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敏[1]2007年在《基于GARCH模型的CVaR金融风险测度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和世界金融管制的放松,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场迅猛发展,它在为参与者提供避险工具的同时,也成为金融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的根源,增大了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成为国内外金融实务界、理论界和监管机构共同关注的焦点。风险测度是风险管理中首要而核心的部分,在金融自由化的国际背景下研究风险测度对于风险的有效管理、我国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乃至我国金融体系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全文共分5章来研究。第一章系统分析了国内外理论界对金融风险测度研究的现状,完整把握了金融风险测度方法研究的国内外前沿动态,为深入研究本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首先对金融风险进行了分类研究,结合数据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金融风险管理不能满足金融市场稳健、高速发展的现状。然后通过比较分析五种金融风险度量方法,从总体上剖析了风险测量方法的发展过程;第叁章通过VaR和CVaR的对比分析,对CVaR方法的参数选择和计算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了CVaR风险测量方法的优点,构建了基于正态分布、t分布和GED分布的GARCH族模型计算VaR和CVaR的方法;第四章通过使用GARCH模型和EGARCH模型求得沪铜期货收益率的波动率,然后计算出基于叁种分布的VaR和CVaR值,实证研究了不同分布假设下的VaR和CVaR在风险测度上的优劣,构建了度量沪铜期货市场风险的最优化模型——CVaR-EGARCH-GED模型;第五章对CVaR方法进一步研究的思路进行了探讨,从我国金融市场目前的发展状况出发,阐述了在我国发展风险管理的困难和瓶颈,认为我国应加快风险管理建设,并对我国如何推广、应用VaR和CVaR风险测度方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尝试将基于一般分布和GARCH族模型下的CVaR模型应用到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测度中去,并辅以定性分析,对我国金融市场风险进行度量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市场易受到意外消息的影响,表现出波动性比较大的市场特征,这对我国的金融市场建立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赵燕燕[2]2007年在《鸢尾属几种植物的抗旱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鸢尾属(Iris)植物种类繁多,是园林中重要的绿化美化材料,应用范围广,应用潜力大。由于环境变化和我国季风性气候的特点等原因,在许多地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干旱情况,影响了鸢尾属植物的分布和应用,因此研究鸢尾属植物的抗旱性,对其合理的园林配置及育种等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研究了鸢尾属5种植物鸢尾(I.tectorum)、马蔺(I.lactea var.chinensis)、黄菖蒲(I.pseudacorus)、花菖蒲(I.ensata var. hortense)和溪荪(I.sangui)在人工干旱胁迫下的生理生化特征(包括体内水分、叶绿素、酶活性、渗透调节物质等)的变化。结果表明:1.对干旱胁迫下水分和叶绿素的研究。5种植物相对含水量都呈现下降的趋势。鸢尾的相对含水量较高,下降幅度较小;溪荪的相对含水量较低。组织含水量均呈现下降的趋势;自由水和束缚水之间有相互转化现象。叶绿素的变化不完全相同,鸢尾呈下降趋势,马蔺、黄菖蒲、花菖蒲、溪荪则呈上升趋势。2.对干旱胁迫下膜系统和酶活性的研究。5种植物的膜相对透性呈现增加的趋势。其中鸢尾的膜相对透性增加幅度较小,而花菖蒲上升幅度最大;MDA的含量,鸢尾表现为先上升再下降,而其余4种则表现为上升的趋势。SOD活性在干旱胁迫下先上升再下降;马蔺和鸢尾的SOD活性较高,黄菖蒲、花菖蒲和溪荪的SOD活性相对较低。3.对干旱胁迫下渗透调节物质的研究。5种植物的可溶性蛋白含量变化不完全相同。鸢尾、马蔺和黄菖蒲的可溶性蛋白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而花菖蒲和溪荪的可溶性蛋白含量则变化不明显。游离脯氨酸含量呈现增加的趋势,溪荪增加幅度最大,最早达到峰值;鸢尾的变化幅度最小,马蔺、黄菖蒲和花菖蒲的脯氨酸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4.抗旱性综合评价。将所测的11个生理生化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结合隶属函数法进行抗旱性综合评价。抗旱能力由强到弱的顺序是:鸢尾>马蔺>黄菖蒲>花菖蒲>溪荪。5.对11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可以把鸢尾属5种植物分成3类,鸢尾、马蔺属于抗旱性较强的一类;黄菖蒲、花菖蒲属于抗旱性中等的一类;溪荪属于抗旱性弱的一类。根据D值与11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确定相对含水量、组织含水量、相对电导率,叶绿素含量,MDA含量和脯氨酸含量可作为今后研究鸢尾属植物抗旱性的参考指标。
