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精英的生活状况及其报国途径——以迁滇文化精英为分析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精英论文,中国文化论文,途径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6-0100-07
文化精英是一个民族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代表着本民族文化前进方向的先进群体。作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直接传承者，他们对祖国的民族文化有着最深厚的情感；同时，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知识和学术专长，因而被视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中坚。面对异族入侵、身处国破家亡之际，文化精英们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感表现得尤为悲壮和强烈。近代时期，中国文化精英主要集中在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全面抗战爆发后，北方和东南沿海相继沦陷，文化精英们为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的科技能够与时俱进，纷纷南迁。地处西南边地的云南成为当时内地文化教育机构迁移的重要地区：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于1938年辗转来到昆明，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北平中法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迁到昆明续办；中山大学迁至澄江；中正医学院迁到昆阳；华中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迁至大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迁到禄丰。唐山工学院、中山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也先后迁往云南短暂续办①。由于大量文化教育机构的迁入，从而使云南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精英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抗战时期迁滇的文化精英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或中止在国外的学业，回国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或奔走呼号，发动民众；或薪火相传，启迪学子；或潜心钻研，徜徉在科学探索的海洋之中，为科学救国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正是他们的种种努力，为抗战胜利及后来新中国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迁滇教授、学生的生活状况及其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国文化精英阶层的精神状态和为民族复兴所做出的努力。
一、抗战时期云南地区文化精英的物质生活状况
抗日战争初期的云南，生活条件相对内地及沦陷区稍好一些，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加上连年战乱，民众生活仍然较为贫困。由于来自北方和东南沿海沦陷区的流亡人员大批涌入，原本人烟稀少的云南霎时变得异常拥挤。地狭人多的环境，使迁滇文化精英们的生活质量较之战前迅速下降，短短几年由小康降为赤贫。以当时昆明地区的生活状况为例，据调查，民国28～29年昆明的贫户年均收入708元，年均支出698.57元；普通户年均收入1500元以上，年均支出1471.85元②，收支相抵还略有盈余。迁滇文化精英的收入在昆明至少可以达到普通户的水平，即在抗战初期他们的日常生活还可以维持。随着战事的演变，昆明成为后方交通枢纽和战略通道，大量流亡人口随之涌入：“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③ 物资供应日益减少，物价开始飞涨：“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几个月后一担米真的涨到七十元。”④ 米价在几个月内上涨了十几倍，其余一些日用品亦因进口通道受阻，价格随之成倍增长，而人们的收入却没有增加，云南本地居民尚须精打细算过日子，迁滇文化精英则几乎都过着颠沛流离、衣食不敷的生活。
(一)居无定所的居住状况
抗日战争期间，迁滇文化精英多为各个领域的学术骨干，战前基本供职于大学校园或科研机构，生活安稳、平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乱了他们原本安定舒适的生活。他们千里长徙、举家搬迁，到昆明后或由于校舍不足，或因为日机频繁轰炸，或为了省钱，不得不经常迁居，从城中搬到城郊，再从城郊迁入农村，苦不堪言。这种情况可以朱自清、周培源、钱穆等知名学者的经历来加以说明。
以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朱自清为例，朱自清1927年初入住清华园西院，1932年搬至渭华北院九号，至抗战开始前，11年中只搬过一次家，且只是在同一校园内做小调整。但自1938年3月抵昆至1946年离昆的8年间，朱先生的住所先后迁过8次：1938年3月入住拓东路迤西会馆；因校舍不足，朱先生随联大文法学院于同年4月初迁至蒙自，住旧海关大院；半年后回昆，先住青云街79号，后又入住青云街284号冰庐；1938年昆明遭日机袭击后，朱先生一家随教授们疏散至呈贡；1940年夏，为减轻负担，朱先生趁休年假的机会举家迁至成都岳丈家；一年假满后朱先生只身返昆，迁往昆明北郊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与闻一多一家及两个研究生以布帘相隔同住；1944年搬回昆明市区，住北门街71号单身教员宿舍直至1946年返回北平⑤。
西南联大理学院教授、物理学家周培源1937年夏从美国回到北京，8月因战乱即赴天津，10月与吴有训、冯友兰等人几经波折才随校到达长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再次南迁至云南，周培源一家同大批教授一起途经香港、越南抵达昆明。初到昆明时租住在城郊大观楼附近，后搬至昆明城内；因日机频繁轰炸再迁滇池西岸的山邑村。周培源教授的驻地离联大19公里，每逢周一、三、五有课时往来极其不便，为此，他特意买了一匹马作交通工具，但喂马困难且因骑马不当而受伤的事时有发生，苦不堪言。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直到通往联大的路修好以后，周先生才将马换成自行车⑥。
联大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钱穆写《国史大纲》时，为求安静，特租住宜良县岩泉寺，为此，他将课调集中，每周三乘滇越铁路小火车至昆明授课，周五返回宜良，至县图书馆借阅《二十五史》，课余4天就在寺中埋头著书。就是在这种奔波的环境里，钱穆教授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名著《国史大纲》，鼓舞了当时民众的抗战斗志和爱国精神。
从以上教授们居无定所的生活中，可以看出自抗日战争开始，文化精英们宁静的生活已不复存在，他们到达后方后的生活也极不稳定。这种颠沛流离、属无定所的状况实际上是当时迁滇文化精英们普遍的生活状态。
(二)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
