第50期。
(12)卓炯：《破除产品经济 发展商品经济》，《学术研究》1979年第4期。
(13)刘国光、赵人伟：《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1页。
(16)孙尚清、陈吉元、张耳：《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
(17)许涤新：《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世界经济增刊》1981年第4期。
(18)骆耕漠：《关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内涵》，《籁江经济》1981年第11期。
(19)《新华文摘》编辑部：《经济学论点选编（1978年底—1987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0)顾松年、钟永一：《试论运用市场和市场调节》，《江海学刊》1983年第2期。
(21)薛暮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探讨》，《经济研究》1980年第6期。
(22)宋涛：《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2年第4期。
(23)许涤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问题》，《财贸经济》1982年第2期。
(24)蒋学模：《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
(25)王珏：《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财贸经济》1982年第5期。
(26)刘国光：《略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0年第10期。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28)邓力群：《正确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周报》1982年2月22日。
(29)薛暮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红旗》1982年第8期。
(30)孙冶方：《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座谈会上的发言》，《财贸经济》1982年第4期。
(31)苏星：《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研究》1982年第8期。
(32)于光远：《学习十二大关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论述》，《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33)钟契夫、吴树青、刘成瑞、胡乃武等：《计划体制改革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宏观经济研究》1984年第16期。
(34)薛暮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3年第1期。
(35)厉以宁：《计划体制改革中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问题的探讨》，《经济研究》1984年第2期。
(36)桂世镛、魏礼群：《重视运用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财贸经济》1985年第2期。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4页。
(38)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经济研究》1984年第12期。
(39)王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光明日报》1984年12月9日。
(40)肖灼基：《当前商品经济需要着重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41)吴振坤：《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光明日报》1984年12月23日。
(42)于祖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经济研究》1984年第11期。
(43)谷书堂、马建堂：《新型计划体制的目标模式及其理论依据》，《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44)胡培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元论》，《光明日报》1985年3月3日。
(45)何炼成：《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46)刘国光：《彻底破除自然经济论影响，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模式》，《经济研究》1985年第8期。
(47)王琢：《中国经济体制模式论纲》，《经济研究》1985年第11期。
(48)周为民、卢中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
(4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51)杨文松等：《我国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特征的部分观点》，《财经科学》1987年第6期。
(52)李晓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综述》，《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53)吴敬琏、周小川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54)张卓元：《改革时期控制物价总水平研究》，《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第6期。
(55)李晓西、宋则：《从双轨制到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总思路的调整》，《财贸经济》1987年第12期。
(56)吴敬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局势与选择》，《管理世界》1988年第4期。
(57)厉以宁：《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财贸经济》1988年第7期。
(58)董辅礽：《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和所有制的改革》，《经济研究》1988年第7期。
(59)张卓元、边勇壮：《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
(60)其实，这一时期不少人提到过“市场化”，但重点是讲某一领域，而不是作为改革的总思路。如刘建政在《论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改革》（《当代经济科学》1984年第4期）中提到“流通市场化”；石上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和阶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2期）中提到物资部门“逐步走向市场化”；郑炎潮在《中国新旧经济体制交替的根本出路——企业股份化与金融市场化》（《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1期）中提到“金融市场化”等。
(61)李晓西、王逸舟、樊纲、忠东、王振中、宋则：《市场化改革——深化改革战略选择》，《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11月30日。
(62)李晓西、忠东、黄小祥等：《深化改革的战略选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7期。
(63)林毅夫、蔡昉、沈明高：《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抉择》，《经济研究》1989年第3期。
(64)廖季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
(65)卫兴华、魏杰：《宏观调节手段的选择》，《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
(66)戴园晨：《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方式和结合中的摩擦》，《商业经济与管理》1990年第5期。
(6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68)《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思考研讨会”纪要》，《经济研究》1991年第11期。
(6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70)《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72)薛暮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73)马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经济研究》1992年第11期。
(74)厉以宁：《市场调节经济 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研究》1992年第11期。
(75)魏礼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加快计划工作改革》，《宏观经济管理》1992年第12期。
(76)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77)于光远：《要的是现代的市场经济》，《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78)薛暮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79)王梦奎：《中国经济的回顾与展望》，《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
(80)李晓西：《我国转向市场经济的战略、内容及其他》，载《我的市场经济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1)辜胜阻：《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理论月刊》1995年第4期。
(82)马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经济研究》1992年第11期。
(83)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84)刘世锦：《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中的公共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3年第10期。
(85)林毅夫、蔡昉、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8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521页。
(87)田国强：《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中国经济改革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
(88)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5页。
(90)张卓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回顾与展望》，《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
(91)刘伟：《经济“软着陆”与非国有经济》，《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92)江小涓：《体制转轨与产业发展：相关性、合意性以及对转轨理论的意义》，《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93)刘世锦等：《政府职能转变的近期重点与远景展望》，《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0期。
(9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
(95)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版。
(96)樊纲、王小鲁、张立文、朱恒鹏：《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9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测定不要陷入误区》，《价格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5期。
(98)卫兴华、孙咏梅：《2006年理论经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3期。
(99)刘国光：《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略论“市场化改革”》，《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
(100)高尚全：《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思考》，《社会科学报》2006年4月6日。
(101)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新华文摘》2005年第24期。
(102)吴敬琏：《现代中国的阵痛》，《改革内参》2005年第1、2期合刊。
(103)吴敬琏：《对改革的争论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当代经济》2006年第7期。
(104)胡鞍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观》，《改革内参》2005年第4期。
(105)王珏：《更加注重公平与强调效率优先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光明日报》2006年8月21日。
(106)蒋学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否需要修改》，《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
(107)刘国光：《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1期。
(108)卫兴华、孙咏梅：《2005年理论经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4期。
(109)卫兴华、孙咏梅：《2007年理论经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3期。
(11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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