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精神的历史性与时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性论文,历史性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1—0005—05
一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事实。世界舆论为中国的发展速度感到震惊，纷纷谈论所谓“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中国人也越来越自信，逐渐洗刷了过去自惭形秽和崇洋媚外的心态。世界和中国人自己都在重新认识中国。
由于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和积贫积弱，拿破仑曾经把中国描绘成为“睡狮”，黑格尔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世界历史的“永恒起点”——总是处在人类童年的发展阶段，也有西方学者把中国理解成为“停滞的帝国”，更有人视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正因如此，在世界的许多文化中，“中国”一词往往有一些消极的内涵掺杂其中。譬如，根据巴西《这就是》周刊网站2003年2月19 日的报道：“中国”在葡萄牙语中显得有些神秘和陌生，人们习惯于用“中国故事”形容离奇曲折、匪夷所思的传说，用“中国耐心”描述那些行动迟缓、有耐心甚至执拗的人。
然而，就大历史的角度看，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经过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浴血奋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实现了民族的独立。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开始富裕起来，走上了民富国强的发展道路。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第四大经济体；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千百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又重新散发出新的活力。现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一词已经有了新的意义：最时髦的说法是以“中国速度”增长、以“中国节奏”发展、以“中国态度”（主要是乐观）对待棘手的问题和复杂的局面。
不过，在提前出版的9月25日的《新闻周刊》中，美国学者拉莫撰文指出， 一些中国学者提出的“如果我们强大，我们就受到欢迎”的想法过于简单了。力量和一个健康的国家形象并不是孪生兄弟。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很强大，但在世界的很多角落却是被憎恨的对象。[1] 随着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个民族国家，只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必须伴之以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认同力量，这种文化力量可能是与经济创造力相辅相成的。那种凝聚人民、动员人民、激发人民创造力的文化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er）。任何民族精神都有自己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过程，它们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孕育和形成，并且通过历史记忆加以传播的。就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个社会不应局限于物质生产和经济交流。它不能脱离思想概念而存在。这些思想概念不是一种‘奢侈’，对它可有可无，而是集体生活自身的条件。它可以帮助个体彼此照顾，具有共同目标，采取共同行动。没有价值体系，就没有可以再生的社会集体。”[2] 显然，民族精神是一定的民族国家内部力量整合的必需的要素：民族精神不仅须臾不可缺少，而且其内在的性质也影响着一个民族现实的发展进程。
民族精神首先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我们绝对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因为“历史总是惩罚那些忽视历史的人”。[3] 然而，历史是发展的，民族精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备时代性的民族精神，才能成为动员整个民族的积极的推动和凝聚力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就深深熔铸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之中。但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体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其民族精神是一个相互塑造的过程。
二
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基于一定时空体系内发展的民族的历史性的反映。按照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它的历史积淀。……它与其他现代信仰体系不同，权威不仅仅存在于民族的普遍意识中，而且存在于此民族或彼民族的特有形象和特性之中。民族主义使这种形象和特性变成了绝对性的东西。因此，民族主义的成功有赖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环境。”[4] 史密斯所说的民族形象和特性，实际上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它们有着明显的历史特征。
首先，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历史起源（这些起源往往有自己的神话），并且通过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的发展过程的叙述而成为一种共同体的。有些人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显然，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必须借助于想象的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如美籍匈牙利学者阿格尼丝·赫勒指出的，“在欧洲和伟大的东方文明（中国、印度、日本）中，历史回忆和对往昔记忆的珍视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历史记忆保存在故事、传说和符号中，在这里，英勇的事件、伟大的竞赛和特别的磨难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史记忆讲述行动的故事，讲述各种制度的起源和它们的消亡。过去制度的内在结构不是保存在历史意识的深处，而是通过男人和女人的行为保存下来。”[5] 由此看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显然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孕育和形成，并且通过亿万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延续下来的。但是，民族共同体绝对不可能是纯粹想象的产物，任何想象都是以一定的实际历史活动为基础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不可能离开民族的历史实践活动独立存在和发展。实际上，正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
