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关系：一种政治交换的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模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2)04-0022-08
20世纪50年代以前，“庇护”(或“庇护关系”)(clientelism)的概念及理论在社会科学中还处于鲜为人知的地位。随着现代化和发展研究的兴起，庇护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为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所关注，在种族和地区一体化、资源和权力分配、核心与边缘关系、大众政党组织、帝国主义、依附论、新殖民主义、革命理论、派别冲突、利益表达、腐败等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庇护关系也从一种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有限的、人际的、半制度化的双边关系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和组织领域，分析视野也从传统社会扩展到现代社会，从落后的非洲、东南亚延伸到整个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庇护现象并没有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民主时代而消失，反而发展出新的形式并延续下来。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庇护关系集中表现为选举过程中政党或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非正式互动，往往与关系政治、“政治分赃”、政治腐败等联系在一起。巴恩斯(Samuel H.Barnes)甚至将庇护主义与民主主义、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并列起来，看作是当代政治体制的第四种模式。[1]不管是在后发展国家还是在当代西方民主国家中，庇护关系及其所形成的庇护结构均构成了政治生活的一个真实的、重要的部分。
一、人类学视野中的庇护关系
“庇护”一词最初来源于人类学，尽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已有之。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者在研究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乡村社会和部落时发现，在传统社群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非市场的交换关系：地位较高或财富较多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向某些个人或群体施以恩惠、提供保护，接受恩惠者则向提供者回报以支持、忠诚或服务，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现象就是庇护关系，构成庇护关系的双方就是庇护者(patron)和被庇护者(client)。著名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Wolf)在描述传统乡村社会时谈到，作为庇护者的地主“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和保护以反对来自政府的合法或非法的汲取”，而作为被庇护者的农民回报以“尊重”、“人们搞阴谋的消息”或“政治支持的承诺”。地主被看作是庇护者，租地的农民则是被庇护者，尽管地主强大、农民软弱，但他们都互相需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2][17]布瓦塞万(Jeremy Boissevain)在研究20世纪中叶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社会时也观察到，“庇护关系建立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互相交往的基础上。庇护者是指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和保护他人即被庇护者的那些人，而被庇护者则向他的庇护者提供特定的服务。”[3]
从人类学的研究可以看到，人类学视野中的庇护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根据斯各特(James C.Scott)的经典定义，“庇护关系——一种角色之间的交换——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涉及双边(两人)之间的工具性友谊关系的特殊情况，其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庇护者)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包括个人服务)以作为回报”。[4]然而，庇护关系并未局限于简单的人际关系。庇护关系进一步被扩大为具有不平等权力的群体，通过友谊或利益的纽带实现互动，从而控制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各自的目的。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等人认为，庇护关系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安排，是一种重要的规范秩序的模式，它构造了资源流动、权力关系和交换过程以及它们在社会中的合法化，即庇护关系是一种构造社会交换关系的模式。[5]这种模式强调庇护关系中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体现的是一种跨阶层、跨等级的垂直关系。
