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社会主义大国，但二者发展的方式和命运却是如此不同。苏联最终解体，从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而原来比较贫困的社会主义中国却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却有两种命运？如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那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如果社会主义不优越于资本主义，那为什么中国会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必然性？历史的偶然性，即具有自己个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站在政治舞台前面的历史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命运？这既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问题及其答案都存在于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各自的历史发展中。
一、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理论家们一直在争论：这究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如果说是必然的，那么十月革命就是错误的，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苏联社会主义不仅是早产儿，简直就是畸形儿；如果是偶然的，那么，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这个唯一能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个使美国和西方在战后不能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大国，在经历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之后，终于由于偶然因素的作用而解体，由于偶然因素的作用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无法令人信服。一种偶然产生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历史业绩；而一种必然产生的社会制度也不会仅仅因为偶然因素而灭亡。
理论家们这样来争论苏联解体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最大的错误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混为一谈。人们谈论苏联解体的必然性，仿佛谈论月食与日食一样，以为它是一个从开始就预先注定必然失败的历史事件。其实，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存在于苏联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于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中。离开苏联社会主义近70年的历史，既不存在苏联解体的必然性问题，也不存在导致苏联解体的各种不同个性人物出现的偶然性问题。
十月革命是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说它纯粹是偶然的，是列宁的阴谋，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一场具有世界历史创举的伟大革命不可能纯属偶然。偶然因素可以成为诱因，但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发展举世瞩目，在一段时期内西方世界曾为之惊慌失色，就说明十月革命是合理的，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符合民心的。
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存在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和俄国特殊条件相结合之中。如果人类社会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矛盾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就根本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如果俄国不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最尖锐而又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首先在俄国爆发。可以说，世界历史的总规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面临的各种矛盾的特殊条件孕育了十月革命。而列宁缔造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坚强正确的领导，适时地利用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的局势，以及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解决战争、对俄国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和面包问题的无能，使十月革命由可能变为现实。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存在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俄国的特殊条件和社会矛盾以及列宁和俄国共产党的活动相结合之中。主体的参与是社会规律起作用的特点，社会主义革命也不例外。
历史并没有注定苏联70年后必然解体，注定社会主义一定要失败。然而事实无情，苏维埃政权经历了70年的耀眼辉煌，却在国内外、党内外政治力量的合力作用下，在群众的不满和参与下，最终垮台。这种解体的必然性同样存在于国际条件和苏联国内条件之中，存在于处于执政地位的苏联共产党的活动之中。苏联解体的必然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苏联共产党自身的活动一步一步造成的。
斯大林执政以后，为苏联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以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来巩固政权，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需要正确处理和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行专政和高压政策，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不正常的发展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留下了隐患。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的历届领导者。他们作为斯大林逝世后的当权者和决策者，完全有可能结合苏联的实际，真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纠正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可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在斯大林死后出现的两种可能性中，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作了错误的抉择。
赫鲁晓夫以后的几届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一方面，在理论和舆论上，对由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而诱发的苏联国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演变为丑化和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采取了放任态度；另一方面，在经济和政治上，仍然维持斯大林时期确立的原有体制，而没有进行真正卓有成效的改革，从而使苏联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即意识形态中诋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舆论的泛滥与奉行原有经济体制并存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苏联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被丑化，思想极度混乱。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社会冲突归根结底存在于社会基本矛盾之中。当苏联意识形态陷入极度混乱、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陷入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陷入贫困时，解体的必然性也就在不满中悄然形成。
原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登上政治前台，是应时而出。抽象地说，社会主义当然需要民主、需要透明、需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可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和推行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是在原来已缓慢进行多年、弥漫着反对斯大林和苏联政治体制的专制和暴行、所谓反人道主义的政治倾向中提出的，它的针对性和矛头所向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体制中的缺陷。这使得本来已混乱的思想更加混乱。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共产党以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不断地被丑化，此时已在不少人心目中失去了其合理性，失去了其最后的尊严。当叶利钦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盘私有化的“休克疗法”，使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时，苏联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也就不可避免了。少数人在议会中的反抗注定要失败，只能是孤鸿哀鸣。
