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之际的“禄米quot;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禄米论文,quo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9；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9）03－0057－09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侯景乱后京官帖领郡县以取俸禄，又称：
州郡县禄米绢布丝绵，当处输台传仓库。若给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禄秩，既通所部兵士给之，其家所得盖少。
根据梁陈时期赋税制度：“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①“禄米绢布丝绵”是在租调之外，以宫俸名义向民众征收的赋税项目。布、丝分别是禄绢、禄绵的杂色。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禄米（绢、绵）并非仅是给州、郡、县长吏，而是“准其所部文武人物”、“所部兵士”给之，这几乎就是地方官厅的全部费用。《隋书·食货志》涉及到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州级官厅为例，对“禄米”制度略作分析。
一、府州资费与事实上的地方财政
我们知道，东汉时期刺史从单纯的监察官，演变为郡县之上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根据《续汉书·百官志》的记载，当时州的属吏不过三、四十人。魏晋之后，刺史地位更加崇重，并且多带将军号，开府置佐。这样，当时的刺史就有了两套组织系统：别驾、治中、诸曹从事诸职，是为州官；长史、司马及诸曹参军，是为府官。州官用人一承汉制，由刺史自行征辟，多是当地大族担任；府官任职以外籍为主，除长史、司马由中央任命外，其余诸职也多为刺史自板。刺史的僚属队伍明显膨胀。
朝廷也规定了各级府州僚属员额，但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增长，刺史自辟僚佐的实际人数往往超过了法定数额的许多倍。《宋书》卷八三《吴喜传》引明帝罪吴喜诏：“（吴）喜自得军号以来，多置吏佐，是人加板，无复限极”。《梁书》卷二○《刘季连传》，天监元年，邓元起代刘季连镇蜀，“初，元起在道，惧事不集，无以为赏，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于是受别驾、治中檄者，将二千人”。别架、治中还是州的上纲，至于那些地位较低的佐史散吏，刺史更是高下在手，增减随意。据《宋书》卷四五《刘粹传》，刘粹为征虏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在任简役爱民，罢诸沙门二千余人，以补府史。”《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安成王秀传》，萧秀为安西将军镇荆州，“使长史萧琛简府州贫老单丁吏，一日散遣五百余人，百姓甚悦”，史书记载的更多是府州滥置吏员的例子，象萧秀这样爱惜民力、裁撤散吏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特意提上一笔。据《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421）刘裕曾下令限制州府将吏，但矛头所反映仅是荆州之地，实际执行情况也无从知晓。严耕望先生曾有一个估计：南朝州吏约为法定员额的三倍，府吏的比例可能更高，重州府州吏员合计大约近万。② 数目之庞大，实属惊人。
除僚佐外，军府拥有的士兵数量也大超过了规定的编制。东晋以降，世袭兵制逐渐遭到破坏，州镇为扩充军事实力，往往自行招募部曲。《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曾提到：“成帝咸康初，……于是方镇屡革，边戍仍迁，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此时距元帝渡江不过二十年，军府拥有的部曲队伍已极为庞大。到了刘宋末年，沈攸之镇荆州，“素蓄士马，资用丰积，至是战士十万，铁马二千”，③ 既称“素蓄士马”，十万士兵中也会有相当比例来自招募的部曲。南齐建元元年（479）五月，高帝曾下诏禁断众募：“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曰恒制。顷世艰险，浸以成俗，且长逋逸，开罪山湖。是为黥刑不辱，亡窜无咎，自今以后，可断众募。”④ 据称，此次下诏是李安民上表的结果。而《南齐书》卷二七《李安民传》记载：“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师，安民上表陈之，以为‘自非淮北常备，其外余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上纳之，故诏断众募”。可见齐高帝这次下诏，主要是禁断在京将帅招募部曲，⑤ 并未涉及外州的情况。梁武帝时“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⑥ 州镇招募部曲的情形更为普遍。