庇护关系这一概念描述了社会中存在的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体现了社会内部一种等级化的、不平等的交换，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凭借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而形成了持久的关系。[6]在庇护结构中，情感作为主要的纽带将庇护者与被庇护者连接起来。庇护结构的形成、维系依赖于双方之间互相交换物品和服务，但在这一交换过程中涉及的物品和服务是不对等的。在典型的交换活动中，较低地位的行动者(被庇护者)得到那些有助于自己缓解来自于环境威胁的物资和服务，而较高地位的行动者(庇护者)获得的回报相对无形，例如个人服务、尊重、服从、忠诚，或者一种具有政治性质的支持如投票。[7]同样作为工具性关系，庇护关系与纯粹的个人忠诚不同，它更多地反映了权力、地位、资源拥有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能够给卷入的双方带来互惠。这种不平等越是明显，庇护关系中的情感因素就越重要，庇护关系往往更容易形成，也更为稳定。
对于庇护结构形成的原因，学者们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人类学者往往基于庇护关系最初产生于传统乡村社会和部落社区的现实，指出资源匮乏和群体内部地位、权力的不平等是造成庇护关系的根源。同时，担忧缺乏物质保障的心理导致人们寻求庇护。但是，没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庇护关系也不可能发生，例如有利于消费品剩余的经济活动、存在着对经济剩余进行控制的庇护者或庇护团体。施奈德(Aaron Schneider)等人认为，寻找庇护关系的起源必须从经济、政治等多个角度去分析。庇护关系的经济根源存在着资源汲取和经济依附的关系，被庇护者不得不依赖庇护者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如土地、工作或基本服务。被庇护者从庇护者那里获得好处，但这实际上加强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得庇护者仅仅提供基本庇护物品的同时却能够从被庇护者那里获取更多的剩余。在政治上，庇护关系表现为庇护者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庇护者通过关闭公共渠道、排除竞争者和限制政治参与，从而消除竞争性权威，使得庇护者能够统治公共生活。[8]阿里亚斯和罗德里格斯(Enrique Desmond Arias and Corinne Davis Rodrigues)对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进行研究时发现，由于国家公共产品供给的匮乏，贫民窟的黑社会构造了一种庇护结构，他们垄断了贫民窟的暴力资源，并实施了分层管理——对公认的边缘化个体(如小偷、妓女)的违规施以严厉的惩罚，同时对享有声望和尊重的人(如老人、参加教会的妇女)给予礼遇，从而在贫民窟中制造了一种相对有序的假象，使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感觉到稳定的预期，制造出人身和财产安全能够得到保障的幻象，结果是获得了人们一定的支持。[9]总之，庇护关系满足了人们对权力、安全和有利地位的渴望，它通过建立一种精心安排的结构，利用有限范围内人们之间的信任，为不同个体或群体实现各自的利益提供了一条简单的、快捷的途径，而社会成员之间地位、资源、权力的不平等则为庇护关系创造了前提。
庇护关系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很强的适应性，这一特点表现为：首先，庇护关系的实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庇护关系中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活动有机整合在一起，互相强化，即使在最边缘的地区也能够得以维持。其次，庇护关系可以内在地复制出维持其生存的条件。它通过在地位不平等的人们中间对稀缺资源进行巧妙平衡，从而维持大量的(包括潜在的)庇护者和被庇护者的存在。第三，庇护关系具有较高的弹性和适应性。地方上的庇护者将他们的忠诚奉献于上一级的庇护者，上一级的庇护者忠诚于全国性的庇护者，从而构造一个庇护金字塔。一旦中间环节的某个庇护者离开，马上就会有一个新的庇护者填补空白，整个庇护结构不会受到明显的破坏。[8]
庇护关系不仅存在于传统的乡村社会和部落社区，而且进一步延续到了现代社会。可以看到，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庇护式安排并未消失，甚至也不仅仅停留在现代政府制度规范下的社会边缘。不仅如此，庇护关系反而以各种变异的形式存在，因为庇护活动从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社会交换的特殊逻辑，一种非对称的、互相有利的、组织化的交换方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庇护关系要么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核心，要么已经成为组织、互动或交换领域的核心制度的“补充”。[10][xiii-xxxvii]
二、作为一种政治交换模式的庇护关系
