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对话平台的建设及其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重要意义论文,论我国论文,平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和关系，明确指出了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作为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就本质而言，任何意识形态都体现为某种价值，“一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作为某种认识论范畴的东西对政治价值进行着有差别的反映”①。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价值支撑的价值旨归的形成，是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的双向互动，即意识形态价值引领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对特定时代和社会现实的直面与回应，由此提出的挑战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对话、对话平台与意识形态安全 如今，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这一现象在深刻地改变着全球性物质生产方式和交往实践的同时，也剧烈变革着人类思想和文明的交往关系与碰撞方式。就世界发展现实及未来发展趋势而言，实现多元主体的竞争、合作和共赢，多元利益互惠以及多元文明互动则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当人类进入这一新时代，不同文明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和博弈便重新回归时代的轴心位置。作为人际关系的常用词汇，对话本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使感同身受、相互理解从而避免对抗、铸就和谐。就此推而广之，群体之间、种族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乃至文化之间都可以积极开展有益对话，从而让对话成为缓解对抗、避免冲突的主要手段。 但对话不能无序，更不能因话语不和、观点不同而演变为争吵；有益的对话必须是有序、合理且合法的对话。对话的关键在于相互理解，理解的途径是平等、公正、宽容的对话平台，这一平台是对话的基本载体，能够积极地促成有益对话的实现。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同“声音”共存且都需要“发声”、获取话语权的背景下，对话平台的存在将更加凸显其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特殊意义。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告诉我们，当面临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产生的新现象、新挑战时，保证国家意识形态根本原则的稳定性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前提；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对多样社会思潮的积极引领，多元价值诉求的合理实现等等，则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应有之意。 当前，世界的单质化和历史的扁平化让我们完全脱离西方话语和价值观的努力变得困难，全球化趋势又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竞争以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意识形态领域对此的反映呈现不同话语、不同声音、不同力量的杂糅并存的状态。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发展的背景下，“混杂”体现了后现代和全球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彼此融合的产物，实际上是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真实的存在方式。由此带来的在思想观念方面的鱼龙混杂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化的颓废，是我们今天不容回避的事实。“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会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影响民众对传统政治权威的忠诚。现代化免不了带来异化、沉沦颓废和无常等新旧价值观念冲突造成的消极面。”② 这一现象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引导得不好，则无法实现有益对话，有可能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乌烟瘴气、杂糅并存，影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环境，引发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引导得好，则会实现和谐共生，将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号召力，有利于进一步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 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史可以发现，“特殊的形式，就是社会广泛参与、互相包容的共同讨论，这种自由、平等的讨论氛围，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可以说，‘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是不同政治取向和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③。因此，我们不能墨守成规地按传统方式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更不能通过刻意追求意识形态领域的纯之又纯来实现意识形态的安全，必须加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理论创新，即在不断强化意识形态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谋求在意识形态共性话语中坚持个性。这就要求我们能在“杂糅”之间寻求对话之道，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元中既能实现自我发展又可实现化冲突为共生的媒介。可见，为现存的不同意识形态搭建交流互动的对话平台，从而彻底改变传统意识形态“自上而下”教条独白式的交流方式，完成其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再到“多方对话”的转变，是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工作。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通过对话平台建设以减少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冲突已成为在合作共赢为重要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下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但我们也需要清楚意识到，只要世界尚存在不同属性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和斗争便具有严峻性、复杂性、尖锐性和长期性等特征。如果从这一层面再对对话平台建设及其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进行审视，便不难理解，以互动性为重要特征的对话及其平台极有可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强大国际话语权植入“话语木马”，架空、破坏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漏洞”，从而达到文化渗透直至“和平演变”的目的。 因此，从本质上看，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对话”，其实也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同阶级、政权和国家之间思想斗争的特殊形式，是在思想文化高地进行较量的重要手段。由于“对话平台”需要建立在包容的基础上，这就很容易致使对话的一方在不经意间受到对方的话语控制，从而在无原则妥协下放弃自身的原有立场，这对于一国意识形态的安全而言无疑是重大威胁。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看不见硝烟，但同样你死我活。在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例如，在“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就不存在对话的可能性，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是意识形态的‘硬核’，它确保一系列拓延制度的合法性”④。 