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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1)06-0154-05
一个学科的“灵魂”，是攸关学科方向、功能定位的根本问题。中国领导科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产生以来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其灵魂性的东西始终探究不足。笔者在对领导科学发展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对领导活动的“员魂”，即其理论内核、基本精神、根性的东西进行一些深入思考，力图使领导科学的理论基础更扎实、学科特色更鲜明、学术生命更旺盛、实践功能更强大。
一、领导科学之魂的缺失
一门社会科学的“灵魂”，是指这门学科中最具根本性、独特性、灵动性的思想或内容，攸关这门学科的方向、功能定位及生命力的强弱。例如，哲学是有灵魂的，哲学的灵魂是世界观、方法论。哲学通过揭示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本质和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基本观点和方法。管理学是有灵魂的，管理学的灵魂是效率。管理学通过研究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为管理者提供合理地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的方法、技术和技巧，帮助管理者以尽量少的资源而尽可能多地完成组织的预期目标。政治学也是有灵魂的，政治学的灵魂是权力与社会关系。广义的政治学通过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使政治统治者对社会更好地进行统辖和治理。而领导科学的魂在哪里？30年来，领导科学的概念、框架、体系得到了迅速发展，领导科学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领导科学的实践指导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它启发了广大领导干部对科学领导的重要性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盲目决策的可笑与可怕，认识到科学领导要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加强了对领导活动科学规律的理性思考，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广大领导者更加科学、理性的领导下有了更好、更快的发展。然而一门科学的灵魂性的东西不是用文字、框架堆出来的，静心反思发现，我们对领导科学的基本精神、理论内核，即其灵魂的东西挖掘得还不到位，学术研究的内容、方法和价值取向往往游离于管理学、政治学等相近学科之间，缺少自己的独立的精神和本色。根性、灵魂性的东西的缺失导致我国领导科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学科方向不够明确，价值取向飘移不定，学科基础不够扎实，灵动性缺乏；在实践指导作用方面还局限于表层的实用性，没有达到对领导实践规律的自觉尊重，远未触及领导者的灵魂深处。
上述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术”多“道”少
这里讲的“术”，主要指领导方法、技术或技巧；“道”，主要指领导活动的原则、方向、规律。所谓“术”多“道”少，是指领导科学在研究内容上存在重方法、技术或技巧研究，轻规律、原则、方向研究的倾向。在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领导活动与管理、政治统治等活动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着重于对组织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的引导。领导活动的这一社会职能决定了领导科学要着重于对组织和社会发展目标、方向、原则、规律的研究。然而当前我国领导科学研究成果中，大量内容是围绕领导方法、技术、技巧的。如领导决策、用人、激励、协调的方法、艺术、技术、技巧等。而领导活动的方向、原则、规律等方面的内容不太充实，甚至被虚化、泛化。即使有这些内容，也往往是缺它不行，有它无用的点缀。注重方法、技术、技巧的研究，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组织绩效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决策、用人、激励、协调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领导科学研究如果只限于研究这些问题，极容易有与管理学抢滩之嫌。非但无益于提高自己的学科境界，反而容易失去本学科的基础和特色。不可否认，领导活动与管理活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管理活动中研究的决策、用人、激励、协调等内容也是领导者需要研究的，领导方法、技术、技巧也是实现领导目标，提高领导效能的“桥”和“船”。但是从领导的视角研究这些问题与从管理的视角研究这些问题是不同的。管理学以提高组织效率为目的，更多地从方法、技术、技巧层面提高管理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领导科学应以引领组织、社会的正确发展道路和方向为宗旨，着重研究领导者在决策、用人、激励、协调等社会职能中应遵循的原则、方向、规律。“道”是“术”的根基和源头，离开了领导活动的基本法则和规律，过多地去研究领导活动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只能启发领导者的一些小聪明、小作为，无益于帮助领导者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境界。
(二)“有”多“无”少
这里所讲的“有”，是指现实、自我；“无”，是指顺其自然、无为而为。所谓“有”多“无”少，是指领导科学研究在价值取向上过于强调领导活动的目的性(如绩效、政绩)、过于注重领导干部的个人成长；而引导广大领导干部尊重自然法则，弱化个人政绩、强化组织与社会发展；弱化自己、强化公众；弱化主观、强化客观方面的内容不够充实。领导者与管理者、党政干部既有同一性，又有很大不同。任何一位管理者或党政干部都同时具有组织管理和领导职能，但不是任何一位管理者或党政干部都能称得起是一位领导者；领导者不一定必须拥有管理的权力和职能，仅凭拥有权力和地位也不能使一个人成为人们拥戴的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执掌过权力，却成为无产阶级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华盛顿无论当不当美国总统，都是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精神的坐标。领导科学如果不致力于揭示领导者的特殊品质，不致力于向领导者灌输一种宏大感，不致力于提高领导者的精神境界，而是局限于将拥有职位和权力的各级各类管理者或党政干部当做领导者和作为自己的研究和服务对象，并更多地迎合这部分人自身成长的需要，将职位的升迁、权力的扩大、政绩的显赫作为领导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就会极大地影响领导科学的普适性，使领导科学成为趋媚于各级各类管理者或党政干部的“官学”。
