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化、社会整合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转型期论文,社会稳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 ）”是当今社会科学界普遍使用的一个热门术语，其基本内涵就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但在社会学中，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其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且这种转型的实现往往不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手段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但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术论述中，“社会转型”期常被用来指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的时期，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尤其是特指对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时期。很显然，这只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转型的，其产生的语义背景正是当代现代化的生动历史实践。（注：笔者认为，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转型，一切社会形态的飞跃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转型，如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转型，都有一个转型期。但本文对社会转型的理解和分析主要从狭义的角度进行。有关社会转型的理论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郑杭生教授的论文《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 期）及著作《转型中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有关文献。）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加速转型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整合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的快速转变。而在此之前的140年间， 中国社会结构尽管总的趋势是在由传统的农业型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型社会方向变迁，社会结构的分化也在逐步发生，但整个社会结构却仍然处在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状态。这种整合型的社会状态无疑在维护社会稳定上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分析所指出的，传统性社会和现代性社会实际上都是相对稳定型的社会，而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却滋生着动乱。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整合型的社会在维护社会结构超稳定状态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而这无论如何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转型要求的。
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social construction ）的组成实际上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它可以由水平方向的类别参数和垂直方向的等级参数来加以规范。而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就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The Professionalization）的过程。与社会结构的构成相适应， 社会分化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群体的类别增多；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而社会整合是针对社会分化产生的异质性超越原有的规范而提出来的，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整个人类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正是转型期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根本动力，社会结构愈复杂，社会异质性程度愈高，社会分化与整合就愈频繁。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得以进步和发展的，所不同的是，在加速转型期，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任何时期都要深刻，以致社会整合常常难以适应它的变化而使社会出现“断裂和失衡”现象，而这正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社会问题大量涌现的根本性原因。
二
社会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其一般表现为社会结构要素的增多、数量的扩大、社会结构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功能的专一化。在加速转型期，我国政治、经济的改革极大地震撼和冲击了高度整合的传统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作为由各结构要素构成的一个静态概念，其结合往往是相对恒定、协调和均衡的，但在社会分化不断发生的加速转型期，由于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结构要素之间这种恒定的关系不复存在，分化与整合之间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从而导致社会稳定难以持续维持，大量非稳定因素产生。（注：程超泽：《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非稳定性》，东京：《中国研究》，1998年春季号，第9页。 ）具体来说，在转型期，我国传统社会结构无论是在水平方向上，还是在垂直方向上都发生了迅速的分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领域的分化。政治、 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的分化是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大分化的背景和前提。加速转型期以前，我国是一个低分化高整合度的社会，且这种“高整合度”主要是靠国家对社会采取强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来维持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也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因此，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形成了很强的同质性。在加速转型期，随着社会分化的加深，社会分工的细化，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逐步从政治领域中分化出来并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政治领域本身也不再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而以履行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职责，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这样，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由“大一统”向各自独立承担的功能分化，并为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打下了基础。
2、区域分化。区域分化主要表现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取的是由东向西的梯度开发战略，东部广大地区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经济社会一直处于领先的发展地位，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发展却相对缓慢。不仅如此，其发展的差距也越拉越大，以东、中、西部的农村地区为例，表现在人均纯收入上，以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作标准，1997年东部、中部、 西部三者的比例为1∶0.75∶0.63，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北最低， 且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区域分化显得越来越剧烈。（注：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此外， 根据有关部门对农村调查的数据推断，现在全国80%农村的农民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这也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不同地区的确差异很大。不同区域间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分化也是如此。
3、阶层分化。 加速转型期社会分化最为剧烈的莫过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分化。长期以工人、农民、干部为主体的三大身份阶层在转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出现了诸如农民身份的工人和农民身份的干部、工人身份的农民和工人身份的干部、干部身份的工人和干部身份的农民等身份与职业相背离的边缘性群体。这种边缘群体的出现正是社会分化的直接结果，他们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将会使其缺乏稳定而长期的预期，在丧失原有的文化价值和组织归属地的同时，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游民化”的状态，从而对整个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改革开放20年多来，不断增长的城市外来民工的违法犯罪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4、组织分化。进入加速转型期之后， 社会组织结构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其结构模式多样化，异质性十分明显，尤其是原来中央控制社会的权力逐步向地方和部门组织转移后，加强了后者的封闭性，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它们既无力担当起在新的基础上整合社会的功能，又加剧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党的基层组织削弱，使已经解体的传统社会群体，包括宗族、种姓、宗教等团体重新聚合，且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不断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区帮会组织不断勃兴，流氓、娼妓、乞丐等次生社会集团重新滋生，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5、利益分化。在加速转型期，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 各类利益主体的自主权也在不断扩大，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社会分化产生的许多利益群体和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会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而利益的分化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企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不仅如此，利益分化还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例，1998年城乡收入差距由上一年的2.46倍扩大为2.54倍，比1990年的2.2倍扩大了0.3倍，又接近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2.6倍的水平。