州镇豢养如此大量的僚佐和士兵，资费问题如何解决？史籍对此记载不多。不过，据《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
（建元时）复以为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南蛮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节、侍中、（骠骑）将军、开府如故。晋宋之际，刺史多不领南蛮，别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资费岁钱三千万，布万匹，米六万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万斛给镇府，湘州资费岁七百万，布三千匹，米五万斛，南蛮资费岁三百万，布万匹，绵千斤，绢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
州、府各有自己的资费，不同的州、府数额也有所不同。这照例是朝廷根据府、州各自等级的大小，及其应的文武员额、官吏品秩拨附下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镇府（骠骑将军府）资费由江、湘二州提供，江州不在萧嶷督区，大概是督区内租赋不足，中央又从邻区调拨。类似事例也见于《晋书》卷七四《桓冲传》：“（桓冲）迁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持节，将军、侍中如故……移镇上明……诏以荆州水旱饥荒，又冲新移草创，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须年丰乃止”。荆州原治江陵，桓冲移镇上明，时“新移草创”，州境又有水旱饥荒，朝廷虑及当地租赋不足，故“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通常情况下，资费是由朝廷从本区内的租赋就地划拨，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
资费作为官厅费用，供给刺史禄秩外，主要就是用于府、州所辖的文武将士。《晋书》卷八五《刘毅传》请罢江州军府表：
江州在腹心之内……而犹置军府文武将佐，资费非要，岂所谓经国大情，扬汤去火者哉！又《宋书》卷四二《王弘传》请分卫军所统文武送司徒府表：
至于摄督所部，料综文案，曹局吏役，所须不多，其余文武，皆为冗长。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请留职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诸资实，一送司徒。
及同传载宋文帝答诏：
卫军表如此，司徒宜须事力，可顺公雅怀，割二千人配府。资储不烦事送。这些都是将文武将佐与资费联系起来的例子。本来这笔物资经国家划拨后，就由州镇自行保管。《南齐书》卷三二《阮韬传》记载这样一件事：
韬少历清官，为南兖州别驾，刺史江夏王刘义恭逆求资费钱，韬曰：“此朝廷物。”执不与。别驾为州上纲，统摄群曹，“任居刺史之半”。⑦ 刺史刘义恭所求资费钱，无疑为州资费，从阮韬坚决不给的情况看，这笔钱是放在州库内，由州官负责管理。军府资费也应当是放在府库内，由府官负责。
我们知道，汉代国家的财政统一于大司农之手，“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⑧ 地方支留赋税破用见在情况，需每年四季上计，接受朝廷审查。但到了东晋南朝，与皇权衰弱相伴随情况是，地方州镇的独立倾向增大，往往将资费视为事实上的地方财政。《晋书》卷六七《温峤传》曾记载这样一件事：
（平苏峻后）复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峤借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州镇资蓄的来源可能有很多种，但朝廷划拨的资费无疑占相当大比例。“（温）峤借资蓄”的记载，表明州镇已完全掌握了资费的支配权，中央丧失了对支留财物的调度使用。又同书卷七八《陶回传》：
迁征虏将军、吴兴太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鬻卖，以拯一时之急。回上疏曰：“当今天下不普荒俭，唯独东土谷价偏贵，便相鬻卖，声必远流，北贼闻之，将窥疆场。如愚臣意，不如开仓廪以振之。”乃不待报，辄便开仓，及割府郡军资数万斛米以救乏绝，由是一境获全。
开仓赈济必须先上书朝廷，待批准后方能进行。陶回未等报批，即行开仓，史官称其为“辄”，有擅行之意。与此不同的是，陶回割府郡军资救助乏绝，却无须上奏。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的地方长吏有权随意支配资费，与汉世的情况迥然有别。
