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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3)03－0265－17
魏徵《述怀》
“还惊九折魂。”折，《全唐诗》校：“一作逝。”或引《楚辞·九章·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之句以及与“魂”字相连，以为作“逝”较妥。按：此句有“惊”字，下句云“岂不惮艰险”，则“惊”自指因道路之艰险而惊魂。“九折”用《汉书·王尊传》：“上以尊为郿令，迁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
九折坂，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病去。”上文有“郁纡陟高岫”之句，故此云“还惊九折魂”，下云“岂不惮艰险”，一意贯串。如曰“九逝魂”，则是怀想故国旧都之意，与上下文均不相涉。又，此诗“慷慨志”“国士恩”六字，一篇主意。
王绩《野望》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或谓《采薇》系用《诗·召南·草虫》“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或《诗·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借以抒发隋末动乱年代彷徨无依的苦闷。按：“采薇”一般多用《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之事。王绩是著名的隐逸诗人，此诗用“采薇”典，自系夷齐高隐事。其《山家夏日九首》之五“不特嫌周粟，时时须采薇”亦用夷齐事，可以类证。但此诗写景所显现的乃是和平宁静、悠闲不迫的情调氛围，殊无作者在《薛记室收过故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一诗中所追忆的“伊昔逢丧乱，历数闰当馀。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之惨象，故诗未必作于隋末动乱年代。用夷齐采薇典，亦可说明诗当作于易代之后，但看不出有“耻事新朝”之意，所谓“长歌怀采薇”，殆为抒发隐逸高致或对隐逸高士的怀慕向往。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君河中先有渚田十数顷，颇称良沃。邻渚又有隐士仲长子光，服食养性。君重其贞洁。愿与相近，遂结庐河渚，纵意琴酒，庆吊礼绝，十有余年。”怀采薇，也可能包含对仲长子光这样的高隐的怀慕。诗可能作于晚年归隐龙门期间(贞观十三年至十八年)。此时离唐代建国已二十多年，政治经济显现兴盛景象。他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说：“乱极治至，王途渐亨，天灾不行，年谷丰熟。贤人充其朝，农夫满于野。吾徒江海之士，击壤鼓腹，输太平之税耳。帝何力于我哉？”可见在新朝治世当一名自适其适的隐士，正是他晚年的人生追求。这首诗所描绘的秋日乡野景物，充溢着一种和平宁静的田园牧歌式情调和对隐逸高致的向往，正是诗人当时心情的写照。尽管由于“所嗟同志少，无处可忘言”(《春庄走笔》)，有时不免感到孤寂，“徙倚欲何依”“相顾无相识”等句，正流露了缺乏同道的惆怅。
王勃《山中》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八谓“此疑咸亨二年寓巴蜀时作(见《春思赋》)，故有‘长江悲已滞’之句。”按：王勃总章二年(669)五月游蜀，至咸亨二年(671)夏犹在梓州，有《梓潼南江泛舟序》署“咸亨二年六月”可证。然是年九月已归长安，有《为霍王祭徐王文》。此诗有“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之句，时已深秋，故可证此诗非咸亨二年寓巴蜀时作，而系此前一年，即咸亨元年闰九月在蜀中作。其《别人四首》之一云：“久客逢馀闰，他乡别故人。自然堪下泪，谁忍望征尘！”之四云：“霜华净天末，雾色笼江际。客子常畏人，何为久留滞？”与《山中》时令相同，内容亦近似，当同时作。“悲已滞”之“滞”即“久留滞”之“滞”。
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
诗有“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之句。或谓此“河桥”即河南府孟县南富平津上之黄河浮桥。按：自洛阳还陆浑山中之别业不经孟津桥。陆浑在洛阳之西南，孟县在洛阳之东北，方向正相反。此“河桥”当泛指洛阳城中跨洛水所建之桥，“旦别河桥”即旦别洛阳之意。
张说《幽州夜饮》
诗云：“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唐玄宗开元六年至七年，张说任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诗当作于六年秋冬间。此诗多遭明、清选家误解，以为张说“有不乐居边意”，尾联乃“自宽之词”(唐汝询《唐诗解》)，“诗毕竟非忠厚和平之什”(黄生《唐诗矩》)，甚至说“边塞之地，迟暮之年，风雨之夜，如此苦境，强说恩遇，其情伪矣”(顾安《唐律消夏录》)。虽周珽、沈德潜持正面评价，但不为人所注意。实则此诗颇见诗人之襟怀品格，诗亦沉雄悲壮，骨气端翔，洵为盛唐正音。《旧唐书·张说传》：“始玄宗在东宫，说已蒙礼遇。及太平(公主)用事，储位颇危。说独排其党，请太子监国，竟清内难，遂为开元宗臣。”开元元年十二月，因与姚崇不叶，出贬相州，迁岳州。但四年末姚崇罢相后不久，即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重新起用。六年二月，又迁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委以安定东北边防之重任，“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故无论从玄宗与张说的长期关系看，或贬官后重新起用委以安边重任看，诗中所谓“恩遇深”，当是出于真情实感，而非“自宽之词”，更非伪饰之言。说在幽州，“一年而财用肃给，二年而蓄聚饶羡，军声武备，百倍于往时矣”“自受命处此，声振殊俗，终公之代，不敢近边”(孙逖《唐故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燕国文贞公遗爱颂并序》)。可见他确是将幽州之重任作为玄宗的恩遇而黾勉尽力的。诗中的“迟暮心”，既含“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之慨，亦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意，故说“能忘迟暮心”，盖以此自励。诗中渲染幽州夜饮的氛围，萧瑟中具阔大峭劲、悲壮慷慨之致，正为全篇主意“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蓄势，盖谓不亲任边城主帅，深感身系边境安宁，又焉能深切体会君主的恩遇之深。这种基于实践的深刻感悟以深婉和平语调道出，倍感其情感的深挚厚重。
王翰《凉州词》
“欲饮琵琶马上催”，或因下有“沙场”“征战”字而解“催”为催征人出征者，当非。此承上句“葡萄美酒夜光杯”及此句句首“欲饮”，指催饮。琵琶马上之乐，旋律多急骤奔放，军中宴饮而奏琵琶，盖以侑酒助兴。李白《襄阳歌》：“车旁侧挂一壶酒，龙管凤笙行相催。”刘禹锡《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今朝无意诉离杯，何况清管急弦催。”此二诗之“催”字均催饮之意，可以类证。此诗意蕴，自沈德潜解为“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重订唐诗别裁集》)以来，颇多赞同者。然视通篇情调，实为酒催豪饮而发豪情作豪语，“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神情口吻是视战死沙场为长眠醉卧，视“古来征战几人回”为常事而坦然面对。盛唐诗人对战争的艰苦和牺牲往往不是回避和无奈，而是将其诗化和浪漫化，这正是那个国力强盛、国威远扬、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得到充分发扬的时代的产物。“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和“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正是同一典型音调，与“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李益《塞下曲》)同一豪概。
王维《终南山》
此诗曾被作为王维创造性地运用中国画特有的透视法，用诗的语言同时表现三远(高远、平远、深远)的范例，从仰观、俯瞰、回望、入看等不同的视角，分别描绘终南山的高峻、绵延、阔大深远、岚霭变化(指前三联)。但细味前三联，诗人的视角虽有变化，但观察景物的位置(即立足点)却始终是在山顶上。首联出句“太乙近天都”是在山顶上仰望而感到峰与天连(即所谓“去天不盈尺”)，非在山下仰望。“连山到海隅”更明显是在山顶上向东极望，而有“颠连直接东溟”之势。颔联出句“白云回望合”是在山顶上向下看，但见白云四面围合，自己所处的山峰如孤峰在云海中耸峙，对句“青霭入看无”是说此前在山下看到的笼罩在山上的淡青色雾霭(因云雾笼罩青山，故呈淡青色)，到进入山中，登上山顶时却看不到了，见到的只是白云四合(青霭已化为白云)。其中虽也包含了对此前山下所见景象的回忆，但诗人此刻的立足点仍在山顶。腹联“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自是身处中峰之巅，所见终南山千山万壑，分属不同星宿分野，山之南北，阴晴各异的景象。总之，前三联均为登上峰顶时仰观远望俯瞰时所见不同景象，视点虽异，位置则一。只有尾联才写到下山途中所见景象。弄清这个固定的立足点，才不至于感到前三联之诗人观察景物似毫无次第可言。
