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的缘起、概念和意义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起论文,意义论文,概念论文,评价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政治文化发端于60年代特定的学科、历史、社会和方法背景中，是政治学领域的创举；政治文化意指专门化的政治导向，即对政治体系及其各个方面的态度和自我在这个体系中的角色的态度；政治文化的研究架设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桥梁，有助于深入探讨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价值体系等重大问题，帮助政治和文化的跨国比较；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进行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关键词：政治文化 导向 政治比较 政治信念
一
政治文化是存在于宏观政治结构、政治体制与个体政治行为、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之间的特定领域。政治文化不同于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远比意识形态的范围要小得多，但又直接得多。同时它又不是简单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它与政府运作、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密切关联。西方学术界开始系统探索这一领域，始于本世纪60年代。
从40年代起，美国政治学中行为主义学派开始占统治地位。行为主义学派并不限于抽象地分析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并将政治过程与人们的行为普遍联系起来。行为主义强调，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分析政治行为，必须密切联系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各种因素的考察。于是，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角度看，需要改变传统政治学的研究重点，把人们从只注重宏观政治体制引到更加实证性地注意个体政治行为上来。
正如行为主义的著名代表，也是“政治文化”学派的开创者阿尔蒙德(G.Almond)所论述的，研究政治体系首先就是研究这个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个人和群体在这个体系中的行为表现是什么。当政治学家们的研究视野深入到行为领域中时，人们就不可能单纯地停留在有关政府和社会群体行为的表现上，而会不由自主地从群体（团体或政党）的行为过程进入到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的行为取决于社会环境的作用和个体本身的心理动机和心理态度。这里，研究的焦点就演变成了从反向的角度来剖析人们的心理导向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影响，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到宏观群体政治行为的过程。过去的政治学对此不仅涉及甚少，而且缺乏可资使用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例如人们过去常用的概念，像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文化精神(cultural ethos)这些诸如此类的名词，其意义都显得有点含混不清，对解释人们处于心理层面上有关政治的趋向(propensity)，显得不够清晰。政治学家们意识到有必要进行新的开拓，这就是本世纪50-60年代“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学科新起点发端的基本学术背景。
实际上，从思想历史的渊源看，政治与文化的相关性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古希腊的行吟诗人曾吟唱过先民族的文化特征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古典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描述了人性与政府结构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则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家，他在《政治学》一书中，不仅清晰地论述了有关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各项要素及其变化，而且还正确地分析了它们与社会结构各项参数、特别是与政治结构各项参数之间的关系。由亚里士多德始，人们注意到了政治运作与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到黑格尔的“伦理生活的目的”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政治文化领域。这种历史学术渊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勃兴提供了良好的知识源头和理论传统。
作为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缘起的现实触发点，是西方政治学家们当时产生的严重危机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战争期间法西斯主义泛滥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使人们在战后依然心有余悸。另外，二战以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也给醉心于“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治体制、即所谓民主自由体制的那些西方政治学家以当头棒喝。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在那种他们自认为“最好”的自由民主制面前，怎么会出现二十世纪的所谓“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当然，他们错误地把社会主义也看成极权制，这是建立在基本政治立场之上的偏见。可是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却促使他们进一步思考：与西方式的“民主”不同的各种政治体制的文化基础究竟是什么？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心理导向和行为态度是什么？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又依靠什么来维持它的存在和稳定？在当前它又遇到了什么重大问题？是否存在着什么隐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浪潮的兴起，使一大批从前作为殖民地的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着经济上摆脱殖民束缚，加快发展，政治上建立一种既不同于殖民统治时期的体制，又不同于重返原初旧模式的新体制的繁重任务。可是，由于殖民主义留下的种种隐患、新建政治体制的幼稚、行政管理经验的不足，再加上经济力量的脆弱，这些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很不稳定。经常发生的政治动乱和军事政变，频繁更替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运行体制，处于艰难发展中的经济建设，使第三世界充满了动荡不安的感觉，也波及到整个世界，影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这就引出了另一些令西方政治学家们深深为之思考的问题：从传统型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除了经济的发展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最适合新旧转轨过程？什么样的文化模式最适合于社会和谐？人们内心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构架？如何改造这种构架才能令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更加顺利、更加成功？