人民面对苏联共产党解散、社会主义失败，或袖手旁观，表现为一种政治冷淡主义；或走上街头积极参与，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狂热主义。这是苏联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多年积累的结果。
可以说，十月革命是必然的，苏联70年后的解体也是必然的。这两个必然性之间表面上似乎矛盾，如同水火冰炭，实际上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到苏联解体的必然性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苏联共产党的实践活动逐步在社会中创造了苏联解体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条件。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主要存在于“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逐步偏离和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之中，是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一步一步筑就的。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它自身的矛盾是不可能单纯依靠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阶级斗争来解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斯大林直到逝世前，从来没有放松过阶级斗争，曾经采取严厉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可谓弄得“干干净净，纯而又纯”，但70年后苏联仍然解体。苏联解体和十月革命成果的丧失，充分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
社会必然性不是与社会相脱离的“命运之神”。社会必然性存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因而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时间、条件都不可能相同。具体的历史事件不会重复。历史的主角不同，有历史的巨人，也会有历史的侏儒。历史人物活动的社会条件不同，国际背景也不同。十月革命是人类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70年后的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一次失败。在这些不同的事件中，可以发现不同性格、不同水平、担任不同任务的历史人物。当“后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沿着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方向演变时，政治舞台上不可能再度出现把十月革命由可能变为现实的列宁式的天才人物，不可能出现把苏联由使用木犁变为拥有原子弹、战胜德国法西斯、具有坚忍与专权双重人格和战略眼光的斯大林式的人物。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马克思主义，需要的只能是在“新思维”旗帜下的全面颠覆式的人物。
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并不能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必然性。这是两种必然性。任何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都不可能为他们身后多少年提出一个永恒不变的治国方案，也无法保证他们开创的事业在多少代以后不会中途夭折。古人说，创业难，守业更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同于任何封建王朝，它只能在不断变革中完善、巩固和发展。
历史具有偶然性。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不是苏共别的领导人最后充当了埋葬苏联社会主义的主角，以及苏联解体中的许多具有戏剧性的细节，当然具有某种偶然性，但在偶然性背后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历史必然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正确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而是使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当矛盾无法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民心尽失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二、毛泽东的远见和历史的局限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这一点毛泽东似乎早就料到了，他对苏联曾作过“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之类的预言。
毛泽东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其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毛泽东依据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如果失去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处于危险状态。毛泽东看到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就断定苏联只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必然会进一步否定列宁，只要丢掉列宁和斯大林这两面旗帜，苏联就会垮台。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缺口一打开，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就会把社会主义制度冲垮。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苏联解体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主导倾向就可以知道。所谓公开性和民主性，只是这种意识形态路线不断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被丑化，许多闻所未闻的“暴行”和“阴暗面”不断在报纸、电台、电视中，在“公开性”的号召下被揭露。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只要从一个方面，例如从意识形态领域撕开一个裂口，就会沿着这个裂口不断撕裂、延伸、扩展，导致社会重心倾斜和人心涣散，最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崩溃与解体。一种在人们心目中失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社会制度，不可能继续存在。
在历史活动中，个人的动机并不是决定性的。赫鲁晓夫在1956年不一定有搞垮社会主义的想法，也可能是诚心诚意想进行改革，可历史是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要你开启了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闸门，污泥浊水就会从这个闸门中往里冲。开始也许是细流，慢慢就会形成势不可挡的洪流。毛泽东看到了这个危险性，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上他始终是保持高度警惕的。但毛泽东当时关注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中的问题。他当时并不知道，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如果不进行改革，最终也可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毛泽东当时仍然停留在原有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模式中。虽然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和有关谈话中，毛泽东曾提出过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再搞点资本主义、价值法则是个大学校、要学会经济核算等重要思想，但主导思想仍然是把“八级制”称为资产阶级法权，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并过高估计了中国当时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他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坚持正确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是正确的，但对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反对“个人崇拜”缺乏鲜明的立场，相反主张要搞点“个人崇拜”。这对在中国破除“个人崇拜”，确立和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是不利的。毛泽东维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正确的，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观念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发展，并没有着重强调。尽管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但他在断定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时，重点关注的还是意识形态，而没有看到苏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缺陷，因而毛泽东总体上坚持的仍然是与苏联大体相同的体制。毛泽东关于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预言既有远见，又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成为中国长达20年的“左”的错误的重要理论根源。