随着州镇征辟僚属、召募部典的大幅度膨胀，朝廷按照汉定员额划拨的资费自不足应撑。我们不妨看一下萧恢的例子。《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一所录《梁鄱阳王萧恢题名》（在四川云阳）有载：
天监十三年（514）十二月，鄱阳王任益州，军府五万人从此过。
按《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十三年正月条：“癸亥，以平西将军、荆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镇西将军、益州刺史”。此刻石当即萧恢卸任荆州前往益州，路经云阳所题。此处云“军府五万人”，自是指原平西将军府所属将吏兵士。前引《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萧嶷以骠骑将军镇荆州，军府资费米十万斛。骠骑军号高于四平，梁代资费标准估计与南齐相差不大，平西军府资费也不会超过十万斛米。即使萧恢军府五万人均以兵士计，士兵一年人需二十四斛米，⑨ 五万人为米一百二十万斛，远远超过国家调拨的资费数额。这一差额，只能由州镇自行解决，所以东晋南朝就出现了地方财政问题。
南朝史籍中经常出现“三调”一词，胡三省解释说“三调，谓调粟、调帛及杂调也”⑩ 不管这种理解是否正确，毕竟胡三省注意到“杂调”是当时劳动人民负担的重要税目。《南史》卷五七《范云传》云：
（永明中）再迁零陵内史。初，零陵旧政，公田奉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及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
此杂调，郡守可以自行决定减免，无疑属于地方财政收入。而据严耀中先生的研究，州镇在各自范围内自行筹措经费的途径除杂调外，尚有市税、实行专卖与专利、设立传屯邸冶及输财免役等。(11) 这些也无疑都成了州镇资费的来源。
所以，尽管朝廷法律上没有批准地方有征收杂调和各种杂税的权限，也没有授权地方可自行支配划拨的州府资费，但这两种情形在东晋南朝普遍存在，表明当时事实上出现了地方财政问题。
二、地方财政之弊与中央的改革
刺史僚属从东汉的三、四十人，发展到东晋南朝的成千上万人。随着州镇僚属规模的扩大，国家划归地方的经费数额日渐庞大，上供赋税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州镇地方财政的扩张，也使得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劳动人口大量逃亡，反过来又进一步减少了中央赋税收入。《南史·贺琛传》贺琛上梁武帝封事说：“国家之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调，动致逋积，而人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已指明了这一点。除选择逋亡之外，劳动人口的另一去向是投身州镇，充当部曲。南朝部曲的公开身份是招募来的士兵，无须承担国家赋役，所以困于赋役的人民纷纷跻身军队。这种情况在梁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据何元之《梁典·高祖事论》称，“太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依王侯，或依将帅。”(12) 郭祖深指出，当时人为逃避赋役，甚至挂名军籍，出钱代替兵役。(13) 这些无疑都会使国家控制的赋役人口锐减，汲取财政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州镇不仅将中央划拨的资费，连同地方筹措的经费视为地方财政；至于长吏去任之际，割取器仗物资作为自己还资的事也是司空见惯。早在东晋末年，范宁就上疏称：“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14) 是割取米布物资外，还有大量的士兵、民户。宋以后，送故以钱财为主，不再见割取民、兵之例。史籍中的突出事例，如刘道怜镇荆州，“畜聚财货，常若不足，去镇之日，府库为之空虚”；(15) 又如邓元起去益州，“颇营还装，粮储器械，略无遗者”。(16) 这样，原本属于国家的财物大量流失到私人手中。
此外，州镇利用地方经费供养的文武僚属，容易与刺吏结成特殊的私人关系。部曲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本是由刺史自行招募而来，一旦刺史转任他州或补为他官，也常常将原来的部曲带走，继续留作自己的部下。此点，东吴已有先兆，东晋南朝的情况更为普遍。前引《晋书·五行志中》：“成帝咸康初，……方镇屡革，边戍仍迁，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说的是东晋初年的事；南朝这方面的记载，前引萧恢的事例之外，史籍中也是不胜枚举。这样，部曲实际上就成为了府主的私人武装。危急情况下，府主利用部曲对抗朝廷的事也时有发生。《南齐书》卷三○《桓康传》：“（齐）太祖诛黄回，回时将为南兖州，部曲数千，遣收，恐为乱。召入东府，停外斋，使康将数十人数回罪，然后杀之”。萧道成之所以将黄回诱入外斋，是担心其部曲发生反叛。又如同书卷四五《宗室·始安王道生附遥光传》：“（萧）遥光弟遥昌先卒寿春，豫州部曲皆归遥光……帝（东昏侯）诛江柘后，虑遥光不自安，欲转为司徒还第，召入喻旨。遥光虑见杀，八月十二日晡时，收集二州部曲，于东府门聚人众，街陌颇怪其异，莫知指趣也。”萧遥光害怕重蹈黄回覆辙，遂以部曲抢先反叛。由此可见，州镇私人武装的存在，甚至严重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安全。