(三)“知识”多“智慧”少
知识是人们在实践中通过识别万物实体与性质的是与不是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知识通过概念的联结组成体系，帮助人们对万事万物进行认识。智慧则是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洞悉、领悟。智慧不同于知识，知识靠学习，而智慧靠感悟。所谓“知识”多“智慧”少，是指我国领导科学注重知识层面的研究和普及，而在启发领导者洞悉自然法则、尊重天道人道、提高领导智慧方面有所忽视。领导活动是对组织和社会发展目标和方向的引领过程，而对组织与社会发展目标和方向的探索和引领不能仅靠现成的知识，而要靠领导者的智慧。释迦牟尼凭智慧悟了“空”成为觉者；老子凭智慧悟到了“道”成为智者；孔子凭智慧悟到了“礼”成为圣人；马克思凭智慧揭示了物质不灭及其辩证发展的规律，预见到人类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从而成为伟人。这都不是靠人教，而是凭借这些觉者、智者、圣人、伟人的智慧感悟而获得的。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懂科学也不一定有智慧。领导的智慧不是靠人教的，而要靠领导者凭自己的智慧去感悟。领导科学如果只是着眼于知识层面的问题去研究和普及，而忽略启发和引导领导者提高智慧，就会降低其社会功能。
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以下方面：首先，我国领导科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产生至今只有近30年的成长历史，要求仅有30年成长历史的领导科学今天就达到科学完善的理想水平是不现实的。其次，从我国领导科学的生成看，我国领导科学因总结“文革”等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决策失误而生，从其产生就与政治密切相关。我国领导科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及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思想，而这些领导思想主要是政治领导的内容。我国领导科学借鉴和传承的中国古代领导思想也都是关于如何进行政治统治的。以上这些都必然使中国领导科学具有浓重的政治或“官学”色彩。此外，我国领导科学在创立之初还借鉴了西方企业管理学中有关领导的内容，而西方企业管理学的价值取向偏重于效率和利润，其主要内容大都是一些具体的管理方法、技术和技巧，也难免存在重绩效、轻价值；重技术、轻智慧等问题。我国领导科学的学科定位受西方管理学的影响。第三，从领导科学研究者队伍自身看，一是由于领导科学研究队伍的流动性太大，致使对一些基础性、根本性问题的研究缺乏传承；二是领导活动是具有高度综合性复杂性的社会实践活动，领导科学研究者需要具有多学科的理论功底和领导实践经验，一些学者理论功底的单一和实践经验的缺乏导致领导科学的研究缺乏应有的高度；三是对领导科学的基本性、灵魂性东西的探索需要研究者耐住寂寞、戒除浮躁、静心思考，但在名与利的诱惑下，一些学者不甘寂寞、过于浮躁，忙于抢滩占点、著书立说，忽视了对领导科学的根本属性、基本精神的探索，致使其研究成果根基不牢、灵性不足。
二、领导科学之魂的定位
经典作家说过：生命之树长青，理论总是灰色的。要使理论具有生命和活力，理论就必须回归生活。人类社会领导活动实践是领导科学的生命源泉，探索领导科学的魂和内核，必须研究领导活动中的最具根本性的要素或问题。什么是领导？什么样的人才能领导？领导者应该怎样领导？这三个问题是领导活动的根本问题，也是领导科学的魂系所在。
(一)什么是领导
什么是领导？这一问题是对领导活动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精神的探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领导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领导科学的学科基础。领导活动是人类社会极具能动性的一种高级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实践活动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以不同的方式整合起来共同推进着组织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领导活动的表现形式及人们对领导活动的认识是不同的。
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人们对领导的认识是局限于权力的，认为职位和权力是领导的前提、核心、关键。领导者依靠职位和权力才能领导；被领导者在权力面前只能被动地服从。这种认识是人类早期对“领导”的看法，同时也是影响人们对领导活动本质的认识时间最长的一种领导观。然而这种认识是模糊的，不确切的，没有说明领导活动的特殊性。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领导活动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领导是以领导者的影响力为前提的，领导活动是领导者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在被领导者自觉追随的基础上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能够使被领导者对领导者服从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领导者自身的品德、学识、才能。职位和权力的影响力不是使人自觉服从的影响力，只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强制性制约力，是有利于领导者扩大影响力的一个辅助力量，一个客观平台。靠权力和职位领导，有职位和权力时一个人可称为领导者，没有了职位和权力时他就不是领导者了。而具有强大影响力并获得人们自觉追随的人无论是否拥有权力，都可称为领导者。在领导者影响力作用下进行的领导活动的成效仍然主要取决于领导者，但被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凸显。在后工业社会，整个世界呈现出高度开放和高速发展的态势，人类实践的空间越来越大，领导活动涉及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无论是靠权力维系的领导，还是靠领导者个人影响力运行的领导都显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任何“英雄”人物只凭借自己的能力都难以把握社会的发展形势和规律。随着传统领导的无效和民主化潮流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领导”不意味着权力和职位，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人人都看得见、学得会的实践。即领导是一种责任，一种可以学习的能力。