曹建美[3]2007年在《VaR方法在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度量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说明VaR风险价值方法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风险管理工具，相比于传统的金融风险管理模型，它简单易操作，应用范围广，具有更高的实用价值。目前，国内外对VaR展开广泛的研究，计算VaR的方法层出不穷。然而，由不同方法计算出的VaR值往往相差较大。因此，寻找与中国股票市场特点相适应的风险度量方法是很必要的。本文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力图寻找与中国股票市场特点相适应的风险度量方法。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首先提出本文研究的必要性及研究意义；再概要地给出国内外VaR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及当前最新发展水平；最后综述本文的主要内容，结构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介绍度量金融市场风险的VaR方法。详述了几种常用的GARCH模型在VaR计算中的应用，包括GARCH、EGARCH、PARCH及相应的GARCH-M、EGARCH-M、PARCH-M等模型，最后给出VaR计算结果的检验标准。第叁部分为实证分析部分。应用上述六种典型模型，分析了在不同置信水平及不同分布假设下模型的适用性。其中，还针对每种模型采用了服从正态分布、t分布以及广义误差分布(GED分布)的假设，共计十八种方法，而置信水平分别假定为95％和99％。本文应用这些模型对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成份指数的风险度量进行了实证研究。文中所用的检验方法是损失函数检验法。第四部分为结论部分。总结了整篇文章的研究结论，提出本篇论文的不足之处，并对今后可能继续发展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最终研究结果表明：t分布下的VaR值大大高估了风险，不适用于我国股票市场；广义误差分布比正态分布更准确地度量了市场风险；广义误差分布下的PARCH(1，1)模型计算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分指数VaR值效果最好，因而PARCH(1，1)-GED模型是比较适用于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度量的模型。
李同建[4]2016年在《禺毛茛多倍体复合体杂交带和网状进化研究》文中指出多倍化是影响植物进化最普遍和最具特色的细胞遗传学过程,多倍化与杂交同时发生会对植物进化产生更大的影响,杂交能够形成新的遗传组合,而多倍化可以通过减少遗传分离和消除杂种不育稳定新的遗传组合,杂交和多倍化最终导致杂种物种形成、物种覆没和杂交带等进化结果,因此多倍化和杂交也是植物进化生物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现已证明在基因流存在下,歧化选择(Disruption selection)可以造成选型交配(Assortative mating),从而产生生殖隔离导致同域物种形成。然而,在物种形成过程中的基因流动态变化如何,基因流对适应性进化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依然存在较多争论。自然界中存在的天然杂交带为探讨种间基因流动态、物种完整性维持(Species cohesive)和杂合子适应性进化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室。位于杂交带同域分布的近缘物种为研究同域物种形成和遗传分歧机制提供了关键性模型,因此研究杂交带基因流造成的重组和适应性基因渐渗,可以进一步阐明物种形成的过程,丰富杂种物种形成理论。禺毛茛多倍体复合体及其近缘种主要包含茴茴蒜Ranunculus chinensis(2x)、棱喙毛茛R.trigonus(2x)、卷喙毛茛R.silerifolius var.silerifolius(2x)、长花毛茛R.silerifolius var.dolichanthus(2x)、禺毛茛R.cantoniensis(4x)、铺散毛茛R.diffusus(4x)、褐鞘毛茛R.vaginatus(5x)和扬子毛茛R.sieboldii(6x,8x)八个类群,广布于热带亚热带亚洲地区,该复合体各类群间仍存在较多的同域分布区,其仍处于多倍体复合体发展的初期阶段,野外调查及核型分析发现同域分布区可能存在较多杂交个体,如在云南普洱地区发现4个二倍体类群混生的区域。禺毛茛多倍体复合体各类群生长周期短,约6-7个月,而且呈现出完整的从低倍性到高倍性进化的过程,是研究杂交和多倍化的理想材料。