王维《汉江临泛》
题内“泛”字，《瀛奎律髓》作“眺”。或有据此后出之孤证而改者。按：“临”有面对之义，细味此诗腹联，所写当为临流泛舟所见之景，而非登高览眺所见。且王维诗诸旧本及《文苑英华》卷七七三载王维此诗，题均作《汉江临泛》，故当仍从旧本作“泛”。诗系泛舟汉江所见所想。起联由眼前乘舟游泛之汉江遥想其沿流可南接三湘，西极荆门，东接九江，以虚笔写广远阔大之境。颔联写顺流泛舟极目所见江流远向天外，远山若有若无的杳远缥缈之境，腹联转写溯江而上泛舟所见。襄阳城紧靠汉江，泛舟江上，见江水似乎与郡城齐平，漂浮在前面的水边，故说“郡邑浮前浦”；而江波动荡，浪接远天，所乘之舟亦随波上下晃动，感觉当中似乎汉江的波澜在晃动着远处的天空，故说“波澜动远空”。远水无波，因此这里所说的“波澜”应是近处能见波浪的汉江。“浮”“动”二字，正传神地写出临流泛舟的特有感受。尾联“山翁”借指陪自己临流泛舟游赏的襄阳太守，说自己承主人盛情，已充分领略了襄阳的好风光，今后这样的风景佳胜便只能留给嗜酒的风流贤主人了，表谢意而无酬应色彩，将“山翁”也带入这幅雄浑阔远的汉江泛舟图中了。如将山翁理解为历史上以嗜酒著称的山简，不免虚应故事，且与前三联也嫌脱节。
祖咏《终南望馀雪》
此诗《河岳英灵集》卷下题作《终南望馀雪作》。而《南部新书》乙云：“祖咏赋《雪霁望终南》诗，限六十字(按：即六韵十二句试帖律诗)成。至四句，纳主司，诘之，对曰：‘意尽。’”祖咏为开元十三年杜绾榜进士。《唐诗纪事》卷二十题《终南山望馀雪》，与《河岳英灵集》略同。按：据诗意，题当以作《雪霁望终南》者为最切。盖此诗所写，系雪后初晴的傍晚，从长安城遥望终南山上的积雪而生的感受，而《终南望馀雪作》的诗题，则有可能被误解为身处终南山上望山中馀雪。此诗是否即祖咏登进士第之年应试所赋，文献上无明确记载，但从记述的口吻看，很有可能是登第之年所赋。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则虽属特例，亦可见唐代科举考试之尊重人才的独特个性和重视诗歌的艺术独创性。有如此开明的主考官，才会有敢于冲破成规、唯艺术是尚的应举士人。祖咏此诗的产生和流传，对优秀唐诗产生的社会环境和艺术氛围，是一种有力的说明。从这首诗的起联看，祖咏在下笔之初，并无不遵格式的想法，上句点“终南”，下句点“雪”，正是应试诗最常见的起法。但当他写到第四句“城中增暮寒”时，却忽然悟到，这已经是一首意足神远的完整之作了，于是戛然止笔。这无心插柳柳成阴的创作过程和心态，也充分体现了盛唐诗人“伫兴而就”的创作理念。
李颀《送魏万之京》
此诗首联“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系倒叙，即先写今晨魏万离此赴京，后写昨夜情事，解者意见一致。问题是“昨夜初渡河”者究竟属谁。一般都理解为游子(即赴京之魏万)，如唐汝询谓：“言朝来唱歌之游子，乃昨夜经微霜而渡河者也。”今人亦多主此说。但次句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即“渡河”者是“微霜”，全句系写昨夜气候的变化。中国的气候，长城内外，黄河、淮河、长江南北是显著的分界线。说“昨夜微霜初渡河”，是指秋天的微霜从昨夜开始已从黄河北渡过黄河，整个河南地区已现一片秋色，写法类似“梅柳渡江春”，而出语似更自然。从情理说，“微霜”可曰“初渡河”，而人则很难说“初渡河”，除非是生平第一次渡越黄河。如“初”作“刚”解，则昨夜夜深霜凝时方渡河而南来，今晨又唱离歌而赴京，则是日夜兼程奔赴了，似无如此匆遽之态。“微霜初渡河”五字启下“鸿雁”“树色催寒”“砧声”，正写气候之变化引起景物的变化。
王昌龄《出塞》
“龙城飞将”究竟用什么典故，是久悬未决的老问题。“飞将”自然是用飞将军李广典，但李广一生从未到匈奴“祭其先、天地、鬼神”的“龙城”。清阎若璩《潜丘札记》卷二据王安石《唐百家诗选》载此诗作“卢城飞将”，遂谓“‘卢’是也。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书》有卢龙府，卢龙军……‘龙城’明明属匈奴中，岂得冠于‘飞将’上哉！”按：龙城在匈奴中，不能因此得出不能将“龙城”与“飞将”组合成一个词语的结论，且唐诗中亦未见将汉之右北平或卢龙城省称为“龙城”者。此“龙城”当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青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青至笼城(师古注：“笼”读与“龙”同)，斩首虏数百。”“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二典所构成之浓缩性词语，以借指破敌守边之良将。
王昌龄《长信秋词》之四
“真成薄命久寻思，梦见君王觉后疑。火照西宫知夜饮，分明复道奉恩时。”沈德潜说：“下‘分明’二字，写梦境入微。”(《重订唐诗别裁集》卷二十)沈氏盖因次句有“梦见君王”之语而以三四句为女主人公(失宠宫妃)之梦境。按：次句已明言“觉后”，则三四句所写自是梦醒后所见所思。“火照”句系醒后望见不远处西宫灯火辉煌景象，推知这正是西宫的新承宠者与君王作长夜宴饮的情景，如在梦中，是不必推知的。末句则由眼前西宫新宠承欢侍宴的情景联想起自己昔日“复道奉恩时”的情景，“分明”二字，谓昔日自己奉恩承欢、侍宴夜饮情事正分明像今日西宫上演的一幕，往事历历，犹如目前，而已宠衰爱移，西宫易主了。三四两句，包含了热闹与冷寂、往昔与如今的鲜明对照。王昌龄的宫怨诗多用这种对照手法，以失宠者的视角写得宠者的情景，如“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此首亦然。
高适《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
此诗系和王之涣《玉门关听吹笛》(即《凉州词》)而作，二诗同押间、山韵，详岑仲勉《唐人行第录》第十页。高诗次句“楼上萧条海月闲”，玉门关离海极远，而云“海月”，历来对此无解。按：此“海月”当指玉门关东的大泽升起的月亮。《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瓜州》：“晋昌县……冥水，自吐鲁番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又《肃州·酒泉县》：“白亭海，在县东北一百四十里。一名会水，以众水所会，故曰会水。以北有白亭，故曰白亭海。方俗之间，河北得水便名为河，塞外有水便名为海。”可见，“海月”之称，完全合乎玉门关一带的地理及方俗。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的玉门关东大泽，确实可以称得上“海”了。高适诗中的“海月”正是指在浩瀚宽广的大泽之东冉冉升起的月亮。由于不明地理及方俗，在流传过程中遂将“海月”改为“明月”(《河岳英灵集》作“明月”)，反失特有的地域色彩。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此首列《古风五十九首》之首，一头一尾又明显以“希圣”自许，以当代的孔子自命，口气大得惊人。诗中对春秋战国至隋代的诗赋基本上一笔横扫，不符其对谢朓的称赏推崇和对鲍照诗的明显摹仿，更无论其对屈原和汉魏六朝诗的学习继承。故解者多为其气势所震慑，对其所称“我志在删述”的具体所指每语焉不详，或过于拔高。只有王运熙先生说了一句非常平实而准确的话：“‘我志在删述’之意是删述、编选诗歌，而非俞平伯所云通过作史以显褒贬。”按：“删述”一语，均与孔子有关。“删”指删选诗歌。《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述”指记叙、阐述前人之说。《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孔子删诗而编《诗》三百五篇，就是编选诗歌以施于礼义。李白所说的“删”，联系他所生活的时代《国秀集》《河岳英灵集》等诗歌选本纷出及梁萧统《文选》盛行于世的情况，还有本篇对历代诗赋的评价来看，很可能是想以《大雅》为标准来编选一部当代诗歌选本。从诗中所论来看，平王东迁以前及以后一段时间内的诗，孔子已作了删选；春秋战国以来至隋的诗赋，则“王风委蔓草”、“宪章亦已沦”、“绮丽不足珍”，自然不在选取之列。然而，可选的便只能是“圣代复元古”以来，“群才”的“文质相炳焕”之作了。按《大雅》的标准，首先入选的或许是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诗》和李白自己的《古风》一类作品吧。那么，什么是“述”呢？“述”与“作”(著作)相对，指阐述前人成说，亦可泛指一般的撰述之作。从这首《古风》的内容来看，很可能是指撰写一部历代的诗歌发展史，即上自《诗》《骚》，下迄盛唐的诗歌史，以阐述孔子的诗歌理论主张和自己以《大雅》为标准的复古主张。这样的“删述”之志，和他早年所宣称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图大志似乎相距太远。但从这首诗一开头就用孔子“吾衰”之语来看，写这首诗时李白已经到了衰暮之年。大约自上元二年(761)秋因病未能从李光弼出征以后，诗人才彻底断了实现上述宏图大志的念头，而将自己的“志”缩小为效孔子删诗撰述以“垂辉映千春”上来，正如他在《临路(终)歌》中所慨叹的那样，“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只能退而求其次，变“立功”为“立言”了。如果这个推断大体符合实际，则这首诗很可能是上元二年秋病还居当涂依李阳冰期间，打算编辑自己的诗文集时，通过对诗歌史的回顾和评论，表达自己对诗歌复古之大雅，抒写晚年之“志”——效孔子作“删述”的一首诗。在“天夺壮士心”的情况下，以管、晏自许的李白晚年以“删述”之志的实现自期，似乎有些无奈。但李白一生的行为和政治实践却证明其政治家之志的不切实际(时代环境和个人才能气质)，而作为一个文学家，则确实可以“垂辉映千春”。李白暮年，是否终于悟到，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呢？尽管“我志在删述”的内容，和他所赞颂的“屈平词赋悬日月”并不是同一概念，但从他临终前嘱李阳冰编纂诗文集，不难看出他对文学之业的重视。
