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二十世纪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又给中国人民和中日关系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时至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考察它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与变革的关系。
一、空前深重的国难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遭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程度更为广泛、深刻和严重。这固然是因为欧美列强已完成了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它们在加紧进行对世界殖民地的再瓜分的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争夺和控制；但更因为日本自1900年加入八国联军并充当其主力、1902年与英国订立《英日同盟》从而实现了它与欧美列强为伍的“脱亚入欧”的目标后，不断强化了对中国侵略的政策，特别是强化了武力威胁和武力侵占的政策。1904年（甲辰年）和1914年（甲寅年），它先后侵入奉天省和山东省，为同俄国争夺东三省进行日俄战争；为争夺青岛和胶济铁路，对德国军队作战。这两次战争加上十九世纪末它发动的甲午战争，被李大钊称为“吾民没齿不忘”的“三甲纪念”（注：李大钊：《国民之薪胆》，《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5月版、第8页。）。到1927年后，日本更对中国频频使用武力。1927年夏，为阻止中国军队北伐，它一度出兵山东。次年再次侵入山东，制造了“五三惨案”。三十年代，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热河事变和华北事变。到1937年又制造七七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注：克劳塞维茨：《论战争》，转引自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中文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9页。）。日本从甲午中日战争、 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初以来，对中国一再使用武力，直至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都是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的一种结果。但国家政策是国家目标的产物，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归根结蒂是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的。我认为，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的国家目标发生过两次转变，其内涵可分别用“脱亚入欧”和“亡华霸亚”来概括。历史表明，日本的“脱亚入欧”是它后来“亡华霸亚”目标的前奏。当二十世纪初日本实现“脱亚入欧”目标、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日本对外关系又一次发生转变。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提出二十一条以后，逐渐以“亡华霸亚”为目标，妄图吞并中国，独占亚洲，称霸世界。（注：参见刘学照、侯颖方：《日本的“脱亚入欧”与甲午中日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发动太平洋战争， 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疯狂的步骤。因此，我们透过通常所说的日本“大陆政策”的深刻历史背景，从二十世纪初以来日本由“脱亚入欧”逐步向“亡华霸亚”目标的转变中考察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因和后果，可以更透彻地从历史表象的背后，看到历史问题的实质。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在时间、空间以及中国受害的程度上，大大超过以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发动的任何一次侵略战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深重的国难。此前，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发动过五次大的侵略战争。从时间上说，其中鸦片战争经历两年两个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几度起落，实际只进行一年五个月；中法战争经历一年六个月；甲午战争经历九个月；八国联军战争经历一年三个月，而这次中日战争经历八年一个月（如从九一八算起，则前后经历了十五个年头），大大超过了上述五次侵华战争所实际经历岁月的总和。从地域上来说，上述五次大的侵华战争，除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外，直接遭受战祸的主要是部分沿海、沿边地区，而这次战争中，日军侵占和侵入中国大陆现有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23个，只有四川、重庆、西藏和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西南和西北8个省、市、 自治区未受到日军的侵占（但其中的重庆等城市常遭到日机的轰炸）。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种“退步的和野蛮的”“帝国主义性”战争，“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415、416页。）。日军在中国所施虐的暴行是令人发指的。除进行众所周知的南京大屠杀外，1938年5月在江苏徐州，1939年2月在湖南岳州，同年10月在湖南平江，1842年7、8月间在山西太原，1943年5 月在湖南汉寿县厂喾镇，1941—1942年在山东济南琵琶山下，以及抗战中在其他许多地区，都有日军大量屠杀中国民众的记录。（注：刘惠吾、刘学照主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64页。）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伤共达2168.5万人（其中死亡932.5万人， 负伤947万人，被抓走下落不明289万人）（注：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第337页，转引自《抗日战争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中国直接经济损失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亿美元。（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1991年11月。）
日本的全面侵华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影响，就是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1927年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推行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被打断。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通商口岸，从1894年的34个，猛增到82个，到1930年增加到105个。在通商口岸中最突出的城市是上海和武汉。 抗战前夕的上海，拥有400万以上人口， 集中大约一半的外国在华投资和全国工厂数的一半，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金融和商业中心、文化中心、世界第六大港口。至今仍是外滩标志性建筑的二十多幢具有欧洲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大楼，差不多都是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建造的。据统计，1912—1936年，中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9.4%，其中1931年—1936年年均增长率为9.3%（东北除外）。1928年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日本一直不愿履行条约，强阻中国升高税率，而且从冀东大量向中国走私，破坏中国经济自主。有的日本学者在揭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经济原因时说：“受到以轻工业为主的中国工业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而美国最小。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反对中国工业化，并发动了侵略战争。”（注：久保亨：《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工业发展》，转引自章开沅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第470页。 ）日本的侵华战火使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沿海沿江大部分通商口岸城市沦陷，其中上海、南京、武汉等工业中心的损失尤为惨重。另据估算，1914—1934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2.5%。按此推算，如果不发生这场战争，1933—1953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应增加1.63倍，而实际上这一时期只增加了28%。这就是说，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注：参见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17页。）
