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话语”的转换与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文坛，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界，流传面最广、使用率最高的关键词是与“大众”相关的一系列文学词汇，如“文艺大众化”、“大众文学”、“大众艺术”、“大众化文艺”、“大众语”、“大众语运动”、“大众语文学”、“面向工农大众”、“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深入大众生活”，等等。可以说，从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提倡文艺大众化，到30年代中期上海文坛热烈开展“大众语”讨论；从30年代末抗战文学界倡导大众化文艺，到40年代中期延安兴起工农兵文学运动，文学大众化经过文学界同仁的一再倡导和实践上的不懈探索，理论和创作都逐渐走向成熟。与此同时，有关“大众”的一些文学词汇也成为文坛的流行语。它们不仅成为文学创作者的口头禅，社会上的普通文化人对之亦耳熟能详。
然而，文学大众化并不同于“大众话语”。尽管“大众话语”包含了文学大众化的某些因子，“大众话语”的言说方式融进了许多上述有关“大众”的语汇，但相对于文学大众化来说，“大众话语”却是一个新的、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引进国外的话语理论，“话语”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超出了语言学的意义范畴，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涵。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话语”一词的使用较为混乱。从严格意义上讲，“话语”是指一种经过较长时间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和文化语码，是一套无形地制约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言说规范。“大众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对应依存。“大众话语”主要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内涵：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大众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大众一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一方面来，才能最终有所作为。“大众话语”所表达的这一意义内涵，反映了从战争年代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和总体要求。文学领域的“大众话语”由政治领域转换而来，它在40年代中期的解放区文坛生成后，并成为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学话语。对于“大众话语”，笔者不准备在文中作全面阐释，而仅仅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对它的转换和形成作一初步论证。
一
“大众话语”最初形成于政治领域，它的建构体现了中国社会阶级成分和革命力量构成的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产物。具体来说，政治领域的“大众话语”形成于两条途径和思路。
第一条是阶级分析的途径和依靠革命主力军的思路。阶级分析是从事阶级革命的基本方法，毛泽东从20世纪20年代便在中国尝试进行阶级话语的分析工作，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光辉典范。毛泽东在该文中从人的经济地位入手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并根据各自经济地位的高低确定了他们革命性的大小。此后，革命领袖从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从土地革命的动力构成中，明确了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占的位置，并通过他们在不同革命阶段所发挥的作用，确定了革命党对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基本政治判断，并由此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毛泽东继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依据在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思路，向抗战中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明确要求。毛泽东在1939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撰写的纪念文章《五四运动》中，首先说明抗战中“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然后希望知识青年和文化界人士“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P559、560)。毛泽东在此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论断，即“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P559)。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进一步重复了上述观点。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只有依靠工农大众这支主力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1](P566)毛泽东在此把青年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提到了极致的高度来认识，同时特别强调了这是辨别一个真假马克思主义知识青年的唯一标准，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从革命力量梯次的角度论述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在1939年12月起草的党内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毛泽东要求中共地方党组织弄清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积极教育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斗争中克服自身的弱点，逐渐实现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在1939年底撰写的党校教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四节“中国革命的动力”中，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实状况和革命表现，认为从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政治立场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思想空虚，行动动摇，一部分人在紧急关头会脱离革命队伍，少数人还会变成革命的敌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些缺点，毛泽东告诫他们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克服的途径则是“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下决心为群众的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2](P333)。在1940年2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革命知识分子在各革命历史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严肃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1](P708)。