恩格斯说过，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事物的，条件达到什么水平，认识就达到什么水平。伟大人物同样会有历史局限性。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是个过程，甚至是个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处在夹缝中，西边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封锁，东边有苏联对抗。毛泽东当时不可能搞对外开放，更不可能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毛泽东来说，在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政治态势下，在国家仍然“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他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把从政治和思想上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作为头等大事。社会主义政权可以得而复失，对于这一点，熟悉王朝兴亡历史的毛泽东非常清楚。1945年，他就和黄炎培先生讨论过历史周期率问题。在临近全国解放时，如何巩固即将取得的全国政权是毛泽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已向全党敲起了警钟。后来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京城时，毛泽东又以李自成为例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不要考试不及格。毛泽东的这些远见卓识，都涉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防止得而复失的问题，重点是如何巩固政权，不要走历史上农民革命因进城而腐化的老路。毛泽东虽然提出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不相适应方面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问题等，但这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意义的思想，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同样证明，试图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来巩固社会主义，不仅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无助于民生的改善，最终也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具有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状况。一个社会不可能单纯依靠政治斗争来巩固政权，也不可能依靠平均主义来稳定人心。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大搞阶级斗争，对于部和知识分子造成了久久难以弥合的伤痛。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都是不能违背的。
三、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
毛泽东逝世后，如何把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四人帮”被粉碎从政治上为这种选择创造了可能性。时代需要的是能担负历史重任的人物，需要的是思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时代既然提出了问题，就肯定会有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必然道路的正确选择。
社会主义在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政权立足未稳时，着眼于从政治上巩固政权、强调阶级斗争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它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思想，导致在政治上不着力于民主和法制建设，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经济上不集中精力搞建设，以所谓“抓革命”来“促生产”，实际上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经历长期摸索、痛苦、挫折以后，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首先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破解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谜。
我们应该从历史必然性的高度来理解邓小平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的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实现的抽象可能性与具体可能性相互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总的历史趋势的科学概括。但这一规律的实现不可能离开各国的条件和特点。只有从各国自身的条件和特点出发，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否则，它就会变为一个抽象的图式，甚至有可能陷入“乌托邦”。
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的实现置于现实的基础上，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由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的规律性理论，变为一种在中国实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卓越典范。
对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只有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高度才能理解它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以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为中心，就是牢牢把握住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规律。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P776)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全部活动得以实现的基础。至于“两个基本点”，同样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不可分，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方向；而不坚持改革开放，就会把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不断变革着的社会凝固化，阻止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在中国的实现。改革开放如果和四项基本原则相分离，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
邓小平理论，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与时俱进。经验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防止苏联悲剧在中国重演，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对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反映，又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处于自发状态，在前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一个社会能对社会发展有一个总体规划，也不可能有总体规划。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每个企业都有计划，但整个经济生活领域依然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支配社会经济的是丛林法则。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关注发展问题，联合国也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并有专著发表。可是，对于社会发展问题，西方只是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没有或很少涉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他们离开西方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把发展问题单纯归结为生态保护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人是在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内发生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在人和自然关系基础上发生人和人的关系。只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考虑，才能真正适应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西方关于发展的理论对人与自然的必然性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但对社会必然性的认识仍然处于盲目状态。
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为依据的。衡量发展的科学标准，是关于发展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推动社会高速发展，而又能尽力避免发展的负效应和代价；衡量发展的价值标准是究竟对谁有利。社会发展并非自然进化，它是包含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的过程。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二字，首先把社会主义社会结构总体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综合国力的提高，没有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发展，就会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的支撑。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最终体现在更高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率上。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就集中体现了这个重要原理。