抗战之前，教授月薪实值350元；1940年，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实值仅13.6元，到1943年，西南联大教授薪资如以战前月薪300元计，只合战前的8.3元。据经济学家杨西孟计算，1937年至1946年，他的月薪由350元增至14万元，而物价指数却由100增至51万，即涨了5000多倍⑦，可薪金只涨了400倍。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头两年(即1937～1938年)，昆明的整个经济大环境还不算太坏，物价相对稳定，迁居而来的文化人还能按时领到薪水。然而，自1939年起，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外国进口货物进入中国的通道只剩下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人多货少，处在这两条交通要道上的昆明物价节节攀升。1940年以后，很多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甚至涨到了战前的几百倍，昆明成为当时全国物价最高的地区之一。1942年4月30日，伍启元、杨西孟、费孝通等9位西南联大教授撰文《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提到1942年：“昆明的物价平均约近战前六十倍”⑧，“他们(公务员、教师和其他薪水阶级)薪津的增加就比例说，还不及物价高涨的程度。若按现在物价水准折合战前的购买力，他们的收入最高不过三数十元，最低的竟在十元以下。以如此微小的数目，用来维持一家数口，则其生活景况的艰苦，不难想见。”⑨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行政院1941年所订公务员日用品消费量估计家庭最低生活费”一表中来推算教授们的生活费用：
按上表计算，昆明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在1941年底一个月最低消费为国币7646元，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中家属人口超过6口的有32人，文学院教授朱自清一家共10人，是联大所有教授中家属最多的(11)。依上表推算，有6口的教授家庭每月需要将近一万元才能维持生活，朱自清先生全家每月则要一万三千元左右。但是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中可以看出，朱自清教授1942年每月工资仅470元，其他教员为：副教授月工资350元，教员150元，助教120元，半时助教50元(12)。可见，教授薪津只及实际所需的二十七分之一，其余人员就更少了。到1945年4月，朱自清先生月工资涨至565.3元(13)，系当时教授中的高工资(当时校长工资为637.7元，教授大约500元，专任讲师约250元，教员170元左右，助教130元左右)，但也仅比1942年月工资增加约20％，而同期物价已比1942年涨了34倍还多(14)。可见随着物价的节节攀升，学校各级工作人员的工资反而更不够用了。1945年杨西孟、伍启元、费孝通、戴世光、鲍觉民5教授在《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中这样描述：“近四个月来各地物价暴涨的速度远超过以往八年来的任何时期。今春以来，物价即行暴涨，一月至四月后方若干城市的物价上涨三至七倍，其每月平均的上涨率竟达百分之五十以上，这表示通货膨胀确已达到恶性膨胀的末期”(15)。
总的来看，抗战时期迁昆文化精英群体的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大有难以为炊之虞。
(三)穷困潦倒的生活状态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昆明导致昆明物价不断上涨。最明显的就是原本便宜的房租直线上升，从前月租两三块一间的房屋，一下子涨了五六倍，甚至十余倍(16)。此外，各种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也是导致物价飞涨的重要因素。但人们的工资却增幅不大，于是货币的购买力很快下降，原来只需要几块钱的东西往往涨了很多倍，使得昆明城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南迁而来的文化精英们的生活更是首当其冲。他们到昆明虽然暂时省去了流离之苦，但频繁的搬迁、以几何平方攀升的物价却使他们居无定所、衣食难以为继，甚至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薪水薪水，不够买薪买水”的民谚，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教授们的艰难生活。有一次，小偷盯住集市上的华罗庚，华罗庚幽默地对小偷说：“我是教授。”小偷一听便知道不会有什么油水，马上走开。甚至街上的乞丐都不愿找教授乞讨(17)。
薪金低、物价高，生活状况自然极差。为此，迁滇文化精英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加收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他们先是变卖物品：最早摆地摊的是联大物理系的吴大猷教授，因夫人患肺结核病花钱较多，将其抗战初年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衣物陆续卖出(18)。黄子卿先生1941年生病没钱医治，只得将过冬的裘衣和书卖了买药治病。李广田教授被迫卖掉其夫人的传家之宝——宋代马远的山水画；冯至教授将从国外带回的照相机、留声机、玻璃器皿以及外国朋友送其女儿的玩具都先后变卖了。书籍本是知识阶层最珍贵的财产，但为生活所迫，许多教授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珍贵藏书：明史专家吴晗教授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明版书转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联大商学院教授费青先生则将珍藏的德、英、中文图书售出，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变卖物品也无法维持生活了，文化精英们开始兼职求薪养家。梅贻琦先生的夫人做出名曰“定胜糕”的点心，送到冠生园寄卖；冯友兰先生的夫人任载坤则靠炸麻花卖给学生贴补家用；闻一多教授在街头挂牌治印，以刻章的收入贴补生活之用；联大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靠栽种出卖剑兰增加收入；吴大猷教授曾养过一头猪，准备年底换钱使用。更多的文化精英则到各大中学校代课兼课、给报纸写稿来增加收入，如朱自清、闻一多、冯至、费孝通教授等均属此类。
从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状况可以看出战时迁滇的文化精英们的生活境遇：居住颠沛流离，薪金不足以糊口，日常生活极其艰难。
二、抗战时期迁滇文化精英们的报国方式
著名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的冯至在《昆明往事·前言》中这样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此话是抗战时期迁滇文化精英们丰富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8年抗日战争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并没有减弱人们抗战救国的热情，相反，看到祖国如此危难，作为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精英们深感肩上救国责任的重大，表现出浓厚的使命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抗战时期迁滇文化精英们报效祖国的方式大致如下：