东晋南朝事实上的地方财政的存在，暴露出种种弊端，朝廷限制地方财权的举措也就应运而生。既然州府资费由国家下令调拨，改革首先也是从资费开始。
资费本来是由朝廷依州、府法定文武员额及其品秩划拨的。从史书记载看，至少从东晋政府开始，朝廷就在逐渐削减州、府享受俸禄的僚属的数量。我们知道，汉代的将军多是战时设置，战争结束往往也就解任离职；魏晋之后，将军职号及其官属才逐渐确定下来。不妨先看一下曹魏时的军府僚佐品秩，据《通典》卷三六《职官·秩品一》载“魏官品”：
第六品：骠骑车骑长史、司马……骠骑、车骑、卫将军府从事中耶，四征镇从事中郎。
第七品：……诸军长史司马秩六百石者，护羌戎蛮夷越乌桓校尉长史、司马，诸军诸大将军正行参军，诸持节督正行参军，二品将军正行参军……诸府记宣。
第八品：……四平四安长史司马，三品四品将军正行参军……诸杂号宣威将军以下五品将军长史、司马。
而同书卷三七《职官·秩品二》所载“晋官品”：
第六品：二品将军及诸大将军特进都督中护军长史、司马。
第七品：诸军长史司马秩六百石者，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戎夷蛮越乌桓校尉长史、司马。
《宋书》卷四○《百官志下》：
第六品：抚军以上及持节都督领护长史、司马。
第七品：诸军长史司马六百石者，诸府参军。
曹魏创设九品官职，品、秩相通，若无品则无秩。魏后以至宋齐沿袭这种形式，若某一品级内有与通行官品秩俸不同者，则需详加注明，以示有别。这点与重在别贵贱的梁陈官品有所不同。据上述记载，曹魏时，四品将军正行参军已上，皆有品秩；降至刘宋，诸府参军成为有品秩的底线，范围已有缩小。至于梁陈情况，据《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所载“陈官品”：
第五品：皇弟皇子府谘议参军（八百石），皇弟皇子府板谘议参军（不言秩），皇弟皇子府长史（千石），皇弟皇子府板长史（不言秩），皇弟皇子府司马（千石），皇弟皇子府板司马（不言秩）。
第六品：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谘议参军（六百石，板者不言秩），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长史、司马（并八百石，嗣王府官减正王府一阶。其板长史、司马，并不言秩）。庶姓公府谘议参军（六百石，与嗣王府同，其板者并不言秩），庶姓公府长史、司马（并八百石，其板者并不言秩），嗣王庶姓公府从事中郎（六百石），皇弟皇子府中录事参军、板府中录事参军，中记室参军、板中记室参军，中直兵参军、板中直兵参军，扬州别驾中从事，皇帝皇子南徐、荆、江、南兖、郢、湘、雍州别驾中从事（并不言秩）。
第七品：皇弟皇子府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板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功曹史、主簿，公府祭酒（并不言秩）……蕃王府谘议参军（四百石），蕃王府版谘议参军（不言秩），蕃王府长史、司马（六百石，板者并不言秩），庶姓持节府谘议参军（四百石），庶姓非公不持节将军置长史（六百石），庶姓持节府板谘议参军（不言秩），庶姓持节府长史、司马（并六百石，板者皆不言秩）。
第八品：皇弟皇子府正参军、板正参军、行参军、板行参军，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板录事记室中兵参军、功曹史、主簿，庶姓非公不持节诸将军置主簿，庶姓公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板录事记室中兵参军、主簿，嗣王庶姓公府祭酒，蕃王府中录事记室直兵参军、板中录事记室直兵参军，庶姓持节府中录事记室直兵参军，及板中录事记室直兵参军……（已上并不言秩），……安蛮戎越校尉中郎将府等长史（六百石，蛮戎越等府佐无定品，自随主军号轻重，小府减大府一阶），蛮戎越校尉中郎将等府板长史（不言秩），蛮戎越校尉中郎将等司马（六百石，板者不言秩）。
第九品：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参军、板正参军、行参军、板行参军，庶姓公府正参军、板正参军，蕃王府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板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功曹史、主簿、正参军、板正参军、行参军、板行参军，庶姓持节府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板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功曹史主簿（皆不言秩）