李白《长相思》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此诗或以为写开元年间入长安时慕君的心情；或以为寄寓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或以为寄赠远人自道相思之词，未必别有寓意；或以为以男女之情，写君国之恋，约作于天宝初出长安之后。按：此诗写一位痴情的男子秋夜对远在长安的女子的悠长思念，情深意挚，思苦语婉，情景交融，意境杳远，称得上是一首优秀的情诗。但细加吟味，又明显感到它不同于一般的情诗。最明显突出的表征是，诗人似乎有意将所思慕的对象虚化甚至仙化，不仅没有对所思对象身份、容饰、情态的任何具体描绘，而且将其写成一位遥隔云端、高居天上、可望而不可即的对象，一位带有象征色彩的人物。这就为寄寓象外之意创造了条件，也可以说是诗人对此诗别有寓托的一种提示。联系一开头点明的“长相思，在长安”，其寓意便更加明显。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引天宝三载赐金还山后作的《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的后段：“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圣朝久弃青云士，他日谁怜张长公！”两相对照，可以明显看出《长相思》中所怀想的遥隔云端的如花“美人”，就是这首诗中高居“长安宫阙九天上”的“圣朝”君主唐玄宗。诗中所抒写的“长相思，摧心肝”之情，就是“此地(指长安)曾经为近臣”而此时处于被放逐境地，类似“屈平憔悴滞江潭”的诗人自己对玄宗的一片倦倦眷恋之情。两首诗的时令均在秋天，《长相思》中写到“天长路远”和“梦魂不到关山难”，与单父(今山东单县)离长安遥远，关山阻隔(这种阻隔自然不单是地理上的，且兼有政治上的象征寓意)正复相似。可以推断，二诗系同时或先后之作，思想感情内容也大体相同。只不过《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采用赋的直叙写法，《长相思》则采取比兴象征写法而已。李白对天宝初为近臣的一段经历，始终视为一种荣耀。对玄宗在天宝初的“恩遇”，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怀有感激眷恋之情，这种感情，到天宝中后期才有明显变化。
李白《关山月》
据此诗开头两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征戍将士戍守之地应在天山之西。此天山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横亘之天山山脉。《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伊州》：“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折罗漫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春夏有雪，出好木及金铁。匈奴谓之天山，过之皆下马拜。伊州即今新疆哈密市。唐代版图辽阔，安西四镇及北庭都护府均在天山之西，故可望见“明月出天山”之景象。或谓此天山指祁连山(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处之山脉)，与下“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不合，当非。又，有谓“吹度”的对象是“明月”，此恐有悖事理。月自天山东升，至中天而西下，岂能因长风之劲吹度越玉门关而东行数万里？此固与“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之风与明月均自东向西不同，不能类推。二句的主语是“长风”，“吹度玉门关”者亦为长风，句中自隐含戍客对远在玉门关东的中原故乡及亲人的思念和不能随长风回归故乡的惆怅，而诗的境界气象则极其雄浑阔远。
李白《杨叛儿》
此诗“白门”“杨柳”“乌”“沉水香”“博山炉”等意象及兴喻手法全本六朝乐府《杨叛儿》，而一经天才诗人妙手点化，精彩远胜古辞。尤其是末二句“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不仅将古辞“欢作沉水香，依作博山炉”简括为一句“博山炉中沉香火”，使“沉水香”由静止状态变成燃烧着的“沉香火”，由上文的“醉”进一步迸发出爱情之火，而且由“火”而“烟”，创造出“双烟一气凌紫霞”的境界。香炉中点燃沉香，升腾起丝丝缕缕的香烟。烟气时呈互相缠绕之状，诗人从这生发出“双烟一气”这极富象征色彩的隐喻，寓意双方在极度欢洽中心灵的交融。而“凌紫霞”的夸张渲染则成了双方心灵无限升华的绝妙象征。将男女欢爱的高潮写得既淋漓尽致，又含蓄不露；既炽热浪漫，又极富象征色彩和浓郁诗情。古往今来，能将男女欢爱写得如此极艳极烈而又不亵不狎，达到纯美诗境者罕见。《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心灵的知己黛玉说咱们一起化烟化灰如何，被讥为痴话，殊不知“化烟”之语早被李白道过了。而“化灰”之语，也近乎李白《长干行》之“愿同尘与灰”。曹之与李，可谓千载同心，灵犀暗通。
李白《清平调词三首》之三
此首“解释春风无限恨”一句，迄无定解。解者或因首章次句“春风拂槛露华浓”中的“春风”“露华”有象喻君王恩宠之意，故连类而及，认为“解释春风无限恨”中的“春风”即君王的象喻，认为此句是说玄宗的无限愁恨均因“赏名花，对妃子”而消释。这恐怕有些拘执，不宜以彼例此。一则君王的恩宠不等于君王本身。二则在“春风拂槛露华浓”的诗句中，写实与象征是自然融为一体的，读者从浑融的意境中自然可以体味出“春风”“露华”的象征色彩和象征寓意。但在“解释春风无限恨”的诗句中，若以“春风”直接象喻君王，不仅显得比较生硬呆滞，且上句既已言“长得君王带笑看”，则君主又有何恨，更不用说“无限恨”了。不但君王无恨，春风亦无恨。实际上三四两句并非写君王释恨，凭栏对妃子赏名花，而是写春风吹拂下的牡丹解苞怒放、倚栏摇曳飘舞的情景。花含苞未放时，花蕾固结不解，有似女子之脉脉含愁，故李商隐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之句。所谓“解释春风无限恨”，即“春风解释无限恨”，是说和煦的春风解开了牡丹花苞，消释了蕴涵其中的无限愁恨，使之枝枝朵朵迎风绽放，盈盈含笑。钱珝《未展芭蕉》“一封缄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写东风解开未舒的芭蕉，亦可参较解悟。而“沉香亭北倚栏干”之“倚栏干”，亦即“春风拂槛”之“拂槛”，所指均为牡丹花在春风吹拂下枝条摇曳、轻拂栏干的情景。而写牡丹在春风吹拂下盛开绽放，倚栏拂槛，也自然会使人联想到杨妃在玄宗的恩宠下更加光艳照人，婀娜多姿，写花而人亦自见。
李白《梁园吟》
朱谏《李诗辨疑》云：“此诗可疑者无伦次也。前十句辞顺而意正矣。‘人生达命’八句，意与上节不相蒙，辞欠纯。‘昔人豪贵信陵君’八句，辞清而健……至‘沉吟此事’八句，又驳杂而无意味。既无伦次，而又驳杂，故可疑也。若节去‘人生达命’八句，‘沉吟此事’八句，则以前面十句、‘昔人豪贵信陵君’八句共为一首，则辞纯正，意又接续，譬如去玉之污点，皎然之白自见也。”按：此诗最早见于敦煌写本唐人选唐诗，又两见于《文苑英华》。虽题目有《梁园醉歌》与《梁园吟》之异，但文字略同，且均题为李白之作，诗的内容、风格也明显符合李白的经历、思想和创作特征。朱谏以“无论次”“驳杂”为由而疑之，可以说毫无文献学根据。但他提出的节去“人生达命”八句及“沉吟此事”八句，以前十句与“昔人豪贵信陵君”八句合为一首的主张，倒反映出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怀古诗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怀古诗一般以抒今昔盛衰变化之慨为基本主题，这不妨看作这一诗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性。不同经历、思想、个性和艺术风格的作者创作的怀古诗，本应有各自的个性特征。但在多数怀古诗中，却很少体现。这正是怀古诗的一个明显缺陷。但怀古诗这种个性不彰的创作套路，却造成了一些评家的思维定势，认为怀古诗只能抒写今昔盛衰之慨，如果掺入一些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内容，便有可能被认为内容驳杂不纯、叙述语无伦次。朱谏的怀疑、批评和删节主张，实际上正反映了对怀古诗个性的排斥。他主张保留的十八句，恰恰是怀古诗抒今昔盛衰的常调；而主张删去的十六句，恰恰是最能体现李白思想、个性的部分。如果删去，这首《梁园吟》就基本上清除了李白的个人印记而不再是李白之作了。此诗的特色，正是在抒写梁园今昔盛衰之慨的同时抒发了个人坎
