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大我国科技投入强度的战略思考——Strategies for the Increase of Investment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度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科技论文,Strategie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 通过对我国研究开发投入现状及与国外对比分析，指出了我国在研究开发投入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如何加大我国研究开发投入强度发表了看法。
关键词 科技投入 强度 战略
科技活动对社会发展起着核心作用。它的投入数量、投入强度（即研究开发经费GERD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科技投入大小、进步与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由此可见，要加速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振兴我国经济，必须首先着力加大科技投入的强度。
1 我国研究开发经费投入的现状
1.1 研究开发的投入数量低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研究开发投入的绝对值很低。1992～1994年我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量分别为169、196、222亿元人民币，按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汇率计算，折合成美元分别为29.39、34.02、38.54亿美元。这种对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量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而且比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投入量还要低。1993年美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量为1607亿美元。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2.12%。其他国家如日本1990年为648亿美元，德国和法国在1992年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50亿美元，韩国在1990年为53.3亿美元。可见，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方面比韩国还要低。
1.2 研究开发的投入强度低
从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即投入强度来看，低于1%的大都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发达国家都在1%以上，而其中个别发展较快的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研究开发的投入强度大都高居2%以上，如美国、日本都已接近或超过3%，引人注目的是，韩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0.42%猛增到1990年的1.91%，居发展中国家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强度之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同时，研究开发经费投入数量虽然也在逐年增加，但其投入强度上下起落，并呈下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GERD占GNP的比重，1989年为0.7%，1991年为0.72%，1993年为0.62%，1994年为0.5%，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则实际投入强度还要更低。
1.3 研究开发的人均投入更低
按全时统计，中国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1993年是64万人，最发达的美国在1988年为95万人，日本在1990年为48万人，法国在1989年为17万人，英国在1988年为13万人，印度在1988年为12万人，韩国在1990年为13万人。按统计数据可知，中国从事R＆D的人均经费在1993年为5315.6美元，而美国在1991年为16万美元，日本在1990年为19万美元，德国和英国在1989年分别为19万和15万美元，韩国在1990年为3.6万美元。按国民人均经费投入，我国则更为可怜。据1993年《世界科学报告》提供的数据：发达国家每年人均投入的数为：日本700美元、美国600美元、欧共体300美元，而我国则为2.84美元，仅与邻国印度1990年的水平相当。
1.4 研究开发投入的效费比低
我国每年投入GERD所产生的科技成果2～3万项，但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成果却不到30%。科技对经济的回报率较低，我国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份额也不到30%，而在60年代美国已占71%，日本已占65%，前苏联已占63%。这说明，在我国由于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科技进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低，研究开发投入的效费比也低；而在发达国家则刚好相反。研究开发投入效费比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将GERD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去了，使非研究经费所占比例过大，而实际用于研究开发经费所占比例过小，这种现象在短期内似乎还很难改变。研究开发投入效费比低的第三种表现形式就是物价上涨过快，物价上涨幅度高于GERD的增长幅度，因此有限的研究开发经费的相当比例被物价上涨因素给抵消了。
2 我国研究开发投入存在的问题剖析
近年来，我国科技界对加大科技投入强度，调整投入结构的呼声很高。全国科技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到2000年，研究开发投入强度要达到GNP的1.5%。但是，从目前发展的趋势看，要实现这一计划不容乐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1 认识问题
提高我国研究开发投入强度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对科技投入的认识问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尽管宣传了这么多年，但是，对科技工作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甚至不要的现象。这种对科技工作的“弹性认识”，使科技投入摆到了弹性的位置上，当经济形势紧张时，对科技的投入强度就降低下来，科技投资项目被当作非生产性项目砍掉的已屡见不鲜。
2.2 体制问题
我国的管理体制是制约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桎梏。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科技、教育、经济在管理体制上的严重脱节，既影响了研究开发经费数量和强度的提高，又影响了有限经费的有效使用。体制问题对研究开发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2.2.1 多头管理、产学研脱节
国家科委应该是我国科技工作的最高管理部门，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调控能力，但我国目前科技工作管理体系可分为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家经贸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以及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省、市、区、地方若干条块，各路大军均自成系统。由此带来的弊端是领导多头、管理分散、计划雷同、项目重复、资金分散、调控乏力、产学研脱节和人才配置不合理等，造成科研资源的极大浪费。
2.2.2 条块分割、改革难以深化
我国科研机构及其它各类科技机构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从产品经济的需要出发，由政府部门规划、批准和兴建的，各自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体系，形成了军民分割、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学科分割的态势。重复的机构设置，不仅造成了科研力量的分散，科研水平降低，而且使有限的GERD更分散，不能解决基础性、关键性、共性的生产技术问题，以部门为核心的隶属关蠒，还为科技系统结构上的优化组合设置了层层障碍，使科研单位进入企业或与企业结合的改革难以进一步深化。
2.2.3 机构过多，有的已失去科研属性
据统计，到1993年底全国县以上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多达5446个，职工总数达到103万人之多，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43.3万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科研经费不能集中使用，给国家财政带来很大压力；过多的科研机构游离于企业之外，不利于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部分低层次机构科研素质不高，科研业务工作难以进行。据有关专家估计，目前大约57%的科研机构已不从事或基本不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实际上已失了科研属性。