(一)投笔从戎
在西南联大原址(今云南师大校内)东北角保存着一通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阴镌刻着联大834名从军学生的姓名。加上在长沙临时大学校方纪录的295人，联大先后有1129人志愿暂时放弃学业，从军抗敌，其中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当时内迁的各个大学还不定期地举办兵役宣传活动，号召年轻人参军。
西南联大学生从军的热潮发生于1942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美国派出军事代表团和志愿航空队来华。为了两国军队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的需要，根据政府的号召，联大在大四即将毕业和修满学分的男生中征召了一批盟军翻译，其中包括联大理学院二年级生、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之子梅祖彦和冯友兰教授的儿子冯钟辽。这批学生先加入译员训练班，由联大派教授去教英语、外国地理和风俗人情，以便于他们工作。这批学生进入远征军后，深入到印度、缅甸的原始森林，在艰苦的环境中奋不顾身，协助盟军攻克缅甸密支那，沉重打击了驻缅日军。在激烈的战斗中，这些年轻人撤到缅甸北部的丛林泽地，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不得不靠香蕉树根充饥。
为支援抗战，当时教育部还在云南大学专门设立航空系，毕业生直接参加空军服务，担任飞机驾驶员，和美国飞行员一起飞越“驼峰”航线运输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
(二)以学术专长投身抗战事业
1.积极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以为抗战建国服务
抗日战争开始后，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文化精英们大多关注当时的国计民生问题，他们眼光放在帮助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帮助苦难中的同胞们早日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另外，他们对抗战胜利也抱有坚定的信念，身处抗战之时，心中已经酝酿为战争胜利后祖国的复兴做准备了。
经济学家杨西孟、伍启元、戴世光、鲍觉民等关注当时的国计民生问题，通过对昆明物价变化的分析，指出当时政府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措施，为后来国家建立合理的经济政策做出了贡献。社会学家费孝通留学归来直奔云南，迅速选择了三个当时极有代表性的农村深入调查，写成其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云南三村》。他关心农民，调查农村的目的是“了解中国以便改造中国”，最后“改善人民的生活”。1987年再版《云南三村》时，费先生在序言中说：“实际上，它已为我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
2.围绕抗战事业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在社会科学精英们努力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同时，自然科学界的精英们则从具体的救国方略出发，力求实业救国。他们不仅积极钻研，还努力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直接支援抗战，进而推动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云南科技水平的提高。
西南联大力适应战时需要，在工学院下设立了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等专门为抗战服务的学科，研究抗战时期的武器装备，并聘请陶葆楷、施嘉炀、李辑祥、刘仙洲、章名涛、马大猷、王德荣、李锦安、苏国桢、谢明山等著名学者作为专任教员，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员，他们加入军队后，抢修武器、驾驶飞机、制造各种军工用品，直接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西南联大生物学教授吴韫珍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教学、科研一如既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云南本地植物为主要教学内容和研究对象，协助云南完成了《滇南本草》。他还绘制了许多精美的植物标本图，对中国古书中植物分类卡片进行了充实和整理，为“植物分类学”的教学和科研做了一个基础性工作。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他和李继侗教授、张景铖教授合作，在上世纪40年代逐渐完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的《普通生物学》教材，一直沿用到50年代。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加之生活艰苦、营养不良，吴韫珍教授突发胃病，1941年夏病逝于云南大学医院(20)。
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随清华大学迁到昆明之后，虽然调查研究条件十分困难，但他仍然制定严格的调查计划，对云南的小麦、大麦、棉花、蚕豆、大豆等农作物病害进行抗病育种试验，找出不同作物所受的不同病害，为云南争取到中央补助进行防治，有效地保证了云南战时粮食的供应，为抗战作出积极贡献。戴芳澜教授还对云南的菌类进行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协助同事裘维蕃从曲霉中分离到一个发酵力极强的菌种，用来发酵大豆制成酱油低价出售，为民众提供必需生活品。在昆明期间，戴教授及其研究组在中外杂志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并培育出新型小麦3种、大豆2种，为解决我国西南地区农业实际问题做出了成绩，同时培养了一批农业科技人才(21)。
3.潜心学术研究以推进科学文化发展
抗战期间，还有一批文化精英潜心于学术研究，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凝聚成为学术成果，既总结自己的学术理论，又为后人在自己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朱自清教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发表了《新诗杂话》、《国文教学》、《诗言志辩》等对评价中国新诗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为后来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尝试。闻一多教授先后发表了《璞堂杂识》、《乐府诗笺》、《楚辞校补》、《神话与诗》等学术论文，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文学的上乘之作。这一时期，西南联大文科方面先后产生了一批传世之作：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陈铨的《野玫瑰》，潘光旦的《优生概论》，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陈达的《人口问题》，朱光潜的《诗论》等。
