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历史论文,前途论文,角度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历史”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由地域性的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考察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也与世界历史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好坏息息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主张批判“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有两个绝对必需的前提：一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否则就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会重新开始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二是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各个个人的存在。他们认为，如果不具备这两个前提，就会造成以下两个后果：(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能发展成为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仍然会处于地方性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86-87)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共产主义革命能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发生时指出：“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2](P241)学术理论界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理论称为“同时发生论”或“共同胜利论”。
我国理论界有人认为，“共同胜利论”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思想，1850年以后，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思想。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对上述两段引文所作的注释就持这种观点。注释写道：“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可能胜利，因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恩格斯最早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中作了明确的表述。”“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要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在这以后，他们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3](P792)这个说法根本不符合实际。“共同胜利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恩格斯在1892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说：“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4](P361)恩格斯在1893年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末，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5](P87)恩格斯晚年讲的这两段话，与他早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讲的那段话是基本相同的，怎么能说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以后“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呢？当然对“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不能机械地做简单化理解。“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不是指在某月某日世界上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而是指由于工业发展程度的不同，在不同国家里革命发展得有快有慢、有早有迟、有易有难，有一个由少数国家到多数国家再到全世界的蔓延扩张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研究了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他们一方面对俄国农村公社面临解体的危机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但不认为这是俄国公社唯一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公社还有另一种前途和命运，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孤立地考察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而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俄国社会和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和命运，全面分析实现后一种前途的可能性和历史环境(国际环境)。
首先，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持到今天的唯一欧洲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土地公有制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集体耕作。俄国有广阔的平原，这种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大规模使用机器。俄国农民有劳动组合的习惯，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
其次，俄国农村公社是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它有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而吸收其积极成果，利用这些积极成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再次，俄国农村公社处在资本主义陷入深刻危机、即将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时代。这可以说是俄国公社有可能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最根本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十分重视这一历史条件，仅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的初稿中，就有三处讲到这一思想。[6](P432-439)我国不少研究者，只注意到了马克思讲的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是它与资本主义同时代，而忽略了马克思讲的它处在资本主义陷入深刻危机、即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时代这一点。其实，仅仅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还不具备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条件。只有处于资本主义的没落时代，只有处于社会主义即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时代，俄国公社才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说明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是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先决条件。
上面讲到的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俄国社会和俄国公社自身固有的，属于国内条件，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是国际条件或历史环境。在国内条件既定的前提下，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则取决于国际条件或历史环境。这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指出：“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7](P435)在两种可能性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实现，取决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如果欧美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俄国农村公社又未遭破坏，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就会实现；如果欧美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迟迟不爆发，俄国公社就会解体从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告诉我们，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以后，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不仅仅取决于本国内部的情况，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条件或历史环境。因此，我们在分析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时，一定要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将它们同所处的国际条件或历史环境联系起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特定的国际条件或历史环境下取得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悲剧，也是在特定的国际条件或历史环境下发生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既依据了中国的国情，也依据了当代国际条件或历史环境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提出的“同时发生”或“共同胜利”的设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世界历史却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使得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发生并取得胜利，而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很可能是经济上不发达或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列宁首先发现并运用这一规律，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进行战争造成的特定国际环境下，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列宁不仅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定条件下取得的，而且认为一国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也依赖于世界历史提供的条件和环境。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发生论”和“共同胜利论”的全盘否定，而是既有修正又有继承和发展。虽然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但他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单独一个国家是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任务只有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不仅如此，一个或几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如果得不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响应和支持，不能激发起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其革命成果是难以巩固甚至会得而复失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反复论证了这个思想。列宁的这个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反复强调，俄国革命如果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在1918年1月所作的《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8](P415)列宁一方面认为一国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同时又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他坚信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到来并取得胜利。他在1918年1～2月写的《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一文中说：“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9](P392)列宁认为：“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0](P441)列宁这里所说的“最终胜利”和“最后胜利”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同一种含义。
第二阶段是从1918年春夏之交到1920年底。1918年春夏之交，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开始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迫投入自卫战争。在这段时间里，列宁反复强调，没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的成果是无法维护和巩固的。他在1918年11月21日发表于《真理报》上的文章中指出：“世界历史用事实向那些只知道祖国眼前的(而且是旧观念中的)利益的俄国爱国者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11](P580)列宁认为，当时世界形势面临两种前途，或者是先进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或者是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复活反动势力。
第三阶段是从1920年底1921年初到列宁逝世。到1920年底，战争进行了将近三年，敌我双方未分胜负。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出乎意料的是，“俄国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竟能延续三年之久”，这说明“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12](P22)帝国主义尽管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但在三年以后却不得不承认“它们无法摧毁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力量的苏维埃共和国”。“我们不仅有了喘息时机，而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我们已经基本上能够在国际上生存下去。”[13](P23、24)那么，列宁这时是否认为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即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了呢？不是的。他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喘息时机是一个暂短的时期，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往往有可能更为猖狂地再次企图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现在并不能自我陶醉，也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将来对我们的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保持战斗准备。”[14](P23)列宁直到在1922年2月底写的《政论家札记》一文中还强调指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5](P640)
列宁对西欧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预测和设想没有变成现实。尽管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极其艰难的国际环境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占有明显的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悲剧，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始终没有爆发和取得胜利，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仍然占有明显的优势，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这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最深层的原因，而其他原因(包括十分重要的原因)都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发生作用的。离开世界历史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特点，单纯从苏联自身寻找其解体和变质的原因是片面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一系列相关战略、策略、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刻认识和对当代国际环境的正确估计为依据的。就国际方面而言，我国对外方针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对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的调整，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各项重大的国际事务，学习外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方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就国内方面而言，我国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采取“三步走”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党的性质和任务的界定，等等，都与对“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和对当前的国际环境的估计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而且取决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优劣。在资本主义在世界上仍然占据优势地位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既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充满信心，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又要有忧患意识，要戒骄戒躁，谨慎行事，对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预警措施，提高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防止苏东事变在我国重演。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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