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上海“二#183;六轰炸”及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一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不甘心失败，遂利用舟山群岛作为基地，对华东沿海实施封锁和轰炸。上海作为前线最大中心城市自然首当其冲。其中，以1950年2月6日的空袭后果最为惨重，史称“二·六轰炸”。这对肇建未久的中共新政权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同时也是个严峻考验。 目前，对该事件的直观认识，主要见诸于一些亲历者的回忆性记述，或一些通俗性、通史性的文章，①对“二·六轰炸”这一重大事件的灾难始末、具体危害、善后及其深远影响，学界尚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史料的深入拓展，有关“二·六轰炸”的资料陆续得到披露，上海档案馆珍藏的一些相关原始档案也相继公开面世。②本文利用这些原始档案及相关史料，拟对此事件进行初步研探。 一、作为政治事件的大轰炸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中共政权接管，可谓百废待兴。在新政权颇费苦心的运作管理后，上海时局渐趋稳定，居民生活基本恢复常态，各项经济指标也有很大改进。到12月，上海市主要工业行业的用电量比解放时增加80.6%，织布、面粉、榨油、造纸、橡胶、机械行业的用电量分别增加1—3倍以上，开工率有显著提高。全市纱厂运转率在80%以上，染织、毛纺、制革、自行车等轻纺工业开工率均在95%左右，钢铁、机电等重工业开工率在86%以上。③新社会制度下的上海呈现出美好的发展前景。 但是，退逃台湾的国民党不甘兵败大陆之耻。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将封锁上海视为“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间最重大之任务”，④不仅利用海上力量优势，对大陆沿海口岸实行军事封锁，还经常从台湾和舟山基地频繁派出轰炸机进行侵袭破坏。在上海解放仅一个月时间内，国民党空军就窜扰上海7次，其中29日疯狂滥炸北站、闸北地区居民，近千间民房被毁，死伤400余人。7月有5次空袭，其中19日在莘庄扫射列车，造成知识青年南下服务团4人死亡，14人受伤。8月空袭达12次，其中3日在江南造船厂投弹30余枚，伤9人，船厂损失惨重，难以复工；⑤12日对上海市轮渡公司进行轰炸扫射，致使客轮被炸沉、外滩至高桥航线停驶。9月在黄浦江面、龙华机场、杨树浦和浦东地区空袭4次。10月空袭13次，其中8日滥炸闸北水电公司，投弹40余枚，使闸北“一时水电断绝”；⑥13日滥炸人口稠密的十六铺码头地区，炸死38人，伤70余人，毁棚户15家，店铺1家；15日，滥炸复兴东路、高昌庙地区，居民死伤300余人、失踪2人，150余间房屋被毁；31日空袭吴淞地区，投弹50余枚，炸死居民11人、伤54人，14只民船被毁。⑦此外，国民党空军还不时骚扰与上海接壤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如9月期间疯狂轰炸浙江东部，使镇海沿海岛屿几成焦土，宁波商业区精华部分近二分之一惨遭焚毁。⑧当然，就国民党轰炸大陆的整个程度来看，仍以上海所受损害最为惨重。 尽管上海已遭受惨重灾难，但国民党并不满足，因为离其“反攻大陆”的目标还很远。1950年初蒋介石集团召开草山高级军事会议，通过了对上海的发电厂、自来水厂、码头、仓库、船只、车站、铁路、桥梁等重要设施进行广泛轰炸的决定，⑨企图使上海市民失去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6月4日至1950年5月11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空袭达57次，对民用设施和居民进行狂轰滥炸、低空扫射，共造成1049人死亡，7人失踪，受伤和致残2100余人，炸毁民房3200余间。⑩另据较为完整的统计，国民党在这段时间内对上海累计轰炸扫射共71次，投弹593枚，造成4500余人伤亡。(11) 国民党对上海市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当属“二·六轰炸”。1950年2月6日上午9时，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空军全军代表大会，蒋介石训示说，“空军是我们反共的一个中心力量”，(12)将空军视为反败为胜的筹码。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空军混合机群17架分4批起飞，中午到达上海市上空，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此次突袭轰炸，共炸死市民542人，致伤836人，毁坏厂房、民房2500多间，“受灾市民共达五万多人；水电交通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3)当时寓居上海的宋庆龄在致友人函里描述：“目前我们在上海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最近国民党轰炸所带来的后果……造成大面积破坏，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14)最痛苦的是，“人们看见自己的朋友和亲戚被卑劣的空袭夺去了生命。人们不断地从虹口及苏州河一带涌过来。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那些离开家园的人们，不知奔向何方。见此情景，不禁使人感到心酸”。(15)从宋庆龄的信函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上海民众所遭受的苦难。 “二·六轰炸”的主要目标是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电气公司(简称“华电”)、卢家湾法商水电公司(简称“法电”)及其他工厂，妄图使上海陷于“电灯不亮、机器不动”的瘫痪境地。在大轰炸中，仅上海主力电厂杨树浦发电厂(通称“上电”)一家就被10枚炸弹命中，发电设备三分之二被损坏，电厂负荷从10万千瓦的正常值一下降至零点，所有电力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其“机器设备、房屋建筑及职工伤亡、医疗费用总计4150000美金”。(16)闸北电厂中弹8枚，有4枚击中厂房，一、五号锅炉被毁。南市华商电厂“33千伏输电开关间以及各部工作场所全部被毁，33千伏9000千伏安变压器及办公处全部房屋炸损颇重”。(17)市政工会下属的其他发电厂，如上电、法电、华电等各分会也遭受轰炸，被炸死39人，伤37人，(18)可谓损失惨重。这是无视平民生命财产的暴行，但国民党却在其党报上兴奋地宣称，“毁灭性的轰炸彻底摧毁了上海电力设备，获得重大战果”。(19)据时任华东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陈丕显回忆，上海“百分之八十的电力供应遭到破坏，百分之八十的工厂生产停顿”，(20)全市发电量从156000千瓦骤降至20000千瓦，市区供电大部分停止，上海出现了工商业停滞、金融业倒闭、公交电车中途抛锚、家家户户电灯不亮的严峻局面。 二、电力续航：应急第一要务 “二·六轰炸”距中国百姓最为重视的农历除夕2月16日只有10天，是中共接管上海后遭遇的最严峻考验之一。这次突发灾难，使新生的上海在全市范围内遭受社会经济重创，“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痛”，(21)整个社会体系几乎陷于瘫痪窘境，状况极其糟糕。电力中断、工厂停产、千余人伤亡、五万余人流离失所，并且还有潜伏特务的地面破坏，新的轰炸随时可能发生，民间“恐美病”蔓延，给经济秩序、工业生产和市民生活都造成相当大的危害。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国民党的计谋得逞，必然会动摇上海市民对中共新政权的信心，会对新政权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甚或危及政局甫定的全国形势。(22) “二·六轰炸”从2月6日中午12点25分持续至13点53分。