理科方面，西南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限于战时条件只能在五间平房中进行教学和实验。吴先生后来回忆道：“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里，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通过实验，虽然得到了一些结果，但都不是比较重要或极有意义的研究项目。但我总觉得这样做，总比坐着不干要好得多。”(22)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吴教授仍然孜孜以求，于1940年出版了《多元分子的振动广谱学与结构》，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曾在西南联大担任助教的旅美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回忆说：“联大数理教学风气异常认真，学生做习题极为勤奋。教师中尤足以称道者是南开出身、北大专任的吴大猷。在战时图书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他理论物理的论文已能连续刊载于美国和英国几种权威物理期刊，实际上已跻身于理论物理先进之列。”
何炳棣教授认为：“30年代清华物理系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已经明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物理研究主流和取向；而且系中如吴正之、赵忠尧等做出的成绩，确与他们相关诺贝尔获奖人的研究成果非常接近。杨振宁在联大本科及清华研究院所受的训练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大一物理、大二电磁学、大二力学分别是由赵忠尧、吴正之、周培源讲授的——这种教学水平，除美国少数第一流大学以外，实不多见。……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23) 正是在这种研究风气的影响下，才成就了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而首批5位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华裔中，除了吴健雄是中央大学毕业以外，其余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4位均出自西南联大。
(三)弦歌不辍，为国育才
抗战时期迁滇文化精英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当时极其艰难的办学条件下，弦歌不绝，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创造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抗战时期迁至云南的各大学之所以能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显然与有一个强大的教师阵容、且教师能够认真教学分不开的。教授们经历丰富，学识渊博，各有所长，并且热心教育事业，十分关心学生的成长，正是由于这些优秀的教授，战火中的中国教育才能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黄昆、邓稼先等这样一批优秀的人才。
西南联大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学生有扎实的根基、渊博的知识。一些必修课的老师都是著名教授，一般由系主任上，可见当时联大对基础课的重视。
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负责。西南联大学生赵瑞蕻回忆说：1939年秋的一个上午，他正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上自习，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是算学系的华罗庚教授和几个助教、同学，大家到教室前面围坐下来，一个同学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演算起来，边写边问对不对，助教徐贤修站起来说错了，还去改正，争论得很激烈。后来华教授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也加入了争论，大约吵了半个多钟头，华教授才说时间晚了先去吃点东西，他请客(24)。联大体育系教授马约翰，为了学生的健康，按照学校的规定，每天下午四点至五点就将宿舍、教室、图书馆的门锁上，强迫学生走出户外活动。但还有一些学生躲在树下看书，马教授就东跑西跑，劝说同学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因为当时很多学生毕业后都要出国，一方面为了让学生有强健的体魄能够坚持国外高强度的学习，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国外知道中国人体质不错，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马教授才牺牲自己的课余时间监督学生锻炼(25)。他还亲自为学生进行年度体检，使学生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看到学生认真学习、努力钻研取得一点成绩后，教师们的满足，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黄昆曾经回忆，吴大猷教授在赠给他《古典动力学》讲义的扉页上写道：“此袋内乃1941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课的讲学笔记……该课中约有20人，有研究生黄昆，四年级学生杨振宁、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等人，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26)
需要指出的是，西南联大等迁滇高校卓越的办学成绩是在异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战时内迁大学不仅生活条件很差，教学条件也很差，没有教材、仪器设备不说，连正常的教学秩序亦因敌机轰炸而常常被打乱。西南联大为了避开日机轰炸的时间，将课程调到上午7点～10点和下午上，上午10点以后一般都跑警报到郊外。学生们即使在跑警报的时候也不忘带书同去，可以在防空壕内躲飞机的时候看。由于辗转迁徙，学校的很多书籍和仪器设备都遗失在途中，学生们上课连像样的教材都没有。但是，大家怀着振兴中华的信念，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学习。没有教科书，就认真记录老师的讲课内容，课后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对照笔记，互相查缺补漏。物理学家黄昆当时与同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张守廉、杨振宁被人们称为“三剑客”，他们一起上课，共同学习，课余则一起争论，以此共同提高。联大图书馆座位有限，每天天还没亮就有很多学生站在门口等待开门，只要是工作时间，图书馆都爆满。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一文中回忆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风气的回忆总是令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
三、余论
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联合作战和全国人民的牺牲奋斗下取得的，其间文化精英们的努力亦不容忽视。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获得以下认识和启示：
