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之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_军事历史论文

和平之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_军事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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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斯大林的坦克跨过了奥德河,罗斯福的战舰直逼马尼拉,邱吉尔的军队迈向莱茵河。2月4日,为了商讨最后的战役以及战后的世界格局,三巨头来到了雅尔塔。2月11日举世瞩目的雅尔塔公报发表:“我们在克里米亚会晤,重申我们共同的决心:在今后的和平时期中,一定要保持和加强在这次战争中使联合国家胜利成为可能和确定的在目标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雅尔塔协议在日后引起了长久的争论,因为它并无约束力,因为在其并未公诸于世的一份绝密材料中,三强国在侵犯着其他国家,特别是参战国中国的利益。但这其实不足为奇。雅尔塔就是商讨二战后东西方势力范围的第一次预备会议。一个强国可以过后不遵守约定,一个弱国却注定不会受到邀请参与瓜分。雅尔塔所展望的和平就是二战军事力量的新的均衡。

鸽子的误会

1949年毕加索出席一个会议,应邀匆匆为会议画了一只鸽子。以后这鸽子就成了和平的象征走遍全世界。而画家却哑然失笑,他说:“这是误会。”他养了一辈子的鸽子,深知它们是残忍、自相啄咬的动物。当然这只是关于鸽子的误会,毕加索本人是个和平主义者,他决不认为人性如同鸽子。然而有人却说,人类正是象鸽子一样好斗,因而战争将永远追随着它。

二十世纪又一位伟大的人物圣雄甘地决不能赞同这一声音。这位以非暴力的方式为印度的独立奋斗了一生的老人说:“除了真理没有别的上帝。实现真理的唯一办法是非暴力。要同无所不在的真理见面,人们必须爱护最卑微的生物,一如爱护自己。自我纯洁的结果必使周围的环境也变得纯洁。”然而具有嘲讽意义的是,二战结束后不久,这位非暴力主义者就死于暴力之暗杀。

爱因斯坦说:“甘地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天才,他指出了该走之路。”但是爱因斯坦却自白他自己不是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他说:“我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但在碰到一个以消灭生命为目的的敌人时则要除外。”

和平主义能够抵抗暴力吗?而军力间的一时均衡又能够最终消弥暴力,走向和平吗?——这是二战以后伟大智者间的对话。

军备平衡中的和平之门

然而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几乎根本没有理会这些理想以及其间微妙的差别,就迅速地遵循着雅尔塔的逻辑——在划定势力范围与寻求军备平衡中打开和平之门。

二战结束后仅仅三年,斯大林卷地毯一般把东欧变成他的卫星国,构成了与西方自由世界对峙的共产主义阵营。两大营垒之外尚有伊斯兰世界、黑非洲、东南亚,铁托的南斯拉夫以及60年代后的中国。但两大阵营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为战后的世界奠定了秩序。

冷战与军备竞赛开始了。截至1985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共有军队540万人,坦克2万辆,航空母舰15艘,巡洋舰14艘;华沙条约组织共有军队640万人,坦克5万辆,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25艘。美国有核弹头12000余颗,苏联有10000余颗。两大营垒间的对抗,从柏林墙到三八线,从古巴导弹危机到越南战争、阿以战争。全世界都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似乎是冷战制约了世界大战,为更多的地区带来了和平。

尼克松讲述了1976年他第二次来到北京与毛泽东的谈话。他说,毛泽东向他提出了一个要害的问题:“和平是美国的唯一的目标吗?”没有一个思想深刻的政治家敢做肯定的回答,因为他必须为他所理解的尊严与正义留下重要的位置。

冷战带来了和平,但它没有给同一营垒中的每个民族、每个公民留下尊严。均衡能够持久吗?冷战能够缓和吗?世界可以失去两极中的一极吗?均衡打破后会怎样?从汤因比到基辛格,从查诺丹玛斯到现代预言家们,没有一个人预见到雅尔塔时代的终结、东方帝国的覆灭已迫在眉睫。

失衡的世界

1989年2月,经历了9年的冲突后,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坐到了圆桌前,雅鲁泽尔与瓦文萨的见面语是:“山与山不会面,人与人常相逢。”6月4日大选,团结工会获胜。

9月22日匈牙利更改了国名。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方的分界线不复存在,世界离轨了。