毛泽东的这些反复论述，说明工农大众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根本力量，具有着最坚定的革命性，知识分子要在革命中有所作为，必须积极参加群众的斗争，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政治领域“大众话语”形成的第二条途径与思路是整顿党风的途径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路。1942年的延安整风不是突然出现的，假如从结果向源头上溯的话，那么，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努力可以从1942年的全党整风回溯到1941年的党内高级干部整风，回溯到整风运动的前奏——1938年底开始的全党学习运动，回溯到发起学习运动的源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同王明的教条主义进行激烈斗争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类似于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在大会政治报告中突出强调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他以坚定的口气说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534)此次会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中国革命急需解决的问题，并由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政治诉求引发了规模宏大的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进而使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经过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通向了面向实际、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广阔天地。
1941年三四月间和夏初，毛泽东连续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两篇文章。后一篇文章重点批评了无的放矢、脱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在文章中形象地为某些空头理论家勾勒了一幅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3](P800)对那些只会背诵马列经典著作词句、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进行了善意的讽刺。前一篇文章则以自己从事农村调查的实例，说明了向基层群众学习、向生活实际求知的重要性。毛泽东告诫那些只懂理论不懂实际情况的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3](P790)要求他们以眼睛向下的决心，以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从实际生活中获取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有人说：“这篇文章的要义在于强调实际知识对书本知识的优先性，同时也就不待言地强调了具有实际知识的人对于具有书本知识的人的优越性。”[4](P144)这样的引申理解，笔者以为与毛泽东的愿意并不相悖。
在1942年初延安整风动员中，毛泽东又接连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在前一篇报告中，毛泽东重新解读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指出：“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是比他们多一点。”[3](P815)为支撑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知识”进行了重新定义。他把世界上的知识分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两门，把“完全的知识”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个构成阶段，认为知识分子有的只是理性知识，而工农有的则是感性知识，相比之下，知识分子的知识显得较少，工农群众的知识却丰富得多。而那些没有应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部门书本知识，算不上完全的知识，那些只有书本知识却没有接触社会实际的人，也算不上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报告中对读死书者所打的零分，对学生青年“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的指责，关于“杀猪”的比喻等等，虽有不尽科学的地方，但其用意均在指摘满足于书本知识和理论脱离实际学风的缺陷，“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5](P496)。在此，我们可以明显地体味到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向有丰富实践知识的工农群众学习的潜台词。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毛泽东专讲文风，已经开始涉及文学领域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一些宣传者的文章和演说的“学生腔”——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劝告那些天天高喊“大众化”，却连三句老百姓的话也讲不来的人，切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从人民群众丰富的、生动活泼地表现实际生活的语汇中汲取营养，努力改进自己的文风。
政治领域的“大众话语”从1938年底至1942年初完成了自己的建构，“大众话语”由政治领域向文学领域的转换，也有着清晰的孰迹可循。概括地说，第一，这一转换的契机是1941年底到1942年初延安文坛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毛泽东由此注意到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并适时地将它们提到了整改的议事日程。，第二，这一转换的渠道是全党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整风的范围包括了党的各个部门和政府的各级机构，文学领域自然不能例外。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5](P426)。第三，这一转换完成于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既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又是毛泽东所建构的政治领域“大众话语”的有机延续，前后一脉相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之后的5月28日，曾在延安整风高级学习组上报告了座谈会的情况，他明确表示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得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5](P425)。座谈会所要解决的知识分子同工农大众相结合问题，正是“大众话语”的核心内容。第四，这一转换的标志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发表他的“讲话”，旨在规导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放弃小资产阶级的“化大众”思想，向工农大众学习，切实转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情感、审美趣味和语言习惯。因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续了《青年运动的方向》、《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将知识分子同工农大众对比来谈的思路，基本思想一以贯之，甚至论述的口吻和用词也极为相似。所有这些都一再表明，“大众话语”已经由政治领域转换到了文学领域。
二