作为一种交换模式的庇护关系，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政治领域，构成政治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政治交换既可能发生在传统庇护关系中人们面对面的交往，也可能出现于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官僚或国会议员与选民之间的制度化关系，被描述成政治家们向选民提供物质好处以获取政治支持。
庇护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现，同样与政治资源的匮乏、政治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有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拥有权力者向特定人群或团体分配选择性利益以交换政治支持，而被庇护者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获取一定的利益也需要帮助。施坦恩(Howard F.Stein)曾形象地揭示了政治庇护关系产生的心理，“庇护者在危险的时候提供一种保护，在一个缺乏安全的世界中提供保障，为无权力者增加力量，为那些缺乏资源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庇护关系能够减少紧张，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维护稳定，在一个缺乏信任的世界中提供信任感。简言之，如果你无法依靠任何其他的人，你只能依靠庇护者。如果你自己无法直接影响国家或官僚，那么庇护者将出面帮助你。”[11]庇护者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知识和技能，或者利用自己的财产以及所控制的其他资源(往往来自公共部门)向被庇护者提供帮助，而被庇护者能够回报的主要包括劳动服务或经济支持、军事义务、政治服务或政治支持等。由此，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通过交换达到了互惠的结果。
作为一种政治交换、协调机制的庇护关系较早在政治生活中出现，是关于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知识、信息的贫乏以及交通的不便，农民对国家官员难以产生影响，因而他们往往求助地主来代替自己说话。作为庇护者的地主与村落外部有着广泛的接触，与地方或国家的精英具有一定的联系，可以代表受庇护的农民向官员施加影响。拉特摩尔(Owen Lattimore)对古代中国社会的描述很好地揭示了传统政治庇护关系的形成过程，他使用“细胞结构”来概括当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细胞结构”这一概念，他指出了传统国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构成国家的不同地区互相之间松散地连接在一起；二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力量，国家政治机构集中于首都和大城市，国家权力有限地延伸至乡村仅仅是为了维护基本秩序和汲取税收。国家并不试图改变乡村的面貌，相反，国家官员只是偶尔地深入到内陆腹地。通常在那些偏远的地方，国家权力由县官、税收和土地管理人员所代表。结果是在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官员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断裂。在这一社会断裂中诞生了一批由地主、商人、地方政治家等扮演的“中间人”角色，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庇护者”。[12][284]杜赞奇在描述20世纪40年代中国华北农村时也指出，在市场规律和国家政权均未能完全左右经济关系的乡村社会中，农民及其家庭往往依赖地方强人或保护人来实施契约，在交易中获得平等待遇并免遭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作为回报，保护人得到农民的感激和忠诚，由此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结成一种互惠关系。围绕保护人及其亲友发展起来的各种关系构成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13][170-177]
传统社会中政治庇护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微观的政治交换关系，而近代以来，庇护关系逐渐延伸到宏观的政治领域，从个体上升到群体乃至阶层。庇护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在共同的种族、地域、宗教等基础上形成一种社会归属感，特别是对于那些感到被政治体系所“排斥”的团体而言。[14]地位低下的、缺乏权力的边缘群体通过寻求庇护关系以获得政治、经济、社会资源，从而提升自己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有时，庇护关系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非正式的代议形式，作为一种在边缘——依附的环境下通过交换活动获得好处的重要机制，或者是一种吸纳人口中新群体的机制。[15]兰姆查德(Rene Lemarchand)在研究非洲地区的国家形成时指出，庇护关系有力推动了社会中不同民族、部落的整合，同时也动员了各个民族、部落进入中央政府体系和适应官僚机构的运行。[16]鲍威尔(John Duncan Powell)也指出，庇护关系在国家的核心与边缘之间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互惠网络的基础，通过庇护关系这一非正式的机制，公共政策可以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得以协调和贯彻。