其一，各尽所能才能救祖国。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文化精英们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以抗战救国为己任，丝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有人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将自己的一技之长直接投入到抗日洪流之中；有人埋头钻研，将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战时经济，积聚起日后国家发展的基础；有人弦歌不辍，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献智，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正是由于全国上下一条心，中华民族才能在各种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一道，打败凶残的敌人，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其二，掌握科学掌握知识才能救祖国。当祖国还在战争的危机之中，文化精英们在用自己的知识为抗战服务的同时，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同时，在资料、仪器极度缺乏的艰苦环境中坚持科学研究，为后来新中国各个学科、领域的创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三，脚踏实地，认真做好自己的每一件工作，才能推进民族复兴事业。民族复兴是一项艰巨伟大的工程，要使这项工程由理想变为现实，只有像抗战时期的文化精英们那样执著、坚韧、勤奋，从我做起、从每一件事做起，经过全体国民几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注释：
①参见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第558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
②参见孙蕙君：《昆明市家庭生活情形调查》，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第12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版。
③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自传》，第3页，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1版。
④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自传》，第307～308页。
⑤参见余斌：《朱自清昆明遗踪》，载《西南联大·昆明记忆③》，第43～46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10月1版。
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人物志(三)之周培源》，第157～15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1版。
⑦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第564页。
⑧伍启元、杨西孟、费孝通等：《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经济问题的呼吁》，1945年求真社排印本，第13页。
⑨伍启元、杨西孟、费孝通等：《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经济问题的呼吁》，1945年求真社排印本，第13页。
⑩王文俊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第556～557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1)据王文俊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第549页；另见云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1944年排印本。
(12)王文俊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第118页。
(13)王文俊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第118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1版。
(14)王文俊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第562页，“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一表推算。
(15)伍启元等：《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经济问题的呼吁》，第46页，1945年求真社排印本。
(16)味辛：《新西南游记(节选)》，载王稼句编：《昆明梦忆》第31～3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7)苏智良等：《去大后方》第422～4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1版。
(18)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41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2月1版。
(19)参见苏智良等：《去大后方》，第208～2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1版。
(20)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人物志(二)》之吴韫珍，第66～6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1版。
(21)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人物志(三)》之戴芳澜，第86～87页。
(22)朱邦芬：《黄昆——声子物理第一人》，第21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2月1版。
(2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5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24)参见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六十周年》，载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第202～20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25)参见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载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第117～119页。
(26)朱邦芬：《黄昆——声子物理第一人》，第15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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