本研究将禺毛茛多倍体复合体作为研究杂交和多倍化的模式材料,利用多种分子标记、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和转录组方法,阐明该多倍体复合体的网状进化关系,并检测混生居群是否有杂交存在,通过分析其杂交带的基因流和遗传结构,探讨杂交带的杂交模式和进化结果,利用转录组测序获得大量基因数据,并尝试利用转录组数据进行系统发育分析,检测种间是否有基因渐渗存在以及适应性进化基因是否能够通过基因流在不同种内散播等问题。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禺毛茛多倍体网状进化关系。利用核糖体转录间隔区its和fish,对禺毛茛多倍体复合体及其近缘种10个类群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基于its系统发育网络显示水城毛茛和匍枝毛茛有各自独特的基因型,与禺毛茛多倍体复合体其他类群亲缘关系较远,其它8个类群亲缘关系十分密切,8个类群中有6个含有r.chinensis的its基因型,因此我们认为,禺毛茛多倍体复合体及近缘类群主要包含着以上8个类群,而r.chinensis可能在该复合体中起到枢纽基因组(pivotalgenome)的作用,其它类群通过与r.chinensis杂交将整个复合体绑定在一起。另外fish和its系统发育网络都显示r.vaginatus(5x)可能是由r.diffusus(4x)和r.sieboldii(6x)杂交而来,根据以上结果我们绘制了该复合体的网状进化关系图。2.多物种杂交带的发现及其杂交模式。我们利用its和2个叶绿体基因片段对云南普洱的多物种混生区进行了研究,发现its的pcr产物直接测序结果中存在大量的杂合位点,遂克隆以上序列并测序,进行系统发育网络分析。网络分析显示来自多物种混生区的少数个体包含不同类型的its,而且叶绿体和its数据存在显着的冲突,并且以上个体的花粉可育性也显着降低,证明该区域存在大量的杂交现象。同时发现r.trigonus和r.silerifoliusvar.dolichanthus的生殖隔离相对较弱,导致较高的杂交率,并且基因流的方向很可能是不对称的。四个二倍体类群可以相互杂交,共形成了7种不同的杂种基因型,其中包括杂种f1、回交类型和一个叁个亲本杂交形成的杂种,证明了该区域是四个二倍体类群同域共存的杂交带,可以形成异常丰富的杂种池,增加该地区的基因型多样性。3.微卫星引物开发。本研究利用磁珠富集法进行了6次富集,共获得174个可设计引物的微卫星位点。利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筛选出13对扩增稳定性好的多态引物,并利用4个二倍体类群对以上引物分别进行了引物通用性检测,证明了其在4个二倍体类群中有较好的通用性。本次研究也发现多数引物显着偏离哈迪温伯格平衡,可能因为禺毛茛多倍体复合体主要以自交为主。4.杂交带的遗传结构。本研究利用开发的微卫星引物对杂交带和非杂交带居群进行遗传结构分析,结果发现杂交在整个重迭分布区都非常普遍,无论是杂交带采集的居群还是非杂交带采集的参考居群都检测到了杂合个体,因此推测多倍体复合体的同域分布区存在广泛的基因流,使得适应性基因在同域分布区能够跨越物种的界限散播,导致一种集体进化(Collective evolution)的现象。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杂交带内的基因流是不对称的,主要以R.trigonus作为母本,甚至出现了基因渐渗的极端现象——叶绿体捕获。5.杂交带二倍体类群的比较转录组研究。采集了杂交带的4个个体进行转录组测序,经过组装、基因注释后发现毛茛转录组与葡萄基因组相似程度最高。本研究利用最近发表的直系同源基因推导方法,获得4个类群共有的直系同源基因1687条,并尝试利用以上直系同源基因构建系统树。为了检测杂交带内种间是否存在基因渐渗,本研究检测R.trigonus、R.chinensis和R.silerifolius var.dolichanthus的Patterson’s D-statistic值,进一步证实了R.trigonus-R.chinensis和R.trigonus–R.silerifolius var.dolichanthus间存在明显的基因渐渗。为了检测不同类群间的正向选择基因,本文计算了每条直系同源基因的Ka/Ks值,并利用Blast2go对筛选出的正向选择基因进行注释,发现以上基因主要为结合功能,参与代谢和细胞代谢过程,进一步分析表明有些基因直接与抗逆和生殖隔离形成相关,因此推测这些基因与适应性进化直接相关,对以上基因进行两两比对发现有些基因在R.trigonusR.chinensis和R.trigonus–R.silerifolius var.dolichanthus间完全一致,因此认为种间基因渐渗导致这些适应性基因的散播。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FISH和分子标记初步解析了禺毛茛多倍体复合体的网状进化关系,开发了适用于禺毛茛多倍体复合体的微卫星标记;发现了一个多物种杂交带,并证明了杂交带内基因流的不对称性和杂种基因型的多样性;利用转录组测序获得了该复合体大量的基因数据,为后期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尝试利用新的直系同源基因推导方法获得直系同源基因,并证明基于转录组的系统发育有更高的分辨率,通过分析直系同源基因的SNP变异确定多物种杂交带内不同物种间的基因渐渗情况,提出适应性基因在杂交带内可以突破物种的界限散播到其他物种内。以上研究表明低倍性类群间的相互杂交和适应性基因渐渗在多倍体复合体中非常普遍,由此使多倍体复合体各类群间产生集体进化的现象,该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杂种物种形成理论。