[17]更为重要的是，借助庇护关系所构造的庇护政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政治整合。近代法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国家正是利用了在地方上的经纪人来推动民族国家建设。从1624年到1683年间，法国大主教黎塞留和大主教马扎林( Cardinal Lichelieu and Cardinal Mazarin)寻找地方上的贵族作为代理人，赋予这些代理人以一定的官职和利益；代理人则代表国家在地方社会实施控制和维持秩序，并向中央政府输送来自地方的信息和建议。中央政府利用地方上的代理人扩大对地方的控制和提高国家的整合程度，被称作“国家整合的经纪人模式”(broker model of state integration)。[18]这一模式的利用往往是当国家的扩张延伸到地方和基层社会或者国家对乡村失去控制，而国家权力却十分软弱之际。在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庇护关系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普遍的忠诚以及初级归属在地域上的扩张，传统社会的成员被动员起来进入大众化的政治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讲，兰姆查德等人甚至认为庇护关系可以被看作是近代国家集权制度形成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19]
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庇护关系随着国家的扩张而兴起，尽管在某些活动逻辑上与传统的庇护关系相一致，但它的历史条件和内容具有了现代的因素。随着现代化的开启，国家权力开始渗透整个社会，传统的乡村社会被动员起来。社会经济发展意味着政府机构的分化和地方性组织的建立、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以及新职业角色的产生。在这一背景下，政党这一新兴的组织逐渐发展成为政治庇护关系的重要载体。温格罗德(Alex Weingrod)指出，近代民主发展进程中政党被视为一支基本的组织力量，政党成员与国家的大多数机构具有紧密联系，资本和新工作机会通常是由政党成员或政党任命的人员所控制和分配。这样，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融合给政党建立庇护结构提供了巨大的空间。[20]一旦掌握了一定的资源，政党就有可能将这些资源用于交换以获得政治上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广大人口被吸纳进入现代社会以及普遍的选举权成为现实，政党逐渐演变为一种新的交往场所、新的结社形式以及重要的信息沟通和交流的组织。通过将基层、地方的民众与国家中心连接起来，通过将新兴的社会团体整合进入政治生活，政党扮演了一种“桥梁”和“中介”的角色。结果，庇护关系主要以政党庇护关系的形式延续至民主社会。具有一定官僚结构的政党组织取代了传统的地主和地方显要，成为新的庇护者。作为被庇护者的选民在选举活动中通过投票或提供其他的服务如帮助政党选举、拉选票、募集资金等，以交换更多的、直接的物质利益，从而构成了一种“政党庇护主义”的控制模式。
在现代民主政治萌芽之初，就已经出现了民主制度与庇护关系的交织。作为民主重要标志的政党，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如政治保护、政府职位、公共工程、管制措施以及直接的物质资源，向选民施以恩惠。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在选举活动中以选票来交换上述利益和好处。在“政党庇护主义”模式下，迫于选举竞争的需要，政党不得不通过向选民提供具体的利益来“购买”选票。研究表明，现代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分赃”(pork-barrel)或“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实际上就是较为典型的庇护现象。19世纪后期美国的许多城市中，盛行着一种被称作“政治机器”的准政治组织及其制度安排。这种政治机器的作用机制就是利益交换，其核心是在政客与利益集团、选民之间扮演桥梁作用的所谓“老板”。“老板”在政治机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主要职责是为政党候选人筹措竞选经费，代为征集选票，甚至直接参与竞选，一旦当选则利用政府职位、公共资源的分配来奖赏追随者。政治机器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老板”与利益集团的幕后交易来运转。由于地方政府中的职位均由竞选获胜者控制，故公职人员往往与当政者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在“老板”的领导下，这些城市中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负责执行以恩惠交换选票的具体操作。在这一交换过程中，选民希望政府维护自己的利益、提高选民的福利，政党则以利益、资源用于吸引选民，官僚为保住职位或扩大利益也卷入其中。由于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利益结构，这种庇护现象在美国社会一度甚嚣尘上。至1890年时，政治机器几乎控制了美国一半以上的大城市，并支配着当时绝大多数的城市政府。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就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政治机器。