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拉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思想以其独具的穿透力，在整个中国文化中释放着自身的潜能，实际支配、调控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取得胜利的事业一样，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所产生的日益强烈的震荡，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兴趣、关注。30年代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标志着关于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著作问世。如果说西方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起步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日本学者松村在50年代初就有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著问世），60年代后期兴起研究高潮，自70年代末以来已转入反思的状态。据统计，从40年代末至今，西方学者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发表论文近二千篇，出版专著二百余种。在众多的研究家中，施拉姆是一位颇为引人注目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佼佼者。
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R·Schram），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任东方与欧洲研究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该所的刊物《中国季刊》在西方学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施拉姆1944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6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中国哲学问题研究。80年代以来曾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交流。1990年退休后，应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英文版《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主要著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毛泽东》（1966）、《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969）、《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1973）、《对毛泽东的初步评价》（1984）、 《1944 年前的毛泽东思想》（载《剑桥中国史》第13 卷， 1986）以及《毛泽东的思想》（1989）。施拉姆专事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堪称是目前西方国家在此方面颇具知名度的学者。其观点接近当前在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的“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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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拉姆在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开阔的视野、思维的辐射度令人耳目一新。他基于西方文化氛围，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置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以及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理解、阐释，所得出的不少结论对中国学者大有借鉴价值。当然，与施拉姆的研究视野并存的还有从关注心理分析、中西文化融通、理论和实践的联系等视角契入，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作出细致的探寻、缕析。不过，施拉姆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垂青于比较研究。
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毛泽东思想，基于对资料的掌握。丰富的原始资料，对研究者显得尤为重要。据报道，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十年期间，仅美国用于“中国研究”的费用就超过七千万美元。该笔费用主要用于中文资料的搜集工作。 早在70 年代国外就已出版了七卷长达4200余页的德语本毛泽东著作。施拉姆在自己所搜集到的由红卫兵流传出去的毛泽东的演讲和书信的基础上，于70年代初编辑出版了《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一书。施拉姆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常常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路活动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加以比较，借以探索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我们发现，施拉姆看到了毛泽东重视人的道德教育、道德实践与中国儒家传统的某种渊源关系。施拉姆还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作比较，以此区分二者的人学异同。无疑，施拉姆所采用的比较研究法，对于拓展理论视角和思维空间不无益处。不过就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过程中使用的特殊方法而言，“非连续性”方法体现着他的研究方法个性，尽管他本人否认自己采用的是“非连续性”方法。而他对“动态性研究”方法是非常欣赏的。施拉姆实际上是力图将毛泽东成熟时期的思想和早期的思想、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加以区别，并对每一时期的思想作出具体的分析评估。
研究的目的及所依据的逻辑标准，决定着研究的方法。施拉姆在论及如何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时，对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及依据的逻辑标准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的文化视野给研究方法带来的差异。这里，主要根据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载《中国季刊》1984年3月号》一文来作论述。 在施拉姆看来，如果把对一个人物的评价与作评价时的政治气候联系起来，所作的论述的价值可想而知，对于理解这个人物及其思想也可想而知。“在西方，大多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所关心的，就是从历史背景中考察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以求了解所有那些自五四运动以来经历了文化、政治和社会动乱的中国人的经验”。这构成了西方研究毛泽东与中国研究毛泽东的重要宗旨差异。不仅如此，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与西方的毛泽东研究在目的上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施拉姆坦言：“我比某些人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目前为毛泽东思想下定义，确实是为了在既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又适应中国需要的双重意义上来确定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哪一部分是正确的。然而，即便如此，中国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重估，其目的以及由此而来的逻辑和标准，仍有别于外国学者的目的、逻辑和标准。外国学者所关注的或应当关注的，不是制定一种‘正确的’革命学说作为中国所自称的或所依赖的‘毛泽东思想’，而是要阐明，在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是什么构成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精髓或核心。”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通过对上述“毛主义（Maoism）的主流”的挖掘和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本人的理论个性。在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施拉姆赋予资料以较大的价值，非常关注对事实的解释，强调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将其“置于更高的地位”。致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困惑，施拉姆也有所感悟。不过除了要同事实材料相符并更加清晰地勾画出毛泽东的经历及他的思想发展以外，施拉姆所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与其生活中的世界的关系。然而，对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又“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a或b式的陈述来回答。”