失意的苦闷和才不逢时的感慨，于困顿蹉跎中仍怀着对未来的乐观信念。“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这正是典型的李白的声音。实际上，这是一首怀古与抒怀完美结合之作，也是怀古诗共性与个性融合之作。
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此诗末句“随风直到夜郎西”，注家对“夜郎西”多有误解。按：夜郎，指唐业州夜郎县，在今湖南芷江县西南，与龙标相距很近。据《新唐书·地理志》，龙标县武德七年置。贞观八年，析置夜郎、郎溪、思微三县，九年省思微。因此，诗中的“夜郎”实即龙标的异称。因与第二句“龙标”避复及末句第五字宜仄，故不再用“龙标”而改用“夜郎”代替。由于不明这些，误认为夜郎、龙标系分指二县，而龙标县又在夜郎县之东南，与“夜郎西”之语地理位置方向不合，遂将“西”字理解为“附近”，这里为了与“啼”“溪”押韵而用“西”；或谓“夜郎西”系极言其远，非谓龙标在夜郎之西。实则“夜郎西”即远在西边的夜郎(龙标)之意，因押韵而倒置，诗中每有此种句法。
李白《峨眉山月歌》
诗中的“清溪”与“君”所指，有不同说法。旧注或云“清溪”指资州清溪县，今人或云指嘉州犍为县之清溪驿。按：资州清溪县本名牛鞞，天宝元年始更名清溪，而此诗作于开元十二年李白出蜀途中，其时尚未改名。且资州离峨眉、平羌江(即青衣江，源出今四川芦山县，东南流经雅安、乐山，会大渡河入岷江)甚远，可证诗中之“清溪”绝非资州之地名。王琦注引《舆地纪胜》谓犍为县有清溪驿，然今本《舆地纪胜》无此记载。又有谓“清溪”即板桥溪，位于嘉州龙游县，出平羌峡口五里，不知所据。实则此诗“清溪”意即清澈之溪水，亦即眼前的平羌江水。李白有《清溪行》云：“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将清澈见底的新安江水称作清溪，与将可见月影的平羌江水称为清溪，正属同例。末句“君”字，或有解为友人者，实非，全篇无别友意。题曰《峨眉山月歌》，此“君”即指峨眉山月。上弦月升起得早，天未煞黑即高挂空中，故落得也早，深夜时分已隐没不见。在舟行过程中，原先一直伴随着自己的峨眉山上的半轮秋月和映入平羌江水的月影在驶向三峡下渝州时已经隐没不见，不免平添了一份告别故乡月的思念和惆怅，这正是所谓“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李白《金陵酒肆留别》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杨慎《升庵诗话》卷七引温庭筠《咏柳》诗“香随静婉歌尘起”，传奇诗“柳自飘香雪”，谓：“其实柳花亦有微香，诗人之言非诬也。”柳花是否有微香，可暂置不论；即令有风送微香，又何至于满店飘柳花之香？其实，一二两句是个整体，诗本易解。“风吹柳花”写酒肆外柳花漫天飘舞，诉之视觉，兼点暮春季候；“满店香”写酒肆内酒香扑鼻，诉之嗅觉。而“满店香”的来源便是“吴姬压酒唤客尝”。时值暮春，春酒已熟，酒肆女店主面对这一帮风流倜傥的年轻人(包括送客的金陵子弟和被送的李白)，特意亲自榨酒相待。酒本飘香，何况又是现压的春酒，更何况又有春风传送，自然是“满店香”了。如果吹送的是淡淡的柳花香，恐怕早被浓浓的酒香所掩而闻不到了。
李白《渡荆门送别》
诗云：“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一般的送别诗，无论题内是否标明送别对象(如《灞陵行送别》，题内即未标送别对象)，但在诗中总可看出(如前诗首句即标“送君灞陵亭”)。而此诗却自始至终不见所送之人的身影。因此唐汝询谓：“题中‘送别’二字疑是衍文。”(《唐诗解》卷三十三)沈德潜亦谓：“诗中无送别意，题中二字可删。”(《重订唐诗别裁集》卷十)而吴昌祺则谓：“此在楚而渡江送别。前四句渡荆门也。五六即景。结言水远，正言心远，此送友东行，不必疑为衍文。”(《删订唐诗解》卷十六)今人或谓：“所谓‘送别’，乃自别蜀中故乡。”按：诸说不同，然均未会诗意。此诗作于开元十二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出峡过荆门时。首联即点明自己离蜀远游已过荆门入楚境。颔、腹二联分写“荆门外”日间行舟时旁顾前瞻所见壮阔杳远景象及夜间泊舟时俯视水中月影仰观天上层云的景观。“渡荆门”的题意已经写足。尾联乃掉转关合题内“送别”。但这“送别”却并非一般意义上以自己为送别主体、以别人为送别对象的送别，而是以“故乡水”为送别主体、以自己为送别对象的送别。回顾来路，这才发现，原来不远万里，一直相送自己的行舟历三峡、出荆门的江水，就是发自岷峨、来自故乡的“故乡水”啊！荆门为楚之西塞，蜀、楚的分界。在诗人的意念中，自然也成了蜀江和楚江的分界。明朝离荆门东去，舟行所经之江水就不再是“故乡水”了。也就是说，“故乡水”送自己到此，就要与自己告别了。而自己也即将与故乡水告别，奔向广阔的天地。这两层意思，都包含在“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这充满深情的诗句中。题目的意思，说完整了应该是“渡荆门故乡水送别”，或换一个角度和说法，“渡荆门后与远送自己的故乡水告别”。将纯属自然物的江水人格化，将它想象成怀着缱绻深情遥送游子的有灵性的事物，正深切地表现了诗人对养育自己的蜀地故乡的无限眷恋。
李白《望天门山》
此诗末句“孤帆一片日边来”之“孤帆”，究竟是指诗人望中所见的江上孤帆，还是指诗人自己所乘的一叶孤舟，我的理解是指后者。三四两句一意贯串，不可分割。第三句写望中所见的天门山夹江对峙的雄姿由隐至显，越来越清晰地显现于视野之中的情状，下句则点醒“望”的立脚点和诗人的淋漓兴会。诗人不是站在岸上某一个静止不动的地方远望天门山，而是在他所乘的映着红日的孤舟上由远到近地望着天门山渐次出现，故曰“相对出”。如果是站在岸边某个固定的立脚点望天门山，恐怕只会有“两岸青山相对立”的静态感；而乘舟顺流直下，望见天门山由隐至显，最后凸现于眼前的情况下，才会有“两岸青山相对出”的如同从地面渐次涌出的动态感。末句“孤帆一片日边来”正传神地描绘出自己乘舟映日、乘风破浪，越来越靠近天门山的动态过程，和欣睹名山胜景、目注神驰的淋漓兴会。它似乎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雄伟险要的天门山，我这乘一片孤帆的远方来客，今天终于见到了你。如果要把题目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一点，应作《舟行望天门山》。顺便说一下，舟行中或在岸上当然也可见孤帆映日的情景，但那就和《望天门山》的题目脱榫，变成可有可无的闲笔或衬笔了。尽管孤立地看这一句，似乎也颇具美感。
李白《谢公亭》
题下注：“盖谢朓、范云之所游。”叶庭珪《海录碎事》卷四：“谢公亭在宣城，太守埘玄晖置。范云为零陵内史，谢送别于此，故有《新亭送别》诗。”《方舆胜览》卷十五：“谢公亭，在宣城县北二里。《旧经》云：‘谢玄晖送范云零陵内史之地。’”按：谢公亭，又称谢亭，在宣城，许浑有《谢亭送别》诗。此诗题注谓亭“盖谢朓范云之所游”。按：谢朓为宣城太守在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在郡一年余。四年因事赴湘州，未几即返都。而范云已于此前之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秋迁零陵内史，故二人在谢朓任宣城太守期间同游宣城谢亭的可能性不大，此题注疑是后人所加，非李白自注。至于《海录碎事》《方舆胜览》谓此亭系谢朓送别范云任零陵内史之地，有《新亭送别》诗，更显属误载。范云既于永明十一年赴零陵内史任，谢朓何得于两年后之建武二年在宣城送别范云之零陵。谢朓诗集中确有《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诗，然此“新亭”系东吴时始建于建业(今南京市)之亭，本名临沧观。晋安帝隆安中丹杨尹司马恢之重修，始名新亭。故址在今南京市江宁县南。东晋时京师名士周
、王导曾游宴于此，即新亭对泣故事的发生地。谢朓送范云赴零陵内史任之新亭渚，即都城建康之江边新亭，与宣城之“新亭”无涉。此诗首句云“谢公(一作亭)离别处”，或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曾于此送人(但所送者并非赴零陵内史任之范云)，后世遂常以之为送别之地。
李白《哭宣城善酿纪叟》
诗云：“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宋蜀刻本诗末注云：“一作《题戴老酒店》云：‘戴老黄泉下，还应酿大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按：当从一作。诗题中“纪叟”或“戴老”，与诗意及诗的工拙高下无关，但无论是哪一种诗面，都看不出有“哭”的意味，相反地倒是充满了亲切的调谑意味。因此题作《哭宣城善酿纪叟》，这“哭”字便首先值得怀疑。其次，“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不但“夜台”与“无晓日”犯复，而且与下句“沽酒与何人”毫无逻辑联系。何以“无晓日”就不能沽酒与人，这是说不通的，大诗人李白应无此种上下脱节的诗句。相反，《题戴老酒店》的诗题既与诗中夜台沽酒的想象十分吻合，又与诗中半开玩笑的口吻毫不矛盾。尤妙在三四两句，充满了老熟人、老主顾之间才能有的令人解颐的谐趣。可以设想，这位戴老开的酒店，是前店后坊式的，以酿制和出售“大春”酒而闻名。李白天宝十二三载游宣城时，是这爿酒店的常客。上元二年再游宣城，戴老已经作古，而酒店犹存，故有题诗酒店之举。在诗人的想象中，善酿“大春”酒的戴老虽然到了九泉之下，恐怕还是继操旧业，仍酿美酒吧。可这“大春”酒的发明酿造专卖的权利虽属戴老您，而品味享受“大春”酒的专利权则非我李白而莫属。试问如今阴阳相隔，夜台中尚无李白，您的酒又能卖给谁呢？不但上下句一气贯通，而且溢出了极浓郁而亲切的谐趣。在谐趣中蕴含的正是双方不拘形迹的亲密关系和真挚情谊。诗之高妙，全在于此。李白《重忆》云：“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对照此诗，也可见这是李白怀念故人的习惯性思维，也是此类诗的常用构思方式。而“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便全乏诗趣了。
