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理论与犯罪
王 喆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 美国学者于1982 年首次提出了破窗效应这一理论,该理论以“破窗”为喻,认为轻微的无序行为如若得不到及时治理,会引发更加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破窗理论对中国犯罪的犯罪预防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利用破窗理论将侧重点从事后治理转为事前预防,可以有效地减少犯罪发生,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 破窗理论;犯罪预防;情境预防;“零容忍”模式?
破窗理论是一种独特的心理学现象,来源于对社会生活的不断观察与探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社会犯罪防控系统的启示与引导,推动了美国警务模式的转变,也促进了世界环境犯罪学的研究。虽然破窗理论仍有许多不足,不能具体的解释适用的范围与类型,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控制,减少犯罪的发生,其贡献是巨大的,为犯罪的防控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破窗理论的内涵与影响
(一)破窗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破窗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外部环境对某些犯罪的影响和诱发。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彼得曼提出:行为失序,就算是轻微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也会在心理上给市民造成被害恐惧。随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詹八多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偷车实验”。他找了一辆无照的汽车,将车停在纽约相对混乱和贫穷的布朗斯街区,并将汽车的发动机罩打开。之后汽车遭到了第一次破坏,一个家庭拿走了汽车的冷却箱和电池,随后在几小时内,汽车遭到了全面破坏,零件大部分丢失,装饰物被扯烂,车窗被全部打碎,小孩子开始在上面自由的玩耍。詹八多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内停放了一辆类似的车,一个星期过去了也无人问津。于是,实验升级,詹八多在那辆汽车上敲了一个破洞,结果人们开始破坏汽车,值钱的零件被很快的搬走。有意思的是,在实验中两辆汽车的破坏者多是白人,而不是当时美国人印象中无理粗俗的黑人。最后得出结论:人人都喜欢完美的事物,其完美的外在会使人去维护这份美好,而人们看到有缺陷的事物时,从心里上会产生一种轻视与恶意,激发内心的破坏欲,从而加入到破坏者的队伍中。这项实验也证明了失序行为受某些外部环境的诱导,对破窗理论的提出有着启示作用。
1982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凯林在大西洋月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破窗效应”—警察与邻里安全》的文章,首次完整的提出了破窗理论,此理论在早期学说和实验基础上指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不加以及时整治,会诱使人们产生模仿心理,加剧事情的严重程度,从而导致人的公共行为失序乃至违法犯罪。以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筑为例,如果被打破的第一扇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甚至会破门而入,占有或破坏这栋建筑。如果警察或者是社区管理者能够及时且积极的去管理这些无序的外部环境,切断环境与犯罪之间的导索,则能有效的防止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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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窗理论的内涵
根据破窗理论的实验分析可以得知,无序的环境对于人们内心破坏与犯罪的欲望具有极大的诱惑,如果一个区域内随处可见众多无序的行为,例如大街上躺着众多无家可归的人,大量乞丐乞讨,年轻人在墙上任意涂鸦等等,那么这个区域很快就会被犯罪者占领,会有更多的贩毒者出入交易,卖淫者在这里能够很快的招揽到生意,犯罪者发现这里是一个犯罪的绝佳场所,暗示着你可以在那里“为所欲为”。只有当无序达到一定的规模和积累,足以使居民产生恐惧心理时,无序才容易诱发犯罪。但是无序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如果能在违法犯罪行为最初开始时便加以制止,对偏离轨道的社会秩序加以改正,使其回到正轨,便能让行为人受束于有序的社会环境,打消违法犯罪的念头。
(三)破窗理论的实际应用
“零容忍”模式被各国广泛应用到治理社会治安、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等方面。新加坡被称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但它的反腐之路也相当坎坷漫长。在20世纪,新加坡当时社会贪腐现象严重,经济低迷,在尝试多种方法无果后,新加坡毅然决然的实施“零容忍”模式,连续出台多部反腐法规,对发现有腐败行为的官员,只要证据确实充分,无论身处何职,一律严惩不怠,终身不得再录用为公务人员,同时秉行行贿受贿一视同仁的原则,坚决处罚。如果所犯贪污犯罪中未规定定罪金额,那么该官员收受一元钱也成立贪污罪,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是要职官员还是基层公务员,都一视同仁,即使是轻微的违法行为,也必须受到处罚。经过多年的努力,新加坡已经习惯了“零容忍”模式,最终成为亚洲清廉指数最高的一个国家。无独有偶,中国香港对贪腐行为也采取了“零容忍”模式,在大刀阔斧的进行了一系列反腐活动后,取得巨大成效,成为亚洲最清廉的区域之一。
二、破窗理论与犯罪治理
(一)情境预防
(2)以O为基点,将A中心线逆时针复制旋转10°,得C线,交φd圆于v点;再以Bs0/2一半槽口宽作C线的平行线D,分别与φa、φb圆交于m、n两点(如图4)。
综上可知,“零容忍”模式是对第一扇窗的修补,具有一定的预防性,是对瑕疵社会秩序的及时改正,防止具有犯罪心理的行为人受社会环境的引诱,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零容忍”模式的严惩性对潜在犯罪分子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暗示,对公民产生一种警示作用,以约束和引导公民的行为。