需要指出的是，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目的和逻辑标准，明显带有经验主义的色彩，而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本身有悖于逻辑。如果以经验作为评价认识的唯一标准，那就意味着人们借助经验来观察客观事物，可以不因观察者的预想、态度和价值产生偏见。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说得很清楚，对实际的观察不可能是中性的，因为若无理论的导向，人们就不清楚应该观察什么，更说不上如何去观察。从这一点来看，实证主义作为认识论，它在解释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方面，显然是不合逻辑的、错误的。施拉姆在毛泽东研究方面所体现出的经验主义做法，在于他完全根据“证据”、“事实”、“毛泽东的著作”等进行分析。似乎研究者从这些中性的东西中经过翻阅便可以从中找到对问题的某种正确解释。显然，研究的客观性是要坚持的，任何偏见，先入为主都无助于科学的研究。但如果认为撇开分析研究中的理论前提和理论观点，只是埋头考察“事实”，就能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客观的论述，这必然会导致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在理论上的贫乏。最根本一点是，施拉姆忽视了他所凭借的“事实”是由观点统摄的，不能离开观点而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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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历史进程。”这是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开篇的一句话。他视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对革命最普遍的、或许是最为持久的贡献，并且毛泽东思想及其所起的作用在贯彻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及发展过程，施拉姆都有自己的见解。
在施拉姆看来，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六个阶段：（1）1917 —1927年，“革命的学徒时期”，亦即“性格的形成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是从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到列宁主义，并从城市中心论转向农村中心论”。（2）1927—1936年，“锻造武器”时期。 以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理为开端，其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军事斗争始终是革命的中心任务。（3）1936—1947年， 确定和实践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在此阶段，毛泽东完成了1949年以前他的全部重要理论著作，并随着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而一举登上国际舞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也在此阶段问世。（4）1947—1957年， 从“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式道路”时期。（5）1957—1966年， “大跃进”时期。（6）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施拉姆称上述是他的初步思考。不过，他坚信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施拉姆在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探索中，特别关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问题。这就无法回避传统问题。正如马克思批判宗教、国家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一样，青年毛泽东对传统也展开了批判。施拉姆注意到了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和列宁主义之关系。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结构和内容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决定的，而与其赖以发展的文化环境毫无关系。施拉姆则认为，这显然违反事实。因为毛泽东反复强调“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条件，而且还要把中国的和西方的因素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综合体”。因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思想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综合体。施拉姆承认中国和西方传统思想对毛泽东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非常感兴趣的。美籍学者窦宗仪（Tsung-I Dow ）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的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渊源追溯到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认为毛泽东在关于矛盾理论观点中引进中介因素，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飞跃以理论性解释。“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解释和新儒学家周敦颐《太极图说》之间的关系。周敦颐的以下论述可以证明其间的关系：‘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阴，动极而静；静而生阳，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从这里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有其儒家的渊源。”他还指出《易经》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用辩证法分析人类和宇宙问题，同苏联人不同，但与儒家的形而上学倒有相似之处。《易经》上的一些论述可以证明这一点。朱熹注曰：“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易经》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是“既济”（完结）和“未济”（未完结）。理查德·威廉曾指出：“这两卦处在《易经》结尾部分，这意味着事物的每一个终结孕育着新的开端，从而给人们以希望。”施拉姆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指出：“在毛泽东最著名的理论贡献中，有两项分别出现于《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论文。在它们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概念之前，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非常古老的中国观念上去，即‘实事求是’和古代的‘阴阳’辩证法。”
应该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谈到只有吃梨子才知道其滋味，这使我们想到《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以及《礼记》中的“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的格言。毛泽东思想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懂得儒家思想传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确从中国传统中吸收了许多思想营养。施拉姆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中国人，刻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印痕，而且非常倾向于外来学说中党派色彩最强烈的思想。”的确，一种文化不仅仅是某些孤立思想的聚合物，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与另一种文化的碰撞，必然促使新的成分导入原初文化的结构。当一种文化面临另一种文化严重挑战时，只有在应战中才能摆脱危机而求得生存。两种文化的融合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在施拉姆看来，“毛泽东最深层的思想感情仍然是与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这涉及到毛泽东思想中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这两种因素的影响程度问题。如果因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非常紧密，而视其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转录、复制，那就未免太简单了。在施拉姆看来，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等因素起主导作用。这些因素犹如一面棱镜，毛泽东正是通过这面棱镜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认为，施拉姆强调中国传统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值得思考的，而且施拉姆也并未忽视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毛泽东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却是理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环节。诚然，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联系包括进来，无疑有助于丰富这种理解，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思想。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思想并非是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独立的思想体系。