杜甫《彭衙行》
对这首诗的评点鉴赏，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这就是将前面一大段避难行程的描写仅仅看作后面一大段描写故人孙宰高情厚谊的一种衬托。认为此诗“感孙宰之高谊，故隔年赋诗。感之极，时往来于心。故写逃难之苦极真，返思其苦，故愈追思其恩。”(王嗣奭《杜臆》)“本怀孙宰，后人制题，必云怀人矣。然不先叙在途一节饥寒困苦之状，则不显此人情意之浓，并己感激之忱，亦不见刻挚。如此命题，如此构篇，可悟呆笔叙事与妙笔传神，相去天壤。”(黄生《唐诗摘抄》)王、黄二家的评鉴，虽道出了前段对后段的衬托作用，但并不符合诗的整体内容和立意构思的实际。此诗所记叙的是去年从白水县经彭衙道向北逃难的一段十来天的经历，夜宿同家洼，受到孙宰热情接待的情事也包括在整个“彭衙行”中。在诗人的意念中，举家徒步逃难的艰险经历和夜宿同家洼的温暖经历，都已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它们之间并无主次重轻之分。如果说衬托，也是相互衬托。这从前段24句写逃难，后段22句写夜宿同家洼及对孙宰的感念，篇幅基本平均这一点上也可明显看出。题之所以不称《避难夜宿同家洼感孙宰》或《怀孙宰》，正缘于此。夜宿同家洼所感受到的人情之美愈渲染得突出，战争带给普通人的灾难和流离颠沛之苦便愈显突出，这正说明衬托是双向的。
杜甫《新安吏》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两句和“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两句是《新安吏》中写得最精彩，感情最沉痛的警句。但对“青山”句，解说颇多分歧。如王嗣奭说：“哭者众，宛若声从山水出，而山哭，水亦哭矣。至暮，则哭别者已分手去矣，白水亦东流。独青山在，而犹带哭声，盖气青色惨，犹带馀哀也。”气青色惨，呈现的是愁惨之色，与诉之听觉的哭声似不相干。仇兆鳌说：“白水流，比行者；青山哭，指居者。”不免拘执。马茂元先生指出：“这哭声，是一种听的幻觉，源于诗人的心境。”体会最为真切。但这种幻觉感受的产生除了诗人受到此前震天撼地的哭声的强烈刺激这一主观心理因素之外，似还有其客观的因素。这就是长时间的悲惨哭声所造成的“听觉暂留”，即此前震天动地的哭声在听者耳膜中似有若无的馀音与回响。好像此前那一阵阵行者送者哭成一片的声响既印在了两岸的青山之上，也印在了诗人的耳膜之中。由于这哭声似真似幻、似有若无，故说“青山犹哭声”。“犹”字的传神，主要不在说明其“仍有”，而在表现其疑真疑幻的感受。
杜甫《石壕吏》
在“三吏”“三别”中，《石壕吏》的题材最具典型性。此诗绝非只写一开头明点的“有吏夜捉人”事件，实际上它对捉人的情景几乎没有展开正面描写，而是集中叙写了老妇的一段“致词”。这看似离题的叙写正透露出诗人的注意力和用笔的重点并不在“夜捉人”这件事上，而是要通过夜捉过程中老妇的“致词”反映战乱年代一家普通百姓的极具典型性的悲惨命运。仇兆鳌说：“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踰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杜诗详注》)这才是《石壕吏》的题材，而“民不聊生极矣”则是杜甫目睹耳闻这一家七口惨绝人寰的悲剧之后最突出的感受和诗的主题。这一题材，较之强征中男、新婚丈夫、老翁和无家可别的男子入伍，由于它的集中，典型性显然更突出。正由于其题材的典型，故情节的提炼和剪裁，叙写的详略安排都与此紧密联系。而一家人的命运惨酷至此，也使诗人打破“三吏”有诗人与诗中人物对话的成例，而自始至终保持无言而沉痛至极的沉默。
杜甫《佳人》
此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二句的寓意，评家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或谓“比新人见宠而得意”“比己见弃而失度”(唐汝询)；或谓“泉水，佳人自喻。山，喻夫婿之家。妇人在夫家，为夫所爱，世便谓是清的；妇人为夫所弃，即是出山之泉水，世便谓是浊的”(徐增)；或谓“‘在山’二句，自写贞洁也”(沈德潜)按：此诗作乱世中佳人命运的写实来读，固佳，但它有所象喻也是显然的，佳人身上自有诗人自己的影子。其处境命运，是丧乱时世中被弃而“零落依草木”，“幽居在空谷”；其品格操守，则一“清”字足以概之。诗的末段就是全篇托寓的集中表现。从侍婢“牵萝补茅屋”的行为，到女主人公“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的举动，再到“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风神意态，反复渲染的就是一种在艰困清苦、幽独寂寞的境遇中清高自守、淡泊自甘的人性之美。从这一基本认知出发，对诗中解说纷纭的“在山”二句的寓意便比较容易理解。佳人幽居于空谷之中，清澈的泉水是其幽居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她清高莹洁精神气韵的象征。诗人以“浊”衬“清”，以“出山”衬“在山”，其寓意正是宁愿处此困苦穷悴、寂寞幽独之境而不愿受浊世的污染，正是为了引出下面六句极富象征色彩的描写。由于诗人所表现的并非封建礼教道德所赞美的所谓贞操，而是一种不为幽独清苦境遇所屈的高洁风标，故无半点道学气。
杜甫《后出塞五首》之二
末二句云：“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霍嫖姚，指霍去病。《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霍去病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于壮士，为嫖姚校尉。”《全唐诗》二句下注云：“天宝二年，禄山入朝，进骠骑大将军。”其意盖谓此诗之“霍嫖姚”即借指安禄山。由于这组诗一开头就明标“召募赴蓟门”，第三首又明言“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讽玄宗意在开边，而边将邀勋，第四首更直接揭露主将位崇气骄，目无朝廷，第五首终于写到安史之乱即将爆发，故注家谓第二首之“霍嫖姚”即指安禄山。今人亦有谓此首尚归美主将，盖亦以“霍嫖姚”指主将安禄山。此恐属误解。组诗的主人公自称“跃马二十年”，其初入伍时当在开元二十三、四年，其时安禄山还只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的一名普通将领，根本未跻身“大将”之列。何况，此首所写系初入伍时行军宿营情景，“大将”非指边地之主将，而是指招募之新兵入伍后统军的将领。不能因后面几首写到安禄山之邀勋骄崇谋乱而例此。
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历代评家对此诗之艺术成就虽赞誉备至，但对其深层意蕴则少所抉发。杜甫写这首诗，并不单纯是要表彰曹霸的艺术成就，为一代才人立传，而且是在赞扬“将军善画盖有神”的同时，写出一代才人昔荣今悴的命运，并借此抒写时代的盛衰。杜甫的经历命运，与曹霸有相似之处。其《莫相疑行》云：“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日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昔之辉赫，今之饥寒，正与曹霸“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的情形相似，故在抒写曹霸昔荣今悴的命运的同时，正寓含诗人自己的命运感慨。评家之中，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是浦起龙，他说：“自来注家只解作题画，不知诗意却是感遇也。”但只看到这一点，还未真正领会诗的深层意蕴和主旨。曹霸的昔荣今悴命运，与时代的治乱盛衰密切关联。诗中描绘渲染曹霸昔日之荣盛，着意强调“开元之中”的盛世，突出渲染“先帝”玄宗对艺事、才人的重视，明显是把重绘凌烟功臣、殿前为玉花骢图像作为盛世的艺术盛典来描绘的，其中渗透了对开元盛世的无限追恋缅怀。在诗人看来，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才能有重视文艺事业的君主，才能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才人的荣遇。而一个干戈乱离的衰世，只能导致才人的困穷漂泊和文艺的衰落。因此在悲慨曹霸今日坎缠身境遇的同时，正寓含对昔盛今衰沧桑时世的深悲。杜甫晚年写曹霸、写公孙大娘及其弟子舞剑器，写李龟年的漂泊江湘，写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的境遇，都同样渗透了浓重的个人荣悴与时代盛衰密切相关的感慨。
杜甫《月夜》