斯大林是20世纪最强悍的政治家,但也是内心最懦弱的人。二次大战中苏联2000万人口的死亡使得他不敢与敌对的西方接壤,必须靠卫星国建立缓冲带。支撑一个拥有5万辆坦克、7千架飞机,7个国家,几十个民族的帝国,使俄国巨人陷入泥潭。华约组织的大内耗,东欧人民不疲倦的反叛,日复一日地蚕食着这个现代罗马帝国。在与北约的竞争中,华约不战而败,苏联也在内乱外扰中终于被内部的民族主义分裂。一个超级大国不复存在了,雅尔塔的格局与雅尔塔式的和平也一同结束了。

迎接冷战结束的第一声鸣响不是绚丽的焰火,而是飞毛腿与爱国者的长空搏斗。130万大军、8千辆坦克、数千架飞机对峙在波斯湾海口的弹丸之地上。海湾战争的胜利助长了布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梦想。但海湾战争是独特的,它是一个狂人犯了众怒,它发生在诸强利益所在的石油湾,发生在华约刚刚解体的历史瞬间。小兄弟为大哥出钱打仗的事再难发生。世界新秩序远不象布什想象的那样乐观。

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在铁腕政治家铁托的统治下,在华约与北约的两强中曾经和平共存了45年。冷战刚一结束,三个信仰与血脉不同的民族就开始了激战。至今,十几万人死亡,200万人沦为难民。南斯拉夫学者科拉齐说:“这是一场多数人不知为何而战的战争,是一场没有勋章、没有英雄的肮脏的战争。”

南斯拉夫分裂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苏联分裂了,俄罗斯仍然面临着分裂。德国统一了,欧共体的建立走上了日程。世界离轨了,世界在重组。在雅尔塔会议50年后的今天,战争的威胁与和平的维持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两大旋律。而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东西德的合并与日本经济的飞速崛起,使它们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德国:招魂的新纳粹与安灵的烛光

1991年10月民主德国加入了联邦德国。分裂了46年,政治制度不同,经济水平悬殊的两大部分的整合将是德国政治家和人民面前的一道世纪性难题。随着东欧诸国国门的打开,大量移民涌入。德国承受着双重压力。本世纪三十年代失业严重、社会骚动的情形似乎又在重演。

1992年8月下旬,德国东部的罗斯托克爆发了持续5天的暴力排外事件。闹事的极右分子从一二百人增加到上千人。他们用燃烧瓶、石块、棍棒袭击难民营,高喊“外国人滚出去”,受伤者达数百人。警方与军方出动了1600人才制止了骚乱。

同年9月25日,新纳粹分子烧毁了前纳粹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国家纪念馆。在1936年——1945年间,在这里被迫害的犹太人多达1万人。这是公然为纳粹招魂。光头党成了新纳粹组织的骨干。他们公开打起第三帝国的战旗,唱纳粹歌,呼喊“希特勒万岁”。据联邦宪法保卫局报告说,极右组织成员已达数万人。仅1992年发生暴力事件2500起。

为回答新纳粹分子挑衅,德国的政治家不断发表演讲,探望受难者,向集中营纪念馆献上花圈。1992年12月13日,汉堡30万市民举行烛光示威游行,反对种族主义的复活,反对排外思潮,主张宽容与谅解。自下午5点起,汉堡市市长与市民们一同向市内阿尔斯特湖行进。游行队伍围绕湖滨组成了10公里长的光链。与此同时,汉堡市250座教堂鸣钟声援游行的人们。从这壮丽的烛光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洗心革面的民族,今日的德国将不再是幕尼黑啤酒馆时代的德国了。

但是1993年5月29日,在索林根市极右分子再次纵火焚烧了一栋住宅,2名土耳其妇女和3名儿童被烧死。6月3日下午,德国政府在科隆市举行隆重追悼会。总统魏茨泽克与外长金尔出席。全国各地公共设施降半旗致哀。但是人们仍在担心,下一个“索林根事件”何时发生?新纳粹势力能否根除?