刘俊霞[5]2016年在《五味子藤茎化学成分及其杀虫活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五味子科Schisandraceae隶属于双子叶植物门木兰亚纲Magnoliidae八角目Illiciales,包括两个属:南五味子属Kadsura Kaempf.ex Juss.和五味子属Schisandra Michx.。该科植物为木质藤本,间断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和北美东南部。我国是世界上五味子科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两属均产,主要分布于中南部和西南部。对五味子(Schisandra chinensis)藤茎的90%乙醇提取物进行了研究,采用系统溶剂提取法、溶剂分步萃取法、硅胶柱色谱、聚酰胺柱色谱、制备薄层色谱、C18柱色谱、Sephadex LH-20柱色谱,半制备色谱、高效液相色谱,以及重结晶等分离纯化手段,得到了37个化合物,综合运用现代波谱学技术鉴定了35个化合物,其中包括4个叁萜类化合物:24-Methylenecycloart-3-one(24-甲叉基环阿尔廷-3-酮)(1)、Schizandronic acid(2)、Kadsuric acid(南五味子酸)(3),Oleanolic acid(齐墩果酸)(4);15个木脂素类:Gomisin A(5)、Gomisin M1(6)、Gomisin M2(7)、Gomisin D(8)、Schisantherin B(9)、Schisanhenol(10)、Gomisin J(11)、Gomisin N(12)、Gomisin G(13)、Schisandrin B(五味子乙素)(14)、Schisandrin C(五味子丙素)(15)、Deoxyschisandrin(五味子甲素)(16)、Gomisin C(五味子酯甲)(17)、Gomisin K3(18)、Schizandrin(五味子醇甲)(19);9个黄酮类化合物:槲皮素(20)、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21)、槲皮素-3-O-β-D-吡喃木糖苷(22)、槲皮素-3-O-芸香糖苷(23)、芹菜素(24)、芹菜素-7-O-β-D-葡萄糖苷(25)、异鼠李素-3-O-β-D-吡喃葡萄糖苷(26)、染料木素-7-O-β-D-葡萄糖苷(27)、儿茶素-7-O-β-D-葡萄糖苷(28);3个有机酚酸化合物:绿原酸(29)、阿魏酸(30)、咖啡酸(31);4个其他类化合物:β-谷甾醇(32)、胡萝卜苷(33)、正二十四烷酸(34)、正二十八烷酸(35);其中22、26、27、28首次从五味子藤茎中分离得到。研究系统测定五味子油、果实和藤茎提取物的不同萃取物对桃蚜和小菜蛾的毒杀活性和趋避效果。结果表明,所有的提取物和萃取物在在2000 mg/L对小菜蛾都有杀虫活性和趋避效果,其中五味子油正丁醇萃取物(OB)、五味子果实正丁醇萃取物(FBU)、五味子果实水层萃取物(FW)、五味子藤茎乙酸乙酯部位萃取物(SET),五味子藤茎正丁醇部位萃取物(SBU)杀虫活性达80%以上;趋避效果达80%以上的初提取物为:五味子油正丁醇萃取物(OB)、五味子果实提取物(F)、五味子藤茎石油醚萃取物(SPE)、五味子藤茎乙酸乙酯部位萃取物(SET)和五味子藤茎水层萃取物(SW)。所有的提取物和萃取物在在2000 mg/L对桃蚜杀虫活性较差,只有五味子果实石油醚萃取物(SPE)杀虫效果达到时60%以上。所有的提取物和萃取物对桃蚜都有驱避效果,达到时60%以上的初提取物为:五味子油乳化层(OL)、五味子果实水层萃取物(FW)和五味子藤茎正丁醇萃取物(SBU),其余初提取物的杀虫效果和驱避效果较差。Schisandrol A(五味子醇甲)处理桃蚜48小时杀虫效果达到了80.5%,Schisantherin B、Gomisin J、(+)-anwulignan、Schisantherin和Schisandrol A驱避效果达80%以上。处理小菜蛾72小时,Schisandrin B(五味子乙素)的杀虫效果为100%;所有的单体化合的驱避效果较差。后续试验中测定了Schisandrin B对小菜蛾的LC50值为586.22 mg/L,显着低于毒死蜱的杀虫效果211.16mg/L。schisandrol A对桃蚜的LC50值为295.62 mg/L,显着低于植物源农药藜芦碱35.29 mg/L的杀虫效果。表明只有在浓度较高时,其杀虫效果较好,与其他植物源农药相比,毒杀效果总体不高。选用了八种吸附材料,硅藻土、凹凸棒土、钙质膨润土、高岭土、氧化镁(轻烧化氧镁)、活性白土、活性炭和活性氧化铝(r-Al2O3),根据脱色率和对五味子中的总木脂素及总叁萜的保留率进行比较,凹凸棒土对五味子果实脱色效果较好,而活性炭对五味子藤茎具有较好的脱色效果,并且对木脂素和总叁萜都有较高保留率。本文还选取了离子交换树脂D296R、D152、D280、122、001×16和D941对五味子果实提取液进行脱色处理,根据树脂对色素吸附率和对五味子醇甲的保留率的进行比较,选择D941型弱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陈敏[6]2007年在《VaR模型在我国人民币汇率风险度量中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伴随着外汇市场一系列配套措施的逐步出台，人民币汇率波动日渐市场化，我国涉外贸易投资主体、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等各大经济主体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日益凸现。