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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铜牌”哪儿去了？
1997年5月28日，张玉峰代表方正集团把一张40万元人民币的支票交到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姜伯驹院长手中。此后两年，方正还将每年给数学院资助40万元。这是方正集团在本世纪内以回报母校的方式资助北大数学院。为什么特别资助数学院？
“数学”需要理解，需要非凡的理解。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1998年有教职员工147人，其中正副教授111人，中科院院士4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人，博士生导师41人，博士64人，这座庙看似不大，却是中国数学的一座大厦。他们中有王选的老师，有培育出许多中国一流乃至世界一流的中国学子的老师。应该听听他们今天是如何讲数学的。
教授们说：从80年代开始，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陆续向政府提交了若干份关于美国数学及数学教育的报告，指出现在还很少人认识到，高技术本质上是数学技术。数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它已经是一种重要资源。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数学技术的新时代。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教授们认为：数学不属于自然科学，犹如哲学不属于社会科学。
北大数学研究所所长张恭庆院士对数学有一段描述，他说：数学为其他学科提供语言、概念、思想、理论和方法，它不仅直接应用于工程技术、生产活动，作为一种文化，对全社会成员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哺育作用。一个民族数学修养的高低，对这个民族的文明有很大影响。
正是由于数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作用，我国高考，文、理科学生都必须考数学。我国的数学教育，在世界上均优于欧、美国家。但是，我国企业对数学的应用则严重落后。
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一般地探讨企业的困难，学会从“数学”这个视点去观察，会看到一片新情况。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对数学不同的感觉、认识和要求，就可以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发达的一种标志，并可预见一个民族的前途。
我国数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当教师或搞数学研究，社会上哪儿都不喜欢要，他们该上哪儿去呢？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则一再确认中国高校数学系的大学生是好用的。我国培养的数学才子正好为发达国家的企业解决数学问题提供人才资源。
李平立是王选部下一位曾获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奖的青年。他高三时参加全国数学选拔赛获第一名，随即参加了1986年在波兰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各国参赛的都是6名选手。中国队6名选手获得了3块金牌、1块银牌和1块铜牌，成绩是最好的。李平立却告诉我：
“我们这一届成绩不太好。”
“怎么呢？”
“老师说，以前金牌更多，还有金牌被中国全拿了的。”
“你们6人，如今都在哪儿？”
“一个‘金牌’在上海，‘铜牌’不知在哪儿。别的都去了美国。”
由于中国培养的数学人才堪称世界一流，中国的企业又基本提不出数学问题，中国数学人才外流则几乎成为一种“出路”，并且很少人意识到，这是中国在需要发展知识经济的时代最大的损失。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金融数学成为一项非常热门的学科，一批中国改革开放年代培养出来的数学尖子在美国效力，成为美国研究金融数学的生力军。
当然，出去的远远不只是数学系的毕业生。
美国人设置的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
1996年7月，《北京广播电视报》公布一项题为《首都人形象调查》的社会调查：“哪种人最让人尊敬？”公众作出的占第一位的回答是：“教师。”
成千成万的家长都曾经从老师写来的条子里，从家长会上，体会到教师是当今社会相当认真负责、非常辛苦的一大群体。自从恢复高考，几亿父母在孩子入学前就抓教育，可以说，全世界再没有比中国父母更重视孩子读书的了，也没有比中国学生更用功的了，他们起早熬黑，中午多无休息，许多父母都清楚，孩子比自己上班还累还苦。可是，考上了又怎样，毕业了又怎样？
我真想说，美国教育最成功的一项措施，就是在中国设置了一个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托福。
从幼儿教育开始，把中国孩子里的尖子一步步送进了北大，送进了清华，送进了各大学。这是一个拓荒、播种、耕耘以至把孩子们培养成材的过程。
美国人不必对中国教育付出的巨大代价做什么，不必拓荒、播种、耕耘，中国人已经把尖子人才培养好了，并且经由遍布中国的教育、考试、筛选工作把尖子集中到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来了。美国人只需在中国设置一个“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轻轻松松就把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尖子收割走了。
年年如此。
岁岁如此。
我多么想放开来给你讲述闵维方的故事。但此处我只能简略地说，闵维方是1988年从美国斯坦福归来的，归来的闵维方瞄准的第一个研究目标就是如何加快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
“我们用比较严格的科学计量方法来考察中国教育以及同世界教育的差距，发现1988年我国每100个18到22岁的青年中，上大学的还不到3个人。世界平均水平是10%，美国是60%。”
我顿时感到天都阴了。我国是历史悠久的东方教育大国，注重教育，“望子成龙”，堪称世界之最，而我们高等教育学龄青年的入学率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从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间，在我国公办和私立大学多方努力下，中国每100个学龄青年得以上大学的从先前的不到3%进步到8%，差不多是10年前的3倍了。
“今天，美国的比例是多少呢？”我问闵维方。
“1998年，美国和加拿大都是71%。”
再看我国这8%中的尖子，他们去哪儿了呢？
一流的学生去了美国。
二流的学生去了国内的外企。
三流的学生在本国难以找到工作。
这是大学里流传的说法。你可以说，不是所有一流的毕业生都出国了。但是，相当多的大学毕业生是这个流向。