事实上，当前社会所谓的“精英”和一些有话语权的人，他们一直试图在国家基本经济制度领域与党和政府展开所谓的“对话”，其实质就是要在中国推销西方私有化改革方案，以达到其破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颠覆党的领导这一最终目的。对此，我们应坚决予以反击和批判。可见，我们在进行意识形态对话及平台建设的同时，必须对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领域筑起牢固而明确的“底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恪守国家核心利益，在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式对话”的基础上明辨是非，坚守真理，敢于亮剑。 二、意识形态对话平台的构成要素 作为沟通媒介的一种，平台是人们进行学习交流且具有较强互动性质的舞台。而意识形态对话平台是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面对多元化价值观念或文明话语的渗透与冲击时，借以沟通交流、缓解冲突、化解矛盾的平台。对于意识形态对话平台进行多维度的学理剖析是平台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1.对话平台的主体应包括不同的政党与社会群体 任何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将人视为最基本的要素，离开人这一前提，任何实践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理论幻想。对话毫无疑问属于主体实践的范畴，主体之间在平台内的有效沟通与互动将是对话平台长效机制建立的前提基础，对话平台建设首要解决的也就是谁来使用这一平台的问题。就目前而言，对话平台的主体应是多元的社会主体。从整体上看，意识形态对话平台的主体应包括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人群共同体。前者既包括执政党，也同时包括参政党和议政党；后者情况较为复杂，因为当代中国正经历由低流动性、低异质性的较为僵化和封闭的传统社会格局向流动性更高、异质性更强的相对活跃和开放的现代社会格局的转型之中，人们的自主意识日益增强，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格局已经成型，特别是显著分化的社会阶层造成了当代大众的广泛性与多质性，而不同的群体、阶层在思想意识、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上存有较大差异。 因此可以说，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都是对话平台的主体。例如公务员群体，在他人眼中收入稳定，生活舒适，但在实际调查中公务员群体多数人反映工作不被群众理解，并屡次将自己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可见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与诉求；而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新兴阶层群体，他们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却有着较为强烈的归属愿望，渴望参政议政，更渴望获得社会的理解与尊重。除此之外，像弱势群体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农民群体希望增加收入等来自不同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都意味着对“发声”渠道的渴望，都要求意识形态对话平台的主体应体现多元化特征，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都应该是对话的主体。总之，对话平台的主体应是一个多元综合体，对话平台建设应尽可能多地体现不同发声主体的诉求，这既有助于平台发挥最大效用，也有利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可度。 2.对话平台的客体应包括各种意识形态内容及其表现形式 对话平台以对话为主要形式，因此对话平台的客体主要就是解决“说什么”的问题。从本质上说：“社会文化环境既不是系统化的，也不具有单一性，而是由纷繁复杂的个体象征分类体系组成，相互之间存在抵触、冲突、重叠，无须坚持加以协调和统一。与此同时，混沌是一种持续永恒的状态，不断产生于相互作用的个体以各种可能无意图的方式影响他人和他们自己。”⑤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无疑属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一种，这实际上是启示我们无法刻意消除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混沌”，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在“混沌”中保持“前进”的方法只能是想方设法让“他人”和“自己”在“影响”中保持理性思考。换而言之，就是在“混沌”中谋求“认同”。 当代中国存在着不同的人群共同体，他们受行为方式、存在领域以及行动目标等因素影响，其意识形态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存在差别。比如各种学术团体，他们表达的是理论性较强的意识形态等；网络群体，他们更加追求共同文化倾向，常以某种感性意识传达意识形态的追求；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更乐意从阶层利益出发提出自己的价值诉求；而像企业、协会等，则遵从传统观念和行业规则建构和维系他们的意识形态。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传播渠道的多元化、立体化以及社会现实的变迁，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还出现了西方色彩很浓且体现一定阶级价值观念的社会思潮，例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等，它们凭借多样的学术话语体系以及与中国现实的关联性，也试图在平台内争取更多的发声权。因此，意识形态对话平台的建设要尽可能地完整展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图式。 3.对话平台的运行载体应依赖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 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建设应从提高国家安全性的战略高度进行考察。因此，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不仅是文化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更是国家制度问题。“制度所建立的规范、惯例和行事议程，会促使人们形成行为习惯乃至内化为个人的自我价值取向，长此以往，就会凝聚成群体成员的‘共同认同’的意识形态。”⑥对话平台的现实要义是通过加强平台建设，实现异质整合，从根本上是推动意识方面的趋同与认同，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以及与不同“声音”共赢共生。但平台的存在并不会自然带来这种和谐状态，其运行结果的有效性将取决于相关制度建设是否完善，建立并坚持切实可行的对话制度是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及其功能发挥的坚实基石。作为意识形态对话平台的运行载体，制度建设应保证平台运行环境的优越，既要凸显中国特色，又要符合中国国情，关键是要发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制度的优越性，创造更高更丰富的生产力，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让改革福祉惠及多数群众，以此来巩固平台的物质基础，营造平台的政治环境，增强平台的对话力度，为平台的运行与发展提供支持。同时，对话平台还应是法治平台，要通过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不断提升平台建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靠法律维护实现依法对话，从而保证平台运行的安全。 三、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现实必然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代中国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特别是社会阶层分化必然引起意识形态运行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成分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会带来重大的意识形态挑战。这也将成为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重要推力。 1.促成各阶层群众达成价值共识是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目标引力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毫无疑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便是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而能否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能够引起群众共鸣，获取群众信任，凝聚价值共识的政治价值体系则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社会缺少价值共识，人的价值世界便会出现乱象，“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无休止斗争之中”⑦。