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含义及评价体系的演进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康社会论文,评价体系论文,含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是永恒的话题，但是，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关注的话题又有较大不同。政治家通常以发展的承诺赢得选民的支持，以卓有成效的发展实践确保其任期最大化、任职最高化。作为发展主体的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是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或稳定)、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环境改善。学者则试图弄清发展的含义，建立旨在论述发展含义的话语体系(或理论)，以及度量发展的指标和方法。本文以发展理论的评述为切入点，对隐含在理论中的发展含义、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的演进，做一个简要的综述，并希望由此，会对我国亟待深化的发展研究和目前正在开展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有所帮助。
一、发展含义研究的演进
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的含义是随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完善的，发展理论也随之不断地扩展。所以，了解发展含义的演进以及演进的原因，有助于加深对发展理论扩展的理解，也有助于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的认识和把握。一般认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有三个学派，鉴于本文的主题，这里概括的是它们对发展含义演进的贡献，以及之间的互补性，而不是它们的差异。
(一)结构主义学派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结构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作用，因此，此时的发展经济学被称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刘易斯、缪尔达尔、纳克斯、罗宾斯坦—罗丹、赫尔希曼、普雷维什、辛格等。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居民的储蓄能力太低，传统部门在二元经济结构中所占的份额过大是居民缺乏储蓄能力的主要原因，而居民缺乏储蓄能力致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所谓发展，就是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制度工资的实施，将发展中国家的积累率提高到12％以上，并从生产资料部门的扩大再生产入手，最大限度地提高现代部门就业机会的增长率，从而尽快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传统经济改造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现代经济。为了提高积累率，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时期，需要把现代部门的工资率固化在高出传统部门劳动者平均收入30％～80％的水平上。其依据是，低于30％，产生不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激励，而高出80％，则会影响积累率，特别是生产资料的扩大再生产。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制定国家工业化与所需资金筹集的总体计划，实施旨在保护幼稚产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和相应的产业政策，为此，提出了旨在说明计划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哈罗德—多马模型、钱纳里的“大推进”、“平衡增长”和“两缺口”等理论，以及旨在解决计划配置的技术性问题的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分析等经济规划方法(马颖，2001)。
此时，发展的含义是积累能力提高，经济增长趋稳，产业结构提升，现代经济份额和运作范围扩大。
(二)新古典主义学派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20世纪60～70年代，一批更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发展经济学家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对发展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为此，该学派被称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其代表人物为鲍尔、凡纳、舒尔茨、哈勃勒尔、迈英特等。这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实行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实施旨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和提升人力资本的作用。在这一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人力资本理论”，其核心内容是通过知识的教育、技能的培训、经验和信息的传播，开发人的潜能，提高人的发展能力。
此时，发展除了原先的含义外，还包括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逐步扩大、人力资本提升的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善和人力资本的质量的不断提高。
需要指出，这两个学派的差异决不是要政府不要市场和要市场不要政府之争，也不是完全管制和放任自流之争，而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认为，凡是市场做不好的事情，政府都必须承担责任；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认为，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政府都不必干预。
(三)新制度主义学派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开始出现对于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制度背景分析，因此，可称之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认为，储蓄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创新等都是发展的事实，而不是发展的原因。只有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才会出现发展。所以，应该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相等，以构成对发展的激励。要达到这一点，就不是仅有资本积累、技术创新等就能解决的问题，还必须考虑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为经济活动创造的社会环境和成本-收益关系。正如诺斯指出的：与不发达的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是不发达的制度结构；一种制度变革能否带来经济的有效发展，取决于它能否带来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相互报酬递增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变迁。
既然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那么，国家政策的关键就不在于“矫正价格”或“矫正市场”，而在于“矫正制度”。由此，新制度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偏重增长所需的经济投入，而忽视了使增长成为现实的基本制度建设的非经济投入，从而在旧的制度框架约束下，市场经济难以有效运行，使发展陷于困境。因此，不仅要重视资源配置，更要重视恰当的制度安排，以充分利用已配置的资源；不仅要制订正确的政策，更要构建执行政策的制度框架，使政策得以贯彻落实。所以，要解决发展问题，不仅需要资本积累、技术引进、产业结构优化、就业改善、人口控制和出口促进等经济因素，更需要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因素。
(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再次拉大。因此，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把考察的视线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转向落后国家的发展实践。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的基础之上，并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依赖性和从属性，不发达国家已不可能在同样的初始条件下重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只有独立自主，独辟蹊径，方能实现发展的目标。这个学派可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该学派提出的影响最大的理论是“依附论”，即现有的发展与不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发达国家的发展以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为基础，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正是发达国家发展导致的后果。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该学派的贡献是，发展必须依据变化了的时代或形势进行创新。发展含义的这一拓展，对于热衷于在成功经验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更加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路径、发展战略、发展体制和发展机制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需要指出，这个学派决不是只要创新不要复制(或模仿)，只要本土主义不要拿来主义，只要特殊性研究不要一般性理论，而是强调时代、国情、实践和创新对于特定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五)新发展理论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1983年，联合国推出《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综合发展观。该理论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经济的合作作为新的发展主题，把发展看作以民族、历史、文化、环境、资源等内在条件为基础，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进步、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文化观念更新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