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陈毅、刘晓、刘长胜等人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正在参加上海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得知消息后当即休会，市长陈毅指示各单位领导干部立即赶回去组织紧急抢修，恢复生产。正在出席重要会议的副市长潘汉年也赶回市政府，同陈毅一起召集各局汇集情况，同时部署公安局维持社会治安；卫生局立即通知各公立医院准备汽油灯，全夜值班，抢救伤员；公用局调度电力，尽量使路灯、自来水、下水道和公安局等处的供电迅速恢复；民政局通知各区，对被轰炸区域迅速妥善进行安置工作，严防宵小之徒乘机捣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紧急动员各机关及全体人员布置防空，组建消防小组。(23)7日中午，陈毅和潘汉年偕同公用局局长叶进明，前往发电厂视察灾情并慰问受难群众，勉励工友迅速完成抢修任务。(24)在了解了轰炸和损毁情况后，陈毅紧急进行了军事部署，同时组织抢修电厂，动员全市力量支援上电。 7日下午，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拟定了抢修目标。在市工会组织下，英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公共交通公司、电话公司和纺织、五金等各业职工，以及各机关、学校等60多个单位共2000余人，连夜冒雨赶赴上电，协助清理被炸成一片废墟的现场。英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的技术工人专修电线、电器等，英联船厂、上海电机厂技师修理马达、皮带，纺机一厂的工程师帮助检验零件。解放军铁道兵团的战士们急行军赶到，加快了清理进度。经过40多个小时的奋战，2月8日清晨7时许，第一台机组恢复了发电，比向陈毅市长承诺的时间提前6小时，(25)并且发电量很快就达到2000千瓦。(26)到2月15日，已恢复到原有发电量的65%，(27)暂时能够应付一些急需用电。但从全市范围来看，由于21日闸北水电公司再遭轰炸，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坚持后，“恢复发电量达110000千瓦，约为被炸前发电容量三分之二”。(28) 在轰炸造成的各种困难中，与百姓生活最密切相关的首先还是电力问题。上海市“供电量在2月6日轰炸以前达150000千瓦”，已可供应全市一般用电及工业生产电力需要，其中上电的发电量占到全市的80%以上。(29)被破坏后，当日“上海电力公司及华商电气公司即不能发电，闸北水电公司只能部分发电约2000千瓦。仅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及浦东电气公司未遭破坏，合力供给约20000千瓦之数”，以此应付生产情况混乱失序的状态都极为困难，更谈不上居民的日常生活用电。当天下午，上海市政工会召集各电力公司配电负责人汇报各厂损毁具体情况，同时明确了共同的与个别的紧急任务。电厂方面决定采取灵活措施加以应对，“当此紧急时期，处理发电之原则为将电厂发电机及锅炉分为三段运用，一段为供给厂内用电，一段为供给厂外重要用电，其他一段则供给非重要用户”。并着重强调，“遇有空袭及其他紧急事故时，该项非重要用户之供电，得随时停止”。(30)据宋庆龄书信反映，那时“一个月每家只允许用十五度电”，迫使她只能在煤油灯下看书和工作。(31) 除了能运行的各厂尽量维持发电之外，上海市政府还尽量利用其他自备电厂，以期通力做到“首先维持电灯照明，维持自来水供应，维持电台、车站、治安机关及重要市政机关与重要救伤医院等用电，继而一面抢修，次第供应重要生产工业及一般用电”。(32)通告发布后，各单位都能认真配合执行，如上海市棉布织染工业同业公会，对下属各厂的紧急用电量和起止时间作了仔细统计。更细致的是，在2月10日，公会对会员工厂的自备动力设备也进行了统计造表，“共有发电机17台，可发电1402.5度，另有引擎25只，可织布1766.75匹”。(33)经过全面排查，总计全市各厂自备发电可有10000千瓦，家庭用电、电热、电车可节省30000千瓦，这样就只少30000千瓦(缺额)了。(34)3月底，陈毅在反轰炸大会上发言，希望“把发电量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和提高”，(35)以尽快恢复到原有水平。由于全市人民的齐心协力，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上海即恢复原有电力供应量，(36)效率可谓惊人。在1950年前四个月的工作总结中，陈毅认为“恢复电力是迅速的”，(37)对军民在此过程中的辛苦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全市总动员反击大轰炸 大轰炸极大地影响了上海市民的心理，也使国民党残余势力备受刺激，以为空中轰炸会对中共新生政权造成致命打击，因此表现得异常猖獗。“反动统治的残渣余孽造谣惑众，煽动不满”，(38)“造谣生事，淆惑人心”，(39)甚至互相纠集对新政权进行挑战。台湾、舟山的国民党势力，更不断派遣特务潜入上海，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40)据当时的工会总结，特务的具体阴谋举动如下：“1、乘机放火；2、打冷枪；3、散发传单放谣言；4、利用群众情绪和工会工作的弱点来打击工会干部；5、招收匪特份子；6、恐吓资本家不要买公债等等。”(41)尤其在工人组织不够健全和思想比较落后的工厂企业中，特务利用工人暂时面临的困难以及个别工人还习惯于老一套的斗争方式，发动工人包围老板，到老板家里吃年夜饭，“算算钿”；(42)甚至制造美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挑拨工人与人民政府及总工会的关系，以图达到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秩序的目的。一时各种谣传甚嚣尘上，造成相当多的居民惶恐不安。 针对这些情况，上海军管会除发动并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工人之中做思想工作外，同时对不法分子采取坚决有效的镇压手段，第一时间抓捕挑唆工潮的主谋分子，并对已破获的反政府案公开审判，如2月7日判处为国民党提供轰炸目标的军统特务罗炳乾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43)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颁布了“反轰炸破坏的宣传要点”，号召上海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为反对敌人垂死挣扎，更加积极的协助政府克服困难，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而奋斗”，(44)从精神上鼓舞市民。 当务之急是安靖时局、抚慰市民。2月6日当晚，市长陈毅坚持出席了华东军政委员会首次会议闭幕式。会议除通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作的《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任务的报告》和《华东新解放区农村减租条例》等报告外，决定把解放台湾、准备土改作为当前的中心环节。(45)8日，上海总工会在慰问死难者家属代表时，向上海百万工人发出“支援前线，解放台湾，彻底消灭敌人！”的号召。(46)对一向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中国迅速作出反应，宣称有可靠消息表明，“由美帝国主义远东侵略政策执行者麦克阿瑟招募的日本空军人员、日本海军人员和日本技术人员已被陆续派往台湾，参加国民党残余匪帮对中国人民的作战，特别是在执行轰炸和封锁的任务方面”，(47)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和警告。 上电公司制定《应付空袭之紧急措施》和《空袭伤亡疗恤暂行办法》，就被难工友家属的抚恤事宜，提出善后办法与资方商谈，大多数家属表示没有意见。(48)经资方同意后，工会根据伤亡者不同的家庭情况和实际困难，列出三种抚恤办法供选择，于3月下旬开始办理领取抚恤金的手续，(49)使受害家庭得以维持生活。2月12日，上海各界举行“反对美蒋轰炸，追悼死难同胞大会”。