这将严重干扰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危及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积极促成社会价值共识的达成将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着力点。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结构较为简单，社会资源由国家统一配置，高度集中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大一统局面，再加上广泛的意识形态教育宣传工作，人们容易形成较为统一的价值信仰；但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的社会背景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更将每一个人置于社会价值体系碎片化的图景之中。不同样态的价值观在同一空间中不断叠加，造成现代价值观的内在困境，引起价值观冲突的剧烈化，并最终形成由价值多元到价值共识达成的巨大阻力。“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情况：一些人只是以一种对抗的态度来面对与自己不同的人，时而公开地争辩，时而巧妙地论说，但总是以压倒另一方为最终目的，总要确保只有自己才独占真理。当政权或镇压机器在手时，这种独占往往就变成了话语霸权，并伴之以流血冲突。我们看到太多的悲剧，都是因为缺少或拒绝对话而发生。”⑧社会价值共识的实现离不开交流对话的实现，在新时期让不同价值观经由对话达成价值共识也将成为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重要目标。 2.社会利益结构的重组是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内在动力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的运作轨迹都受到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力支配，身于其中的人对组织权力往往是绝对服从。而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人们的意识结构也都围绕这一行政关系展开，从而导致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都较为单一。当然，这种社会发展模式会丧失现代社会进步所需求的动力要素，但社会利益结构相对平衡，社会成员的心态也是比较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整个社会结构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相互联系的各个要素所构成的矛盾体，因此社会结构由单一转为分化无疑是社会活力的迸发，更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只是社会经济关系在这一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从而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重组。在利益结构重组的同时，各阶层成员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甚至尝试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以便在新的利益架构中处于有利地位。 不难发现，社会结构的变迁容易造成社会内在的紧张与失衡，这种结构性紧张既可以通过人们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权力地位、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变化体现出来，也可以从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对某些社会问题的主观感受和认知反映出来。简而言之，社会变迁越剧烈，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就越复杂，社会关系就可能变得更紧张。在这种场域下，利益关系的重组必然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获得，既得利益的有得有失造成人们对政府权力实施运作效度评估的褒贬不一。在各阶层群众都希望在社会利益变革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利益诉求，而现有社会资源又无法实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社会配置时，失衡的心态和不满的情绪便由此滋生。“因此，中国社会有机体所蕴涵、汇集的负态性政治总能量是巨大的，是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相当大的变数。倘若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故障，一旦导致能量失控，通过不正常的渠道释放出来，那么对于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⑨ 3.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是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外在推力 作为文化形态的一种，政治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指导人们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的文化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是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倾向两部分；二是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同时也包括政治制度；三是除以上两部分外，还包括政治行为。”⑩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与社会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可以对社会体系中成员的政治行为和观念产生影响，是一国群众对自身扮演的政治角色的感知前提，更是社会形成正确价值观念和稳定政治信仰的基础。而作为一种信念体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某种行为价值导向，是一种可以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思想和行为产生指引作用的思想观念集成。 所以，在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下，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联系紧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多呈现臣民特征，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每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多以先赋形式获得，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条不紊却十分被动，无法也不愿感知自身存在能够对社会政治系统产生的价值，与部分政治精英群体或国家权威权力表现出简单的掌控与服从关系。伴随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因素已不再是人们社会身份扮演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缩短了个人意识的觉醒时间，并最终导致社会政治文化由“臣民”型向“公民”型的快速过渡，也标志着人开始以一种自由自觉的主体身份而存在。总之，“公民”型政治文化将更多的主动性赋予社会有机体，社会成员不再盲目服从权威或权力，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也更加具有政治意识和主体意识，并且积极要求参与进政治治理进程或对政治治理效果各抒己见。因此，搭建主流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对话平台，将是新型政治文化的客观要求。 四、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基本思路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期，随之出现的是意识形态生存场域由“一元主导”与“多元存在”的矛盾，并且“分歧和冲突”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常态。在国内，我们面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复杂的利益格局，多元的价值诉求和多样的社会思潮；而在国际上，我们面临的是复杂的国际局势，多样的政治力量，不同的话语系统和迥异的意识形态。