从价值观来说，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同样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性为依据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以往的历史中，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和地位受到极大的限制。可以说，在剥削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有的，但它只能是少数进步思想家的理想追求，而从来不是社会现实。以人为本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是历史必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不改善民生、关注民情、倾听民意，不使社会全体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即使已经掌握政权，社会主义自身所包含的发展可能性也难以转变为持久的现实，因为它违背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种形态理论，是我们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理解这个问题的钥匙。
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实现并非无矛盾的过程。资本有资本的逻辑，那就是对利润的追求；共产党有共产党的逻辑，那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道德有道德的逻辑，那就是要从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性的高度使个人与集团摆脱对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屈从。没有对利润的追求，资本就没有活力。资本对利润追求的活力，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企业家不应该仅仅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资本的本性应该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然而，应然并不等于实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们并不都能自觉地听从以人为本哲学理念的支配，而往往听从资本的逻辑支配。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种种假冒伪劣产品必然出现的经济原因。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的发展阶段。日本、韩国的发展也是如此。美国纽约就发生过“泔水奶”的毒牛奶事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竞争，使无良企业家声誉扫地和破产，从而迫使他们遵守市场规则的。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说过：“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2](P419)当企业由于采取不法手段牟取利润而结果是得不偿失时，就会破产。这种破产的威胁迫使企业遵守市场竞争的规则。商业竞争虽然可以减少商业欺诈，但资本主义并不能消灭欺诈，而是欺诈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危险。当前源于美国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就是资本主义金融资本本性的一次大暴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要利用市场自身的力量，让那些无良的企业和企业家受到市场的惩罚。可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不能单纯依赖市场自身的力量对不良企业和企业家给予惩罚。单纯依赖市场，结果或者是“劣币驱逐良币”，或者是企业破产，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和社会震荡。这两者对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不利的。“三鹿奶粉”事件引发了牛乳行业危机，甚至引发了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充分表明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和惩罚。对市场作用的盲目崇拜，实际上是使人变为规律的奴隶。
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要求是，国家既要发挥必要的经济职能，又要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和道德的作用。国家监督市场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性质。这不是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而是对企业行为的引导，是对消费者即对人民的保护。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化为一种控制资本逻辑的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仅仅依靠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律，会延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这既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性与人的主动性和制度优越性的结合，是对市场规律的自觉驾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逻辑和以人为本并非绝对对立。因为企业家并非“经济人”，而是现实的人，生活于现实社会中，具有社会关系赋予的本性。资本本性并非企业家唯一的特性。但以人为本一定要制度化，绝不能把以人为本变为对抽象人性的呼唤。没有法律规定、没有道德规范内容的“人性化”之类的口号，只能是空喊，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自古以来，凡是通过求助人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没有一个能取得成功。环顾当今世界，凡是吏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较好，都是源自法治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源自长期的道德教化，而不是源自人性化、人性复归之类的空喊。科学社会主义正是摒弃空想社会主义的抽象人性论才得以产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也同样应该如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要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高度来理解。从社会主义社会自身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建立，是社会发展是否遵循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表现。一个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即使GDP高增长，也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最终实现。因为一个不和谐的社会、一个矛盾尖锐的社会肯定是危机四伏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与社会稳定、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是社会主义必然性实现的重要环节。
从价值观来说，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不会自动实现的，它需要构建。构建是社会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存在各种经济利益群体，存在贫富差距，存在多种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正是基于我国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但两极分化和贫富差别过大的矛盾随之而产生的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主体是广大干部和全体社会成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该充分体现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积极性的统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战略措施，这既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又是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它的经验和每个阶段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都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它的前进都蕴藏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之中。只有当历史必然性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正确决策时，历史必然性的要求才能得以实现，历史必然性才不会成为一种盲目的破坏性力量。
四、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中的合规律与合目的性