陈毅回顾了上海解放以来8个月的历史，认为“敌人的封锁并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而我们有了相当成就”；表示，“深具革命传统的上海人民，依靠我们的革命团结，努力作各种克服轰炸的准备，一定能在美蒋轰炸中经得起考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50)大会使市民受到鼓舞，认识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电厂是“作垂死挣扎”，“它们只剩台湾、舟山，要有信心不怕”。(51)面对灾难，上海市民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实际困难。由于轰炸，“人们不能每天洗澡，供水受到了威胁，因此每家每户都得挖一口井。我们全都点上了菜油灯和煤油灯”。(52) 媒体也表现得同仇敌忾。《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反轰炸是上海当前任务”。(53)有的报刊宣传：“美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分子与国民党残余匪帮，已成为上海全体和平市民的共同敌人，号召大家立刻采取防空、防火、防特等一切必要措置，发挥英勇互助精神，继续生产，展开一个反轰炸破坏的斗争。”(54)不唯如此，大轰炸事件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如北大学生会执委会开会讨论，认为应“加紧支援前线，早日解放台湾和舟山群岛，消灭残匪最后的空军基地，彻底歼灭反动派，为死难者复仇”。北京市工商界联合会筹委会呼吁：“国民党反动派用了美国的飞机和炸弹屠杀自己的同胞，实属令人痛恨，全国的工商业者，一定要拿出力量来协助政府解决困难，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打到台湾去，清算这笔血债。”(55) 除了舆论宣传方面的工作外，上海市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具体应急措施。2月6日当晚就增设岗哨437处，并组织有800多人参加的流动巡逻组203个，分布在大街小巷巡视，加强戒备；解放军战士共挖防空洞847个，防空壕505米，打井159口。(56)同时调整防空力量，把为数较少的高射炮集中安置在几个制高点上，加强对重点单位的保卫。党政军领导彻夜办公，部署应变工作。由于停电街灯失明，全市军警出动6万人组成巡逻队维持治安；工厂、学校、里弄居民组成自卫队、纠察队协助军警做巡查保卫工作；各公用事业的工友、工程人员，抓紧时间努力抢修，不避风雨，使许多被炸毁的地方得到及时修复；医疗卫生人员日夜不停努力救治伤员；各机关各团体迅速出动救济灾民，很快为5万人提供了食宿。 为防止敌机再次轰炸造成更大损失，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紧急通知：(1)各工厂机器间周围，应即堆砌厚沙包，其顶上并予以伪装(涂色或敷网等)。(2)各仓库易燃物资应严格管制并作适当之分散，移至安全处所。(3)黄浦江上之船只，作可能性之疏散，并禁止载有燃料之船只靠近其他船只及码头仓库。以上关于私营部分由各管辖单位负责通知，并督促办理。(4)各机关应紧急行动起来，布置防空，指定防空防火负责人，配备消防设备，组建消防小组，清理易燃物资，以避免或减少一切不必要之损失为要。(57)2月12日，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制定了长短次数不同的警报信号。(58)2月19日，该委员会又公布使用空袭标识及指挥交通旗帜的详细办法，以便市民在嘈杂的闹市区听不清空袭警报时，也能够得知实时防空消息，(59)以积极有效地应对空袭，减少伤亡。 在医疗方面，上海市卫生局联合各公立医院组建空袭救护站，负责全市救护工作，各区卫生事务所设立救护队，负责该区内救护工作，并组织流动救护队两队，随救护车出动，局本部有救护车一部，第二、四、五、六市立医院，公济、劳工、红十字会、中山各医院救护车，均可随时调用出动。市民如遇空袭，遭受轰炸，“随时可打14325、14124两电话通知救护站，救护站将会派出救护车，赶往灾场救助市民，无力负担医药费者由当局斟酌减免”。(60)全市共组成422个救护队、168个救护站，准备了655副担架、49辆救护卡车。81个公私医院组织了111个手术组，共收治伤员1474人，除88人重伤不治外，其他伤员都先后康复。对于无力支付住院费用的伤员，经当地区政府证明后，全部费用由政府负担，其人数约占全部伤员的80%。(61)随后，卫生局更进一步对空袭受伤人员提出照顾办法，通告各医药卫生机关，“应以防空救护作为最中心的工作任务，对空袭受伤军民给予优先无条件收治，并且医疗费用由卫生局结算”。(62) 在轰炸中，全上海党政军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努力做救护、灭火和修复工作，“上海人民是沉得住气的，并不惊慌失措”。(63)针对治安问题，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关于防空期间七条禁令的布告》。具体规定有：“一、不准以各种信号指示匪机轰炸目标；二、不准以各种通讯方法向匪方供给情报；三、不准聚众骚动，扰乱治安；四、不准散布谣言，淆惑人心；五、不准纵火爆破劫盗或毁损国家财物；六、不准趁机伤害人民生命或抢劫人民财物；七、不准破坏交通及通讯设备。”(64)对知情不报者罚，检举属实者奖，凡违反命令之一者，按其犯罪情节轻重，处以徒刑甚至死刑。 工会成立护厂防空治安委员会，在各工厂组织工人纠察队，展开自卫工作。上海自来水厂纠察队员连夜在房顶添加伪装，在机器旁堆上沙包，并和市防空委员会装上直线对讲电话，保障全市600万市民的用水。“二·六轰炸”之后，国民党空军仍不时来轰炸。工人纠察队员日夜与驻厂解放军一起值班、放哨，并在厂内加强防空设施——挖防空壕、挖土井、缝麻袋、堆沙包等。发电厂、造船厂、钢铁厂、自来水厂、煤气厂等重要企业，都组织了武装纠察队，持枪与解放军一起保卫工厂。仅半个月时间，上海全市已组织起机动纠察队4600余人，留守厂内的纠察队16000余人。到当年“五一”前夕，机动纠察队员发展到7500余人，留守厂内的纠察队员20000余人。(65)其他单位也积极响应上级反轰炸的号召。 为进一步开展反轰炸斗争，上海各区“组织人民防护大队108个，中队413个，小队15 875个”。有了这些前期努力积累的经验，当10月份抗美援朝开始破坏分子又蠢蠢欲动时，市军管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冬防会”，各区成立冬防办事处，“组织人民冬防服务队2020个，开展防特、防匪、防空、防火和解决居民生活上共同关心的问题”。(66)此后，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人民保护队逐步形成，最终改建成里弄居民委员会。这是上海首创的一种居民自治形式。(67)因此，基层政权组织与居民之间的联系逐步得以建立，可以“广泛吸收居民参与国家管理从而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68)这样就向市政工作的主要组织管理任务的完成前进了一大步。 四、新上海的防空建设 当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空中战斗力量，人民空军刚刚组建，正在东北、华北进行训练，尚不能执行作战任务，而仅靠地面高炮难以对敌机构成有效威胁。(69)正因如此，国民党空军有恃无恐，在轰炸前一日即2月5日，就在上海区域投掷传单，称：“凡居住于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天津、北平、汉口、福州、厦门、广州各地之造船厂、发电厂、码头、车站、工厂、仓库、兵营及其他一切军事目标附近之居民，请即刻离开，以免遭受轰炸之损害。”(70)其嚣张之极，完全没把解放军空中防御力量放在眼里。 巧合的是，2月6、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正在苏联访问，并先后参观了苏联飞机制造厂和汽车制造厂。(71)北京方面得知上海消息后，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代表中央于8日致电上海人民表示慰问。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上海市委请求支援的电报后，紧急抽调保卫首都的两个高炮团南下，以增强上海的防空力量；并于8、9日连续致电毛泽东，报告上海遭受空袭的严重情况，提出与苏联会谈加强上海防空的重要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与随行的军事代表团研究后决定，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请其考虑给予上海防空以全面援助。