为此，我们需从内外两个层面加强对话平台建设，对内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的不同“声音”，处理好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话语要求和利益诉求；对外要实现对外来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引领，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有效掌控；同时我们还要利用平台实现主动发声，打好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动仗。 1.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视为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灵魂 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多元多变的背景下，主张用多种文化价值观对国家发展进行指导既是言论自由的象征，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言论自由并非是每一种文化体系都可以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凭据，换言之，在意识形态领域，承认多样性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主导权；相反，对话平台建设的终极价值还在于通过对不同“声音”的有序引导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背离这一点，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从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环境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意识形态的对立表面上看是被弱化了，实质上是采用了新的隐蔽形式。当前，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向世界各国的渗透日趋明显，美国的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借助高新科技手段遍及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来自信息网络化的愈益严峻的挑战”(11)。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从未放弃利用话语权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攻击，企图将马克思主义妖魔化、边缘化；而一些群众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蛊惑下甚至产生意识形态界限模糊的情况。这就决定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贯穿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始终。 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思想观念越是多样，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思潮越是纷涌，就越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指导地位，便会动摇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根基，破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扩大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特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键还在于有效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和话语体系，及时反馈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让马克思主义利用对话平台实现主动发声，让各阶层群众在对话平台中正确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防止马克思主义遭到污化曲解，保证自身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2.面对人民内部的多元价值诉求，坚持包容贵和是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应有之意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社会充满了五光十色的价值观念，对待它们的态度不能非善即恶或非此即彼，而应寻求积极对话，尊重差异并包容多样。这样做的现实依据在于社会发展的时过境迁，包容性与批判性的统一也是时代赋予对话平台的基本属性，因为无论社会价值观如何多样，意识形态基本功能依旧是社会整合。也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只有让自身蕴含的价值观在社会中有效传播，实现对人们价值信念和思想观念的有效培育与引导，进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真正实现其自身价值。 历史已经证明，意识形态领域的纯之又纯只能带来人们思想的僵化与教条，整个社会也会因缺乏活力而窒息，甚至陷入动荡。特别是群众、利益集团与国家实体通过全球化这张大网交织在一起而成为彼此节点，就要求我们在建设意识形态的对话平台时要跟随时代主题的变换改变思维方式，彻底摈弃传统意识形态的固有模式，承认主流价值的一元主导前提下的社会多元化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倾听不同阶层的声音，容纳不同群体的利益，使各种社会力量能够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找到价值认同和思想归属。回顾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话不畅，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丧失和利益诉求渠道匮乏是重要肇因。所以，以共建共享为目标，以公平正义为根本，依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社会基层群众构建对话平台，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3.谋求共赢共生 在国家层面而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与国的交往中，谋求共赢共生是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主要原则。世界多极化的政治格局为我国争取到长期的和平环境，因此，就要力求使对抗让位对话，“零和游戏”让位合作共赢将成为现时代的重要趋势。因此，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必然成为国家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各国意识形态调整的重要方向。“仅仅一味地依赖传统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用回避甚至对抗的做法来保障和巩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闭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12)为此，意识形态对话平台的建设应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坚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推崇在异质中求融合，在不同中谋共生。所谓共赢共生，指的是共栖共存的生存方式；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互利共生的相处之道。 事实上，谋求共赢共生的前提是认清主流“声音”与非主流“声音”的关系。尽管我们将意识形态冠以主流和非主流的名称加以区分，但并不代表非主流的存在一定是有害或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往往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这就决定其能够产生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个性化差异对国家发展来说往往具有重要意义。当我们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时，后者甚至可以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思想养分或有益启示。可见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非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合作关系。一言概之，时代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兼容并蓄，对话平台建设就必须着眼于把握共赢共生的发展原则，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不同的“声音”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4.