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化产业对提升我国文化竞争力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产业论文,竞争力论文,意义论文,我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的召开，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已进入提速期。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文化总体实力已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并把“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本文拟在此背景下从发展文化产业视角，探析它对提升文化竞争力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竞争力既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又是其集中体现，作为承载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一种“软实力”，它不仅是该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有益补充，还有着“硬实力”无可比拟的优势。它包括文化影响力、辐射力和涵摄力；文化的认同度、信任度；文化的活力及其创新力；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展现等维度。就“硬实力”各项指标美国今日远逊于“二战”及其后时期，但它在当下的影响和威慑力却超过那个时期，其中“软权力”焕发出来的能量功不可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强弱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竞争力。尤其是国内文化市场竞争力和海外文化市场的竞争优势，以及文化创新能力（包括文化资源整合能力和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依赖高科技支持和全球市场的流通，以视听出版、影视传媒、演艺娱乐和旅游、网络、游戏、体育、会展服务为基础产品的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的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甚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以娱乐业为例，美国娱乐业已成为年创利4800亿美元的庞大产业。其消费类视听文化产品凭借高科技优势。早在1998年就成为这一领域的霸主，出口额高达608亿美元，一举取代航空航天业而雄踞出口额的榜首。据专家估计，由于在线发售音乐制品和MP3等技术的成熟，到2007年，美国的数字音乐收入将从2001年的约300万美元增至20亿美元，其中较大份额来自海外市场。目前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文化产业强国，其文化产业在国内产业结构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军事工业），在出口方面则名列第一，好莱坞电影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75％的份额。
美国虽然没有文化部，但在“自由贸易”旗帜下，美国不但自觉且有意识地把推行美国价值观视作全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届总统和国会都把它看作重要的国家行为，而给予包括财政等强力支持。对内给文化产业以政策松绑鼓励竞争和文化创新，既增强自身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又抬高了国外文化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如1996年通过的《电信法》及支持时代和华纳两大集团合并等；对外为文化产业集团发展、扩张保驾护航，为使企业获得最大利润不惜以政府名义出面进行外交谈判甚至干涉。结果美国文化产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都有极强竞争力，不仅在全球化竞争中依托高科技优势尽得先机，占有国际市场的很大份额，同时还向全球输出美国生活方式、传播美国价值观，使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平台上占据咄咄逼人的攻势地位，产生极强的文化吸附力和文化扩张力，从而拥有大量跨国界的文化消费者，使消费文化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就战略意义而言，美国文化扩张政策不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扩大美国影响力使其获得高额利润，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引擎，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综合国力，还有力地配合了美国的国家战略即文化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另一方面还以其实力和主导全球化的优势地位，改写了全球文化发展格局和走向，使文化的经济化、产业化和商业化成为世界文化发展趋势。致使曾被法兰克福学派贬斥为社会水泥的“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成为当前世界趋之若鹜的模仿对象，不但引领全球文化转向其“审美内爆”和“视像”产品，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占据文化正宗地位，还铺天盖地般大肆入侵“生活世界”，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感性空间中，制造了大众文化的“神话”。美国凭借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手段和先进技术、充分化市场环境、先进管理理念和发达的市场机制，通过凭借“内容为王”的高端产业形态整合资源，不仅使产品占据海外市场，还将魔爪伸向别国，在全球化平台上对他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掠夺性整合开发，原本没有文化累积和积淀的美国在全球化平台上大肆倾销“文化”，在赚得钵满盆溢的同时，还在全球传播了美国意识形态。这些优势恰与美国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及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相匹配。据祁述裕研究员主持的《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的相关数据显示，美国文化产业各项统计指标的遥遥领先，与其实施国家行为和战略考量不无关联。
在新世纪战略机遇期，把文化产业提到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格局中来考量，特别是结合当前正深入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将会对我国文化竞争力的提升和国家文化形象建构产生积极作用，这应成为如何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国际意义而言，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关乎世界文化格局的战略重组，“新的国际文化秩序的建立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正沿着文化产业这条中轴线展开。”① 就国内现代化建设而言，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与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发展水平不相符，也与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大目标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称，尤其与国内日益增长的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权益形成很大反差。