日本:一个说谎的国家政府

每一年的8月6日日本人都要在广岛的亡灵前为和平祈祷。走向和平意味着告别战争,告别昨天。然而同时靖国神社又分明使今天紧紧地承继着东条英机所代表的昨天。

1985年初任首相的中曾根一反多年禁律,以官方身分参拜靖国神社,还说:“对为国捐躯的人,国家应有个感谢的场所,此乃天经地义。”在国外强大压力下中曾根只好改口更正。然而第二年他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上台伊始就为南京大屠杀辩护,说是“为了排除抵抗”。在舆论的压力下藤尾丢掉了乌纱帽。

继承中曾根的竹下登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本人曾任靖国神社参拜会会长。他在任职一个月后说:二战是否侵略了“应由后世历史学家去评论”。在舆论压力下一度改口后又重申他的谬论,不得已又再次改口。而他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于88年4月参拜靖国神社,并说:“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奥野被迫辞职后,变本加厉,鼓吹“摆脱东京审判的历史观”。

1994年上台的羽田孜首相,上台前不久还声称“日本发动战争的本意是将亚洲人从欧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上台后只好违心承认“侵略行为”。而他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就职一个月后对记者讲:“当时日本即将被搞垮,是为了生存揭竿而起。”他说:“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他为此也丢掉了乌纱帽。

村山富市首相上台后提出深刻反省侵略行为,而其环境厅长官樱井新紧跟着永野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所有亚洲国家托了它的福。”日本《读卖新闻》说:“因战争责任发言而下台的阁僚,这是1986年以来的第四次了,不知今年还要重复多少次。”《朝日新闻》就此采访了村山首相,村山说其19名阁僚中只有三分之一认为战争是侵略行为,其他人均回避实质。

所幸日本还有另一种声音。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大会上作了耐人寻味的演讲“模棱两可的日本和我自己”。他对记者说:“我们问心有愧,对亚洲人民更是如此。我们必须赎罪。”94年10月他毅然拒绝了日本的最高文化奖,他说:“我对我们政府以及他们对世界和平的态度均有意见。要是我们放弃了和平精神,一个非常可怕和危险的日本将出现。”

悠悠50年过去了,当这个岛国的大多数政治家拒不承认历史之时,它的经济却咄咄逼人地发展着。今天它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军备也在悄悄增长着。日本军费在80年代即以年均6%的速率增长。1987年防卫预算已居世界第三;1993年超过俄国,高居世界第二,达到4.6万亿日元,约合400亿美元。

1994年10月16日,为纪念日本自卫队成立40周年举行了海军阅兵式。村山首相站在一艘舰艇上,检阅了日本强大的海空力量。日本现拥有165艘舰只,总排水量33万吨,虽低于中国,但在技术实力上已大大领先。专家们说,除了俄国的太平洋舰队,亚洲没有与日本匹敌者。二战后日本舰队只限于海岸320公里内行驶,1981年后它已驶到1600公里的水域中。特别是1992年宫泽内阁在国会通过了向海外派兵法案,7月底向海湾派出了它的自卫队。

今天的日本已经从商战中获得了它昔日从战场上未能获得的一切,它还会愚蠢地选择军战吗?但是不要忘了,正是起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造成了日本陆军的夺权与阿道夫·希特勒的上台。如果遇到了新的经济危机、石油危机,这个兼有坚韧美德和残忍劣根的民族能够自甘没落吗?

和平:世代永恒的心声

从中国的南京、乌克兰的基辅、波兰的奥斯威辛、日本的广岛,我们听到了人们对和平的伟大的呼喊。然而在波斯湾,在巴尔干,在黎巴嫩的贝鲁特,战神的幽灵仍在徘徊。

在这个世界上,在和平的求索中,有过两种声音。一个声音来自那些冷峻的政治家,他们认为和平只能来自实力的均衡。它是现实的。天助自助者,中国要摆脱一百年来屡屡被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战争,必须有自己强大的经济和军备力量。然而这一声音又是局限的。均衡难于持久。建立在军备竞赛之上的均衡终有导致战争的一天。

另一个声音来自哲人。这一声音并未随着暗杀甘地的枪声而沉默。它是博大的理想,而绝不是当下的怯懦。60年代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继续了这一声音。他告诫他的伙伴:宣誓忠于非暴力运动,永远恪守下列十诫:拳头不打人,嘴不骂人,心不恨人……。1968年4月,和圣雄甘地一样,马丁·路德·金死于暗杀。但他的声音久远地回荡在这个世界:“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总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色山丘上,昔日奴隶的子孙和昔日奴隶主的子孙同坐在友爱的桌旁。”

这声音没有被枪声淹没,它飞向了四方,飞向了亿万人的心灵,人们噙着眼泪,拉起了手(汉城奥运会上响起了《手拉手》)。

它飞向了28年后的今天,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后的时刻。在北京,在莫斯科,在伦敦,在毕盛顿,在柏林、东京,对和平的伟大祈褥如海潮般涌来:愿我们开创一个新的世纪,一个和平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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