在此背景下，加强人民币汇率风险管理已成为摆在各大经济主体面前的重大课题，而其核心和前提是实现对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有效度量。目前国际流行的风险测量工具是VaR(Value at Risk)，国外对VaR的研究比较成熟，VaR已发展成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各类组织风险度量的标准方法，而国内各大机构对VaR的应用与国际相比则存在着很大差距。为提高基于VaR的汇率风险度量水平，本文首先从VaR模型的假设前提入手，对人民币对数汇率收益率序列分别进行随机性检验、正态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综合验证了使用VaR模型度量人民币汇率风险具有适用性。然后，本文分别采用非参数法(包括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和参数法(包括具有不同分布的方差-协方差法和GARCH族模型)两大类VaR方法对人民币汇率风险进行了实证度量，通过准确性检验发现，GARCH-t模型是度量目前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最佳方法，从而进一步证实我国人民币汇率波动具有时变性和非正态性。最后，本文在实证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总结，并从管理理念、人员配备、方法选择和结果应用四个方面对如何建立以VaR为风险度量标准的汇率风险度量体系提出政策建议。
林舒[7]2007年在《Var风险模型在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与放松管制、金融创新等因素的影响,全球金融环境和金融市场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和系统风险已大大加剧,风险管理技术已日益成为金融管理、金融工程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作为风险度量和管理的新方法,VaR自诞生以来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在国外已成为度量市场风险的主流方法。我国股票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许多不成熟不规范的地方,使得我国股票市场经常大起大落,市场波动性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股票市场,因此加强风险管理势在必行。并且随着中国金融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各金融机构根据国际惯例建立以VaR为风险衡量标准的风险管理体系将成为必然,研究和发展VaR计算模型并且比较各自特点就成了风险度量技术的当务之急。本文首先介绍了VaR方法的产生背景,计算VaR的各种模型以及在市场风险度量中的应用。由于用VaR作为市场风险度量的内部模型方法,其假设前提和参数设置可以有多种选择,在进行内部风险管理时,金融机构通常都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风险管理目标和业务复杂程度自行设定,并无统一标准。接着在理论基础上对中国股市的上证指数进行实证研究,旨在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对比各类VaR模型以及不同分布假设下预测结果的优劣,寻找各模型最适用的场合,从而对VaR在实际市场风险度量中的运用产生一定指导作用。此外,还将VaR技术应用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讨论如何通过VaR技术实现组合最优化时的头寸设置、投资组合的风险度量并对基金监管的实际应用情况予以总结。
周通[8]2008年在《基于VaR理论的保险投资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保险公司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而资本市场也日益成为保险业重要的利润来源之一。目前,我国保险资金已获准进入证券市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不动产,投资的多元化使保险业面临的投资风险急剧增加。但是相对于国外,国内对保险投资风险研究又非常缺乏。VaR(风险价值法)是目前金融市场风险测量的主流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投资组合、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分析中。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国际上流行的VaR模型的基本原理、计算步骤进行详细介绍,并对我国保险投资风险进行实证分析,说明如何通过VaR方法对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进行投资风险管理,并希望可以促进其在我国保险投资风险管理的推广应用。第一章: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主要架构和主要研究内容。