人的行为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当前哲学界比较流行的提法。我认为值得商榷。人的行为要符合规律，但不一定都符合目的。事与愿违的事太多太多。人的目的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诸多目的间的博弈，而且归根结底取决于主体的目的是否符合规律。社会主义必然性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主体的目的，而是取决于主体的目的在何种程度上符合规律，包括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执政党执政规律。我们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凡成绩都来自于对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利用；相反，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一个又一个目的的失败及其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的危害，都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违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充分证明，“合目的”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经受挫折、失败，不断依据规律修改和调整目的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应该尊重规律并不断根据对规律的新认识来调整目的。是否合目的取决于是否合规律，两者之间不是并列的关系。
社会必然性与自然必然性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在自然领域，必然性的实现表现为一系列因果制约性而非目的性的参与，是纯客观的过程；社会领域是人的领域，人的目的性是社会必然性实现的主体因素，在必然性的实现中，人的目的性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其中必然性、偶然性、因果性和目的性相互交错。主体对必然性自觉把握的程度，目的的正确选择和实现方式，都会影响历史必然性的实现。
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的两个大党。在苏联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社会主义基本规律都在起作用，历史并没有注定苏联必然解体，也没有注定中国社会主义必然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结局，根源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和道路，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沿着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前进，避免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一直期待中国成为第二个苏联，但它们等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3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各项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抉择，使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崛起在中国由可能性逐步变为现实。
一种可能性的实现阻止了另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性的完全消失。虽然我国新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发展迅速，举世瞩目，人民满意，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还是谆谆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居安思危”，要增强“忧患意识”。所谓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既包括谦虚谨慎、不断总结经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也包括应对各种偶然性，即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国际上和国内的各种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
2008年9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列举了我们30年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三个考验：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这是对忧患意识与居安思危内容的进一步明确。
执政的考验，我们比较熟悉，这既是个老问题又是个新问题。说是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在经受这种考验；说是新问题，是因为环境不同，执政考验的内容也在变化。胡锦涛把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执政的考验并列，就极其明确地指明了后两种考验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宽阔舞台和推手，但它同时又是一种考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有很多规律等待我们去摸索和总结。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相联结的情况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如何应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变化的影响，如何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对党的执政能力是一种新的考验。
市场经济对各级干部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一些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没有经受住考验，腐化堕落，沦为阶下囚。毫无疑问，我们不会因噎废食，要继续实行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一定要认识到实行市场经济对干部也是一种考验。我们要反对市场对政治的入侵，反对鼓吹政治市场化。政治市场化实质上就是鼓吹钱权勾结，买官卖官，这与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是根本对立的。
市场经济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和价值观也是一种考验。我们要看到市场对调动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回报社会公益心的积极作用，但也应该防止它对道德和价值观的负面影响，不能把金钱视为衡量一切的尺度，把市场交换关系视为主导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核心。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应该大力宣传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经济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不改革开放是一条死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温家宝总理在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出，中国发展靠什么？靠改革开放。中国30年来的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决定中国未来前途的战略方向。但改革开放也是一种考验，是对如何正确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关系的一种考验。我们不会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再度封闭僵化，也不会因为改革开放而陷入西方分化者的阴谋，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历史自身没有目的。历史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社会主义必然性不会自动实现，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仍然很漫长，我们仍然要经受长期的考验。在风云变幻的当代世界，在任重道远的当代中国，我们既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的认识，又要提高防止各种偶然性迷误的能力，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全体干部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激发全国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不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高枕无忧。必然性是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偶然性是不可预料的。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谆谆教导的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要经受住“三个考验”的重大意义所在。
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3]这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及其实现方式的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之言，教育全党全国人民要有忧患意识，要懂得居安思危，真正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既反对机械决定论也反对唯意志论。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哲学思维路线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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