是除国家正授的谘议参军、长史及司马外，其余军府僚佐一概“不言秩”。
州级僚佐大体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东汉州级僚属情况，据《通典》卷三二《总论州佐》载：
州之佐吏，汉有别驾、治中、主簿、功曹书佐、簿曹（簿曹从事史，主钱谷簿书）、兵曹（兵曹从事史，有军事则置，以主兵马）、部郡国从事史、典郡书佐等官（又有孝经师，主监试经；月令师，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主平法律），皆州自辟除，通为百石（又《后汉书》或云秩六百石）。
这段记载系杂揉《续汉书·百官志四》“司隶校尉”条、《百官志五》“州郡”条而成。但杜佑自注“《后汉书》或云秩六百石”，据今本“州郡”条：“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是六百石为刺史品秩，非指僚属而言。此外，《续汉书·百官志》“司隶校尉”条，“通为百石”之下尚有“假佐二十五人”，盖皆为斗食小吏，杜佑故未述及。无论如何，东汉州级僚属上自纲右、下至佐史，皆有俸秩，这一点并无疑问。魏晋之后，随着州府系统日渐膨胀，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不过，宋齐之际，某些中高级僚佐仍是由政府提供俸禄。《宋书》卷九一《孝义·何子平传》：
何子平……扬州辟从事史，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母本侧庶，籍注失实，年未及养，而籍年已满，便去职归家。时镇军将军顾之为州上纲，谓曰：“尊上年实未八十，亲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禄，当启相留”。
据《宋书·顾之传》，顾之为扬州治中、别驾，是元嘉中的事。何子平为扬州从事史，亦当此时。“月俸得白米”、“州中差有微禄”之语，表明当时至少诸曹从事以上尚有官俸领取。梁陈时期，情况大变。据前引《隋书·百官志上》所载“陈官品”：
品第六：扬州别驾（治）中从事，皇弟皇子南徐荆江南兖郢湘雍州别驾（治）中从事（并不言秩）。
品第八：庶姓南徐荆江南兖郢湘雍等州别驾（治）(17) 中从事（不言秩）。
品第九：庶姓豫益广衡青冀北兖北徐梁秦司南徐等州别驾（治）中从事史，扬州主簿、西曹及祭酒、议曹二从事，南徐州主簿、西曹、祭酒议曹二从事，皇弟皇子诸州主簿、西曹。（以上并不言秩）。
陈依梁制，梁代当亦如此。别驾、治中为州上纲，梁陈时已不言秩，其余僚佐自不待言。
“不言秩”，即不享受国家俸禄。《南史》卷七四《孝义·谢贞传》：“（谢贞）再迁南平王友，掌记室事。府长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书，请贞为让表，后主览而奇之。及问知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庆曰：‘谢贞在王家未有禄秩，可赐米百石’”。据“陈官品”：“皇弟皇子友，依减秩例”，所谓“减秩”，即“二千石减为千石，千石降为六百石。自四百石降无秩。”王友秩俸当为四百石，依减秩例，实际上已是“不言秩”，故陈后主称其“在王家未有禄秩”。宋元徽中，吏部尚书王僧虔以檀珪为征北府板行参军。檀珪与僧虔书曰：“本希小禄，无意阶荣。自古以来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职，参军非王官之谓……若使日得五升禄，则不耻执鞭”。(18) 汪征鲁先生对这段话有详细分析。(19) 刘宋板行参军已不言秩，因而檀珪有“府佐非沐食之职”一说。朝廷府规定州镇僚属“不言秩”，自然就大量缩减了州府资费。
与此同时，梁陈政府也开始将原属地方设置的税目收归中央。
前曾提及，市税是地方财政的重要税目。据《晋书》卷六六《陶侃传》，陶侃为武昌太守，“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同书卷七○《甘卓传》，甘卓镇襄阳，“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又如《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萧嶷刺荆州，“以市税重滥，更定格，以税还民”。举此数例，意在说明东晋宋齐之时，市税的兴废、税率的高低皆由地方长吏自行决定。有迹象表明，梁朝的市税已收归中央。据《梁书》卷五六《侯景传》：
景既据寿春，遂怀反叛，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卒。
“市估”与为国家正税的“田租”并列，并将“停责市估”视为侯景反叛之举，与昔日州镇长吏便宜从事的情况明显有别。
三、“禄米”制度的实质