第二章:保险投资的理论综述。介绍保险投资基本概念,说明保险投资的客观必然性;分析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沿革,评述我国保险投资的现状。第叁章:对VaR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主要包括VaR的计算方法、VaR的后验测试、以及用于分析投资组合风险的叁种VaR工具等内容。第四章:对保险公司投资风险利用VaR进行定量分析。第五章:并通过资产组合的增量VaR计算,实证分析了VaR的衍生品——增量VaR在资产组合领域的运用,以及VaR在保险公司风险投资管理中的应用。第六章:总结与展望。对全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李平[9]2007年在《我国金融市场风险价值（VaR）与CVaR的理论研究及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VaR(Value at Risk)风险价值方法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风险度量和控制的模型，它简单易操作，应用范围广，相比于传统的金融风险管理模型，具有更高的实用价值。期望短缺(Expected Shortfall，简称CVaR)是损失超过VaR的条件均值，也称条件受险价值(CVaR)或尾部VaR，它反映了损失超出VaR的平均水平，是目前市场风险估值的新型工具。近年来VaR和CVaR(Expected Shortfall)已经成为金融界普遍接受并逐渐广泛应用的风险测度方法。VaR可以定义为：一定的概率水平下，证券组合在未来特定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可能损失。VaR的优点在于将不同的市场因子、不同市场的风险集成为一个数，较准确度量由不同风险来源及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潜在损失，适应了金融市场发展的动态性、复杂性和整合性的趋势，但VaR本身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没有考虑到尾部风险，即损失超过VaR值的风险；其次，它不是一致的风险度量工具。Artzner(1997)提出了ES(Expected Shortfall)的概念，CVaR度量损失超过VaR的损失期望值，它是一致的风险度量工具。本文给出了一种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VaR和CVaR模型精确性评价方法。采用S-PLUS计算得出了基于GPD分布、正态分布和GARCH模型分布的损失序列的VaR和CVaR的估计值。本文应用这些模型对上证180指数和深圳成份指数的日收益率序列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研究结果表明，股指收益率序列的分布形态假设、样本数据量以及选取的置信度都对VaR模型的精确程度有很大的影响，且CVaR的效果较VaR好。同时，本文还对VaR和CVaR投资组合中的VaR和CVaR理论进行了介绍。
杨远贵, 张霁, 张金渝, 王元忠[10]2016年在《重楼属植物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文中指出重楼属Paris隶属于百合科(Liliaceae),全世界共有24个种,我国有19个种,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其主要化学成分有甾体皂苷类、黄酮类、叁萜类、脂肪酸类等,具有抗肿瘤、抗菌、止血、驱虫等药理作用。总结了重楼属植物系统分类、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现状,以期为该属植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基于GARCH模型的CVaR金融风险测度研究[D]. 周小敏. 湖南大学. 2007
[2]. 鸢尾属几种植物的抗旱性研究[D]. 赵燕燕. 南京林业大学. 2007
[3]. VaR方法在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度量中的应用[D]. 曹建美.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4]. 禺毛茛多倍体复合体杂交带和网状进化研究[D]. 李同建. 西南大学. 2016
[5]. 五味子藤茎化学成分及其杀虫活性研究[D]. 刘俊霞.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6
[6]. VaR模型在我国人民币汇率风险度量中的实证研究[D]. 陈敏. 青岛大学. 2007
[7]. Var风险模型在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D]. 林舒. 厦门大学. 2007
[8]. 基于VaR理论的保险投资风险研究[D]. 周通. 中南大学. 2008
[9]. 我国金融市场风险价值（VaR）与CVaR的理论研究及应用[D]. 李平. 暨南大学. 2007
[10]. 重楼属植物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J]. 杨远贵, 张霁, 张金渝, 王元忠. 中草药.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