二、提升文化竞争力价值分析
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结晶，不仅自身参与社会建构，还以其显现形态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内驱力。在当前形势下，作为朝阳产业的文化产业既是“知识经济”的重要载体，又是被社会普遍认可的某种价值观的显现形式。在经济跨越式发展中，文化产业依托高科技含量和高文化附加值及其最具创意元素，在产业经济中越来越重要。因而，发展文化产业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捍卫国家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强势文化借助全球化平台从经济领域开始全方位扩张渗透。在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中国文化市场已成为具有诱惑力的庞大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尤其在当前文化需求、文化消费与供给在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形成“战略性短缺”的现实境遇中，为国外文化消费品进入市场提供了机会。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下游化与人的需求的上游化、文化化趋势进一步凸显，特别是伴随具有强烈消费欲望和自我想像能力的中产阶层的崛起，使得我国文化产品的供给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现实需要，与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战略性短缺”。我国文化市场的实际供给量与居民文化消费实际增长速度及居民尚未实现的文化消费潜力，形成巨大落差。据有关专家预测，“假定继续按照3年来第三产业发展的平均速度增长，到了2020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达到42％左右，低于标准值13个百分点，大约会出现41000亿元的缺口。”② 面对这样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企业尤其是文化产业发达国家都会虎视眈眈，千方百计把文化消费品倾销到中国市场。这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外制造”涌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它们并不仅仅把中国开放的文化市场视作纯粹的“自由贸易”，同时还当成渗透、分化、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战场”。在敌对势力尚未放弃分化图谋的全球化背景下，“战略性短缺”的失衡状态必然导致大量掺杂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异域文化符号急剧渗透，不仅危及我国经济安全（巨额文化贸易逆差），更为重要的是危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根基，扭曲我国广大文化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及其文化认同感，其对我国文化安全和党的执政之基的长远威胁不可低估。③ 因为文化市场的“战略性短缺”，大量海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就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受众（尤其是青少年）长期浸淫其中不但养成崇“洋”媚俗的口味，久之还会产生认同其价值观、以之为行事参照的思维意识。
除了借助全球化平台培育中国消费者，直接将文化消费品倾销到中国市场，一些实力强大的文化产业集团和外资也瞄准中国文化资本市场。早在1995年索尼唱片就开始进入中国市场，“铁达尼号”只是冰山一角，“贝斯塔曼”仅是大幕拉开的序曲，星空卫视的“合法”进入只是前奏，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和外资正凭借全球化平台伺机大规模扩张。与直接倾销文化消费品不同，这些外资和文化企业集团为了长远利益和较大利润空间，往往采取如寻求代理、合作等“本土化”策略，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人才缺乏的文化产业人才危机。同时，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不再为中国文化企业独有，作为人类精神遗产和财富固然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和审美经验，满足世界人民的文化消费。但也由此加剧了文化资源的争夺，强化了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尤其是它们凭借科技、经济优势在再度创作加工，特别是数字化空间拓展方面几近完美程度的能力，使其在整合开发中获得高附加值的知识产权，反过来再以高额利润倾销我国。如美国迪斯尼集团对中国传统故事《花木兰》予以开发，重新投入中国市场后获得了高达7亿美元的收入。一方面其文化产品占据中国市场，因“接近完美”的制作使得我们对此题材的再开发几乎不可能，因为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已经认同了该款产品，只能听之获取高额利润由此危及我国经济安全（利润流失和民族文化产业萎缩）。另一方面，其在市场条件下的开发不是基于对该民族文化的真正尊重和理解，而是根据追逐利润的“好玩、好看的市场口味”，在这样的开发中除迎合市场的商业逻辑外，还内蕴着开发者以我为主的价值观。这样，人们在消费该产品时就不自觉地接受它的价值观，于是先入为主的接受必然影响人们对真实历史的领会和理解，消费性的“戏说”替代了严肃性的历史诉说，一旦其价值参照系获得大众认可，而内蕴民族文化理想的价值观未能涵括大众，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真实判断力，久之就会扭曲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更何况一些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我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和平演变”，再加之其强势文化主宰世界文化产品的标准，以及文化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单一性机制，从而在根本上危及我国的文化安全（生产方式、发展方向、表现样态等）。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重组中，国家力量的博弈从根本上说是由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经济实力决定的。一个文化产业弱小的国家，往往成为文化产业强国的产品和意识形态的输入国，这极易造成文化输入国文化凝聚力的消弭和文化安全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丰富文化资源和广大文化市场优势的丧失，以及国外资本和文化企业的进入，不仅导致我国文化产业利润流失，而且在根本点上危及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同时，这种尴尬境遇造成的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必然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在多元文化消费中培育文化理想产生负面影响，其结果就不是文化产业领域能承担的。