有学者认为，梁陈税制中之所以明确规定禄米（绢、绵）税目，目的是保证官吏俸禄所得。这种说法似乎没有依据。据《隋书·食货志》所载，实行“禄米”制度是平定侯景之乱后的事。我们知道，官吏俸禄属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再分配，其高低升降，端视财政状况好坏而定。整个东晋南朝，政府常常采用缩减官俸的方式，以应付财政困境。即使在梁代的天监四年（505），临川王萧宏北伐，“是岁，以兴师费用，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20) 采用的也是类似举措。难以想象梁末之后，中央政权在财源缩小、“国用常褊”(21) 的境况下，会特别作出保障官吏俸禄的规定。此外，“禄米”制度主要是针对州郡等地方长吏而设。但是在东晋南朝财政困窘的情况下，最贫困的莫过于那些中央官员，他们所能依赖的仅是国家发放的微簿俸禄，即使连贵为宰相的尚书令、仆射也有“禄不代耕”之虞。(22) 相对中央官吏来说，地方长吏除俸禄之外，还有诸如“杂供给”、“送故”、“还资”等多种多样的合法收入，所以京官纷纷追求出任外职以发家致富就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现象。而皇帝也常常将安排外职，作为褒赏中央官吏的重要手段。(23) 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还特别出台政策以保障地方官的经济利益，是不可思议的事。而这也显然和《隋书·食货志》指出的“其家（指地方长吏）所得盖少”一语相背。
如何理解梁陈之际的“禄米”制度呢？我认为，只有将“禄米”（绢、绵）这一赋税项目置于当时社会背景下，才能把握问题的实质。前曾提及州郡长吏的俸禄问题。我们知道，地方官吏的法定俸秩其实不高，齐明帝甚至有“邑宰禄薄俸微，不足代耕”(24) 之语。但是，他们除国家颁定的俸禄之外，“州郡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由定准”，往往巧立各种名目，肆意搜刮百姓。所以南齐永明年间，萧嶷上表：
伏寻郡县长尉俸禄之制，虽有定科，而其余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为常，因而弗变，缓之则莫非通规，澄之则靡不入罪。殊非约法明章，先令后刑之谓也。臣谓宜使所在各条公用公田秩石迎送旧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调，尚书精加洗核，务令优衷。事在可通，随宜开许，损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25)
要求朝廷在严加审核的基础上，对各地官吏的收入做出规定。根据史籍的记载，齐武帝批准了萧嶷的这个提议。除杂收入外，“送故”更是地方长吏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早在东晋初年，虞预就提议，对当时“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26) 的情况进行限制。到了孝武帝时，范宁上疏更是指斥：“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乎。”送故的内容不仅有米布等物资，甚至包括了大量的精兵器杖。长吏离镇之际之所以割取精兵器杖，恐怕很大原因还在于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这些都是其自行招募的，属于私人势力或财产。针对范宁“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的提议，《晋书》本传中仅说“帝善之”，(27) 看来并没有被采纳。所以在以后南朝，送故之风愈演愈烈。前举梁初萧恢迁代之际，带走原军府的将士竟然有四万人之多。梁陈之际，朝廷对送故制度做出了限制：
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28)“定令”的具体内容不清楚，但显然朝廷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送故制度改变之后，朝廷开始着手对擅自割取官物的行为进行整治。《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记载的大通元年（527）正月诏、大同十年（544）九月诏及中大同元年（546）三月诏，都有赦免侵割、放散官物等行为的内容；(29) 但同时诏书也再三申明，散失军事物资不在常赦之内。梁武帝晚年多次频布此类赦令，固然说明当时犯法官员之众，但与前代此类行为通常被视作惯例，不受惩处的情况相比，已判然有别。
这样，随着杂收入的“定科”、送故的“定制”，地方上以往名目繁多的杂征敛就被固定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隋书·食货志》的记载：
州郡县禄米绢布丝绵，当处输台传仓库。若给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禄秩，既通所部兵士给之，其家所得盖少。
前已指出，这里说的“州郡县禄米绢布丝绵”，不仅仅是指官吏俸禄，而几乎相当于整个地方官厅的费用。也就是说，不仅地方长吏的各种收入，甚至原来充作地方资费的种种征科现在都被朝廷统一纳入了“禄米绢绵”这一税目，并且输送到“台传仓库”，(30) 置于朝廷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之下。所谓“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皇帝所批准的也只是法定的“言秩”的文武僚属以及国家规定数量内士兵的俸禄，而那些原来由地方筹措经费供养的庞大僚属和士兵均不在“敕裁”的范围之内。这就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州镇支配地方资费、扶植私人势力以与中央抗衡的局面。