(二)“零容忍”模式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加速期,国内社会面临着许许多多挑战,此时建立起一个安定有序的和谐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笔者认为破窗理论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从人口方面来看,中国人口基数大,在犯罪的治理工作中,只注重犯罪的事后惩罚而不注重事前的防控措施是不可行的。我们需要加强公众对于违法后果的认知,提高犯罪分子的风险意识,切断特定环境对潜在罪犯的作用,便能有效的减少犯罪的发生。从方针政策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要求“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例如刑九中便加大了腐败的惩戒力度,取消贪污罪赃款具体数额,严格规定行贿罪从宽处罚条件等。破窗理论所衍生的“零容忍”政策与我国刑事政策相适应,将零容忍政策运用到具体犯罪的治理中,能够极大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进程。
1.1 试验材料 试验草莓选用北京市主要种植品种红颜,试验药剂为99.5%氯化苦水剂、98%棉隆微颗粒、42%威百亩水剂、20%辣根素水剂、97%二甲基二硫水剂、还原颗粒。
破窗理论最初是只是在法律领域被人所熟知,但后来被广泛应用到社会其他领域。20世纪90年代,纽约市将破窗理论运用到纽约地铁的治安和犯罪防控中,针对整个城市中主要交通干线和地铁攀高的犯罪率,令人震惊的是警局开始全力打击逃票,结果发现,逃票的人中有七分之一可能是通缉犯,有二十分之一的可能携带凶器。最后,以抓逃票这种最不起眼的治理行为为起点,纽约市交通干线的犯罪率在逐渐降低,社会秩序和安全得到有效维护。纽约市地铁治安的明显好转,使破窗理论得到了美国法律界的认可,美国报刊将威尔逊和凯琳的那篇文章称为“警务活动的圣经”,认为是破窗理论使美国警务活动进行了一次改革和完善。
情境预防需要主观情境和客观情境相结合。从主观情境上讲,犯罪学家罗纳德·克拉克和德瑞克·科尼西提出了“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若犯罪人认为其所需付出的代价高于收益的话,会动摇其犯罪的意志,甚至打消犯罪念头。情境预防则是从侧面增加了犯罪人所需付出代价的比重,使其从主观上放弃本次犯罪行为。客观情境则是利用社会的有序来减少犯罪的机会,犯罪机会并不以犯罪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所以减少犯罪机会在犯罪预防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破窗理论对中国犯罪治理的启示
威尔逊和凯琳在提出破窗理论时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应对策略,就是“零容忍”制度。其核心是通过对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绝不容忍,从而预防发生更严重的犯罪行为,最终有效的降低犯罪机率,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情境预防也可以称之为基于环境设计的犯罪防控理论。情境预防主要是启示相关治理单位着重注意已经存在失序行为的环境所表现出的诱导性因素,通过切断特定的环境与某些犯罪之间的激发性链条,消除对现有环境的利用力度,从而减少某些特定情境下的违法犯罪,追求的是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事后处罚,例如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国家对枪支弹药和部分刀具的管制,对毒品的严打等都是情境预防的具体手段。
中国在把破窗理论与流动人口的犯罪防治和环境犯罪的治理等方面结合,理论上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但实际应用中仍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由于流动人口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在与当地市民在平等权利方面相比多遭到忽略与剥夺,生活环境脏乱差,社会相关福利保障措施大多缺失,尤为突出的是激增的流动人口犯罪现象。在宏观的“防破窗”上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微观的“修补”上积极应对流动人口所处的无序环境所带来的具体问题,解决相关问题首先应建立一个良好有序的环境,改革现有的二元流动人口的户籍制度,帮助流动人口解决好户籍问题,增加他们对于自身的认同感,改善流动人口的现有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在居住区内建立由破窗理论所引导的“邻里守望”项目,建立以社区为导向,以法治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的社区警务模式,用有序的社会环境来促使流动人口遵纪守法,打消犯罪的念头。
在环境犯罪的防控中,破窗理论所提供的“环境—心理—行为”的路径分析法能够有效的增加环境监管者的责任和权威,防止环境污染向环境犯罪的转变,只要严厉打击环境污染行为,便可以有效的遏制环境犯罪的发生率。环境犯罪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相关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存在工作上的瑕疵所造成的。破窗理论可以通过对犯罪的预防,干扰犯罪人心理以及行为习惯,利用情景预防的场域控制,加大犯罪的难度、风险和成本,强化“零容忍”治污策略等“补窗”模式,从事后治理转为事前防控,减少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损害。
世界上最伟大的理论往往都来源于生活,破窗理论在犯罪的防控领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有时一扇窗户的缺失会带来整个房屋的毁灭,轻微的失序行为看似无伤大雅,但却是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隐患,一旦这些微小行为的积攒达到一定的量,将会导致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变。
如果说,浏阳文家市转兵是毛泽东率军上山,使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实现了重大战略转折的话,那么在柏露会议和罗福嶂会议决策去东固,则是朱毛红军由守山向广袤的农村发展重要的战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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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379- (2019 )18-0112-02
作者简介: 王喆(1995- ),女,汉族,山东潍坊人,西北政法大学,2018 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