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个统一若干著名理论新视域的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低收入者论文,模型论文,工资论文,著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理解
在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工资决定的一个传统观点是“工人工资趋向于生存工资(subsistence wage)”(以下简称为命题1)。它发端于配第、杜尔阁等学者，由马尔萨斯、李嘉图加以延伸并基本成型，经济学界称之为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①。配第(1662、1672)、杜尔阁(1766)曾从对工人的激励以及应对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的角度提及这个问题，认为工人的工资只限于维持他生活所必需的东西。马尔萨斯(1798)把工人的工资水平与人口数量相联系，按照他的人口原理，工人工资将徘徊在维持工人的最低生存水平上。李嘉图(1817)也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发，认为人口自然繁殖率的变化，会在长期中自动调节工资水平，使工资必然趋向于劳动的自然价格，亦即“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其后，命题1逐渐被绝对化，拉萨尔(Lassalle,1862)甚至干脆称之为“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另一方面，刘易斯、纳克斯、尼尔森等学者则关注于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刘易斯(Lewis,1954)提出生存工资水平下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简称刘易斯模型；纳克斯(Nurkse,1953)和尼尔森(Nelson,1956)分别提出“贫困恶性循环论”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我们合称其为纳克斯—尼尔森模型。就这三个模型对工资水平的分析而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命题1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表现形式。
从理论承接的角度来考察，笔者认为，命题1可视为传统工资决定模型，并且，它还可以理解为命题“工人工资趋向并锁定于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以下称之为命题2)的古典表述。如此解读，(1)有利于通过构建新的工资决定模型，在区分命题1与命题2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拓展理论分析的新视域，并将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以及刘易斯模型中作为外生给定或者说作为假设研究前提的生存工资(保留工资)进行内生化；(2)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一些学者(阿什顿，1949；哈特威尔，1961；哈特威尔、英格尔曼，1975)以1790年至1830年间(抑或1800～1850年)英国工人生活水平总体上逐渐有所改善为由对命题1提出的质疑；(3)命题2可用于分析低收入者尤其是工业化初期或发展中国家的众多劳动者所面临的工资决定情形，从而为改善他们的境况开阔理论和政策视野；(4)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刘易斯模型、纳克斯—尼尔森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均可以理解为命题2在不同角度、不同场合和不同形式下的拓展，这就是说，命题2可以看作是寻求沟通这些著名模型的桥梁，成为它们的共同基础。
然而，命题2(以及传统工资决定模型)在既有的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很难获得较好的解释。主流经济学关于劳动供给的考察通常基于经典劳动供给模型(the canonical labor supply model)，对应的劳动供给曲线向后弯曲。劳动者在工资率较低的情形下，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当劳动者面临保留工资率时，他愿意提供的劳动供给减至零。这就是说，若均衡工资率位于保留工资率水平，均衡就业量必为零，可这样的理论解释却与真实世界的实际状况大相径庭②。究其原因，主要是以往主流经济学忽视了最低必需支出对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可能造成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最低必需支出，是劳动者无论收入多寡都必须开销的刚性支出。它包括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基本生存、养家糊口以及维护最基本的“体面和尊严”所必需的开支，并与社会文化、历史环境和制度安排密切相关③。一般而言，低收入者既可指整体人群中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那部分人，也可按是否受制于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来划分。就本文的研究而论，现实中低收入者的界定应该从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来分析，这样的理解尤其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低收入者工资的决定模型，在拓展主流经济学有关劳动供给行为分析的同时，也为命题2奠定理论基础。在笔者看来，当低收入的劳动者受到最低必需支出的限制时，其劳动供给行为会发生变异，产生一段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这就是贴近现实的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曲线；以此为基础，将其与有关的劳动需求曲线相结合，可进一步形成以低收入者为分析特征的工资决定模型。据此，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基于劳动供给拐点视角的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并着重考察作为该模型重要结论之一的命题2；第三部分寻求对上述若干著名模型的统一解释；第四部分则是分析结论。
二、基于劳动供给拐点视角的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
众所周知，工资决定是劳动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低收入者的工资决定模型，可以分成两个步骤描述：第一步是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并突出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曲线；第二步则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结合劳动需求形成低收入者相应的工资决定组合类型。
1.劳动供给拐点与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