读这首诗，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将诗人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对妻子儿女的深情体贴与关爱怜惜理解为刻意追求用意构思和笔法的深曲；二是将诗人的感情神圣化，不敢面对诗中已经明显表露出来的绮思柔情。不走出这两个误区，都不可能了解真正的杜甫。感情深挚的夫妻由于战乱而分隔两地。身在沦陷区长安的诗人，对月思家，首先想到在鄜州的妻子，此刻也正在想念自己，而小儿女则还不懂得怀念在长安的父亲，更不理解母亲此刻“忆长安”时的复杂思绪。这种由己及人的推想，原是深情的诗人对月的瞬间自然引发的联翩浮想，并非有意运用“从对面写来”的艺术表现手法来抒写感情的深曲，增强诗意的曲折。是因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成文，而非为文之曲而刻意运法。“香雾”一联，几近后世香艳词中用语，以致有的评家误认为这是诗人“初年始解言情之作”，而有的评家则囿于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或对杜甫圣贤形象的固定看法，而“不喜之”，或认为此联非写其妻。关键是对杜甫其人已经形成了严肃而稍带迂腐的印象，觉得“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类绮艳的字眼用在年过四十的妻子身上，未免过于浪漫而不符合主观想象中的杜甫了。杜甫对妻子不仅有亲情，也和常人一样有恋情，而且注意于妻子的美丽。刻意回避杜甫自己都毫不掩饰的感情，只能说明对杜甫这位大及于国、小及于家、细及于物的“情圣”缺乏理解。
杜甫《喜达行在所三首》之二
首联“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历来注家均以为系诗人追忆身陷长安时所闻见之凄凉景象，谓向夕则闻胡笳之声而愁思难堪，当春则见汉苑春色而倍感凄凉。汉苑系指曲江、芙蓉苑等地。下句即“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之意。此解孤立看似亦可通。但通观组诗，三首在时间上有明显的先后顺序。第一首写自京逃奔凤翔途中情景。第二首写初到凤翔时所闻所见所感。第三首则写授官后的感触。第一首尾联已言及刚到凤翔时“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点清题内“达”字，过渡到第二首写既达之后。则第二首开头似不应再回过头去追忆身陷长安之昔境，而应写当下所见所闻。细味诗意，首联系写乍到凤翔之夜，听到军中胡笳之声，犹疑身在贼中，不免勾起愁思；至晓而目睹行在春色，仍不免有凄凉之感。较之肃宗初即位之灵武，凤翔行在虽有临时宫苑作为中央政府办事之地，但仍较简陋，故有凄凉之感。此正与太平盛世之长安宫苑繁华景象明显不同。杜甫到凤翔时正当四月，春季刚过，但郊原绿遍，有春意仍在的感觉也很自然。两句一写夕闻，一写朝见。夕闻胡笳犹疑身在贼中，朝见行宫方知已在凤翔。两相对照，有一种恍惚和疑幻疑真之感。此正初达凤翔行在时特有的心境和对氛围的感受，故下接云“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确定生还之后，痛定思痛，愈感间道逃奔时之危殆与生还之侥幸矣。腹联“司隶章初睹”正承“汉苑”而言。
杜甫《绝句二首》之一
杜甫五绝现存者31首，其中对起对结者达22首，故评者每有半律之讥。此首虽亦两联皆对，一句一景，却非平列四景，各自孤立。首句“迟日江山丽”实为一篇之主，总领以下三句，系大景，犹如绘画之总题。其中“迟日”尤为起关键作用之核心意象，是全篇所描绘的春日江山丽景的总根由。由于这明亮温暖充足长久的春天阳光的照耀，才能使“江山丽”“花草香”，才能出现“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一系列令人悦目娱情、心醉神怡的境界。首句是一个全景镜头，围绕着这个主句次第展现的三幅图景，则将春天的气息和芳香、生机和活力、温煦和安恬，组成了一个浑融完整的意境。全篇不用一个虚字，也没有一个勾连照应的字眼，意象密集，色彩浓艳，而读来却神理一片。
杜甫《秋兴八首》
论者多将第四首末句“故国平居有所思”作为组诗的转关。前三首详夔州而略长安，后五首详长安而略夔州。前三首由夔州而思及长安，后五首由思长安而归结到夔州。而其中心思想，则是“故国之思”。按：“故国之思”固然是组诗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但与此密切相关，组诗还有一个或可称为次主题的“故园心”。从题目“秋兴”来说，诗人因夔峡的秋气秋色引发的感情实兼包两个方面：一是因秋气秋色引发的个人漂泊异乡之悲、栖迟不遇之感和人生衰暮之慨，亦即“孤舟一系故园心”之“故园心”。第一首点明之后，前三章乃反复加以描绘渲染，诸如“丛菊两开他日泪”“每依北斗望京华”“日日江楼坐翠微”；“画省香炉违伏枕”“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等诗句，均申述上意。第三首末尾已写到“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涉及长安今日政坛人物和政治状况，第四首便自然过渡到对长安政局和国家忧患的描写和感慨。“百年世事不胜悲”一句可谓整个组诗的纲目和深层意蕴。这一首的末句“故国平居有所思”乃引出组诗另一主要内容和中心意蕴“故国之思”，启以下四首。整组诗就是抒发因秋气秋色引发的“故国思”和“故园心”。具体地说，就是抒发对唐王朝由极盛而急剧转衰的时代沧桑巨变的悲慨，和与之紧密关联的个人漂泊留滞异乡、栖迟不遇、衰暮难归的悲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或据首联“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谓昭君村在荆门山附近，恐非。这组诗五首分咏夔州辖境内及附近的五处古迹(庾信宅、宋玉宅、昭君村、永安宫、武侯届)，借以抒写自己的遭际、情怀。昭君村，在唐归州兴山县北(今湖北兴山县南)，相传为汉王昭君故里，归州与夔州邻接，故诗人前往寻访。其《负薪行》云：“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可证昭君村就在巫山巫峡附近。《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归州兴山县：王昭君宅，汉王嫱即此邑之人，故云昭君之县。村联巫峡，是此地。”按：北宋无山南东道之称，此数语当是《元和郡县图志·山南东道·归州》之逸文，为《太平寰宇记》引录者。至于荆门山附近之昭君故宅，恐非诗人所指。荆门山在今湖北枝江市，已出三峡。此诗首句勾画出三峡一带群山万壑，连绵不断，奔赴荆门的壮盛气势，是为昭君村展现出一个阔远的背景，而非谓昭君村就在荆门山附近。
杜甫《江汉》
此诗当作于大历三年(768)秋由江陵向公安的舟行途中。评家或对颔、腹二联连现云、天、夜、月、落日、秋风，特别是对日、月并现有微词，并因此将“落日”解为纯粹的比喻(喻衰暮之年)。这其实是由于不了解中间两联的情思全由眼前景物的触发而引起，也不了解在特定情况下存在日月并现的景观所致。农历月初，西边的太阳沉落之际，上弦月已孤悬于天上的现象人所习见，诗人完全可以在舟行过程中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既看到落日，又看到孤悬的新月。如果不是由于眼前景的触发而产生或反向(落日——心犹壮)、或正向(永夜——月同孤)的联想，诗的现场感就要大为削弱，诗的自然浑成风格亦将大为减色，更无论其远韵远神了。像“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一联，无论解为“共片云在远天，与孤月同长夜”，或是解为“如一片浮云飘荡在远天，如一轮孤月独处于长夜”，都难尽传它的韵味，问题就在于这种解说都将原诗中触景而生的自然联想变成了凭空搜求而得的刻意设喻。以“片云天共远”句为例，可以想象诗人在舟行过程中，眺望广阔的天宇，但见一片浮云，悠悠飘荡，随着逐渐伸展的远天越飘越远，忽然联想起自己也正像眼前这随天远去的一片浮云一样，飘飘然无所着落。这里，诗人所乘的小舟是移动的，诗人的视线也是延伸的，片云和天随着视线的伸展越来越远，诗人的情思也随着伸展的远天和飘荡的浮云越来越悠远。因此联想的产生既十分自然，而整个诗句又富于远神，使人宛见诗人伫立孤舟，翘首眺望，思随云去，情逐天远的神情意态。着一“共”字，更将人与物，情与景浑化为一体。
李华《春行寄兴》
“宜阳城外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芳树无人花自发，春山一路鸟空啼。”或谓诗系写安史乱后郡邑凋残景象，恐非。李华生平仕履，记述最早且详者，当为独孤及所撰《检校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独孤及生于开元十三年(725)，卒于大历十二年(777)，年辈与李华相近，又与萧颖士、李华同倡古文。作此序时，华已病而尚未卒，故序中所叙仕履，当属可信。序云：“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天宝二年举博学宏词，皆为科首。由南和尉擢秘书省校书郎。八年，历伊阙尉……十一年拜监察御史。”此后仕历，均与首句“宜阳”无关，安史乱后，贬杭州司户、入李岘幕，皆在江南，晚年客隐楚州。华之任伊阙尉，当在天宝八载至十载这三年间。宜阳即河南府福昌县，在伊阙之西，与伊阙同为河南府畿县，此诗当为任伊阙尉期间近境经游所作。诗中所抒写的乃是春行途经宜阳城外一带时所见所闻草长花落、水流鸟啼的景象，以及其中所含的自然界的生机和诗意。由于一路无人，故草自萋萋、水自东西、鸟自啼鸣，“自”字“空”字，正含有好景无人欣赏，独有自己领略的意趣，非写乱后凋残荒寂景象。