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面对复杂国际局势时，尤其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的图谋，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实现主动发声是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建设的重中之重。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来的“软性的同化权力”与军事上体现出来的“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13)。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在于掌控话语权，“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14)。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归根结底还是话语权的较量，“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本质上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效能，即有效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丧失，更谈不上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15)。一套经精心建构的话语体系可以蕴含巨大的潜能，既可以为统治权力排忧解难，又可以像“武器”一样在他国精神领域“攻城拔寨”。总起来说，话语权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以话语为载体的表象，国家话语体系必然映射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内容，国家话语权之争主要体现为国家间意识形态之争。如今，凭借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位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国际上建立起强大的话语体系，并经常针对我国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用饱含西方价值判断的语言进行分析、解读和评述。其根本目的就是企图混淆国际视线，左右公众对中国国际形象的看法与认知，让我国人民、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日生怀疑，对中国发展模式产生动摇，对中国前进道路失去信心，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终极目标。 为此，我们需要通过话语权的提升，利用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实现自我价值的主动宣传，在国际舞台上全面准确地阐述中国价值观，让谣言不攻自破，让国际社会更加公正、客观地评价中国，从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营造宽松的国际生存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对话平台建设视阈中的话语权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但涉及政府、民间团体、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而且事关渠道、方式和价值观等多种因素。这就需要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对中国话语权塑造进行整体推进和顶层设计，从而形成科学有效的机制。一言概之，话语权的塑造需要发挥多主体的联动力量。即合理、平等、宽容地给对话平台的主体以更多的话语权，发挥政府、智库、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强大合力，建立由官方渠道、民间交往以及大众传媒构成的全方位、广平台、多介质的传播渠道，充分整合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优秀资源，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利用对话平台在更广更多更高层次的舞台上发出中国最强音。 总之，对话是时代发展的诉求，对话平台建设更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之举。但必须强调的是，坚持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是我们的愿望。而要使之成为可能，就必须以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作为后盾。没有实力基础，没有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正确的战略应对，人家就不会同你进行平等的“对话”。所谓的“对话”是指那些可以沟通、能够交流、需要理解的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话语互通，强调的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话语行为。这里所讲的“平台”绝不是无本之木，真正具有协商对话功能的平台，其构筑的基础是对话各方根本利益关系的相容性和一致性，至少是要达成某种可接受的利益妥协，才具备柔性的、宽容的与和谐的社会功能。 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其强大的经济优势和文化软实力，寻求在全球范围的文化霸权，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颠覆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国内敌对势力借助于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凸显的特殊历史时期，鼓噪、宣扬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有这些，无疑突破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所不容。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对话平台”就必然失去柔性的、协商的性质，而只能是刚性的、批判的对抗性质，换言之，作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有益尝试，对话平台的开放对象和范围并非无限制，对于国内外那些在根本利益关系和根本政治价值上没有调和余地、甚至根本对立的话语系统、价值诉求和社会思潮，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勇于批判、敢于亮剑，以赢得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 注释： ①邱柏生：《论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江汉论坛》2013年第10期。 ②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2页。 ③沈成飞：《对话与大众化：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认识的一个新视角》，《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6期。 ④谭芝林：《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捍卫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学刊》2012年第3期。 ⑤[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佛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⑥王庆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94页。 ⑦王玉萍、黄明理：《价值共识及其当代意义》，《求实》2012年第5期。 ⑧顾肃：《信仰多元化时代的宗教冲突、宽容与对话》，《学术界》2008年第6期。 ⑨ 桂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公民文化建设》，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⑩南德庆：《文化、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概念辨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1)程恩富：《意识形态对立并未真正弱化》，《红旗文稿》2013年第12期。 (12)袁三标：《试论多元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构建》，《天府新论》2010年第2期。 (13)[美]约瑟夫·S.奈：《硬权力和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 (14)张国祚：《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求是》2009年第9期。 (15)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