在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该模型作出一些相关的说明。我们知道，经典劳动供给模型是以条件极值的形式来表达的，其一般形式(记为条件极值Ⅰ)：maxU(Y，R)s.t.Y+wR
M+wT。其中，U、Y、R、w、M、T依次表示效用函数、支出水平、闲暇时间、市场工资率、非劳动收入、可用于劳动和闲暇的总时间(这是一个常数)。从条件极值Ⅰ可以推导出市场工资率与均衡的劳动时间之间关系，形成我们通常所见的那条向后弯曲的经典劳动供给曲线，见图1中的CBA曲线。其中，A点所对应的工资率w[，r]为保留工资率。可是，这个模型隐含着如下假设——劳动者的支出可以是不超过收入的任意水平。但实际上，劳动者的支出不仅受到收入的限制，而且还有自身的规定性。譬如，一旦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低于其最低必需支出，最低必需支出就将对其劳动供给行为构成刚性制约。因此，笔者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这个模型，劳动供给模型从而修正为如下的条件极值(记为条件极值Ⅱ)：maxU(Y，R)s.t.Y+wRM+wT，Y
Y[，E1]，其中，Y[，E1]表示劳动者的最低必需支出。
如果我们将劳动者欲望层次发生变换的转折点定义为拐点④，那么，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曲线主要表现为延续拐点后的FKJ段曲线，见图1。为了便于说明，我们记w
为劳动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提供劳动所挣得的劳动收入，这样，在市场工资率w下降的过程中，只要Y[，E1]M+w，条件YY[，E1]就变成松弛约束，条件极值Ⅱ也就还原成条件极值Ⅰ，劳动供给曲线CBF仍由经典劳动供给模型所描述，劳动者追求的则是第二层次欲望。而当M+w＜Y[，E1]时，最低必需支出便构成了劳动者决策的硬约束，他所追求的只能限于第一层次的欲望；此时有Lw+M=Y[，E1]，整理得L=(Y[，E1]-M)/w，这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FK；它与CBA曲线的交点F则是经典劳动供给曲线的拐点；KJ段垂直线则表示劳动者提供了最大劳动时间，但仍不能弥补最低必需支出。简而言之，引入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后，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出现了拐点F，而延续拐点后的劳动供给曲线变异为FKJ段。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析的只是代表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如果将其应用于宏观层面上的分析，还需要进行变换⑤，变换后的总体劳动力供给曲线形状仍与此类似，见图2。相应的实证和计量参见郭继强(2005a，2005b)。就本文的对象而言，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主要体现在FKJ这段曲线上。
2.关于低收入者工资的决定模型
在推导出低收入者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基础上，结合劳动力需求，便可构建关于低收入者工资的决定模型。根据劳动力供求曲线的相对位置和形状，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归结为以下四种组合状态，见图2。
组合Ⅰ：需求曲线D[，1]位于供给曲线CBFKJ的左边，见图2(a)。当需求曲线为D[，1]时，供过于求的劳动力会对工资形成一种竞争性压力，迫使市场工资率下降，使工资趋向并锁定于劳动者愿意提供劳动的临界点——保留工资率(w[，r])。作为最低必需支出约束下的劳动力供给与相对不足的劳动力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也是命题2“工人工资趋向并锁定于保留工资”的微观基础。
组合Ⅱ：需求曲线D[，2]只与FK段供给曲线相交，见图2(b)。当工资率高于Z点时，劳动力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将降低工资率；反之，当工资率低于Z点时，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供求双方将共同推动工资率上升。因此，Z点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点。胡景北(1994)曾以一阶级模型推导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资上升趋势，并以台湾的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发展了刘易斯的工资不变假说，成为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的滥觞(胡景北，1997)。不过，从组合Ⅱ的角度看，即便我们跳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行考察，我们同样可以解释经济发展中工资不断上升的过程。
在工资的变动趋势上，斯密曾将工资与财富生产的变动相联系，认为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国家中，工资不断提高，因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斯密，1776，上卷，第63页)如果斯密分析的是在组合Ⅱ状态下需求的增加，即需求曲线D[，2]向右上方移动，工资确实是上升的；但是，假如斯密分析的是在组合Ⅰ状态下需求的增加，即需求曲线D[，1]向右上方移动，则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移动后的需求曲线仍与供给曲线形成组合Ⅰ状态，那么，工资将停留在保留工资；二是移动后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形成组合Ⅱ状态，那么，工资将是增长的。
组合Ⅲ：需求曲线D[，3]与FB段供给曲线相交并穿过FK段，见图2(c)。在这种组合状态下，V点是稳定的均衡点，因为这是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相互作用的结果；X点则是不稳定的均衡点，这是由于需求曲线D[，3]与FK段供给曲线相比，劳动力的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从而，市场工资率在X点以下时，如果工资率下跌，市场供求将向右下方发散；市场工资率在X点以上时，随着工资率的上升，市场供求将趋于稳定的均衡点V点。
组合Ⅳ：需求曲线D[，4]与FB段供给曲线相交，见图2(d)。此时，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右上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获得稳定的均衡。这种状态是以往主流经济学着重考察过的。这是低收入者尚未达到的一个阶段，却是改善低收入者境况的方向和目标。此外，对组合Ⅱ Ⅲ Ⅳ的分析都表明，拉萨尔所谓的工资铁律显然并非真是“铁的”或“永恒的”，而是一定经济社会环境下的产物。
综上所述，命题2是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有关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其全部。劳动供给拐点视角下的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三、寻求对若干著名模型的统一解释