V·O·基曾经将这一时期政治机器中的庇护结构看作是“政府对利益集团的要求作出的反应——通过政党机器——在分配公共资源、职位时获得特殊的政策待遇。”[21][348]尽管在后来的民主改革中政治机器遭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庇护关系仍然被政治家看作是分配公共职位或特殊恩惠以获得政治支持的重要途径。同样，在意大利南部，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也组建了强大的政治机器，对中产阶级、企业家和城市贫民等阶层实施庇护。以帕勒莫市(Palermo)为例，基督教民主党曾经执政长达30年。在这个经济落后的城市中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督教民主党利用中央政府的拨款建立了庞大的依赖公共财政的劳动力队伍(包括公务员以及政府各个部门的雇员)，而没有切实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依靠财政谋生的人构成了当地中产阶级的主要部分，他们无论在工资还是福利方面均比私人企业的雇员享有更多的权利，这已经成为当地人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要获得公共部门的职位，主要不是凭借能力，而是基督教民主党党内人士的推荐。[22][83-110]
20世纪以后国际社会的民主制度不断得到发展，但这并没有消除庇护关系。相反，庇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变化后的环境如自由选举和投票，形成了一种“选举庇护主义”模式。政党除了更为隐蔽地运用传统庇护手段进行竞争以外，还发展出了新的庇护方法。例如，在美国，所谓“选民服务”(constituent service)已成为联邦议员和州议员的一项重要活动。[23]选民服务包括替那些在税收、社会保障、移民以及其他类似问题上遇到麻烦的选民群体进行说情，或者为选民与官僚机构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政客们强调对选民“一对一”式的帮助以提高自己连任的机会。这种个人化的政治关系与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的规范做法并不一致。另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存在于公共政策领域，特别是涉及财政支出的政策。作为政治家对选民的一种恩惠，那些由议员提议并获得通过的公共项目如水坝、桥梁、河道、高速公路等，往往给议员所在的选区带来了大量投资和就业机会。尽管在形式上这种资金分配是合法的，但它却带来了不公正和偏私。这些灰色的政治操作几乎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发生。
在政党主导政治生活的当代社会，新庇护关系呈现出许多不同于旧庇护关系的特点。首先，尽管新庇护关系仍然是工具性的，仍然是一种双方互惠的关系模式，但是，新、旧庇护关系之间的差异在于，新庇护关系中等级化的成分更少，更多地具有民主色彩。特别是在选举过程中，被庇护者内心的服从和依附感并不明显，他们感到更为自由，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更为自主地将选票用于交易；其次，旧庇护主义更多地属于一种社会交换关系，它的规则是庇护者提供一定的恩惠，同时期望日后能够得到一定的回报。但这不是明确规定的，即使庇护者没有提供太多的具体利益，也往往能够从被庇护者那里获得政治支持。而且，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形成一种信任和义务感，使得庇护关系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新庇护结构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市场化的交换，被庇护者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考虑是否对庇护者具有一种义务感或认同感，因而，新庇护结构具有不稳定性，被庇护者可以较自由地选择庇护者；再次，在传统的庇护关系中，双方交换的往往是私人的、排他性的物品。在选举政治中，最为常见的交换物品是选票，除此之外，被庇护者也能够提供其他的服务如帮助政党选举、拉选票、募集资金等。庇护者则提供各种排他性或非排他性的物品，这些物品一般分为三类：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主要是偏向性的有利政策，但往往较为分散、效果不明显且排他性不够；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如对特定产业部门的财政优惠或有利措施、对特定地区的公共投资等；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即庇护者选择性地提供私人性的物品或服务，如提供就业机会、帮助某人获得福利、获得经营许可证等。[6]当然，随着庇护者提供的物品或服务的公共性越强，庇护关系也就越不明显。
在近现代政治发展中，庇护关系对于动员社会、整合国家、有效贯彻国家的政策、维持社会政治均衡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入民主时代，政治庇护关系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消极的一面，特别是庇护关系一旦进入到宏观的决策过程和政治体制内部，对民主政治的运行及其目标的实现就构成了巨大威胁。
三、庇护关系与现代民主的张力
从表面上看，近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庇护关系是传统社会庇护关系的延续。但是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庇护关系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作为一种政治交换方式所具有的内在特点，以及非正式政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可避免性。