二、伟大的民族觉醒
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415页。）。 日本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的全面抵抗，促使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七七事变后，日本军政首领人物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可以很快使中国屈服。结果，大出其所料，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如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先后投入近三十万兵力，打了三个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其在关内战场的兵力达20个师团，100万人；到1945年8月15日以前，日军在中国关内战场上被迫投入多达105万的兵力。早在战争刚开始时， 多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朝日新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在一篇评文章中说，日本“并非是对付支那统一政权国民党政府，而是与整个支那民族为敌”。“国民党政府所拥有的武力，恐怕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问题，而与支那民族阵线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冲突，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注：转引自今井清一：《日本的日中战争观》，载《中日学者对谈录》、北京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261页。）战局的发展正被尾崎所言中。
近代以来，有过两次大的中日战争。拿这次抗日战争与上世纪末的甲午中日战争相比，虽然日本更强，中国仍然很弱，但中国社会政治状况和民族觉醒程度，毕竟大不相同了。对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应如何理解？我认为，“所谓近代民族觉醒，其内涵就是对中国实现独立和近代化的道路的认识。认识的不断增进就是觉醒”。（注：刘学照著：《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352页。）史实表明，中国人对实现自己国家的独立和近代化的道路开始有比较自觉富有理性的认识是从甲午中日战争后开始的。孙中山说：“中国之初醒，实在中日战役之后”。（注：《孙中山全集》， 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20页。）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版、第249页。）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历史进步的步伐加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程度更为广泛和深刻。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虽未能改变，但中国民族复兴潮流呈现出不断向上发展的新趋势。抗战爆发后，作为中华民族新觉醒的一个显著表现是，作了十年生死对立的国共两党为了共赴国难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全民族的抗战。国共两党虽有道路上的分歧，但都有民族意识，都认定抗战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系”，“历史之绝续之所关”，都抱着“必战”的决心和“抗战到底”的精神。（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一册，转引自曹振威《侵略与自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67页。）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虽有其局限性，但毕竟非当年清政府可比。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打了几个败仗，到了辽河口之役战败，深怕日军打进关内，京师不保，便最后屈服。抗战中，一再迁都抗战， 形成了正面战场。 在1939年前动员了巨大人力、物力向后方迁徙。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后，上海有146家民营工厂的14600吨设备、材料迁到武汉，后又迁徙至四川。南京、太原等城市的工厂也进行了艰险的内迁。在1938年至1940年间，统一安排内迁的厂矿共有448家，随迁从业人员达十万之众。 国民参政员张一麟曾为内迁后的厂区题诗：“华严楼阁观平畴，百炼钢成绕指柔，天道终由人定胜，考工子弟亦同仇”。（注：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1974年版、第656页。 ）记咏了职工和实业家们为抗日努力生产的同仇敌忾精神。当时战区城市的许多高校也向后方迁徙，师生们长途跋涉，极其困顿艰险。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西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时成为大后方培养民族英才的摇篮。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方震因长途劳毁，1938年11月竟猝死于经柳州去贵阳的途中。（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6月（内部）版。）1939年以前，从华北、华东、华南迁至西南、西北后方的约有一千四、五百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力、物力的迁徙，是一种转移民族力量的抗日动员。
中国的抗日动员，最广泛、深刻的是对敌后农民的动员。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长驱直入和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八路军、新四军遵循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向敌人后方挺进，广泛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团结敌后广大人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敌后广大农村建立了一片又一片的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至1945年3 月，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已发展到正规部队91万人，民兵220多万人， 以及近千万的人民自卫队。敌后抗日根据地达18个，遍布从华北到华南的日本占领区内。（注：周恩来：《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抗日战争中，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都以不同方式投入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洪流。中共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武装及其所开辟的敌后战场和重庆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及其所面对的正面战场相结合，给上百万的侵华日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一场“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长期而又广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439—441页。）以此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所感叹的“以北洋一隅之师抟击日本全国之师”的局面相比，显示出抗战中民族的觉醒和动员确具有空前的性质。毛泽东当时曾指出，“中国是如日初升的国家”，虽然还是“弱国”，但“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417、419页。）历史表明，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和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中国抗战最终取胜的基本原因。
三、加速了变革进程
二十世纪是世界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斗争最激烈、动荡最多的一个世纪。随着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二十世纪上半期显露出这样两个重要的时代特征：战争与革命。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俄国革命和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世界近代以来的第二次民族运动。抗日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它体现了战争与革命的双重性质。1941年6月， 美国东方学家拉铁摩尔在赴重庆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前一个月，著文论述了中国四年抗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能使中国人民的抗战变成现实，靠的是革命。在他看来，“八年抗战似乎具有民族独立和国内革命的双重性质”。日本中国问题评论家尾崎秀实著文赞同这种看法，并认为，战争是在中国社会的变革时期发生的，中国现在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而战争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变革。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归根到底是因为直接涉及了变革方式的差异问题。就国共关系而言，重庆依靠美国竭尽全力阻挡共产党的进攻。但是不考虑农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而是要抑制工人、农民谋求生存权利的要求，是困难的。（注：转引自今井清一：《日本的日中战争观》，载《中日学者对谈录》、北京出版社1990年8月版、 第271至273页。）上述一些话虽是外国人士对战局的一种评论，但却揭到了历史的深处。