可见，领导活动是一个特殊的实践过程，她有着社会实践的一般规定性，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品质，揭示领导活动的本质属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领导活动方式和人们对领导活动本质认识的不同，应该得出这样的认识：领导不同于管理，它不是以利润、效率为中心的；领导也不同于政治统治，它不是以权力为中心的。领导活动是高于一般的管理和政治统治的社会实践，利润、效率只不过是领导活动成效的一些具体体现。领导活动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人心的凝聚、引领和组织与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领导活动是能够代表、凝聚和引领人心的领导者在被领导者的自觉追随下，遵照自然法则，实现他们的共同理想的过程。领导者代表的是哪些人的意志，引领人们朝哪个方向发展，决定了领导活动的性质和最终结果的不同。代表社会多数人们的需求，凝聚人心所向，引领人们实现共同愿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维系人类社会持续而健康发展，是领导活动的基本法则，也是领导科学的基本精神和灵魂。
(二)什么样的人才能领导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集中反映领导科学的价值取向和学科定位。因为领导者是联结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纽带，是着眼现在、把握未来的主导，领导者是领导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因素。古今中外的领导者、思想家无不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西方国家古典领导思想中对领导者的认识一为“伟人论”，即认为领导者或大人物天生就有某些优于一般人的特质；二为“时代精神论”，即认为在某一时期内，当人们有某些需求，并需要某人为他们服务并满足他们的需求时，领导者便因此产生。进入工业社会以后，西方的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运用实证方法，对什么样的人能成为领导者，如何甄选出高效能的领导者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领导特质理论。他们将与领导有关的个人特质归纳为：个性、能力、成就、责任心、社会参与、社会地位、领导欲望等多种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领导者魅力的研究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西方学者认为，在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对追随者产生深远影响的领导者的人格力量或魅力是领导活动得以成功的重要素质。魅力型领导者的主要素质包括能否感知事物运行的规律，认识到现存秩序的缺陷，并能提出如何克服这些缺陷的设想；善于言辞，能通过语言恰当合理地向公众宣扬自己的主张，并影响追随者的需求层次；注重形象塑造和高度自信。在我国，无论是古代思想家还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思想家都将“德”与“才”作为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所不同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的领导者和思想家对“德”与“才”的具体解释不同。此外，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德”与“才”的关注程度也有所不同。在以人治为主的长期的封建传统社会，人们对领导者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更为关注，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直至改革开放前，老一辈革命家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也往往是“德”胜于“才”。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更加关注政绩、实效，因此对领导者的“才能”越来越重视，有些人对领导者的才能的看重甚至超过了品德。
纵观古今中外人们对领导者素质的认识可以看出，领导者确实应当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品质。领导者与普通人的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必须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作为一个领导者，特别是兼具管理职能的领导者，他们所从事事业是最不超脱的。提出发展目标、满足人们需求、平衡各种关系、分配各种资源都是不超脱的事情。领导者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比别人更多地面对各种功名利禄的诱惑，更是不超脱的事情。做好这些事情固然需要领导者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领导者的觉悟和境界。领导者只有能够具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做好入世的事业。天、地之所以永存就是因为它们孕育了万物却从不与万物争利；水之所以源远流长就是因为水能滋润万物而始终保持平静。这是最完善的人具备的上等的德行，也应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德行。平庸的领导者与杰出的领导者最大的差别不在于能力、权力而在于境界；导致他们最后的命运和结果的不同也主要不取决于其个人的能力、权力而取决于觉性。一个心境浮躁、满脑子想的是自己如何轰轰烈烈、出人头地、声名显赫、光彩照人的人不会有一个崇高的领导境界，也不会当好一个领导者。
一个能以出世的精神做好入世的事业的领导者在个人修养上应该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即在自我修养上他们能够从外在的功名利禄中解脱出来，注重自己内在的人格修养，塑造大爱、无私、豁达、谦虚、自律的优良品格，从而养成“出世”的境界。而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方面，领导者又应该是“向外而不是向内的”，即一事当前，他们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出发；在处理上级和群众关系的时候眼睛向下而不是向上，更多地顾及公众的需求而不是上级的偏好；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利益关系的时候，想得更多的应该是他人而不是自己。现实社会充满诱惑，领导者与名、利、色太近了，与世人的需求、各种利益关系太密切了。领导者如果没有很高的觉性和境界，不具有大爱而是偏私；不讲奉献而只顾索取；不为民众只去媚上，就不可能做好入世的事业，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三)领导者应当怎样实现领导