其次，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竞争力，有利于促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自主品牌）”转向。随着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产品更新换代以及经济形态升级，我国已成为世界“加工工厂”，成为普通制造大国，但当前廉价低附加值的产品加工和“贴牌生产”并不能为我国企业赢得较大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面临整个世界经济形态的飞跃，为保持我国经济继续快速平稳运行，我国企业必须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转向。在此，仅就经济文化化对提升产品“品牌”做一提示。相对于文化经济化着重于文化的经济维度追逐经济利益，经济文化化主要着重于经济的文化维度，它看重的是超越单纯实用的符号及其象征功能即“品牌”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对“品牌”符号的消费决定了产品的利润。在这里，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密不可分，它有两层含义：“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④ 在全球性大众文化产品互动下，广泛渗透和侵蚀日常生活领域的文化产品不仅扮演“沟通者”角色，还以其“生活在别处”的梦幻强化了大众对“品牌”的认同意识，培育和引领着时尚消费——品牌消费。恰恰是对文化功能的强化以及文化经济的融合，使“品牌”从普通制造中凸显出来，成为消费时尚。“品牌”意识实际上蕴含着对该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信任，以及文
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消费者对“品牌”的接受和认可程度与该民族文化竞争力有密切关联，为制造“品牌”、推销“品牌”，各个国家纷纷打文化牌，通过文化影响力扩大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如日本每年春季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樱花节”活动，就是一次宣传日本文化扩大日本产品知名度的极好机会。还有英国近年来为改变古老保守形象，而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一系列“创意英国”活动，都旨在通过文化及其文化消费来提升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力，改善国家文化形象。鉴于此，必须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借助中国文化推销中国“品牌”，增加产品中文化和科技含量来提升产品品位，并依托海外华人圈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培育消费中国“品牌”的消费者及其市场，增强对中国“品牌”的认同感和信任度，促使中国借助文化竞争力从“制造大国”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大国”转向。
再次，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文化体制改革走向深入，在实践中进一步厘清理论上难以说清而又相互缠绕的问题，通过调整文化政策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市场功能与政府管理职能相互包容，进而提升文化在两个市场的涵摄力和辐射力。市场机制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及边界厘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作为及其执政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化运作过程中精英文化、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等，诸多此类问题是理论要关注和探讨的，但又不仅仅是理论的，它更取决于实践效果，并由实践来推动理论研究。往往理论上存在争执和难以厘清的问题，反而经由实践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视角，可以通过政策调整、理论创新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提升文化产业的目的旨在增强文化竞争力，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同繁荣、协调发展，使先进文化建设的两个轮子转动得更有力、有效。对于培育国家或民族文化竞争力来说，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关系，不是简单此消彼长而是良性互动相互补充共生共荣。实际上，文化产业的竞争不仅直接体现为文化产品、服务、人才的竞争，更间接地反映出文化力特别是文化创新力的强弱，而文化力的强弱需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共同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是文化产业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基础和依托力量；同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又推动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如果说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对隐性文化资源公益性的培育，文化产业则是对现行文化资源的市场化整合开发，二者的统筹协调发展是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表征。
文化产业作为高科技与高品位文化相结合的知识经济中的新型产业形态，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承担着民族文化的创新功能，是应对现实境遇展示文化活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当前处于跃升阶段依托技术支持的“内容为王”的文化产业，已成为整合、拉动国民经济和争夺海外市场的主要驱动力。发达国家都积极主动地把高科技应用于文化产业，以期通过科技在文化产业的应用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和带动经济发展。如迪斯尼将高新技术引入娱乐业，1993年销售额为85亿美元，到1997年仅近4年时间就达到225亿美元；百老汇音乐剧生产中的高科技含量，使许多传统表演艺术无法比拟，其美轮美奂的表演场景，辅之高品质的灯光、音响，使人犹如身临其境。而我国文化产业不仅总量偏小，市场化、集约化程度偏低，且大多停留于传统技术或传统文化工业，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都较低。在国外文化产品、文化集团和外资逐步进入我国允诺开放的文化领域，以及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降低门槛和放开限制的情况下，文化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不能仅局限于国内和当前，文化体制改革要有全球战略眼光，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不仅关乎国内和文化领域，还关乎整个世界文化发展走向和文化秩序重组。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成熟，文化市场规则滞后于市场化运作，市场化运作又滞后于思想观念。在文化市场化不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的前提下，政府必须通过政策、经济、法律等杠杆的积极作用，来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应当在当下混乱、失序状态下的文化重新有序化中发挥引导作用。