实际上，抗战前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已进入一个向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国共两党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和路线。国民党的办法是注目于城市，主要是少数沿海城市，由“官”即国家去统制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忽视广大农村的发展与变革，政治上又不愿与民众分享权力。中国共产党吸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一直缺少农村大变动的教训，实行土地革命，走一条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新型民主国家的变革道路。抗战爆发，双方的局面均被日本的侵略所打破。国共双方均坚持持久战，均实行一种“拖垮”日本的战略。但国民党较为依赖外援，局限于政府军队的抗战，漠视工人、农民的权利，害怕并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共产党更多的注目于农村，深入敌后动员和组织农民，在抗日斗争中救民于水火。国民党的办法是一种单纯的政府抗战，缺乏深广的社会基础和民众基础，没有能把抗日和改革结合起来，没有能用民族战争的洪流洗刷自身存在的腐败，反而使腐败在战争中发展，在战争后更恶性膨胀。共产党的办法在广大敌后民众中生了根，把抗战所固有的民族独立和民族革命的双重性质完整地凸现出来。如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932页。）结果，国共双方又斗争又联合地坚持了八年抗战， 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表露过，是日本的侵华战争客观上促成了这种历史契机。抗日战争加速了革命进程，加快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步伐。中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日本侵略的劫难，但又锻炼了自己。由于“中国近百年解放运动积累”和抗日战争对人民群众的发动和锻炼，百年来中国民族的逆运到了谷底，开始向上攀升，外国在华特权的法律规定在1943年取消，中国被列为大国地位，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最终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些都与抗日战争有关连，都是中国人民忍受痛苦和牺牲、把抗战坚持到底的一种历史收获。
四、深刻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结束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反侵略战争屡屡失败的局面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族觉醒不断增进。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潮流不断高涨。待到日军全面侵华，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国团结抗日新局面。就抗日战争一个时期的范围去观察，当时抗日阵营中存在许多矛盾和歧异，发生过不少的磨擦、波折和斗争。但用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去分析比较，中国人民在这样深广的范围内动员和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艰苦抗敌，夺取胜利，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反侵略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由于时代的进步，由于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能够战胜任何劫难。中国人民在自己的民族振兴事业中永远铭记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
八年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是日本统治集团奉行军国主义政策实现其“亡华霸亚”对外目标的结果。研究日本侵略中国历史应分析其侵略政策原由，分清战争责任。总结历史经验和进行战争审判不是同一件事。战争审判主要根据战争犯罪事实按照法律原则量罪，而总结历史经验则要复杂得多。再有，前者有时效性，而后者往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从历史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来看，日本当年进行侵略战争的原由有军国主义制度的形成、军国主义政策的制订和侵略政策的推行等。日本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军民死亡310万人。 亦即平均不到五户就有一人死于战争。（注：参见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69页。）而且，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首先是一种国家行为。 当时日本军政主脑是日本国家的主要担当者，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军国主义政策的制订和推行负有总体的直接的责任。他们掌握着权力和操纵着舆论。实际上，日本统治集团自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便张开了取缔言论自由之网，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更是在“举国一致”、“激发战争意识”的鼓噪下禁止言论自由。如1940年2月， 众议员斋藤隆夫因发表反“圣战”演说，在军部愤怒加压下被剥夺议员资格。但仍有7名议员反对开除，有144名议员缺席和弃权。尾崎秀实在一份内部报刊上评论说：“对于斋藤问题，假定说要求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进行表决的话，至少是二比一的多数支持斋藤”。（注：转引自今井清一：《日本的日中战争观》，载《中日学者对谈录》、北京出版社 1990年8月版、第268、269页。）1940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取消一切政治团体和工会等群众组织，成立“大政翼赞会”，实行严密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日本国民的意见更难表达和体现。如，1944年6月， 尾崎秀实曾经常借以发表文章的《改造》和《中央公论》两大评论杂志被勒令停刊。同年11月，尾崎则被判刑投狱。可见，从历史的原由来说，当年日本军政主脑所应负的战争责任不是一般军政人员、尤其是日本一般国民所可比拟的。故中国历史学者和中国历史教科书一般都贯彻着“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的历史观。（注：刘惠吾、刘学照主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05页。）在明确战争的历史原由和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后，广大日本国民也会从中获得历史教训，增强对永久和平的热爱和追求。
总之，抗日战争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凸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具有民族独立和国内革命的双重性质。我们应从多重的研究视角加强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并用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总结其深刻的历史经验。正确认识抗日战争历史，对了解当今的中国，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对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健康的发展，共同展望二十一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未来，都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有益的。
（注：本文是作者1997年11月在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短期讲学时的讲题之一。1998年9月修订。）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日本侵华战争论文; 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历史论文; 论持久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万历朝鲜战争论文; 南京大屠杀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