不管庇护关系的存在如何具有客观性，多数学者还是将政治庇护关系看作是否定的、消极的现象，与前现代性联系在一起，与社会经济较为落后相关。从本质上看，庇护关系与理想上“负责任的政府”要求相违背，与依照公共利益的原则制定公共政策的现代政府理念不符。庇护关系表达了一种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意味着有选择地而不是根据平等原则进行利益的分配。前文指出，一些学者曾经强调庇护关系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整合功能，强调庇护关系从垂直方向上创造了某种社会团结，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不同阶层、民族之间的分裂。但是，庇护关系所创造的社会流动机会只是针对特定的阶层或族群，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弭阶层分裂和民族分裂。而且，庇护关系中存在的地位差异以及经济资源的排他性流动，妨碍了现代化所追求的地位和机会的平等。更为糟糕的是，如果庇护关系与民族、地域结合起来，庇护者刻意地对本民族或本地域的群体实施庇护，只会加剧各个民族或群体之间的分裂，社会迅速动员的结果反而引起社会内部剧烈的冲突：例如若干年前卢旺达社会中图西族受到本族人执政政府的眷顾而遭到胡图族的敌视、报复，最终导致国家陷入分裂和内战。
从政治生活的核心——选举活动来看，尽管少数研究者在分析当代民主生活中的庇护关系时持一定的肯定态度，认为庇护关系将代表与选民连接起来，提供了一种服务选民的机制，能够对选民作出迅速的反应。但是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强调庇护关系对现代民主造成的消极作用，主要原因是庇护关系将选票当作一种通货以购买物质利益的做法，颠覆了代议民主过程中选举的真正目的。民主的观念假设选民根据他们自己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判断进行投票，关于利益的最普遍看法是民众通过代议制的运作得以进入政府决策过程。庇护者将资源、利益有选择地赋予全体公民中特定人群的做法，破坏了公共物品供给的公正，更危及人民主权的实质，因为如果选民将选票用于私人的、选择性的利益，那么公共意志的表达就无法实现，人民主权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民主理论特别是参与式民主流派，或是强调通过选举这一政治参与过程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机会，或是强调选举活动为选民提供了向政治领导人自由表达自己偏好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培养一种公共精神。[24][103]但是，庇护关系中的工具性投票行为破坏了这两种可能。民主理论强调公民在进入政治过程时的平等，但在庇护关系中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损害了这一原则，即使是最宽容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被庇护者在政策过程中享有的特殊待遇也会表示不满。此外，如果选民仅仅将选票用于交换眼前的短暂利益，那么就有可能使执政党在大多数的政府政策上忽视长期考虑，甚至产生威权主义的危险倾向。因此，尽管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庇护关系时隐时现，但一直被认为有损民主本质的实现，在当代主流的政治观念中，庇护关系始终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消极的政治现象。
当政党或政府官员将机会、特权作为特殊的恩惠布施于自己的朋友、本族的或本地区的人员，将能力、效率让位于友谊、私利时，其结果只能是社会发展目标的受挫。当政治交易涉及公共政策，更多的个人化恩惠用于交换政治支持时，政府能力、政治制度的长期发展将遭到严重的损害。最后，当庇护关系不可避免地卷入腐败时，对政治体系的负面影响就更为明显了。
可以看到，庇护关系盛行或作用明显的国家，主要是那些具有庇护传统或社会经济相对落后、民主水平有限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拉丁美洲、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国家。在最近的民主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对政治庇护关系予以关注，他们对新生民主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保加利亚等问题重重的选举竞争感兴趣，并借用庇护关系概念来分析这些国家与老牌民主国家在选举过程中存在的重要差异。这些国家中由于普遍缺乏对政治竞争者的信任，政党纷纷采纳庇护结构的形式，以次优的方式来获得选民中一部分人的支持，从而达到赢得选举的目的。[25]当然，在庇护关系盛行的上述国家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寻租现象猖獗、政府绩效低下、社会秩序不稳定等。
当代民主社会中作为一种政治交换模式的庇护关系，既可能在微观的面对面的交往过程中出现，也可能在宏观的决策体系中存在。只要政治生活中的非正式政治持续发挥作用，只要政治仍然被理解为稀缺的利益或资源的配置过程，庇护关系就有其生存的空间，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也就不可能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