最后，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是实施“走出去”文化输出战略的基础。只有“走出去”才能主动参与世界文化秩序重组，在全球化平台上铸造和展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文化形象，并担当复兴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使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信息及其物化形式就整体趋势而言呈现由西到东的单向流动，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文化交流不对称，而交流不对称就造成文化市场不平衡，必然致使弱势交换主体丧失市场主动权，其结果，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弱势的“噤声”、“无声”地位。我国虽然多年来外贸增幅很快已成为外贸大国，但在文化贸易方面则明显处于逆差状态，这一局面短期内还难以改观（这与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低以及增长过缓有关）。仅据国家版权局不完全统计，2001年中国图书、报纸、期刊出口额为1764万美元（比上年增长5.5％），而进口额为6904万美元（比上年增长19％），进口是出口的4倍。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4倍。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超过160亿美元，而中外文化产品进出口的比例至少是10∶1！中国文化产业的贸易逆差如此之大，使得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严重失衡，不仅与我国文化资源大国地位不相称，还因声音弱小影响在全球化平台上对中国刚健清新形象的建构，弱化我国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和秩序重组中的地位。虽然输入的文化消费品部分满足了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有的还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提供资源，对更新思想观念如自由、民主以及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等具有积极价值。但有些则对民族文化的生存根基、道德伦理乃至执政基础构成挑战，并对现有政治文化秩序有相当的破坏性，甚至萎缩民族精神，瓦解奋斗意志，“戏说”或歪曲民族历史，导致个体人格扭曲或分裂（沉溺幻象中而自我感丧失）。这些披着审美外衣的文化消费品往往僭越原初界域，而向不同生活群体、生活层面和生活领域侵蚀，张扬享乐主义原则和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追逐快感凸显感官欲望的满足，培育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生成自恋、自私的人格。文化贸易逆差的负面影响不止于对消费者“趣味”的培育，更是左右大众文化生产机制和模式，出现大量仿制、跟风现象，从而抑制民族文化产业创新力，长此以往就会出现“腰斩”文化的断裂现象，从文化传统厚土中“拔根”的功利现象。文化贸易逆差的存在，严重影响我国文化竞争力的提升。因而，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尽快提升我国文化竞争力，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战略，也是文化发展战略，其深层战略意图在于显示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规则制定的姿态，从而在根本上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进一步把实施“走出去”战略与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相结合，通过文化产业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优化我国文化外贸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培育一批能够“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文化产业群和大型跨国文化企业迫在眉睫。没有一批有能力进行跨国文化生产和营销的大型文化企业或集团，我们就难以全方位利用入世后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优势，就难以在全球化平台上配置资源形成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无法全方位地参与国际文化分工和国际文化利益格局重建，从而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产业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更多更大的战略利益。只有文化出征走出国门，以产业化运作方式成为输入国民众的日常消费品而不是单纯的国际文化交流，才能真正发挥中国文化影响力，使主流社会领略中国文化的风采和神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只有基于一定了解和相互文化交流才能建构真实的国家文化形象。这亟须我们提升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生产出具有民族特色和代表中国发展水平的文化产品，不但输出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要把现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展示给世界，把新中国的现代文化推向世界，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接受的文化形式，以人类社会应坚守的公共价值、普世价值为底线来制定“走出去”策略，以真诚有为参与世界文化秩序重建，使世界各民族人民了解、理解现代中国，消除被歪曲的“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出中华民族的声音，展示与我国在世界地位相称的清新、刚健、奋发有为、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
三、在全球化平台上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及文化产业已成为理解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维度。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率先提出“文化走向国家发展政策的中心”，发展应放在人类整个文明／文化框架内来考虑，发展最终可以用文化来解释或用文化概念来界定等观点。面对美国文化巨无霸的全球扩张，不仅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基于对文化和文化产业竞争重要性和特殊性的深刻认识，提出国际贸易的“文化例外”原则，通过文化外交宣扬“文化多样性”立场。还引发许多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感，面对汹涌而至的强势文化和全球“均质化”文化的威胁，由过去消极被动承受失去文化独创性的风险，转变为坚决捍卫文化民族性和独特性的努力。这一问题同样刺激着中华民族的神经，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文化竞争力，除加强文化理念繁荣文化事业外，对于能够产业化运作的文化领域加大扶持力度、加快立法、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已刻不容缓。