“大众话语”由政治领域转换到文学领域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建构过程，它最终形成的时间是在1943年春天延安文艺整风胜利结束之日。其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经过整风运动，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剖析，普遍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旧有的思想意识翻然改进，“大众话语”已为延安文艺工作者普遍认同和接受，他们急切地要在下乡中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体现世界观改造的成果。可以说，文艺领域的“大众话语”在此时已经形成了。按照话语理论的解释，一种话语一旦形成，它便拥有了自己的意义世界，形成了自己特定的规范和概念，构建了自己的“知识型”，它们一般都要回答“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这样三个问题。“大众话语”在完成了自己的建构之后已经具备了话语的完整性，可以完满地解答上述三个问题。为了便于叙述，笔者在它们的前后顺序上做了一些调整。
说什么 说什么，是话语的核心内容，是判别话语属性的主要标志。“大众话语”究竟说了些什么？在解读这一问题之前应当首先辨明“大众话语”同文学大众化的区别。早在革命文学倡导时期，文坛便提出了文学大众化主张。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6]20世纪30年代，“左联”把大众化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主要目标；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文坛曾一度掀起了文艺大众化高潮。而大众化运动之所以始终收效甚微，除了缺少“政治之力的帮助”[7](P384)外，主要在于它偏重于文艺的形式，以为多采用大众的口语，多运用工农喜爱的民间形式便能实现大众化；还有人以“化大众”的态度面对群众，以至在1940年的延安，一些文艺家还认为大众化“不是迎合大众，而是提高大众”，以使大众“接受新的世界观”[8]，进而提倡创作“提高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的作品”[9]。这些观念同当时革命的政治需要相比，显然存在着较大距离。
“大众话语”不同于大众化，却与大众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毛泽东在论述“大众话语”的时候便是以大众化为由头，从文学大众化切入谈起的，只不过毛泽东对大众化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对文学大众化做了全新的阐释，他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3](P851)也就是说，崭新意义上的大众化，即“大众话语”要求文艺工作者把自己原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转变成为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而这种转变的基础是阶级立场的改变，即由小资产阶级立场改变为无产阶级立场，“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3](P851)。“大众话语”的基本内涵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从根本上转变阶级立场，清除掉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3](P857)，从而真正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毛泽东笔下，“大众话语”脱胎于大众化，却同后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最根本之点在于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二者在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中的坐标发生了根本性位移，即文艺工作者由过去对工农大众进行思想和艺术启蒙，教育和提高他们，转变为文艺工作者向工农大众学习，接受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具体来说，“大众话语”主要“说”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作家要向群众学习，同工农大众相结合，按照毛泽东的表述则是：“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3](P864)二是作家要深入工农大众的生活，按照毛泽东的表述则是：“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3](P860-861)三是作家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按照毛泽东的表述则是：“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3](P857)笔者之所以大量引用毛泽东的原文，一方面是想更真实地转述话语的内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具有政策法规的效能，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行使“大众话语”的话语权。
谁在说 谁在说，是指话语的主体，同时包括与话语主体相对应的话语客体。“大众话语”的话语主体是工农大众，更准确地说是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但是，一方面无产阶级工农大众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个整体概念，他们在这里更像一个抽象的存在；另一方面具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限制而不具备言说的能力。因此，话语主体只能由工农大众的代表、无产阶级的代表来代替，并代为发言。那么，谁是工农大众的代表呢？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大众话语”范畴内，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代表主要是指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群体及其理论家。一般来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思想的代表，他们并不代表个人发言，而是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名义发出声音。他们的言说是一种集体的行为，执行的是阶级和大众的意志与使命。这些话语主体要求革命根据地的知识分子作家同工农大众相结合，彻底改造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把立足点转移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方面来，不仅反映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革命时代的政治需要，同时也符合争取抗战胜利和解放区发展的现实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大众话语”的客体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尽管他们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存在，思想改造得彻底与否同实在的个体密切相关，但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整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站到话语客体位置上的。也就是说，延安时期的作家是作为一个阶级来接受另一个阶级的改造的。对此，陈涌的说法颇具代表性，他说：“经过整风，经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达，我才了解到我们这些人都是小资产阶级，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或者说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而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必须克服掉。这使我感到很大的震动，并决定了我后来文艺思想的发展变化。”