2.3 经济问题
我国大幅度提高研究开发投入强度的直接困难是经济水平不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连年下降，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对研究开发的投入。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作用，还没有完全摆脱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方式，高产值不能带来高效益，没有取得速度与效益同步增长的效果。我国从1985年以来，特别是“八五”期间，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势头，平均年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然而，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5年的21.5%下降到1990年的17.7%和1993年的15.1%。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欠佳，国家的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没有增加，从1990年到1993年，这个比例各年依次为4.02%，4.21%，4.31%和3.98%。
2.4 主体问题
从国际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对GERD投入的结构来看，企业是该经费投入和使用的主体，称之为企业主体型模式；而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GERD投入结构，政府则是该经费投入的主体，政府所属科研机构为该经费使用的主体，称之为政府主体型模式。美国1994年1730.71亿美元GERD的投入结构是：政府占38.9%，企业占59%，其它只占2.1%；其使用结构是：独立研究机构占10.2%，企业占71.6%，其它占18.2%。日本1993年1233.84亿美元GERD的投入结构是：政府占21.4%，企业占68.2%，其它占10.4%；其使用结构是：独立研究机构占9.3%，企业占66%，其它占24.7%。美日两个发达国家GERD来源与使用结构均表现出向企业集中的趋势。1990年我国GERD的投入结构是：政府占54.9%，企业占23.4%，其它占21.7%；其使用结构是：政府属独立研究机构占50.1%，企业占27.4%，高校占12.1%，其它占10.4%。由此可见，我国是典型的政府主体型模式。
3 加大我国研究开发投入强度的战略思考
从我国研究开发投入的现状及与国外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研究开发投入方面存在着较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站在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系统研究加大我国研究开发投入强度的政策环境和重大举措，使我国的研究开发投入水平能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即GERD／GNP达到1.5%的水平。
3.1 强化科教兴国的战略意识，发挥政府对研究开发投入的主渠道作用
科教兴国战略是国家的总战略，重视科技和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已是国家行为，是关系国家生存与发展，决定国家全局的战略，对于国家振兴、民族兴旺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战略意义。国家各部门、各级各地各行各业都必须进一步强化科教兴国的战略意识，局部战略服从科教兴国的总战略，并在国家这一总战略的指导下重新修订和制订自己的发展规划和计划，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使振兴经济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使经济增长方式真正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施科教兴国必须切实提高我国的科技投入水平。根据国际上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总结出来的“在经济起飞时期国家科技投入增长率必须超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经验，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走向快速发展阶段前期，在科技投入结构中政府投入应继续保持主体地位，起到主渠道作用，待经济起飞到一定阶段，企业投入再逐步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
3.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保证科技、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较大贡献，使科技进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但是，科技体制改革也还有不少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只有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才能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只有经济的大发展，才能增大经济对科技的需求，科技对经济的贡献，企业对科技的投入，使我国的社会发展走上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良性循环轨道。
3.3 淡化部门、地区界线，形成研究开发投入的多元化体系
在本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举国上下都应该站在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拿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措施，向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冲刺。要冲破部门间的壁垒，淡化地区间的界线，一切用是否有利于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标准来判断，各部门、各地区都要相应提高研究开发投入所占本部门、本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目前，应尽快改变我国研究开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偏低和主要由国家进行投入的状况，逐步形成国家拨款，各部门、各地方匹配，企业自筹，金融部门贷款，风险部门投资，吸收民间和海外资金等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多元化研究开发投入体系。
3.4 优化科技投入政策，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
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企业既是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主体，同时也是研究开发投入和技术进步受益的主体，因此，一些国家制定了许多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投入的政策。如早在70年代日本就规定，凡企业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项目，均可从政府得到约占其开发总经费1／2～2／3的经费补助。澳大利亚则推行“让税”政策，使企业科技开发费的60%由政府通过免税的方式提供。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一系列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开发投入的政策、法规，优化企业科技投入的软环境，强化企业科技投入的硬措施，使企业逐步成为研究开发的决策、投资和受益的主体。
3.5 转化科技成果，努力提高研究开发经费投入的使用效益
我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的使用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大量的科技成果未能转化为经济效益，未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的许多重大关键性技术得不到解决，只得依赖国外进口，使研究开发经费投入的使用效益降低，企业和社会难得到科技进步的实惠，导致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均受极大制约。要尽快扭转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状况，国家和各级政府都要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通过法律的、政策的、行政的等各种手段来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促进企业的发展，使已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从而使各级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坚定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强度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