所有这些理论和现实的问题摆到了西方政治学家们的面前，迫使他们要寻找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开辟一些新的领域来解决这类困惑学术界，同时也是困惑西方政治家的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新兴学科的不断出现，交叉学科的相互渗透，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被引进社会科学领域，使许多古老学科的面目为之一新。其中对社会科学诸领域影响最巨者有三大方面，它们同时对政治文化的发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是系统方法的使用。二战以后，系统方法日益成为各门学科处理复杂对象，分析其功能、结构，解析其规律的一种普遍方法。这种方法逐渐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使之在社会领域能够有效地处理远比自然领域更为复杂的，更加带有不确定因素的现象。
第二是跨文化比较法的广泛应用。跨文化比较法原先在文化人类学中广泛采用，较多地用于各个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群落的文化比较研究。这种文化比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这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人类学角度讲，文化基质如何影响政治运作，在政治体制的变化过程中，文化因素又起什么作用？这样的研究角度特别有助于深入探究政治文化现象。
第三是大规模调查研究法的采纳。二战以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经济上的可能、学科上的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逐步兴起了大规模调查研究法(survey)。这种调查研究法最先兴起于政治竞选和公共意见中的民意测验，后来为社会科学界所采用。此后，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逐步兴起了按严格程度进行的调查研究，对采集到手的数据按固定的程度进行分析、处理，从中得出所谓实证意义上的结论。这种方法，对于实地搜集第一手材料，从中得出较精确的定量分析意见，进行比较研究是特别有效的。于是从5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社会科学界，一阵风似地兴起了以调查研究法为基础的实地研究，这确实为沉寂的社会科学界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为政治文化的跨国度比较研究提供了契机。
二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是一个非常特定，带有特殊意义的现代政治学术语。它的基本内容，正如前所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思想家们的著作中，就已经有所论及，而学者们认为正式提及“政治文化”这个名称，是在十八世纪德国学者赫尔德的著作中。[1]
到了本世纪50年代，由于战后世界政治局势发展的复杂性和政治学领域问题的多样性，美国政治学界的有识之士深感本学科在发展上的落伍，觉得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研究尝试以赶上日益发展的现实形势。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1956年的一篇论文中，纵论了当时各种研究政治体系的方法，觉得哪一种都不能有针对性地给出对现实问题的回答。于是，作为韦伯一帕森斯理论在美国政治学界的主要继承者，他仔细地审视了政治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明确地提出要从研究政治行为入手来深入政治学内部：“首先，一个政治体系就是一个‘行动’的体系，必须以行动来判断政治体系，而不是光凭法律或伦理规范。简言之，人们观察政治体系或个人，是通过观察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如何做，以及影响他们做的因素是什么才达到。”[2]
基于上述考虑，阿尔蒙德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他将之称为导向(orientation)。由导向入手，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念作出了开创性的规定。他指出：“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一套意义和目的之中。我们谈及对政治的态度、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文化精神，所有这些概念的困难是它们的意义过于弥散与含混。”[3]于是，阿尔蒙德阐发了“导向”一词的特定用法，指出：“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我发现这是非常有用的，并将之称为‘政治文化’。”[4]
这就是1956年最先由他提出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概念。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讲，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或亚文化概念有很大的区别，是完全从个体水平的主观心理维度来规定的一种政治心理导向。它不同于从前所研究的民族精神或意识形态这样一些宏观的观念，后者是指集体水平上的民族整体特征，而前者主要是从个体心理水平去研究影响社会政治运行过程的要素。阿尔蒙德的这一概念对政治学具有重大的学科意义，因为“政治学科不像其他学科，乐于接受外来的概念。它对融合文化概念慢得出奇。部分原因是政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的是同族的概念，而文化这样一般的概念，证明对任何特定情况下确定因果联系是不容易的。”[5]传统政治学对本世纪以来勃兴于欧美的文化人类学不屑于一顾，对采用文化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政治现象不予理睬。其真正的原因在于：持欧美政治学研究传统的政治学家们醉心于用既有的概念框架来分析公认的政治运行，喜欢刻板的传统描述。他们普遍认为，像文化这样极为宽泛、流于一般又难于精确描述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学科来帮助研究政治因果关系是劳而无功，华而不实。阿尔蒙德打破了政治学的这一禁忌，引导政治学走上了新的发展之路。
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阿尔蒙德对概念作了两点解释：第一，政治文化并“不与一个给定的政治体系或社会完全一致，对政治的导向类型可能或一般地总是超越于政治体系的界限之外；其次，政治文化与一般文化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它总是与之相关。”[6]