[10](P339-340)由此可见，延安的作家们之所以诚心实意地接受工农大众的思想改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被指认为小资产阶级，而革命领袖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过严厉的批评：“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3](P875-876)延安的作家们积极相应毛泽东的号召，心悦诚服地同工农大众相结合，与其说是出于“对领袖的极度崇拜”，不如说是出于皈依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真切愿望。他们所面对的是自己所认同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而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在人民革命的事业中寻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是具有强烈归属感的中国现代作家们的诚挚追求。因此，当人民大众的代言人要求他们进行自我改造的时候，这些作家全都欣然接受。周立波以沉痛的心情检查自己，“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不愿意抛除”[11]；丁玲真诚地表示自己要做“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12]；严辰则要把自己“融合在大众中间，成为大众的一员，不再称大众为‘他们’，而骄傲地和他们一起称为‘我们’”[13]。这些文学家对“大众话语”的虔诚接受，并非全是因为话语主体的强大有力，他们的这些言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时的真实的内心沉思。
怎么说 怎么说，是话语的言说方式，即某种话语为表达自己的所“说”而匹配的手段和途径，它作为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由话语主体制定，话语客体接受，进而构成话语本身所特有的言说模式。“大众话语”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其言说方式与以往的“启蒙话语”或“知识分子话语”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延安文坛一度出现的“小资话语”的言说方式为“关门提高”、“自我表现”、“暴露黑暗”的话，那么，“大众话语”的言说方式则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以写工农兵为主。对于文学的服务对象，革命领袖曾明示为包括了四种人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此外，毛泽东还进一步表达了工农兵优先的原则，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所利用的。”[3](P863)为了实现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首先为工农兵”这一文学目标，革命政党必然要求作家采取以写工农兵为主的创作方式。毛泽东要求“文学家要向工农兵取材”[5](P428)，他曾经祝贺平剧《逼上梁山》的成功演出，使创造了历史的人民大众成了舞台的主角；曾经称赞丁玲、欧阳山在作品中描写了工农兵，替中国人民庆祝这一新的写作作风。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对解放区文学突出表现工农兵群众的殷切期望。从根本上讲，解放区的抗日斗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建设，主要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他们作为革命的主力军，作为文学艺术的主要服务对象，有权在文学作品中展示自己的形象，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这样的历史要求决定了解放区和根据地文学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即以写工农兵为主。后来，解放区文坛出现的大批工农兵题材作品和众多的工农兵形象，出现的真正的农民群众与真实的农村生活和斗争，就是这一言说方式的杰出硕果；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坛关于可不可以描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更显示了“大众话语”言说方式的强大威力。
二是以写光明为主。写光明还是写黑暗，实际上也是歌颂或暴露的问题，革命文艺究竟应当如何对待之，毛泽东从根据地社会的现实状况作了分析，他指出，“亭子间”同根据地相比，不仅是两个地区的差别，更是两个时代的差别。因此，他要求来到解放区的文艺家改变自己以往的言说方式，不再以暴露的思路讲述根据地的工农大众不愿听、根据地以外的群众“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而改用歌颂的口吻讲述根据地人民感到亲切、外界的群众感觉新鲜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3](P876)。的确，解放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时代，与这样新的群众的时代相匹配的文学艺术，其言说方式必然要发生巨大改变，即由以前的暴露黑暗为主变为现在的以歌颂光明为主。新的客观现实和新的文学主张，必然需要新的表达方式，而“以写光明为主”正是根据地文学为适应新的历史环境，满足新的现实斗争需要而出现的新的言说方式。这种方式规范了此后的文学创作，并对一大批新老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巴金曾说：“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想用我这支写惯了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14](P13)于此可见，这一言说方式的巨大能量。
三是以普及为主。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文化现状决定了解放区文学必须采取眼睛向下的普及方式，对此，毛泽东有过全面的论述，他指出：“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3](P861-862)这一普及为主的文艺方针，要求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通过文艺通俗化的途径，运用工农大众生动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运用新鲜活泼、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文艺创作，以此来更好地表现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同时，将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将适合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欣赏习惯的东西，呈现在工农大众面前，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赵树理的创作之所以成为解放区文学的方向，除了“政治上起作用”之外，“老百姓喜欢看”这一通俗化的表现方式起到了关键作用。
总之，“大众话语”曾经有力地规约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1942年后，中国的文学创作从题材、主题、人物、语言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便是文学话语的转型，即由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大众话语”，以前启蒙的、个性的、批判的、揭露封建主义精神奴役的文学减弱了，代之而起的是阶级的、大众的、歌颂的，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而步调一致的要求。“大众话语”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具有与生俱来的强制性和排他性：一方面，它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改造世界观，从根本上转移自己的立足点，从而保证了文学艺术配合革命斗争，为民族解放和人民翻身作出历史性贡献；另一方面，它又摈除了一切不符合“大众话语”规范的文学追求，使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政治至上、题材狭窄、人物雷同、风格单一的不足，好在这些问题在此后文学话语的扬弃式转型中得到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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