就国内情况而言，文化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产业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事实上，新的物质文明必然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精神，才能在社会上形成文化自觉，否则就会在社会发展中形成“错位”甚至背离社会发展航向。若此，当下文化再不跟进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将来还会产生进一步的负面效应，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极不相称。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要求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满足大众身心的多方面需求，革除文化传统中的惰性力量，转变诸如玩物丧志等制约文化发展的社会观念，正视当前文化转向的现实，提升文化调节社会关系、整合动员社会力量的功能，遵循先进社会生产力总是在先进文化开启和引导下向前发展的规律。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国家经济战略结构，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给以适当定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中定位文化存在，文化如何与经济结合，这些问题应当引起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的认真思考。应积极借鉴经济领域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吸收引进国外发展文化产业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切合我国实际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必须密切关注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内容为王”的特点。依托我国科技的后发优势，把高科技成果应用到文化产业的生产机制中，佐之以文化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契合全球文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分类、样式和走向等，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切实提升内容的文化含量和技术含量，打造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在全球文化的相互交流中，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我国在完成“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同时，也应自觉推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加强中国同世界的对话和互动，使东西方文化共同构成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双赢要素。我们要积极主动参与世界文化秩序重组，在全球性大众文化互动（世界流行文化同步化、娱乐市场趋同化）中发出中国声音，在世界各国大众文化市场互通、偶像明星共享势头渐趋形成的情形下，利用各国大众文化从业人员的世界性流动及其身份的国际化，建构中国大众文化的国际形象。“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它成就的总和，是自身个性的表达；是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的国外文化交流项目是让外国人了解自己文化的方法。”⑤ 美国很早就把文化交流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产业如日中天时就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基础制造业向海外转移，通过提升经济形态把文化产业（版权贸易、娱乐业等）提到发展日程。韩国自1998年实施文化立国战略以来，2002年海外出口额5亿美元，占世界市场份额的1.5％，并提出2007年实现海外出口额100亿美元，占据世界市场份额5％，跻身世界文化产业五强的目标。据日本贸易振兴协会的数据，2002年日本动画片及其相关产品出口美国的总收入为43.59亿美元，是当年日本出口美国钢铁产品总收入的4倍，其中动画片形象收益高达39亿美元，占总收入的九成，其动画产业占世界市场的62％。通过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日本在世界舞台上一改过去“经济动物”的形象，重构了一个具有文化和文化竞争力的国家形象。日本政府一直本着日本可以向美国和世界各国提供的不仅仅是属于硬件的技术和资金，还可以生产文化内容供世界消费的理念，积极推进“文化立国”战略的实施。“一个高技术的社会必然也是一个高文化的社会。”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20年前的预言，正在被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所证实。
就文化产业发展而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外发达的文化产业是在充分市场化的基础上生长、经营和运作的，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培育了强大的生存力和市场竞争力，甚至掌控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行业标准。在此情况下，我们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就必须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调节的职能，完善市场游戏规则，在市场环境中培育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打造一批经得起风浪的文化企业，使之在搏击中增强自身竞争力。“中国文化产品在‘走出去’过程中势必面临着与国际大型文化产业集团的直接竞争。只有打造一批中国自己的、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贸易集团，我们才能具有资格和实力直接面对国际文化贸易竞争。”[6] 我们要充分利用WTO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国际公约》中关于文化保护的条款，加大我国大众文化市场的竞争态势，促使中国文化产业在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依托地缘、人缘、资源优势打差异化的特色“品牌”，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在政府全力做好产业文化环境和克服“市场失灵”弊端的基础上，充分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广泛了解发达国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在政府政策引导和目标导向下，以自身实力的增强参与制定和改写世贸组织规则，促进文化产品出口。