6、观念分化。 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则是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增加和蔓延。而这种观念与心理上的分化和冲突，将成为加速转型期农民行为越轨和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思想基础。（注：阎志刚：《社会转型与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社会结构的分化使整个社会成为具有许多层次的多元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又由许多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权力以及担任一定职责的社会群体组成。毫无疑问，社会分化在促使社会结构功能更加完善、更加充满活力的同时，也使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从而给社会稳定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总的来说，社会分化对我国社会稳定施加的影响可能有：一是动摇传统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转型期以前，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高度刚性且具有很大同质性的封闭型结构，这种封闭型结构具有顽强的超稳定性，而社会分化的不断产生势必打破社会结构的封闭局面，动摇社会的稳定性。二是引起社会地位群体的重新排序。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将会促使一部分新的地位群体因成为社会的突生力量而对社会现有的制度结构和组织状况提出新的要求，这种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便会形成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注：张雷、程林胜等著：《转型与稳定》，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三是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交换规则。 在社会分化中，社会规范作为社会结构制度化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得到分化瓦解，且在实际分化过程中，其往往要慢于社会结构实体要素的转化，这样便必然会出现新旧规范的冲突与脱节，反应到社会实践上便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相对混乱和无序。四是分化的不均衡性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社会分化并不是与社会结构要素同步同时发生的，它们具有一定的异步性和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还得不到有效整合的话，便会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出现，从而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障碍因素。
三
社会分化会引起社会非稳定性的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秩序的动荡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因为社会分化的过程本身也可以孕育着新的交换模式的建立和新的整合方式的出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的实质是要摆脱不发达状态，以逐步实现现代化，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和重新整合并逐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并冲破已成定势但往往僵化、停滞的社会结构，以促使新的社会结构要素不断生成。这就需要对已经分化了的社会结构不断进行社会整合。
然而，加速转型期以前，国家对社会采取强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在牺牲社会的活力和自主能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并没有获得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同步效应。进入加速转型期后，我国社会呈现出了高分化低整合的特点，在社会分化快速发生的同时，社会整合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和弱化，其主要体现在：
一是社会分化和社会变动的加速使得传统的社会整合力量不断弱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伦理型社会，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民俗民风一直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力，能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但这种整合力的发挥是以家庭、家族、社区为实现单位的，且是一般建立在高度同质性的社会环境中。在加速转型期，因社会分化促进了社会异质性的增加而使传统社会整合力的发挥丧失了社会基础，传统整合单位的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弱化或发生变动，这无疑从整体上削弱了社会整合的力度，动摇了一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致使社会中大量违德违法行为急剧增长。
二是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整合能力却在不断下降。加速转型期以前，国家通过组织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行政领导的方式，实现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这种整合是建立在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是以实现政治整合为中心任务的。因此，整个社会成员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社会稳定。但进入加速转型期以后，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传统的组织管理系统松弛化，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明显下降，致使社会整合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以旧的政治整合型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开始松弛化，整个社会整合的作用和能力不断下降。以农村为例，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新的农村行政组织并未起到强有力的社会整合作用，致使农村社区无序行为大量增加。因此，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在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尚未形成之前，在全社会不断培育各种有影响力的社会稳定组织和设施的同时，继续赋予政府以相当的权威，对于正处于加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三是由于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并安全运作，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交接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空白环节。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快，传统的、旧的社会整合力量在不断弱化，而新的整合机制又一时难以形成，这种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异步性必然会造成交接过程中的“空白环节”，从而导致大量社会失范现象的出现。如前面提及的农民内部分化中产生的农民身份的工人，其既不为农村社会所整合，又不为城市社会所整合，他们只能以“边缘群体”的身份在城乡社会的夹缝中生存，势必会产生一种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不满情绪，其一旦生活无着落，便会采取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其实，当前我国大量非稳定因素的潜伏和涌现，无不与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不适应、相脱节有关，这也正是威胁我国整个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制度性根源所在。
无论是从维护社会稳定还是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来看，社会结构的快速分化对社会整合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建立新型的适应社会分化要求的社会整合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然而，社会整合的类型和模式有许多种，作为传统社会分化中的整合方式，一般来说有三种，即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制度性整合是指运用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条理化和合法化梳理，使其纳入统一管理和控制轨道的整合，其具有强制性和契约性特征。功能性整合是从统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化分工出现的职业异质性而进行的整合，它是在市场引导下的自发过程。认同性整合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思想性整合，目的是让人们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可见，这三种整合在转型社会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独立存在，并分别从社会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三个方面对社会结构分化进行全面整合。（注：黄玉捷：《社区整合：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郑州：《河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当前，中国社会整合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强化功能性整合的同时，不能放松制度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建构，以避免社会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所产生的周期性振荡和结构性障碍。
总之，转型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是一项伴随着危险与机遇、失范与重组的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快速分化的条件下，无论我们采取哪一种类型和方式的社会整合，要想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条件下，适应加速转型中社会分化的需要，就必须建立起具有系统化、组织化和民主化的新型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积极引导、控制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使之达到合理有序、相互衔接、良性循环的状态；另一方面又能促进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以保证在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努力维护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