(六)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6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中，首次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做了清晰的定义。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
可持续发展理论一是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增长才能使人们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打破贫困加剧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二是强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辨证关系，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而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也要依赖于经济发展的支持。三是提出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概念，即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应对他人和后人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威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2004)。该理论对发展含义的扩展是强调发展的普遍性和持续性。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发展含义不断拓展，关键要素(从人的体力、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到人力资本)不断提升，发展机制不断创新的过程。由于发展的含义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拓展，发展中国家需完成的发展任务也要比先行国家多得多，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树立打持久战的准备。
二、发展度量研究的演进
随着发展含义的不断拓展，度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也在不断改进和扩充。下面，本文试图从发展度量的重点、发展度量指标体系和发展指标内涵三个方面，对发展度量研究的演进做一概述。
(一)发展度量重点的演进
最初，发展度量的重点是测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的变化，具体包括经济总规模、人均规模、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结构提升速度等方面。鉴于单一的经济变化难以全面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学者们在继续改进经济变化度量指标和方法的同时，将发展度量的重点转向人类发展能力的提升和发展成果分配的改进上，具体包括教育、卫生、减缓贫困等方面。目前，发展度量的重点集中在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上，具体包括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和环境可持续三个方面。
(二)发展度量指标体系的演进
随着发展含义的扩展和发展度量重点的调整，衡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也在相应改进。起初，由于认为发展就是非农化、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所以是以GDP的总规模、人均GDP和它们的增长率等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能力，以产值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反映产业结构的提升，以城市化率反映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外贸结构反映国际竞争力的变化，以恩格尔系数等指标反映消费水平的变化，以总要素生产率反映技术进步的贡献。在诸指标中，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最重要的指标。
鉴于单一的经济指标无法全面度量发展成果，根据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即发展水平的度量应根据人们所获得的能力及功用的程度，而不是根据所获得的商品及其效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提出了人文发展概念，指出：发展是为人们创造一种使他们能够独立或集体地发展全部潜力的环境，并有恰当的机会实现与他们的需要和兴趣相吻合的有价值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人文发展指标包括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个方面，其中，预期寿命是指出生后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教育水准是由成人识字能力和小学、中学、大学的综合入学注册率两项指标的加权(权重分别为2/3和1/3)来综合评价；生活质量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测定。人文发展指标综合反映了卫生和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经济和生活水平，能较全面地反映社会和经济的发展。1995年，世界银行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来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包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组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评判各国或地区的真实“财富”和发展随时间动态变化的标尺。“财富”的概念由此超越了传统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和“经济与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兴起，它不仅涉及人口、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生态、资源等因素，而且涉及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包括七个方面，即决策能力建设、制度能力建设、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经济发展能力建设、生态环境能力建设、社会进步能力建设和道德约束能力建设。
与此同时，探索和建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监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也成为国内外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外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单一指标类型，即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和趋势，例如世界银行的新国家财富指标。其二是综合核算体系类型，即将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面或主要领域共同纳入一个综合性的核算体系内进行全面的核算，例如联合国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其三是菜单式的多指标类型，即选择和设计若干指标来反映可持续发展状况。前两种类型的指标体系仅在一些国际机构试算或在少数国家中推行，目前尚存诸多难点，其主要缺陷是过多考虑综合指标，而未考虑各单个指标的状况，即忽略了局部的异动有时会较大影响整体发展的混沌现象。
(三)发展度量指标内涵的演进
除了度量发展的指标数量增加和指标结构趋于完善外，发展度量指标的含义也日益确切。例如，对于GDP，最初未做任何调整，以后，为了更好地度量发展，先是吸纳了购买力平价指标，以消除汇率扭曲和市场深化程度差异的影响，接着又提出旨在扣除外部成本中的物耗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解决治理费用延期支付的问题。
需要指出，在GDP的调整中只扣除应支付而未支付的污染治理中的物耗，而不像环保主义者那样扣除损失①，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确保国民经济核算在逻辑框架上具有一致性；第二，估算出的应支付而未支付的外部成本，实际上就是解决上述问题所需的投入。第三，生态维护和环境保护等活动，不仅有成本，也是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活动。
还需要指出，在现实中，除了要弄清应支付而未支付的污染治理中的物耗外，更为重要的是实施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发展政策，包括诱导具有正外部性的生产活动的生态补偿政策和制约具有负外部性的生产活动的课税和罚款政策。
三、中国的发展实践——从赶英超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建设
(一)发展目标的匡正