这样，梁陈政府在皇权有限度加强的基础上，通过实行“禄米（绢、绵）”制度，规范了地方上名目繁多的科调杂敛；同时又规定“州郡县禄米绢布丝绵，当处输台传仓库”，把地方资费直接控制于中央之手，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州镇财赋自专的局面。“禄米”（绢、绵）由中央直接控制，准刺史守令“所部文武多少，由敕而裁”；另一方面，梁陈规定地方自辟僚属均“不言秩”，这就使得象檀珪这样的僚属纷纷离开州镇，投充中央政府，从而限制了地方势力，为废除征辟制度打下了基础。
［收稿日期］2009－01－15
注释：
① 《隋书》卷24《食货志》，第3册第675页。
② 严耕望：《从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积弊论隋之致富》，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
③ 《宋书》卷74《沈攸之传》，第7册第1933页。
④ 《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1册第33页。
⑤ 这道诏令不久即被打破，《南齐书·王融传》：“（永明末）会虏动，竟陵王子良于东府募人，板融宁朔将军、军主……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
⑥ 《陈书》卷31《鲁广达传》，第2册418页。
⑦ 《太平御览》卷263“职官·别驾”引《庾亮集·答郭逊书》，中华书局，1960年，第2册，第1231页。
⑧ 《续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条，《后汉书》第12册，第3590页。
⑨ 《宋书》卷86《刘
传》，刘云：“二万人（指战士）岁食米四十八万斛”，则每人年食米二十四斛。
⑩ 《资治通鉴》卷138，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七月条胡三省注，第9册，第4335页。
(11) 严耀中：《东晋南朝地方财政收支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
(12) 《文苑英华》卷754，何元之《梁典·高祖事论》，中华书局，1966年，第5册，第3949页。
(13) 《南史》卷70《郭祖深传》，第6册，第1722页。
(14) 《晋书》卷75《范汪附宁传》，第7册，第1987页。
(15) 《宋书》卷51《宗室·长沙景王道怜传》，第5册，第1462页。
(16) 《梁书》卷10《邓元起传》，第1册，第200页。
(17) 原文作“扬州别驾中从事”，脱“治”字，径补，下同。
(18)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第2册第594页。
(19) 汪征鲁：《魏晋南朝官职中的“言秩”与“不言秩”》，《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20) 《梁书》卷2《武帝纪中》。胡三省注曰：“国租者，封国所入之租。田谷者，职田所入之谷”。（《资治通鉴》卷146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十月条）。
(21) 《隋书》卷24《食货志》，第3册，第675页。
(22) 《晋书》卷78《孔愉传》，第7册，第2052页。
(23) 前者如《晋书》卷82《孙盛传》“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卷89《忠义·罗企生传》“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补临汝令”；后者如《梁书》卷四一《萧介传》“大同二年，武陵王为扬州刺史，以介为府长史，在职清白，为朝廷所称。高祖谓何敬容曰：‘萧介甚贫，可处以一郡。’敬容未对，高祖曰：‘始兴郡顷无良守，岭上民颇不安，可以介为之。’由是出为始兴太守。”
(24) 《南齐书》卷6《明帝纪》，第1册，第85页。
(25) 《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第2册，第409页。
(26) 《晋书》卷82《虞预传》，第7册，2144页。
(27) 《晋书》卷75《范汪附宁传》，第7册，1987页。
(28) 《隋书》卷26《百官志上》，第3册，742页。
(29) 见《梁书》卷3《武帝纪下》，第1册，第71、89及90页 。
(30) 有关台传的性质，详见拙文《南朝的台传机构》，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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