(72)对国民党的骚扰式挑战，毛泽东以强势有力的实际行动作出坚决反击，10日，他致电刘少奇，表示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12日又电告林彪，“同意第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73)争取提早解放海南岛，进而给台湾方面造成更大压力。 外交上，中苏双方经过反复协商，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74)第一条就明确表示：“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75)按此约定，由中国政府正式聘请，苏联政府派出由巴基斯基中将率领的一个混合空军防空集团，来上海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空中设防。因此，“二·六轰炸”后数天，苏联就已决定为上海的防空提供支援。不过，为保密起见和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争端，毛泽东在15日特致电刘少奇，指出苏方“已决定派空军保卫上海，并且不久可到，其数为一个空军旅。此事须作许多准备工作，例如修理机场，保卫机场，在机场附近肃清特务等，但又要保守秘密，以便飞机用火车秘密运沪，待敌机空袭时一举歼灭之”。(76)并希望能让粟裕来京当面接受具体事宜，再回沪秘密准备一切。17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少奇和饶漱石，嘱咐“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77)由于保密工作做得较好，因此国民党方面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对苏联空军秘密援华毫不知情。 上海方面，2月11日陈毅和粟裕签发上海市军管会公布令，将人民防空委员会改为防空治安委员会，任命郭化若为主任，统一领导全市防空治安。(78)陈毅上午主持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商讨防空疏散问题。(79)次日在追悼遇难同胞大会上，陈毅又提醒：“六百万人拥挤一团，这样大的城市，遭受轰炸是很危险的。工作方式、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均应适当改变，以适防空疏散的要求。”例如在街上结队游行，打腰鼓，扭秧歌，白天大的群众集会均不应举行。夜间灯火管理和防空警报制度均应迅速建立起来。希望上海人民要更清楚记住：“在台湾未解放之前，应随时准备反击美蒋轰炸。一切部署均应考虑适合防空疏散的要求。”(80)并考虑将无职业的居民疏散和向内地转移。(81)15日晚上，在华东暨上海市各届人民庆祝会上，陈毅指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于上海600万人民反对封锁、反对轰炸的斗争，对于克服困难、建设新上海的斗争，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23日，在上海中苏友协为苏军建军32周年暨条约签订而举行的庆祝大会上，陈毅表示，“应当加强向苏联学习，加紧练军，以解放台湾”。(82) 巴基斯基将军于2月19日抵达上海，开始了解和掌握各项军事参数指标。25日起，苏联防空部队混合梯队3500余人陆续到达上海，配有45架拉—11歼击机和60架轰炸机，3月份又调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亚音速飞机米格—15歼击机38架，(83)在最短时间内扭转国共双方空中力量的悬殊对比。3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为苏军提供保障、配合战斗。3月中旬，饱受空袭之苦的宋庆龄高兴地告诉友人，“从那时起，我们自己的大型飞机就在天空中巡逻了，保护我们免遭进一步的摧毁。仅仅这件事便足以鼓舞士气”。(84) 苏联空军不负中国人民厚望，在3月23日击落入侵上海的国民党飞机，初战告捷。随后在4月2日和28日连续取得重大战绩。5月间，上海市民亲眼目睹了一场精彩空战，侵入上海的敌机在市空遭到当头痛击，坠落浦东焚毁，(85)苏军四战四捷，先后击落国民党空军各型飞机6架，彻底制止了国民党方面自空中对上海的轰炸破坏。(86)在此期间，中央军委决定在华东组建新中国第一支航空兵部队，6月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随后移防上海接替苏军受领防空重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根据中央精神指示：“粉碎国民党空中袭扰，保卫大上海，保卫东南沿海！”(87)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3月5日开始以小部队偷渡琼州海峡登陆海南岛，于5月1日解放海南岛。国民党被迫全面收缩以保台湾，13日开始从舟山群岛撤退，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迅速登岛，18日完成全部夺岛战斗。舟山的解放使国民党失去了近距离轰炸上海的基地，意味着上海外围的军事安全，“上海的天空基本安宁了”。(88) 五、社会经济秩序重归安宁 大轰炸对金融重镇上海的业务经营影响最为明显。金融业为百业之首，是社会经济的调节机构和神经中枢，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反应最为敏感，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引起各行各业的恶性连锁反应，因此最需要谨慎对待。上海金融业对企业的放款，在1950年1月达到解放后的高峰，为2862亿元。(89)但“二·六轰炸”后有所下降，2月为2762亿元，3月为2673亿元，4月为2484亿元。私营银行、钱庄业务萎缩，且“开支庞大，入不敷出，亏损累累”，因收支不能相抵先后停业甚至接连倒闭。(90)据统计，1950年上半年停闭的行庄有近百家之多，上海出现严重的金融业停闭风潮，幸存的68家行庄中也有“27家亏损，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其中银行达19家之多”。(91)如金城银行“三月份中存款额最高数字，也曾到过一百四十亿上下……到了三十一日存款总额骤跌至一百零六亿四千余万元，其时放款总额约七十九亿，其中却有四十四亿系属呆帐[账]，一时无法收回”。(92)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作为新中国的中央银行，对部分行庄的发展予以相应的支持与照顾。如4月20日将建业银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为国家银行吸收与组织私人资金，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团结正当的私营银钱业，向投机者进行斗争”。(93)浙江兴业银行也主动表示“愿意接受人行委托之一切事宜……亦藉此推展自身之业务”，(94)中国人民银行审核后于7月14日回函表示同意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还在5月4日规定照顾同业困难的六项办法，通告各行遵照执行。(95) 从5月起，政府重视调整公私关系，逐步恢复工商业经营，扭转了信用断流现象，银行放款“随之增加，回升到2532亿元，6月增至2914亿元”。(96)合营银行得到国家银行政策上的特殊照顾，并代理国家银行指定的一些特殊业务，在“二·六轰炸”后金融市场银根全面紧缩、私营行庄困顿不堪的情况下，各合营银行“不仅度过了危机，而且业务取得较快发展”，(97)保证了上海市面金融局势的基本稳定。 “二·六轰炸”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以电力为主要动力的相关各业都受到很大影响。如五金行业不少厂家处于停产状态，到5月19日，五金工会所属各业“半停工299厂，职工4791人；困难53厂，职工1093人；停工227厂，职工3155人；疏散208厂，职工4130人。其中停工和疏散的共计435个厂，12885人”。