本文之所以将命题1视作命题2的古典表述，主要是后者与前者相比，产生了以下一些可供深入研究的特点：(1)区分了最低必需支出与生存支出的差异。生存支出可以用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食物的价格来衡量，而最低必需支出的内涵则要比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最低生存费用更为广泛。至于两者对低工资中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形成的差异，笔记(郭继强，2005c)已有过较为详细的讨论。(2)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凸显了拐点工资率和保留工资率的区别，而这在以往的分析中是模糊的。拐点工资率是指拐点出现时的市场工资率(记为w[，F])。区分两者的差别，有助于明晰生存工资与保留工资之间的差异，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低收入者劳动供给的工资率区间，还能够引导我们找寻影响保留工资率高低的因素，为改善低收入者境况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提供理论支撑。这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联系城乡差别考察问题时显得尤为突出(郭继强，2005b)。(3)在组合Ⅰ的状态下，即便劳动者的保留工资率有所攀升，本文所述的命题2依然可以成立；而在组合Ⅲ的情况下，只要市场工资率不高于X点，命题2也能够成立。这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阿什顿(Ashton,1949)⑥ 和哈特威尔(1961)等人以工人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为由对命题1的质疑。
就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而言，马尔萨斯偏重于从人口和需求角度考察劳动力的供求状况，李嘉图侧重于从供给角度，但从现实来考察，只要劳动力的需求赶不上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就会形成本文提出的组合Ⅰ状态。实际上，马尔萨斯、李嘉图的论述中均暗含着工资趋于保留工资之意，只不过马尔萨斯归结成贫困化工资，而李嘉图称之为自然工资。显然，较之于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能够更加清晰地挖掘和整合产生命题2这种现象的成因。产生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的成因，部分是由于在他们的眼中，工人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或单纯的生产工具，注定只能拿最低限度的工资；但更多地则是源于当时的经济现实，自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西欧诸国工人的工资一直在保留工资附近徘徊(胡放之，2004)。
刘易斯(1954)承续古典学派的假说，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就这一点而言，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与刘易斯模型是一致的，并且它们都重视资本的积累，但它们的形成机制却各异：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是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为基础的，而刘易斯模型则是以传统农业部门(维持生计部门)存在着剩余劳动力为基础的，相应的工资率被认为是制度决定的生存工资率(速水佑次郎，1998，第81—82页)。在笔者看来，这一假说实际上可以用组合Ⅰ状态刻画。结合图形来解说这种情况，见图2(a)，当劳动力供求处于组合Ⅰ所描述的状态，均衡点将趋向或者说锁定于需求曲线D[，1]与w[，r]所对应的水平线AJ的交点H点；在从劳动力需求方看来，他们在保留工资水平上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且，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常常容易被认知成一条高度为保留工资率的水平线。概而言之，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以及刘易斯模型将工资假设成生存工资或制度工资并作为分析前提，而在本文的考察中工资则是内生的，并且还可区分最低必需工资率(w[，0])与保留工资率(w[，r])。此外，刘易斯由于缺乏“拐点”分析，只能在二元经济结构假设下从现代城市部门角度对传统农业部门提出在生存工资水平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模型，没有也无法对巨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专门的研究。历史和现实表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又会形成组合Ⅰ的状态(郭继强，2005b)。
纳克斯(1953)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贫困恶性循环论”(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一个难以打破“低收入(低工资)—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低工资)”的恶性循环，由此得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国穷是因为它穷”。尼尔森(1956)则提出不发达经济中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a theory of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认为不发达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大规模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诚然，纳克斯和尼尔森都在探究不发达国家贫穷的症结，都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强调了资本形成的重要性，但笔者以为，低水平均衡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组合Ⅰ状态或者说命题2工资锁定于保留工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保留工资陷阱”)在宏观上的一种动态表现形式；而且，组合Ⅰ状态还揭示了此时劳动力资源也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还存在着HJ数量的失业。
简而言之，组合Ⅰ以及相应的命题2与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刘易斯模型、纳克斯—尼尔森模型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四、结论
经典劳动供给模型所隐含的“劳动者的支出可以是不超过收入的任意水平”假设，曾造成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工资理论难以解说低收入者劳动供给的行为方式。本文试图通过引入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来修正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客观地说，文章对劳动供给拐点的解析，刻画了现实中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曲线，而以劳动供给拐点视角下的劳动供求状态为基础所构建的低收入者工资的决定模型，拓展了主流经济学关于工资决定的考察范围。