这两点解释是异常重要的，因为这为后来研究政治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如果我们设定政治文化与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完全一致，那它必然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不会存在任何异类的亚文化或子文化群体，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单一的枯燥无味的东西。这将导致整个政治文化的研究视野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使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大打折扣。
其次，政治文化既然是“文化”研究，且研究人们心理层次上的导向，那它确实也就是一种文化，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政治文化的内在构成，正如阿尔蒙德在其论文中引述的：“帕森斯与西尔斯告诉我们，任何对政治的导向都包括三个要素：第一是知觉，即认知；第二是喜好，或称情感；第三是评价，或称选择。”[7]而认知、情感与评价这三大维度实际上就是人类主观世界中的三大主要构架，它们与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的一般文化价值标准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必然成为社会宏观文化系统的一部分。政治文化必然被涵盖于大文化的范围之中，但因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它在相应的范围内，具有独立发展与生长的自决性，这就决定了研究它的学科的相对独立性和存在的特殊性。
1961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派尔在应邀撰写《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时，给出了“政治文化”的一个更为明确的描述：“政治文化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它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它包括政治理想和一个政体的运行规范(operating norms)。因此，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维度集合形式的展示。一种政治文化既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集体史，又是这个系统中的个体成员的生活史的产物，因而它深深植根于公共事件和个人经历之中。”[8]派尔的这个定义，基本上继承了阿尔蒙德的思想，强调了行为的心理与主观维度，同时指出了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构成和来源，并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政治文化与一般文化的区别。进而，我们可以从这个定义中发现，派尔力图从阿尔蒙德的个体研究角度联结到集体角度，从个体的心理维度上升到涉及整个政治体系的性状的研究，将个体生活史与政治系统的集体史统一起来，阐明了政治文化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意义。
随之而来的1963年，在美国政治学界发生了所谓政治文化研究的革命。由著名学者阿尔蒙德和维伯(S.Verba)联袂主持的研究项目“五个国家中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历时五年终于完成，并以《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为名结集出版了这一研究成果。在这本书中，阿尔蒙德和维伯发挥了1956年基本定义的思想与研究设想，并将此应用到对五个国家的实地研究，正式地提出了关于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基本框架。在此书中，这两个学者给出了关于政治文化的经典定义和基本分析。他们对“政治文化”的基本定义为：“政治文化这个术语指的是专门化的政治导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方面的态度和对于自我在这个体系中角色的态度。”[9]其概念内涵为：“(1)认知导向，即关于政治体系、政治体系的作用，这些作用的发挥者，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等的知识和信念；(2)情感导向或关于政治体系、它的作用、人事及表现的感情；(3)评价导向，关于涉及到价值标准与信息、情感相组合的政治对象的判断和意见。”[10]简言之，政治文化的大致内容可以区分为三类：即认知、情感和评价（价值）。这种划分，实际上就是西方思想传统中关于人类精神三大基本领域知、情、意的划分法，也是政治学中帕森斯传统的继续。
三
应当清晰地看到，政治学引入文化概念，并在某种特定的含义下限定了“政治文化”的内涵，是政治学领域的创举，以《公民文化》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研究的发端也成了政治学领域划时代的象征。正如维尔奇(S.Welch)在1993年总结的：“政治文化的概念是行为主义革命的先声，虽然这个概念早为赫尔德用过，可是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括却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它对后来的后续性研究并奠定行为主义传统经典的地位起了关键的作用。”[11]政治文化的概念从60年代起发端于政治比较研究，在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治学的发展。派尔认为，从阿尔蒙德起始的政治文化研究，代表了一种趋势：“即在政治学中，人们既重新回到了对整个政治体系的研究，又不失个体心理研究的便利。”[12]这是因为，自从行为主义出现以来，人们过多地注重对个体政治行为的研究，有失对宏观政治体系高屋建瓴式的把握，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何从个体心理和行为的研究中找到一条便利的通道，进一步把握关于整个政治体系的宏观结构，这是对50年代起的政治学的一种新考验。而政治文化的出现恰好为这两者架设了由此及彼的桥梁，这一意义也正好说明了政治文化的学科性质。从事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较好地做到宏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政治现象研究的统一。在探讨个体政治行为时，必须分析民族政治体制的演进过程对个体政治文化倾向的影响，反之，我们又要从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发现政治文化体系是如何反映社会政治结构的现状和变化的，这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政治体系本身的发展。