当前“整体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中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分项目指数显示，我国‘公司运作与战略整合’和‘国民创新指数’在国际竞争力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⑦ 基于这一发展现状和格局，我国亟待加强战略研究和国民创新能力，近来已采取一些提升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举措，如“网络游戏通用引擎研究及示范产品开发”、“智能化人机交互网络示范应用”两个项目被列入国家863计划，总投资额达500万元，标志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重点工程；2005年继续实施“中国民族网络游戏出版工程”，并将建立4个国家级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5个国家级网络游戏技术创新工程中心，建立一所培养游戏动漫开发高级人才学院、10所具有游戏动漫相关专业的定点院校，这些工程的实现将有力地推动民族游戏业的发展，为国内游戏厂商搭建一个核心技术平台，加大保护游戏软件的自主知识产权力度，以增强我国游戏动漫的国际竞争力。在具体的战略实施中，除却培育经得起市场风浪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还要有针对性地设立文化产业园区，就像当年成功地建立高技术孵化器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一样，把这一发展理念纳入到文化产业战略中。如加拿大的魁北克文化产业基地已成为加拿大文化产品生产与经销中心之一，韩国为鼓励文化产业发展而特设“游戏园区”等。针对我国实际既可以有浙江、江苏、广东等建“文化大省”和深圳“文化立市”的规划，还可以培育一些小的文化产业示范园，如北京朝阳区大山子（798厂）文化创意实验区的培育就很有特色，大小结合可以很好地辐射各个层面。中小企业作为文化产业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不但对丰富文化产品起积极作用，还承担产品的创新功能。就文化产业发展现实而言，与其提倡表面上做大作强，不如推动做“特”（特色）做“精”（品牌）做“高”（高附加值）做“长”（延伸产业链条）。从根本上打破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障碍和壁垒，切合各地实际培育带动产业发展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优势产业。以内容和展现方式的创新，来优化和发掘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整合的显著特征是以具有意义含量的文化创造活动为中心，由此层层扩散形成文化产业的同心圆，最终形成一个由内容创意、生产输入、再生产和交易的文化产业价值链。
从根本上说，每个成熟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这种带有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已成为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因而，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文化产业，不仅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甚至也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必要条件。小而言之，它是国家和民族文化个性在文化市场上的表现，具有极强的国家民族特色；大而言之，它关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软实力”的发挥，以及国家形象的建构。当前在推进文化产业过程中，我们要着重处理好文化产业发展中产业维度和人文价值维度的和谐关系，使文化产业化不偏离以人为本的轨道。警惕文化产业自身滋生的价值失衡及对人文价值的遮蔽，以及与国外文化霸权“合谋”对民族文化的殖民。“只有当中国文化产业由落后转变为先进的时候，中国文化产业的本土优势才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中国的文化资源优势才可以成为称之为是中国的并为中国文化产业可以充分开发利用的，中国最庞大的文化产品消费市场才能为中国文化产业所占领，中国文化产业才能给中国最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最大限度的文化效用的满足，才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才能成为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才能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获得最大的满足。”⑧ 总之，发展文化产业，对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外则是提升文化竞争力、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途径和举措。
注释：
① 胡惠林：《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走出去”战略》，《思想战线》，2004年第3期。
② 总课题组：《以全面改革为动力，加快发展我国文化产业》，载《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③ 据相关资料显示，美国学术界一直未放松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精神心理状态的长期跟踪分析，认为中国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可能出现内部混乱。其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停滞和物价失控，而很可能是中国新一代丧失了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而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没有硝烟的”文化产品——国际流行的时尚性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其蕴含的价值观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及其离心力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扭曲和“妖魔化”，使民众在一种不自觉中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降低对国家及其执政党的忠诚和信任，而其所导致的分化及其阶层对立又使一部分被边缘化被漠视的群体丧失“终极关怀”，转向虚无厌世和异端邪说。
④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⑤ 鲁斯·埃米丽·麦克默里和穆纳·李：《文化途径——国际交流中的另一种方法》，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2—3页。
⑥ 参阅夏海淑：《输出文化，先树品牌》，《环球》杂志2005年8月1日刊。
⑦ 祁述裕：《对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战略思考》，《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8月16日。
⑧ 孟晓驷：《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光明日报》200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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