这一问题探讨的是领导活动的方式，即领导者如何实现领导的行为模式。领导方式是实现领导的中介和桥梁，集中体现了领导活动的特殊属性，并极大地影响领导活动的成败。因此，探寻领导活动的灵魂，不可能不研究领导活动的特有方式。管理者进行管理要靠职权、能力、知识、技术；行政人员履行职责要靠权力、政策、权变。职位、权力、技术、技巧、政策等等在领导工作中也是需要的，但这些不是实现领导的主要因素，领导者实现领导主要地要靠智慧。对于领导而言，职位和权力仅仅是一个工具，是进行领导的辅助力量；知识、技术、技巧、权变也不过是一些小聪明。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只能处理一些具体事务，而拥有大智慧才能做大事业。领导活动的最高目标是促进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这一最高目标的大智慧是遵从万事万物共有的法则，这一领导智慧在领导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包容、无为和开放。
“包容”，是指领导者要有博大的胸怀。领导活动既要维系和推动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又要维系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领导活动的这一特点和性质，决定了领导者要有极大的包容性。一方面，要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需求、利益、爱好、能力、志向等等又各有不同。这就要求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既要包容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又要包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既要实现本阶级、本民族的利益和意志，又能兼顾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意志。另一方面，要做到对自然万物的包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赖于自然万物的滋润和养育，因此人类必须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人类如果仅仅为了自身的发展而破坏自然界的和谐，就难免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最终人类社会也难以持续发展。因此领导者除了对人的包容外还要有对自然万物的包容，仅顾人类自身和当代人的需要而无理性地对自然资源进行灭绝性的索取，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最终使人类社会不能得到持续发展。包容是领导活动的客观要求，是领导者的基本品质，也是领导活动的基本方法。历史证明，领导者有多大的包容性就能从事多大的事业。那些为人赞赏的成功的领导者，无一不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那些缺乏包容性的领导者，则无一是成功的。
“无为”，是借助了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观点。无为不是让领导者无所作为，而是让领导者按自然规律办事，尊重自然、尊重民众，不把自己的认识和私利强加给社会、公众乃至自然界。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这段话阐释了领导的最高智慧。在此，老子把领导分为四个境界：“侮之恨之”的腐败领导；“俱之敬之”的权威领导；“亲而誉之”的有为领导；“不知有之”的无为领导。其中最高层次的领导为“太上”，如尧、舜、禹，他们不去人为地搞乱人们的生活秩序，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民群众；他们不轻易发号施令，给予群众和下属最充分的发展空间，群众甚至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事情圆满成功后所有的人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这种领导使群众和下属有机会实现自我的生存价值和社会责任，从而使领导遵从了人道；这种领导也不把人的意志强加给大自然，由于能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因而顺应了天道。
“开放”是指领导者要敞开思维，打破条条框框和旧的规章制度，通过创造和变革，不断地把人类社会引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对组织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引导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对组织和社会发展方向、目标的引导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一般的管理可以具有重复性、常规性；而领导活动特点是非常规性、非重复性的。领导活动就是在发展方向和目标不断地发现与创新中推动人类社会与组织持续发展的。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和组织发展与创新的领导者必须具有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开阔的思维空间，这样他们才能敢于突破和超越原有的框架和制度，才能够创新；他们必须有对民众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大爱，这样才能具有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勇于创新和创造的激情。毛泽东怀着对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又不唯马克思主义，创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邓小平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又不将之奉为教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华盛顿怀着对美国人民的热爱和对美国未来长远发展的责任与他的战友一起创立了适合美国国情的三权制衡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是教会领导者开放性、创造性领导的经典范例。
包容才有博大；无为才有高效；开放才有创新。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把握住这些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才算把握了领导活动的基本精神和灵魂。
综上，什么是领导、什么样的人才能领导、领导者应当怎样领导是领导活动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探索领导科学基本精神和灵魂的主线。领导科学要真正地使自己成为让人博大、使人觉悟、教人高远的科学，就必须牢牢地以此为根基和主线，挖掘出这三个基本要素中的精神内核，才能真正找到领导科学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