(98)再如日用调味品味精，全年产量“只有7.6万公斤，直到1951年才增加到9.9万公斤”。(99)医院的恢复和各项建设工作刚经过解放初期的许多周折与困难，在遭受大轰炸以后，医院“经济枯竭，几濒绝境”。(100)即以杨树浦发电厂本身而言，10枚炸弹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最严重的是第8号和第7号，分别造成了622000、473000美金的损失，最轻的第9号炸弹也造成了75000美金的损失”，(101)累计则达数百万之巨。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于2月15日致函陈毅，了解上海受损和恢复生产情况。25日，陈毅在复函中坦称：“工业生产，几大部停顿，除动员全力整修被炸电厂外，并号召全市各机关部门尽量节电，以尽可能的维持工业生产，使不致全部停工。惟损失较重，目前至多能修复百分之四十五，致影响了全市的工业生产。”(102)3月7日黄炎培又来函，提出五点恢复生产的补救办法。为防止“恐美病”的蔓延，陈毅于2月9日召集工商界代表开会，安慰大家“不要被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几架飞机吓破了胆，应当赶快与厂里的工人商量恢复生产”。(103)他希望大家响应政府号召，行动起来，迅速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104)著名民族企业家荣毅仁回到公司就对正在迫切等待的各位经理、厂长说：即日作好准备，迅速复工。荣氏企业率先响应号召，第二天就开工生产。上海市军管会“团结民族工商业者，稳定市场，恢复生产，打击金融投机，并对私营金融保险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05)克服了“二·六轰炸”后的暂时困难。4月15日至23日，针对当时形势，上海市举行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动员全市人民克服封锁和轰炸所造成的各种困难，维持与恢复生产，完成上海负担的公债与税收任务。这次会议鼓舞了工商界“对前途的信心”，使他们对于暂时困难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106) 物价指数对社会动荡尤其敏感，从1949年5月解放开始到1950年2月，上海的物价经历了四次大的涨价风潮。(107)在突发灾难的轰击下，照明供应一度发生困难，所以“五洋”商品(洋烛、洋皂、洋油、洋火、洋烟)的价格首先开始上涨，粮食、纱布等其他日用品价格随之上升，与春节消费有关的商品价格也跟着大涨，如猪肉价格在轰炸后的5天内上涨70%，卷烟上涨55%，食油上涨21%，(108)货币贬值的压力更让人们觉得不堪重负。人民币发行额在1949年7月底为2800亿元，11月中旬达到16000亿元，1950年初则高达41000亿元。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的陈云认为，国民党对上海轰炸，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因为“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109)“二·六轰炸”发生后，中央明确指示，“敌机袭上海发电厂……造成的经济影响是严重的……为稳定上海金融，维持布粮合理比价……一定要把物价稳住”。(110)经统一调度，在全国各地的粮食支援下，上海的国营粮食公司集中力量，在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开设50多家国营零售粮食店，仅在2月6日至11日的一周内，就抛售大米128000余石，占市场成交总量的74.7%，粮价波动得到控制，使投机私商无隙可乘。由于国家敞开供应大米，“紧张的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稳定下来”。(111)2月21日春节休假后开市，投机私商仍企图利用“红盘”掀动物价上涨，但由于国营公司在市场上的抛售比重大多占到95%以上，价格维持在原有水平，其阴谋未能得逞。(112) 同时，由于实行现金管理吸收大量存款，就使得大量货币回笼，保证了现金收支平衡的实现，有力地协助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上海市政府还通过发行公债和调集物资集中抛售，狠狠打压上海的投机活动，使涨风平息，并逐渐摆脱经济困境。如果以3月份的上海物价批发指数为100，“4月份下降至75.1，到5月份时则已下降到68.8”，(113)取得显著成效。时值上海解放一年之际，物价趋于平稳，结束了市场的混乱秩序，有助于大局的稳定。大轰炸对物价和金融两个方面的影响很快都得到控制，说明了中央和上海市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城市应急措施显然是积极的、有效的。上海的胜利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良好影响，使新中国“天下大定”。(114)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一度备受质疑。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任后最后一次访问上海时毫不讳言，“新当局虽然擅长于军事和思想斗争，但处理这类问题却完全没有经验”。(115)此外，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村中发展成熟的，有外国研究者据此认为，“共产党干部和农村士兵对城市怀有本能的不信任感，而对上海人的不信任则纯粹是敌视”。(116)然而，大轰炸事件却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检验。在中共中央大力支持下，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最大限度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应对大轰炸，采取恢复供电、抚恤善后、防空反特、平抑物价、稳定金融、复工生产等积极有效措施，将因轰炸引起的社会恶性通货膨胀消灭在萌芽状态，粉碎了国民党封锁交通、窒息上海经济的图谋，在最短时间内消除了市民的焦虑和恐惧心理，稳定了上海市面，使社会运行机制恢复到正常轨道。人民政府在上海渡过了难关，站稳了脚跟，这对那些怀疑中共执政能力的人士来说，其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从政治层面来说，在反轰炸的过程中，中央和上海的积极作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凝聚力，增强了普通市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肇建未稳的新政权得到广大市民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公信力在此过程中也得以塑建，为上海乃至全国范围的基层政治总动员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提供契机，进而有了稳步走向更大发展的可能。这恐怕是国民党方面所始料不及的。 从军事上来说，反轰炸的成功离不开苏联空军的支援，强大军事力量，保证制空权的掌握，是上海取得反轰炸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筹帷幄，远攻海南威胁台湾，近取舟山群岛，以治标更治本的战略措施，彻底解决了当时上海的空防之虞。在没有任何应急预案的突发情况下，毛泽东、陈云、陈毅等中央和上海高层领导人，利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相关经验，在第一时间即部署了全面的应对措施，并安排警力、军力适当介入以维护社会稳定，这样就具有高度权威性和强大震慑力。各职能部门协同合作，贯彻执行各项方针政策，认真做到以人为本救死扶伤，对水、电等生活必需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竭力发掘补充替代品，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积极参与、群策群力，在努力实现自救、互救后再寄望他救。政府态度明朗，与人民共进退，信息发布灵敏，采用空袭警报和交通旗帜等预警监测方式，及时提醒市民躲避新的轰炸。