的确，施拉姆也注意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列宁主义来源，尽管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更为根本的来源。早在60年代初，他就指出：“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而言，列宁主义的确是外来的，毛泽东花费很长时间去精通它，但在其早期思想中，可以发现某种‘天然的列宁主义’——非常接近列宁主义的思想倾向”。但毛泽东又不是机械地模仿列宁主义，而是将列宁主义的遗产变成一种具有独特的整体性的思想。根据施拉姆，就毛泽东强调政治和意识的反作用来说，毛泽东思想根源于列宁主义，简言之，超越了列宁主义。施拉姆断言：“毛泽东是列宁的门人，但又是一位富有创见的独立的列宁主义思想家。据此，我们可以称他为列宁主义者，亦可称其思想为毛主义的思想。”不难发现，施拉姆在强调毛泽东与列宁之间承继关系时，却忽视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之间的继承与发展，人为地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之间设置隔膜，从而也就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施拉姆本人在70年代中期对此也有所觉察。我们必须看到，施拉姆的本意是尽可能地“解释毛泽东的思想起源、发展和意义”。这就是施拉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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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种思想的研究，无法避开历史的帏幔。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并非被当作达到历史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追寻历史目的的人的活动正构成了历史本身。评价毛泽东思想的氛围在不断地变化，但这并不影响这种评价所具有的科学性。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学者较为推崇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施拉姆称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家”。而“毛泽东哲学的探讨，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其中政治意向、道德观念以及诸多文化含项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不过，施拉姆始终认为毛泽东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土壤。
毛泽东的哲学是带着中国文化传统的色彩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成份。若过份强调传统的潜在的辐射性、支配作用，必然有悖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实性质。 施拉姆将毛泽东思想与唯意志主义（Voluntarism）联系起来，未免使人感到惊诧。施拉姆认为，青年毛泽东就尤其强调意志的作用，“但同时也阐述了倘若没有认识或者启蒙，一种权威意志是不可能存在的。”的确，从毛泽东给杨昌济的信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认为真正建立一种意志不是容易的事。人们必须选择一个与未来目标相适应的事业，并致力于追求它。只有当人们达到这一目标，才能被称作具有了坚定的意志。施拉姆注意到了德国新康德主义泡尔生的伦理学对毛泽东的影响，认为青年毛泽东的“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的论述，表明毛泽东已经将个体的绝对价值作为一种武器，去反对那种坚持权威和陋习的绝对价值传统。西方哲学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笔者已作过专门探讨（参见拙文《青年毛泽东与西方哲学》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4 年第1期）。
如果说施拉姆对青年毛泽东强调意志的作用的评价还较为客观的话，那么他对《论持久战》中一段话的理解，表明他已将毛泽东列入“唯意志主义者”行列。实际上，施拉姆就是这样做的。毫无疑问，在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战争从而成为自觉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对人类精神的血与火的洗礼。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紧接着，毛泽东又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施拉姆以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为依据，声称令人信服地表达了他所称的毛泽东怀有“军事浪漫主义”，证明毛泽东“相信人有无限的力量”。西方另一位学者尼克·奈特（Nick Knight ）对施拉姆的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在这段话里，毛泽东详细论述了限制和制约发挥主观因素的种种条件。从不同角度理解，可以认为，“客观条件”是主观和客观这对矛盾的主导方面。奈特明确指出：“只有对这一点视而不见的人才能得出施拉姆那种看法。”
实际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马克思， 都认为生产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人的活动，而毛泽东坚持人类意识最终变化之前不可能不改革生产关系，这表明毛泽东远非是“唯意志主义者”。从本质上来看，施拉姆的错误在于强调中国的传统对毛泽东的影响，认为由此而产生“唯意志主义”，而“唯意志主义”是违背“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的。施拉姆的“毛泽东从20年代起就认定主观因素万能”的看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唯意志主义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哲学学说，力主意志高于理性并且是宇宙的本体或本质。在唯意志论者看来，意志对于理性始终是处于优先的地位。这就决定其必然用意志这一概念去阐释经验与自然诸方面的问题。在解释经验与自然时，激情、欲望、愿望或自然倾向等概念具体地扮演着重要角色。毛泽东哲学的核心显然不是意志，《矛盾论》和《实践论》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即便是象施拉姆那样，仅从《论持久战》入手，也绝对得不出唯意志主义的结论。原因是毛泽东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矛盾的、实践的世界，绝非是悬搁于象牙塔里可供任意解释的意志、表象的世界。不过，施拉姆据《论持久战》得出毛泽东怀有“军事浪漫主义”的结论，这既表明他对毛泽东著作选择性地阅读，又迁涉到如何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著作的特质。当然，施拉姆坚信，“准确的”阅读是有可能做到的，学者能够以“慧眼”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看透其作者的真实用意。但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确应该重视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阅读方法。 只通读“文本”（Text）的字面意思很难把握作者的主旨。若将复杂的内容压缩为一个“实质”（essence），往往会忽略“文本”在内容上的矛盾和空白。只有积极地透过“文本”的字面含义，从读者的角度发问，反复咀嚼、体味，才能超越文字的字面意思，从而挖掘其深层的内涵。施拉姆二十多年来孜孜以求地致力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这一事实，表明他主观上还是朝这方面努力的。他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许多论述，不论是正确的或值得商榷的，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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