300年前，中国因没能跟上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步伐而衰落后，历代的仁人志士一直在追求中华民族的再度辉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提出了赶英超美的目标。此时，发展的含义较为简单，主要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尽快消除产业结构上的差距，并形象化地将其概括为钢产量的差距。为此，在1957年只有520万吨钢的情况下，将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1070万吨。由于过度关注产值结构的提升而忽略了就业结构的提升，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差值越来越大。1965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在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问题，并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以“四个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还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这一目标。这表明了对于发展含义认识的扩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举国上下再次铆足了劲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将“四个现代化”与“小康”联系起来，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②。对于“小康”，官方的正式解释是：我们所说的小康生活，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③。
无论赶英超美还是四个现代化，都是把别国已实现的发展结果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而小康目标则完全是依据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提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确立小康目标，是我们决心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心走出这样一条道路的起点。
邓小平为中国确立的是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式，即过若干年上一个台阶。其中，他确立的总体小康目标，实际上是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低于545美元)迈上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545～2200美元)的台阶。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小康目标，实际上是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迈上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2200～6000美元)的台阶。而到2050年的远景目标，实际上是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的行列(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3)。
(二)小康度量指标体系设计
为方便评价小康建设工作，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计委和农业部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制定了《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和《全国城镇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三套标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是作为全国农村小康生活的统一标准来设计，是测量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指标体系，包括六个方面共16项指标。第一类为收入分配水平，由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两项指标组成；第二类为物质生活水平，由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蛋白质摄入量、人均衣着消费支出和钢木结构住房比重四项指标构成；第三类是精神生活，由农村电视机普及率和农民文化服务支持比重两项指标组成；第四类是人口素质，由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两项指标构成；第五是生活环境，由已通公路的行政村比重、农村安全卫生水普及率、用电户比重和已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四项指标组成；第六类是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由享受社会五保人口比重和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两项指标组成。
中国于20世纪末达到总体小康后，又提出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的全面小康目标，其任务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李君如，2003)。
随着发展目标的提高，评价发展的指标内容也有所更新。国家统计局制订的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指标体系分为六个方面共18项指标：第一类是经济发展，包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和农村小城镇人口比重；第二类是社会发展，包括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万人农业科技人员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第三类是人口素质，包括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第四类是生活质量，包括恩格尔系数、居住质量指数(住房面积和结构、饮用自来水、生活能源、卫生厕所和室外环境)、农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重和农民生活信息化程度(彩电、电话、电脑普及率)；第五类是民主法制，包括农民对村务公开的满意度和农民对社会安全的满意度；第六类是资源环境，包括常用耕地面积变动幅度、森林覆盖率和万元农业GDP用水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4)。
与上世纪90年代出台的农村小康生活水平指标体系相比，新近制订的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指标体系明显强化了有关社会、政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这一变化既与人类不断深化的对于发展内涵的认识相一致，也与中国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现实相吻合。
(三)小康度量研究的评价
对于小康的度量需要从两个层面上展开：其一是度量取得的成绩，其二是度量尚需解决的问题。前一层面的工作固然非常重要，但一般地说，发展机制、发展政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更取决于后一层面的工作质量和有效性。
对于发展的度量应从成效的度量深化到成果分配和分享的度量。总体小康与全面小康的最大差异是，前者主要关注各项指标的总量和它们的平均水平的变化，后者不仅要继续关注这些内容，还要关注发展成果的分配和分享。对各个阶层来说，在发展的进程中，家庭平均收入水平都会越来越高，可分享的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品也会越来越好，所不同的只是改进速度的快慢，然而在发展的度量上除了这些内容外，还要通过各项指标的基尼系数的计算来度量分配和分享的变化。
发展的度量应从宽层次的差异分析深化到窄层次的差异分析上。鉴于阶层差异对各种差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情形，差异的度量应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分析深化到阶层的差异分析上，从而为发展政策的改进和调整提供更为确切的依据。
发展的度量还应从即时性度量深化到持续性评价上。在全面小康阶段，各项度量指标不仅应具有上升的特征，而且它们的基尼系数具有趋小的特征，至少表现出扩大趋势递减的特征。
全面小康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包含丰富内容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必将对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发展理论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注释：
①环保主义者认为，真实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其中“自然部分的虚数”包括环境污染、长期生态质量退化、自然资源退化和资源配比不均衡所造成的损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资源稀缺性所引发的成本等；“人文部分的虚数”包括因疾病和公共卫生条件导致的支出、失业造成的损失、犯罪造成的损失、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状况导致的损失、人口数量失控导致的损失和管理不善(包括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这种算法的主要作用是强调生态维护、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现实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其主要缺陷是违背了国民经济价值核算的基本原则，并夸大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前者是指其公式的后二项的损失与第一项没有可比性，后者是指其估计的损失过大，与环保投资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5％就能很好地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事实不符。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237～238页。
③引自《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报告对“小康”内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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