同时尽可能地治疗轰炸所造成的伤害，将其后遗症减小到最低程度，使广大人民恢复到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状态，重塑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局面。还利用各大报刊和工会组织，呼吁市民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支援前线解放台湾，合理有效地进行情绪转移和舆论引导。这都说明中央领导人处理突发事件时灵活、适度、有分寸、有条理，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实用参照。 反轰炸的胜利使上海这座城市在政治、经济上之于全国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因遭受轰炸而丧失，反而以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将其自身向心力强、凝聚力大、迅捷高效的特点更直观地呈现给了新中国和新时代，这对中共的城市政策和上海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政治形势更为紧张，从10月开始中国共产党以“镇反”形式进行了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上海因为有了“二·六轰炸”事件的前车之鉴，“美国武装干涉所促成的新一波谣言也不大能够形成让基层党团组织手足无措的那样一种状况了”。(117)自1950年起，在为反轰炸成立的人民防护队的基础上，遍布上海的11155条里弄就逐步建立居民委员会。到1954年初，形成一个自上而下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新政权创设了居民委员会，通过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将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里弄大规模动员起来，(118)使社会依附国家成为紧密联系、高度统一的利益整体。从反轰炸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出应付城市突发事件、处理危机的有效经验和必须建立人民防空体系的启示，当时即有工业内迁之动议，以及数年后梯次开展的上海小三线建设，都依稀可辨大轰炸的历史经验痕迹。 ①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毅在上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肖舟：《抓捕“二·六”轰炸案主犯》，《党史天地》2005年第6期；《抓捕震惊一时的“二·六”轰炸案主犯》，《党史纵横》2005年第9期；鲁兵：《“二六轰炸”的幕后谍战》，《档案春秋》2009年第5期；刘统：《1950：大上海的国共较量》，《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当代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9页。 ②如《陈毅黄炎培关于二六轰炸往来函》，《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5期；《“二六”轰炸档案史料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1期。 ③解放日报社编委会：《上海解放一年(1949-1950)》，上海：解放日报出版社，1950年，第20—21页。 ④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640页。 ⑤《蒋机前日袭沪，江南造船厂被炸》，《解放日报》1949年8月5日，第1版。 ⑥《匪机昨竟滥炸闸北水电公司》，《解放日报》1949年10月9日，第2版。 ⑦《匪机滥炸和平居民》，《解放日报》1949年10月14日，第1版；《又一次卑鄙的罪行》，《解放日报》1949年10月16日，第2版；《匪机血腥罪行 昨滥炸吴淞一带》，《解放日报》1949年11月1日，第2版。 ⑧《匪机疯狂轰炸上海浙东 华东前线司令部号召英勇进军 解放定海台湾为伤亡同胞复仇》，《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5日，第1版。 ⑨《上海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军事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⑩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巨变：1949-1956》，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5、36页。 (11)《上海民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民防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12)《空军代表会开幕 总裁亲临勖勉》，《中央日报》1950年2月7日，第1版。 (13)《沪工代大会及各民主党派通电 控诉美蒋轰炸上海暴行》，《人民日报》1950年2月11日，第1版。 (14)宋庆龄：《致耿丽淑》，吴全衡、杜淑贞主编：《宋庆龄书信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15)宋庆龄：《致王安娜》，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宋庆龄书信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6页。 (16)《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公用局有关上海电力公司1950年“二六”轰炸杨树浦发电厂之报告书》，1950年，上海市公用局档案B1—2—390，上海市档案馆藏。具体细目列表可参见《“二六”轰炸档案史料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1期，第33页。经查，当时美金与人民币兑换比率为1:2.75。 (17)上海市电力工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电力工业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514页。 (18)《上海市市政工会办公室关于二六轰炸情况资料》，1950年，上海市市政工会档案C7—1—1，上海市档案馆藏。 (19)《大编队机群 猛炸沪电厂》，《中央日报》1950年2月7日，第1版；《空军轰炸上海 收获大战果》，《中央日报》1950年2月12日，第1版。 (20)陈丕显：《怀念人民的好市长陈毅同志》，粟裕等：《回忆陈毅》，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1页。 (2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第259页。 (22)这时四川、西康、贵州、云南等地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达四五十万人之多，极为猖獗，各地潜伏特务为数也不少，此外，西藏地区尚待解放。(参见南石编：《拂晓的较量——新中国剿匪与镇压反革命纪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2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第315页；《市政府已缜密部署积极抢救》，《解放日报》1950年2月7日，第1版。 (24)《誓为死难工友报仇 上电员工紧急抢修 陈市长刘宁一等亲往慰问》，《大公报》1950年2月8日，第4版。 (2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巨变：1949-1956》，第39页。 (26)《抢修全面展开 初步恢复供电》，《上电报》1950年2月8日，号外(1)。 (27)陈沂主编：《当代中国的上海》(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28)《上海市市政工会办公室关于二六轰炸情况资料》，1950年，上海市市政工会档案C7—1—1，上海市档案馆藏。 (29)《关于上海轰炸后工商业情况汇报》，1950年，上海总工会档案C1—2—5679，上海市档案馆藏。 (30)《电厂紧急时期处理发电办法的通告》，华东电档案9—16—34，转引自《“二六”轰炸档案史料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1期，第36页。 (31)宋庆龄：《致王安娜》，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208、210页。 (32)《上海市市政工会办公室关于二六轰炸情况资料》，1950年，上海市市政工会档案C7—1—1，上海市档案馆藏。 (33)《上海市棉布织染工业同业公会“二六”轰炸后紧急用电调查表及各厂自备发电设备统计表》，1950年，上海市机器染织工业同业公会档案S33—4—303，上海市档案馆藏。 (34)《关于上海轰炸后工商业情况汇报》，1950年，上海总工会档案C1—2—5679，上海市档案馆藏。 (35)《上电召开反轰炸大会 陈毅市长亲临讲话》，《上电报》1950年3月27日，第21期。 (36)陈丕显：《怀念人民的好市长陈毅同志》，粟裕等：《回忆陈毅》，第61页。 (37)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毅在上海》，第98页。 (38)本书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2页。 (39)解放日报社编委会：《上海解放一年(1949-1950)》，第16页。 (40)参见宋庆龄：《致王安娜》，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209页。 (41)《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上海总工会)第二办公室(生产部)本市“二六”轰炸前后生产总调查和劳资思想情况》，1950年，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196，上海市档案馆藏。 (42)钿，在上海话里发音为“di”，此处指“工钿”，即工钱，“算算钿”也不排除暗含有算账之意。 (43)《沪破获供给匪机轰炸目标案 匪帮特务罗炳乾伏法》，《人民日报》1950年2月10日，第1版；《密报匪机轰炸目标 匪特罗炳乾枪决》，《大公报》1950年2月8日，第4版。 (44)《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反轰炸破坏的宣传要点》，《解放日报》1950年2月10日，第1版。 (45)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5页。 (46)《誓为死难工友报仇 上电员工紧急抢修 陈市长刘宁一等亲往慰问》，《大公报》1950年2月8日，第4版。 (47)《美帝及日本侵略分子 助残匪轰炸上海等地》，《人民日报》1950年2月9日，第1版。 (48)《上电工会提出善后办法》，《上电报》1950年2月27日，第17期。 (49)《疗恤委员会开始办理抚恤手续》，《上电报》1950年3月20日，第20期。 (50)《陈市长号召市民 在美蒋轰炸中经得起考验 更勇敢地站立起来》，《文汇报》1950年2月13日，第1版；《陈毅号召上海人民依靠革命团结反对美蒋轰炸》，《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4版。 (51)《上海市工业专科学校关于“二六”轰炸召开紧急会议的记录》，1950年，上海市工业专科学校档案Q257—1—15，上海市档案馆藏。 (52)宋庆龄：《致王安娜》，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206页。 (53)《反轰炸是上海当前任务》，《大公报》1950年2月9日，第2版。 (54)《认清敌人，展开反轰炸破坏的斗争》，《新闻日报》1950年2月11日，第2版。 (55)《美帝帮助残匪疯狂轰炸上海 京各界人民极表愤慨 一致表示要加紧生产，加紧购买公债，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台湾》，《人民日报》1950年2月11日，第1版。 (56)郭化若：《警备大上海》，李晓黎主编：《从渤海到大上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11页。 (57)《军管会紧急通知》，《大公报》1950年2月7日，第4版；《避免与减少空袭损失，军管会紧急通知》，《解放日报》1950年2月7日，第1版。 (58)《警备司令部防空处规定警报信号》，《新民晚报》1950年2月13日，第2版；《警备司令部防空处规定警报信号》，《解放日报》1950年2月13日，第1版。 (59)《防空治安委会公布使用空袭标识及指挥交通旗帜办法》，《解放日报》1950年2月20日，第1版。 (60)《全市医院卫生机关 组织空袭救护站》，《新民晚报》1950年2月7日，第2版。 (61)《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关于在二六飞机大轰炸时期救护工作简报》，1951年，上海市卫生局档案B242—1—322—25，上海市档案馆藏。 (62)《上海市军管会卫生处人民政府卫生局通告》，《解放日报》1950年2月14日，第1版。 (6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毅在上海》，第93页。 (64)《沪军管会颁七条禁令确保本市治安 维护人民利益》，《文汇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上海民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民防志》，第142页。 (6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巨变：1949-1956》，第40页。 (6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第309页。 (67)本书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第183页。 (68)刘祖云：《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0页。 (69)参见许锡缵：《“二·六大轰炸”在上海大场机场》，《航空史研究》1999年第2期。长征时期，红军有几次用简陋武器击落国民党军机的传奇经历，但随着轰炸机性能的改善和飞行技术的提升，一般武器已经很难与之对抗。中共中央驻延安时，日军多次进行轰炸，内战时国民党也有过轰炸扫射，但由于地形空旷便于疏散，与1950年的大都市上海情况有很大区别。 (70)《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公用局有关上海电力公司1950年“二六”轰炸杨树浦发电厂之报告书》附件，1950年，上海市公用局档案B1—2—390，上海市档案馆藏。 (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9页。 (7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巨变：1949-1956》，第42页。 (7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57、25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90、91页。 (74)签约的曲折和复杂过程，可参见沈志华：《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4期；《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92—93页。由于解放军没有海空军难以解放海南和台湾，1949年底毛泽东就向苏联提出援助请求，但斯大林担心会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需要时间考虑清楚具体援助形式，上海“二·六轰炸”的发生促成和加速了事情的进展。当然，从中苏条约涉及的所有内容来看，相较而言，苏联派遣防空部队支援上海只是不起眼的顺带产品。 (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95页。 (78)《上海展开反轰炸斗争 军管会成立防空治安委会》，《文汇报》1950年2月12日，第1版。 (79)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第596页。 (80)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毅在上海》，第94页。 (81)《避免匪机滥施轰炸的损害 本市即开始疏散人口》，《文汇报》1950年2月14日，第1版。 (82)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第597页。 (83)参见刘统：《1950：大上海的国共较量》，《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第46—47页；刘统：《跨海之战：金门·海南·一江山》，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77—179页。 (84)宋庆龄：《致王安娜》，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211页。 (85)《血债必须血还 匪机一架被击落》，《解放日报》1950年5月14日，第1版。 (86)《上海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军事志》，第487—488页。 (87)尚伟、徐军主编：《军旗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记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88)《舟山群岛全部解放 上海封锁宣告解除》，《解放日报》1950年5月21日，第1版；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警备大上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32—150页。国民党空军主力被迫转入防守，以濒海侦巡为主，偶尔发起快速突袭，在上海及附近沿海撒播传单和空投特务，但已不能飞临上海市上空实施轰炸。 (89)此处货币单位指第一套人民币，以万元为基本单位，面额大价值低，1万元币值约折合为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1元。下文提到的货币如无特别说明，均指第一套人民币。 (90)吾新民：《王志莘、孙瑞璜与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9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20页。 (9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24页。 (93)《中国人民银行指示为建业银行公开为公私合营银行由》，1950年4月，建业银行档案Q287—1—49，上海市档案馆藏。 (94)《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致人民银行总行函》，1950年7月，浙江兴业银行档案Q268—1—760，上海市档案馆藏。 (9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第925页。 (96)《项叔翔在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50年8月，上海市金融业公会档案S172—4—5，上海市档案馆藏。 (97)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1949-195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98)《中国第一机械工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五金工会)办公室反“二六”轰炸及生产、失业情况调查表》，1950年，上海市五金工会档案C13—2—17，上海市档案馆藏。 (99)余伯康：《天厨味精厂40余年经过概述》，《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工业商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2页。 (100)顾南逵：《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校和南洋医院的创业史略》，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教科文卫》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101)《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公用局有关上海电力公司1950年“二六”轰炸杨树浦发电厂之报告书》，1950年，上海市公用局档案B1—2—390，上海市档案馆藏。 (10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毅在上海》，第95页。 (103)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第596页。 (104)荣毅仁：《陈毅市长给我信心和希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风范永存——忆陈毅市长》，上海：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年，第16页。 (105)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组：《深切怀念谢寿天同志》，余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余姚市政协泗门集镇小组合编：《余姚文史资料》第9辑《泗门古今》，1991年，第78页。 (10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接管上海》上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107)详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2卷《当代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41页。 (108)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64页。 (10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54、60—61页。 (11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384—385页。 (11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第260页；本书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第208页。 (112)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第364、365页。 (113)朱澄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史》，全国高等学校物价教学研究会，1985年，第30页。 (114)参见姚会元：《陈毅领导上海解放之初的经济恢复工作》，冯小敏主编：《现代上海研究论丛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34页。 (115)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第245—246页。 (116)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 (117)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18)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