元结《欸乃曲五首》之三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诗作于大历二年(767)二月。平阳戍系唐代军镇，属衡州。时元结任道州刺史，因军事诣都使(湖南都团练观察使)。自使府所在地衡州返道州，须溯湘江而上，经平阳戍。或因末句“守吏相呼问姓名”而认为此诗“于一片和平宁谧之中，仍露出战乱未息景象”，似属误会。既与全篇“和平宁谧”的总体气氛不符，也与后两句音情摇曳的风调不合。其实夜间行舟，经过水边戍镇，值守之军吏相呼问姓名乃是例行公事，船夫边唱船歌边过守戍，毫无紧张气氛，可以想见问是悠悠地问，答也是悠悠地答。诗人正是有感于夜间行舟，守吏呼问这种场景中所含的新鲜感和诗意，故笔之于诗，遂成月夜行舟绝妙的写生。组诗的第三首说：“千里枫林烟雨深，无朝无暮有猿吟。停桡静听曲中意，好是云山韶濩音”，正说明所透露的绝非战乱气息。那“守吏相呼问姓名”的声音实际上也融入这“云山韶濩音”中了。
刘长卿《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穆陵关在今湖北省麻城县北，渔阳即指幽燕之地，安史叛军老巢。由于题称“逢人归渔阳”，诗中又有“幽州白日寒”之想象，故前人、今人多将“城池”数句理解为写渔阳一带经战乱后城池残破，人烟稀少的景象。但这种理解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幽燕地区在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为了支撑前方战争，强征兵员，苛征暴敛，当地百姓自然饱受摧残。但整个于安史之乱的八年中，唐军与叛军的战争一直未在幽燕地区进行，因而自然谈不上什么“城池百战后”。真正饱受战乱直接、多次破坏摧残的地区，主要是今河南省黄河南北一带(关中虽亦遭战祸，但历时稍短)。而自穆陵关至渔阳这一“归人”所经的地区，正是战争破坏最惨烈之地。刘长卿《新息道中》所写的“古木苍苍离乱后，几家同住一孤城”的景象，正是此诗所写的“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景象。尾联云“处处蓬蒿遍”，正透露这是归人道途所经的“处处”城池和广大乡村。
刘长卿《秋杪江亭有作》
“寂寞江亭下，江枫秋气斑。世情何处淡，湘水向人闲。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扁舟如落叶，此去未知还。”题一作《秋杪干越亭》，或谓上元元年(760)至宝应元年(762)，长卿议贬南巴，命至洪州待命，来往于鄱阳、馀干等地，系诗有《夕次担石湖梦洛阳亲故》《登馀干古县城》《馀干旅舍》《秋杪江亭有作》等。按：此诗有“湘水向人闲”之句，则题内之江亭显在湘江之滨，其非作于议贬待命，往来于鄱阳、馀干等地期间甚明。味“夕阳千万山”及“扁舟如落叶，此去未知还”等句，诗当为贬谪南巴尉途中乘舟上溯湘水过岭前所作。另有《长沙过贾谊宅》七律，时令亦在深秋，当同时先后之作。又有《赴南巴书情寄故人》，首联云：“南过三湘去，巴人此路偏。谪居秋瘴里，归处夕阳边。”可证其赴南巴(今广东茂名市电白县东)系取道湘江过岭，与上二诗时、地均合。长卿是否在重推后赴南巴贬所任职，今之学者尚有不同考证结论。但据其《新年作》：“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指任尉职)，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其曾抵达贬所确凿无疑(此诗一作宋之问诗，但宋本刘长卿集卷一已收此诗，故学者多认为系刘作)。或有将《新年作》系于长卿谪宦睦州时者，与诗中“岭猿”“天畔”之语显然不合，疑非。
韦应物《登楼寄王卿》
“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此诗颇饶情韵，后幅写景中亦富含蕴，但却遭到不少误解。无论是刘辰翁的“野兴正浓”，唐汝询的“楚云沧海，天各一方”，还是黄生的“章法倒叙”，都不符合实际。其中“楚云沧海，天各一方”之解，至今犹为学者沿用。其实王卿其人，作此诗时就在韦应物任刺史的滁州。韦集中，《郡斋寄王卿》《答王卿送别》《池上怀王卿》《陪王卿郎中游南池》《南园陪王卿游瞩》诸诗，均为韦任滁州刺史时所作。视诗中“郡中多山水，……相携在幽赏”“鹓鸣俱失侣，用为此地游”“兹游无时尽，旭日愿相将”“元知数日别，要使两情伤”等句，诗人与王卿当同住滁州，常相携出游，偶有数日之别，也会感到情伤。故韦应物此次“踏阁攀林”之游而王未能偕游，方以为憾事。因此，将“楚云沧海”说成二人天各一方，显然不符事实。次句系写登楼所见楚云迷漫遥连沧海之景而思念王卿之情亦无穷。滁州楚地，故称所见之云为“楚云”；其地离东海不远，故登楼可见楚云遥接沧海的景象。“楚云沧海”与“楚雨连沧海”之境类似，不过易“雨”为“云”，省略“连”字而已。因虽同城而居而此次不能同游，故“恨不同”而“思无穷”。后二句虽写登楼览眺郡城之景，但景中寓情。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借砧杵、秋山、荆榛、寒雨等带有萧瑟凄清、荒凉冷落的物象所构成的氛围意境来进一步渲染友人未能同游的寂寞凄清情思。但联系诗人的一郡长官身份，特别是在滁期间的有关诗作，就不难体味出其中自有更深广的意蕴。在写这首诗的头一年(建中三年)秋天，他在《答于郎中》诗中说：“守郡犹羁寓，无以慰嘉宾……野旷归云尽，天清晓露新。池荷凉已至，窗梧落渐频。风物殊京国，邑里但荒榛。赋繁属军兴，政拙愧斯人(民)。”所谓“邑里但荒榛”，正是这首诗所描绘的“一郡荆榛寒雨中”的荒凉凋敝景象。滁州虽未直接遭受战祸，但长期战乱造成的苛重赋税负担，却对这一带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如宝应元年(762)，宰相元载严令追征江淮欠缴租庸，官吏公开掠夺民财。特别是建中二年，河北强藩联兵抗命，藩镇割据加剧；三年，河北、山东、淮西诸镇叛乱，李希烈、朱滔、田悦等结盟称王；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作此诗后不久(十月)又发生朱泚之乱。在这样一种战乱频繁的局势下，滁州因军兴赋繁，导致邑里荒榛、百姓流亡的现象是必然的。诗人览眺秋山脚下为寒雨所笼罩的郡城，自然会因荆榛满目而生民生凋敝，愧对斯民之慨。秋天本是家家户户裁制寒衣的季节，如今却只有“数家砧杵”零零落落地传出，可以想见因赋税苛重，百姓流亡、人户稀疏的情景。只不过绝句尚含蓄、贵远韵，其它诗体可以明白道出的那些感触，就寓情于景，均在不言之中了。
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胄》
或谓此诗系大历七、八年在洛阳作，诗中所写均为悬拟之辞，非眼前实有之景。按：“赋得”之体，情况比较复杂，凡摘取古人成句为诗题，题首多冠以“赋得”二字；科举考试的试帖诗，因试题多取成句，故题前亦每加“赋得”二字；亦用于应制之作及诗人集会分题。以上各种情况，固为悬拟之辞。但后来将“赋得”视为一种诗体，即景赋诗者也往往以“赋得”为题。本篇有“楚江”“建业”“海门”等实有的地名和专称，写暮雨细致入微而不乏远神远韵，似非悬拟想象，而系即景送别。李胄系李昂之子。韦应物曾任滁州刺史，罢任后又曾居滁。滁州离建业(今江苏南京)不远，完全有可能在此送别李胄东去。
钱起《暮春归故山草堂》
“谷口春残黄鸟稀，辛夷花尽杏花飞。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值此春残花落鸟稀之际，清阴依旧的翠竹似乎成了诗人的旧友故交，在山窗下撑开一片绿阴，欢迎诗人的归来。使诗人因春残引起的失落惆怅得到慰藉，变得喜悦而充盈了。竹的四季常青的物性往往能引发对于人的品性的联想，古代士人对竹的喜爱和赞颂中也往往寄托有关士人品性的理想。但在这首诗里，诗人虽将竹拟人化，却未必将其道德化。如果认定诗人要表现的是岁寒而后凋的旨意，甚至联系到交道、世情，虽说不上穿凿，却将一首饶有情致的诗变成充满头巾气的道德说教了。自南宋末年谢枋得以来的许多评点，大都犯了这个毛病。还是宋宗元说得好：“雅人自有深致，正不必作讽刺观。”(《网师园唐诗笺》)
韩翃《寒食》
自从清初高士奇、贺裳创此诗讽皇帝宠信宦官或贵戚杨氏之说以来，后之评点者纷纷附和。除寓讽对象有上述不同以外，在寓讽这一基本点上几乎是空前一致(除俞陛云持不同意见外)。但这种理解无论是从诗的形象意境或诗人的神情口吻、感情态度上看，都很难令人赞同。诗紧扣暮春的时令特征和寒食的节俗特征，描绘帝京的繁华承平气象。从三、四两句看，诗人明显是带着赞美、欣羡、向往的感情，将宫中传火先及“五侯”的场景当作帝京寒食节的一道风景、一桩盛事来描绘渲染的。作为帝京寒食的素描，这首诗既写得华美富丽，又潇洒风流，自有其美学价值。但人为地拔高其思想价值，说它寓讽贵显近臣，或斥之为粉饰升平，似乎都不符实际。诗中所描绘的客观景象可能会引发皇帝的恩光先及于权贵的联想，但这和诗人主观上是否有意寓讽是两回事。韩翃因此诗而得到德宗的欣赏，得以担任知制诰的要职。这一事实在不同的评家那里，或因此而得出此诗讽刺微婉的结论，或相反地得出德宗有感悟之意而特用之的结论，那就更是任意评说，毫无定准了。一首讽皇帝宠信贵近的诗，连皇帝自己也体味不出其中的讽意，不责罚反升官，在韩翃固然是因祸得福，就诗而言却是彻底的失败，这样“微婉”的讽刺几乎成了歌颂的同义语了。至于德宗有感悟之意而用之的说法，更是把以猜忌著称的德宗说成史上最大度的皇帝了。
卢纶《晚次鄂州》
题下原注：“至德中作。”按：此“至德”系指池州属县至德。卢纶诗集卷五有《至德中途中书事寄李
》。《新唐书·李芃传》：“永泰初，宣、饶剧贼方清、陈庄西绝江，劫商旅为乱……奏以宣之秋浦、青阳，饶之至德置池州。”后人误以“至德”为肃宗年号，于其下妄加一“中”字，此诗之题注“中”字亦为衍文，当删去。
李益《过五原胡儿饮马泉》