显然，一定时空体系内发展的族群，为了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凝聚在一起，协商、协调和合作，形成共同的利益目标。这样，一定的族群必然通过想象和叙述产生某些“构成一体”的话语形式，由此在民族内部形成共同的文化形式、价值追求、社会心理和“我们感”（认同感），以便反映并且进一步塑造共同体的生活样式。譬如，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显然不同于欧美、非洲以及亚洲其他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7] 同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中华民族的忠诚在古代往往表现为对家族和君主的献身，而现代中国人的忠诚就演变成对国家和事业的执着。又如，越南战争之后的美国国民文化意识就明显不同于二战之后一段时期的精神状态，“9·11”之后美国人的心理状态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其次，民族精神是通过与“他者”的相遇而自省的，遭遇差异才唤醒自我认同感，与“他者”的相遇本身也体现着历史性。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认同是与区分的差异相关的。认同“这个特性”（identity，英语认同这个词也有特性的意义）就划定了一个界限，使我（me）、我们（we-ness）与他者（other）区分开来。因此，社会认同是在差异的场域中被界定的。民族精神也是在发现“他者”的时候和地方出现的，即以“他者”的形象作为参照，以差异特征作为叙述动力，形成自己族群的历史故事和民族性格的叙述系统。中华民族就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不断融合而形成的，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概念已经变成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在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压力下形成的。目前，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进程就形成了一个差异相遇的新的更大的空间或场域，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以应对欧美所开启的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压力。从宏大的历史视野看，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到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是中华民族在全球民族差异（世界之林）的境遇中自我重塑的过程。不仅中华民族是在与他者相遇的境况下形成，而且整个人类的民族分化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律。譬如，世界范围的交往和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抹平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界线。美国学者安德森指出：“长久以来被预言将要到来的‘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根本还遥遥无期。事实上，民族属性（nation-ness）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8] 另一位美国学者海斯也指出：“民族主义（不是国际主义）现在是一个基础稳固的传统，也是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9] 显然，人类从分散走向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进程不是抑制了民族意识，反而通过差异的相遇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再次，由于前两点，民族精神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都应该是复数而不是单数的。[10] 复数是历史性的体现。实际上，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就已经从西方中心论走向了各民族比较平等的相对主义，这有可能成为“无原则”的理论，似乎对文化不采取任何评价。赫勒曾经描述这种文化概念：“没有一种文化具有比其他文化更高或更低的道德，所有文化的信念对于真理性的要求具有同等价值。其结果是，在一种文化中好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可以成为裁断者。”[11] 然而，我认为，就此必须分层次：就民族文化性质而言可以说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在民族文化的存在状态方面，是可以有健康与病态的区别的。譬如，日本人经常说其民族文化是对死去的人就不追究其罪恶了，因此连甲级战犯都应该受到尊重。——这当然是日本右派的借口。如果真的是日本民族文化认为这样，那么这种文化就是缺乏善恶标准的一种病态，因此是有问题的，是必须改造的。德国文化经过改造之后变得更加值得欣赏了，而日本没有经过这样的改造，因而常常引起周边邻国的反感。差异本身既可能表达非实质性的多样性，也可能有健康与病态、良好与混乱之分。我们承认差异及其文化之间的相对性，但是我们不承认文化比较的无原则的相对主义。尽管我们没有先验的标准，但是我们可以在历史发展中找到合理化过程的理想性期望标准。
另外，历史性当然喜欢复数，但是历史也需要生成和发展，因而不同民族所处的时代有阶段性差异。阿格尼丝·赫勒曾经说：“我怀疑下面的观点：我们现代世界的随意行为都是受到同样的形而上学思想、主体／客体关系和技术想象所‘框范’的。与哈贝马斯学派相反，我怀疑是否存在一种支配性的世界解释，在我看来，现代世界确实在所有层面和所有方面都是零散的、冲突的，有时甚至是混乱的。”[12] 她在《历史哲学片断》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现代人的世界观已经碎裂成为碎片。显然，赫勒把哈贝马斯看作是相对主义的对立面，而她自己是认同相对主义的。我个人认为，必须把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加以综合，才能比较完整地或视野较广地理解现代世界和文化。而要综合二者仍然需要历史性。由于人类社会有一个历史生成过程，社会发展仍然呈现出某种规律性。这些虽非绝对的共性，但也存在某些统计学上的趋势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因民族性而抗拒普遍性的东西。一个排斥普遍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把民族性与普遍性历史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不断发现和开创普遍前景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最后，即使共同的精神也体现着历史性的特点。如古希腊的民主精神，对全人类的历史发展而言，显然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在那时民主只是自由民的特权，大多数奴隶是不可能享受这种权利的。中国古代就有“和”的理想，对全人类的历史发展而言，显然也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这种理想在当时也是排斥了人民（小人）的统治者（君子）内部所倡导的规范，因此不仅是虚伪的，而且也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反过来，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理想的历史性就否认它们的普遍价值，毕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断扩展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想的适应范围和体现深度。