如果本文有新颖之处，则突出地表现在以命题2为底蕴的模型取代了以命题1为底蕴的模型。在笔者看来，这种取代说明低收入者工资的决定模型包含着多种劳动供求状态，显示了低收入者工资决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尽管这种取代是在抽象的层次上展开的，但它有助于我们对低收入者的工资决定问题作出贴近现实的研究。
本文的逻辑推论是，命题2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作对前述若干著名模型的概括或提炼。众所周知。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是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某种状况的描述，刘易斯模型、纳克斯—尼尔森模型则是以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为分析背景的。以此而论，它们都可统一理解为组合Ⅰ状态或者说命题2在不同经济环境中所呈现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理论的邂逅与同源，反映了经济现实及其机理在不同学者思想轨迹中的殊途同归。我们统一理解这些著名模型，可加强有关各模型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深化对经济世界的认知。本文在对命题1提出质疑的同时所论证的命题2，应该说是揭示了某种深层次的现实关系，其模型分析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适性。
结合中国的现实来看问题，我们既要充分吸取前人的思想营养，又要尽力避免以偏概全。囿于历史条件尤其是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述诸模型关于工资决定的分析和研究，是将劳动者作为一个统一的分析主体，并没有对分析对象本身的层次性展开研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异质性程度的扩大，会有更多劳动者的收入超越最低必需支出的束缚，此时倘若将劳动者作为一个统一的主体来考察我国劳动者工资的决定，既无法解释那些已超越最低必需支出的劳动者的现实情况，也难以说明劳动者内部参差不齐的工资结构，这就需要考虑对劳动者这个主体展开结构或分层次分析。另一方面，就我国现阶段而言，低收入者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欠发达地区普通农民、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城市中的低收入居民等均属于此，因此，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仍有着重要的现实分析价值。
问题的分析路径往往包含着解决问题的思路。要改善低收入者的境况，通过对命题2的论证，首先可以引申出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结构，用最低工资标准、最长劳动时间和最低社会保障等手段遏止工资趋向于保留工资。其次，综合和借鉴马尔萨斯、李嘉图、刘易斯等学术的观点，以命题2作为理论依据，可以考虑从增加劳动力需求和减少劳动力供给两方面入手，尽力将劳动者的劳动供求状态从组合Ⅰ推向组合Ⅳ状态，使劳动者最大限度地摆脱最低必需支出的束缚。当然，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的分析只是这方面研究触发的一些思想火花。
注释：
①从某种角度看，马克思对工人工资的考察也隐含着类似的思想。有关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比较熟悉，不再专门阐释。
②关于以上观点的详细分析，参阅拙作《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供给分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③虽然不同劳动者的消费习惯、家庭结构和状况、所抚养的人数各异，从而最低必需支出存在着个体差异，但我们可以得出在统计学意义上代表性劳动者的最低必需支出。此外，尽管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者的最低必需支出是有差别的，但在同一地区、同一历史时期，它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
④从劳动者的欲望或需要层次上看，满足最低必需支出可以视作第一层次或者说较低层次，而追求效用最大化则可归类于第二层次即更高层次。劳动者只有在较低层次的欲望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欲望，而产生更高层次欲望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较低层次欲望的满足性。
⑤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整个经济体(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系)的劳动者的供给曲线水平加总，再在作为横轴单位的劳动时间上除以该经济体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横轴的单位就可变换为就业人数即就业量。由于一个经济体的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在以就业量(用N表示)为横轴、市场工资率为纵轴的二维坐标图中，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形状仍然类似于代表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倘若考虑到劳动力的流动或迁移，尽管总劳动力供给曲线会发生某些变异，但低工资中仍存在一段向下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⑥阿什顿的这篇文章已有中文译本(阿什顿：《1790年至1930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载于《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哈耶克编，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不过，这个译本中所说的年份“1790年至1930年间”很可能有误，应改为“1790年至1830年间”。理由有二：一是阿什顿的原文及其出处为" T.S.Ashton,' The Standard of Life of the Workers in England 1790-18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supplement Ⅸ(1949)" ；二是哈耶克将这篇文章收录到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一书中时仍然沿用原文的标题：" The Standard of Life of the Workers in England 1790-1830,by T.S.Ash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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