第二，它开辟了解决若干重大社会科学问题的途径。如它试图理解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和基本价值体系等十分宏大的内容，它包容了关于领导和群众的政治导向、精英和大众的政治行为心理等研究内容，比过去使用的政治风格、运行规范等等政治学术语更加适用与有效。而且，虽然冠之以“文化”的名称，它却更多地集中于在政治方面的研究，因而比公众意见、民族精神等等宽泛的术语更加严格、更加集中，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政治文化的概念为我们审视社会状况、经济因素与政治表现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用的途径，对考察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政治影响及其他非政治的因素极有帮助。因而政治文化研究对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政治文化的研究，促进了政治和文化的跨国研究，尽管这种比较带有政治上先天不足的笔病，却是冷战中及冷战后的学术对话通道，这方面除《公民文化》一书外，还有《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一书对十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和后来的一系列比较著作如《政治文化和共产主义研究》等的问世，这些著作分析了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关系，论述了政治文化在推动政治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也为冷战前后东西方的对话起了铺垫作用。
有鉴于政治文化的以上研究价值，我们应该认识到：
首先，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政治文化在各个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传统中，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它是构成政治系统运行与个体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社会政治系统发展的主观要素。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分析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诸多问题，丰富政治学科的内容，促进政治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互渗。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演进过程中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的儒生（知识分子）一踏上仕途即注定要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因此反过来又可讲，中国的政治演化又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政治与文化的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价值导向——官本位思想。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进入现代社会后，在科学和经济的冲击下，这种政治文化特征已经减弱了许多。就此而论，我们应该回溯民族的历史进程，注重对政治文化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
第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上的系统探索，从本世纪60年代起，欧美国家的政治文化研究产生了一些客观的分析成果，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和研究的。当然，不少西方学者的研究在理论上的立论带有很明显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文化色彩，从西方中心论出发，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学术定义、数据材料和分析方法。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地研究又往往是片面的、歪曲的，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错误的结论，并带来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严重曲解，产生了很坏的宣传效果，并影响到西方政界的政策选择。所以如何从根本上了解政治文化研究的本相，辨析国外学者研究中的得与失，又成为我们政治学科的一个重要学术任务。
第四，作为发展比较成熟的学科，政治学如果不能够对现实存在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现象进行客观的记录、描述和分析，得出科学的研究成果，就说明在学科上仍然需要继续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对政治学科的基本理论内容和方法体系进行系统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专门分析此类现象的政治文化学科，从根本上推动政治学本身的前进。
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政治文化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政治构架的烙印，同时又深受当代经济、政治变化的影响。反过来，政治文化作为个体意识层面的导向，反映了对政治结构、政治运行与政治发展的看法，它必然要对社会政治体系产生强烈的反作用，涉及到与政治经济结构诸要素的复杂互动，其变化不可能呈现完全单线的状态，其表现出来的形态必然是丰富多采的。欧美学者总结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民主制的政治文化的形态，决不是包治百病的灵药。我们必须动员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尽快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文化研究体系，以面对日益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注释：
[1]参见F.Barnard: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Herder's Suggestive Insight,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vol.63,1969,P.379
[2][3][4]G.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THeJournal of Politics,vol.18,Aug,1956,p.393,p.396,p.393
[5]L.Pye:Culture and Political Science,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72,Sept.vol.53,p.284
[6][7]G.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The Journal ofPolitics,vol.18 Aug.1956,p.393,p.395
[8]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New York,MaCmillan Co.and the Free Press,1961,vol.12,p.218
[9][10]G.Almond and S.Verba:Civic Cul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3,p.15
[11]S.Welch: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St.Martin sPress,1993,pp.3-4
[12]L.Pye and S.Verba: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 op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