三
由于产生在一定的时空境遇之中，所以，民族精神除了明显的历史连续性之外，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实际上，民族精神的时代性就是其历史性的当前的延续。作为对民族历史性活动的反映，民族精神必然因时空境遇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民族精神是由民族文化的叙述系统延续的，无论如何变化，它都会以某种形态继承始发起点的基因；民族精神是对民族现实的历史创造性活动的引领和反应，必须对特殊的时代性问题作出回应，因此它必然带有一定历史时代的烙印。
同样是“勤劳”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和指向。如果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中华民族的勤劳更多地表现为养家糊口的劳动中的体力支出，那么现在则更多地表现为团队工作中无私的精力和智力的投入，并且越来越多地有了创造性的蕴涵。譬如，现在，在讲勤劳时，我们在想到王铁人这样的代表人物时，也会想到许多科学家。从知名度的角度看，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可能是像袁隆平、王选这样的人物。
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呢？目前，世界的时代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尽管必须有历史传统作为起点，但是新民族精神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和特征，这种民族精神应该是理性的（不走极端、不走偏锋）、自觉的（不是被动的）、开放的（宽容差异）、与时俱进的。我认为，当代民族精神的时代性可以表现为自觉性、合理性、开放性、进取性和创造性。
自觉性。随着民主化进程，现在的民族精神将越来越多的呈现为有自由权利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公民的自觉选择，而不是社会内部臣民被动地、无意识地被灌输的结果。在古代，人们的文化意识或价值观往往是文化熏陶的产物，尽管也有统治者有意识的灌输，但是对文化、价值或精神意识的承担者个人而言，习惯的精神取向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新的民族精神只能“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13] 在当代社会，“每一个现代社会领域都是一个价值领域。”价值选择就是价值认同过程。“对一个价值领域的选择也即是一种存在的选择（choice existential）。当一个人选择了一个价值领域时，他就选择让自己成为投身于这个领域的男人或女人。”[14] 现在，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
合理性。在古代，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往往依赖神话的叙述，因此民族认同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神秘性。一定的神话曾经成为凝聚族群的力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社会，民族精神应该杜绝神秘主义，并且把民族发展的根本利益作为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的基础。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应该是符合科学精神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15] 另外，现代的民族必须鼓励公民遵守社会规则，必须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应该鼓励公民行为的合理、适中，抵制极端主义行为。一句话，新的民族精神应该体现文明、民主、理性的时代特征。
开放性。开放就必须宽容地对待他者，即使对待民族国家内部也需要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开放就必须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小集团封闭意识。每个民族都有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的文化，一个民族内部也不是完全同质的。“相反，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发展趋势却远不是齐一的或线性的。而且在将来也很难期望它如此。”[16] 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种文化内部也是包含差异、矛盾、悖论的。单一的文化会因时间之中的流动而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因空间的展开的序列而形成不同的亚文化——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政治文化、企业文化、学院文化、大众文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该鼓励公民树立团队精神，而且也应该鼓励更广泛的交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磨砺自己的智慧，拓宽自己的生活空间，推进自己的思考深度。
进取性。在自然经济的时代，人们依靠的主要知识来自于经验的积累，因而守成心态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在工业社会中，理论知识越来越重要，但是大规模产业需要标准化，许多情况下更多地要求人们遵守既定的规则和标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创新和创意就成为重要的社会进步动力源。要有开拓意识，与时俱进。《易经》中就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的祖先在春秋战国时期处在朝气蓬勃的状态。可是，在千百年的封建主义文化束缚下，我们的民族精神被某种保守的心态所笼罩。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自信心和进取心，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反过来，我们的民族进取心也在塑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创新性。尽管福山声称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17] 然而，事实的发展并不是如此。历史是与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停滞不前往往是非历史的。由此，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决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传统为起点的不断拓新。美国学者拉莫指出，中国常以古代文化而自豪，但它的未来将更多地由“新”而不是“古”来决定。孔子学院也不应只介绍古代圣贤，而是新一代思想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创新的内容。[18] 笔者认为，拉莫的话是有道理的。我在10年前就指出，历史传统只能是我们文化的起点，我们应该在这个起点上延伸或创造出新的辉煌。文化只有在创造中才能展现其魅力和活力，民族精神只有在创新中才能体现其世界性的价值。[19]
总之，民族精神伴随着民族的历史实践而变化，因此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与这个民族的时代活动和时代特征是互相塑造的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弘扬民族精神，更需要我们以开放、自信和创造的姿态培育与时代相适应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