《中国青年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去了哪里》的文章，其中写道：“1997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人数为457人，占本科毕业生总数15.3%；1998年出国本科毕业生为302人，占本科毕业生总数13.6%。1997年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人数为357人，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14.5%；1998年出国本科毕业生为379人，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15.4%。”
你可记得，1979年国门初开，王选要在北大组建一个攻关组就碰到“出国潮”……那时出去的“尖子”主要是文革前培养的中年知识分子。进入90年代，新一代尖子学生成长起来了，出去的主要是青年大学生。
王选去美国考察，回来写道：“美国硅谷集中了一大批中国工程师，人们说，硅谷的公司中没有美国人并不稀奇，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
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时事报告》中学生版1998—1999学年度第1期发表《览胜美国硅谷》，说“硅谷约有一半科技人员来自亚洲各国”，而在关键的科研开发上，“智慧的、富有毅力的华人更是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约占硅谷科技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多为技术部门的骨干”。
何谓技术骨干？北大方正的技术骨干就是王选和他领导的肖建国、阳振坤、汤帜、李平立等等。如果说华人约占硅谷科技人员的四分之一且多是技术骨干，可见华人在硅谷的贡献何其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资企业在我国增多，中国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不必出国也能在“洋企业”里工作了。由于我国企业遇到的困境，大学生毕业后出国或投奔外企成为第一热门。倘如愿，父母、邻里也感到总算把孩子培养出来，“有出息了”。
呜呼，从前先贤说：“施夷长技以制夷”，如今变作“刻苦读书以事夷”？中国的教师那么辛苦，父母那么辛苦，学生那么辛苦，就为了给外国资本输送我们的最有创造力的孩子？就为了使外企的科技含量、有生力量更加精悍，然后杀回马枪，把我国企业内的父母打得更加落花流水，下岗纷纷？呜呼，这难道不是一幅“现代文明图”吗？我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心肠，能不感伤吗？
“从事电脑研究开发的最佳年龄是20岁到40岁，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人把这段黄金年华贡献给了美国企业。”王选是这样描述的，似乎让你感伤得没有眼泪。
王选写下这话的时间是1997年7月2日，是方正集团将40万元的支票交给姜伯驹院长后的第37天。这笔钱，北大教学科学院将用以创造有利于“留人”的科研和生活条件，目的是力图把北大最具竞争实力的数学人才留下来。同时还将致力于把全国每年高考中最具数学天赋的前3名尖子争取来。为了祖国的前途，这些花甲教授的拳拳之心，会不会烛照我们，会不会让“天下父母心”为之感动！
知识经济时代最激烈的竞争
1999年我国高考扩大招生，一扩再扩，竟在原计划的基础上扩了44%，足见国家重视“科教兴国”下大力气的决心和力度，全国考生和家长们无不拥戴称庆。
高考后第10天——7月19日，是这年托福考试报名之日，北京报名点排长队出现空前热烈场面。《北京青年报》报道，记者18日上午10点30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看到，排队报考托福的队伍“在占满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后，在操场外的校园马路又蜿蜒延续了约300米”。北京这年夏天出现持续高温，“万人长队支起了阳伞的长龙，许多排队的考生正在自带的凉席、毛巾被或者报纸上熟睡”。因为最早的排队者17日晚上就来了，到18日中午，领取了报名表并交了考试费（600元）的人数已超过21000人，而规定的收受报名表时间还要等到19日零点。到18日晚9点后，“现场已出现收80元钱替人排队的‘托福号贩子’”。
如果说“托福”是美国人设置的“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可不可以说，上述场面就是空前的等待被收割的场景呢？
由于科技成果注定是要通过企业才能发挥效益，由于成果是人创造的，由于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我国科研院所里的人员就处在一个被企业来“淘金”的位置。如果把我国的科研院所比作一个聚宝盆，这个中国科技英才荟萃的聚宝盆，正是知识经济时代世界跨国公司将纷纷来盆中取宝的对象。
这是另一种“收割”，对中国相当成熟的拔尖人才的收割。所谓用重金聘用，那重金其实终将是由被聘用者创造的，微软只是在这期间进行运作。这运作并不属于“科技”，却能调动和指挥科技，是企业行为。所以我们并不仅仅是在科研方面落后。像这样对中国青年大学生以及中年科学家进行全面“搜索”和“网罗”，将怎样严重地改变美国与中国科技力量的对比呢？
“托福”所以能吸引如此多的中国青年，也是因为美国人能提供你一笔“奖学金”。在这里起作用的仍然是运作经济的因素。再以后，美国企业能容纳你在那儿工作，你能获得比在国内高得多的酬金。在这经济因素后面，起强大后盾作用的还是企业。
教育是需要投资的。中国培养出的拔尖人才，是在国家投入的巨大的教育经费下，在全国学子中最终筛选出来的人才，再加上千家万户的投入，每一个大学生经十几年培养都是人民币堆出来的，而美国人只用一笔助学金就把中国的尖子人才收购走了。“托福”，实际上是美国人经营的一桩最胜算的生意。
毫无疑问，科技非常重要。而我多么想以自己微弱的声音对媒体说，请非常地关注企业、关照企业吧，企业将是我们解决一系列科教难题、经济难题的关键。
中国独立于企业之上的科研，其实是孤立于市场之外。这样的科研是不可能与发达国家植根于企业的科技实力较量的。我的声音微小，请听杨振宁曾这样说：“中国已经掌握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的技术，如卫星和火箭技术。中国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学会怎么把科技改变成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办法。”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也引起了中国人的忧虑。媒体相继报道说，这使中国人再次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我常常困惑地想，落后是肯定要挨打的，好比弱者打不过强者，这是很明白的事情，难道需要很努力很费劲才能认识到吗？我们不是要认识落后就要挨打，我们需要认识为什么落后。
我们岂能忽略，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后面，是强大的经济支持着他们的科研和军事，而强大的经济是企业创造的。在我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科技的时候，怎能忽略把科技变成社会化产品的是企业，把科技变成军事产品的也是企业，他们的名字就叫“军火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