题《全唐诗》原作《盐州过胡儿饮马泉》，校：“一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按：五原，郡名。秦置九原郡，汉武帝改置五原郡，唐改置丰州，治所在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南。胡儿饮马泉，据次句原注：“鸊鹈泉，在丰州城北，胡人饮马于此。”《新唐书·地理志》：“丰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鹈泉。”可证鸊鹈泉即胡儿饮马泉，在丰州。或谓题当作《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引《元和郡县志》曰：“关内盐州五原县，本汉马领县地，贞观二年与州同置。五原，谓龙游原、乞地干原、青领原、可岚贞原、横槽原也。”并谓胡儿饮马泉当即在盐州，郦道元所谓长城下往往可以饮马者。按：李益有《夜上受降城闻笛》，首句云“回乐烽前沙似雪”，又有《暮过回乐烽》诗，烽在西受降城附近。其《暖川》云：“胡风冻合鸊鹈泉，牧马千群逐暖川。”“胡风”二句意近此诗之“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分流汉使前”，可证胡儿饮马泉即指丰州西受降城北之鸊鹈泉。诗当作于李益在灵盐丰夏节度使杜希全幕期间之某年暮春。又，对此诗“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一联，古今学者每多误解，谓“吹笳明月夜”系用晋刘琨在晋阳为胡骑所困，琨中夜奏胡笳事，两句系慨叹当时边防不固，形势紧张。实则此联上句虽写想象中月明之夜，戍卒吹奏胡笳，思念家乡，但境界壮阔，色调明朗，无围城中之危困紧张气氛，与刘琨围城中吹笳事恐无关涉。下句则用传为宋玉所作《大言赋》“长剑耿耿倚天外”之语，展现出边地主帅倚天仗剑的伟岸形象，“何人”非谓无人，系故以设问语指称守边将帅。与首句“绿杨着水柳如烟”的三春丽景联系起来，前两联展现的正是北方边地阔大朗爽、和平安宁的景象。腹联下句“今日分流汉使前”，也可看出这一带当时已为唐朝所控制。
张籍《节妇吟》
此诗题目有《节妇吟》、《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之异；对李司空所指则有李师古、李师道之异(以上参张明华《关于张籍〈节妇吟〉的本事及异文等问题的探讨》)。刘文认为，张籍中进士后与李师古共时较短(张籍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元和元年始官太常太祝，而李师古元和元年已卒)。如张籍真有拒聘李司空之事，指李师道之可能性较大。按：姚合《赠张籍太祝》已有“甘贫辞聘币”的记述，但未明言所辞对象，只能推知此事当发生在官太祝(元和元年至十一年秋冬)期间或更前。李师道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始加司空，但元和十年已发生师道遣刺客刺杀武元衡之事。八月又与嵩山僧谋反，遣勇士数百伏于京都进奏院，欲窃发焚烧宫殿而肆行焚掠。如师道于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加司空后辟聘张籍为从事，一则此时张籍可能已由太祝迁国子助教，与姚合诗题及所述情况不符；二则在师道反迹已明的情况下似乎也不应再说“知君用心如日月”之类的话。因此，“甘贫辞聘币”之事反倒有可能是发生在其官太常寺太祝之前。李师古于永贞元年(805)三月兼检校司空，元和元年(806)六月卒。张籍贞元十五年(799)登第后一直未授官，直至元和元年始官太祝。永贞元年三月至元和元年六月这一年多时间，正是他穷极潦倒之时，师古聘其为从事，正可济其困穷。而张籍则或因“师古虽外奉朝命，而尝蓄侵轶之谋，招集亡命，必厚养之。其得罪于朝而逃诣师古者，当即用之”，德宗逝世后，又“冀因国丧以侵州县”(《旧唐书·李师古传》)，故婉辞其辟聘。但此诗的艺术魅力和引起读者强烈感情共鸣者倒并非其寓托的意涵——婉拒割据势力的辟聘，而是女子以已嫁之身对向自己示爱者的表白，特别是它的末二句：“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一作恨)不相逢未嫁时。”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包括偶然的机缘)，无论是古代或现代，非常美满的婚姻总是少数。在婚姻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代，双方有爱情的婚姻更为稀缺。即使在旁人看来非常美满幸福的婚姻，当事人的实际感受却并非如此；甚至当事人已经感到相当美满的婚姻，一旦遇到在她(或他)看来是更理想的对象向自己示爱时，也会感到自己的婚姻并非完美。但由于情与礼、情与道德、情与义务责任的矛盾，又感到必须维系原来的婚姻。从感情上说，是接受对方示爱的；但从礼法、道德、义务责任上说，又应拒绝对方的示爱。当后一方面的考虑战胜前一方面时，就有了将已经“系在红罗襦”上的明珠送还对方的举动。理智虽然战胜感情，却无法消弭感情，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在“还君明珠”的同时双泪长流。在主人公看来，这是一种悲剧性的无奈，而造成它的根源则是人生的偶然性机缘，即在自己“未嫁”之时没有遇上理想的对象；从而在篇末集中地宣泄自己的无奈和遗憾——“何不相逢未嫁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艺术魅力就在于非常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们对于因偶然机缘造成的婚姻缺憾乃至人生缺憾的无奈，而且将这种情与礼的矛盾表现得非常富于人情味。这种人情味植根于唐代那样一个比较开放包容的时代。宋代以后，理学观念越来越强，诗中女主人公的行为受到的责难也越来越强烈，至清乾隆皇帝的《反张籍节妇吟》序及诗而达于极致。
韩愈《石鼓歌》
从内容看，这是一首呼吁保护抢救珍贵历史文物的长篇七古。据结尾处“安能以此上论列”的诗句，韩愈似乎真有以诗代疏，上奏朝廷的意图。但他之所以如此强调石鼓文的重要价值，甚至不惜为耸人视听的夸张之词，说“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却和他对石鼓文产生的时代及在当时的政治意义，以及保护重视石鼓文在现时的政治意义的认识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石鼓文并非一般的历史文物，而是周宣王中兴王室的象征。诗中大笔濡染“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和。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的壮盛景象，正是为了渲染这是一场庆功告成的盛典。作此诗时在元和六年。唐宪宗即位以来，先后平定西蜀刘辟之乱、夏绥杨惠琳之乱、浙西李錡之乱、计擒与王承宗通谋的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更大规模的平叛统一战争正在酝酿准备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氛围中，诗人着意渲染周宣王“愤起挥天戈”、中兴周室的功绩，描绘镌功刻石的盛大场面，强调石鼓文可告功万世的深远政治意义，其深层意蕴无疑是希望当今的皇帝也能像周宣王那样，重振天纲，削平跋扈反叛的强藩，再建全国统一的中兴伟业。历代评家多将此诗与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及苏轼《石鼓歌》并论，以为韩学杜而苏又学韩，从艺术层面看，确有此传承关系。但从思想内容层面看，得韩愈此诗真传者实为李商隐的《韩碑》。李诗开篇即大书“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与韩愈此诗大书“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如出一辙。而一则曰“镌功勒成告万世”，一则曰“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其强调石鼓文与韩碑的政治意义的用意亦复相同。可见二诗旨在通过对石鼓文、韩碑的赞颂，抒发平定反叛、统一中国、中兴唐室的政治理想。
韩愈《晚春》
务去陈言，对韩愈来说，不只是指陈旧的语言，而且包括一切陈旧的感受、思想和表现手法，读者也必须循着作者的全新感受与思路去理解诗的意蕴，而不能按习惯的套路去解诗。此诗前两句“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就一扫惜春伤春的老套，显示出晚春季节的花草树木好像有灵性，知道春天就要归去，纷纷竞美斗妍，充分展示出各自的鲜艳色彩和芬芳气息，充满了生命活力和热闹气息。三四两句“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曰“无才思”曰“惟解”，似含贬意讽意，解者多以为有所托寓或讽嘲。或说劝人珍惜光阴，抓紧勤学，以免如杨花榆荚之白首无成；或说嘲弄杨花榆荚没有红紫美丽的花，正如人之没有才华，不能写出美丽的文词来。其实，撇开一切先入为主的传统的比兴观念和借物寓理的成见，撇开写晚春景物必抒凋衰迟暮之感的老套，就诗解诗，三四两句只不过是用一种幽默风趣的口吻来表现杨花、榆荚也用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姿态来凑晚春的热闹。它们虽不像晚春的各种花卉那样红紫耀眼，美艳芬芳，却也同样懂得春天即将归去，扬起飞絮白英，漫天飞舞，如同白雪纷飞，和晚春花卉一样点缀着热闹的晚春风光，一样地显示出自己的活力和美感。如果缺了它们的“漫天作雪飞”，这晚春的丰富色彩和热闹气息不是要减弱很多吗？诗人写晚春，正是要写出他对晚春的独特感受：草树花卉、红紫芳菲、杨花柳絮、漫天雪飞的丰富色彩和生命活力、热闹气息。如此而已，何必比兴！
收稿日期：201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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