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创造人”的讨论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劳动创造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但是，对于这个基本观点，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一部分学者基于生物学的理由，认为“劳动创造人”这个命题不能成立；另一部分学者则置生物学的发展于不顾，坚持认为劳动是从猿到人的生物进化的依据。我们认为，这样长期在同一水平上重复两种对立的观点，不仅妨碍了历史科学自身的发展，而且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现在应该并且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求得科学的统一的认识，这就是：劳动创造人的生物学论证不能成立；劳动创造人的科学论断不能否定；劳动创造人的科学含义应该重新界定。
一、劳动创造人的生物学论证不能成立
无须讳言，恩格斯曾经运用“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遗传”的生物进化理论来论证“劳动创造人”这个命题。他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论文，就是要证明劳动是从猿到人的生物进化的动力和依据。他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达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及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1〕沿着这条思路，恩格斯论述了劳动对于促进语言器官、思维器官和感觉器官进化的重大作用，从而为“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这个命题作了生物学的论证。然而，这种论证所依据的生物学原理至今未能得到证明。相反，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却反复证明：生物的性状特征及其遗传和变异是由生物的遗传基因内在决定的。
自1980年以来，我国理论界不断有人指出现代生物学否定了劳动是从猿到人的生物进化的动力和依据的观点，如赵寿元、郭华庆、龚缨晏等。但是，他们的著述似乎没有引起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和足够重视，另一些学者仍然坚持用“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遗传”的生物学观点来论证“劳动创造人”。李秀林等人编著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具有权威性的，这部教材说：“这种本能式的劳动反过来促进了手和脚的专门化发展，使前肢更灵活、更精巧了，逐渐使猿‘手’具备了变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手的可能性。”〔2〕尹淑媛等编著的《生物科学发展史》虽然全面介绍了各派生物学的基本观点和发展现状，但是在人类起源问题上还是肯定了恩格斯的论证方式和观点。该书写道：“恩格斯极其精辟地论述了劳动影响思维器官、劳动器官、语言器官的发展，最后发展成为完善的现代人。”〔3〕李难编著的《进化论教程》也认为：“森林古猿被迫下地后，不得不使整个体质形态向人的方向发展。”“前肢（手）的解放促进脑和感官的发展。”〔4 〕这种置生物进化规律于不顾而坚持把劳动作为从猿到人的生物进化的动力并决定进化方向的观点和论证方法，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反，它只能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
所谓生物进化的规律，亦即生物的遗传与变异规律。在生物进化论的创建时期，有两个学派在不同的层次上反映了这个规律，一派是从宏观上反映生物进化规律的达尔文学派，一派是从微观上反映遗传与变异规律的孟德尔学说。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孟德尔遗传学的基本观点是，生物性状的保持或变异是由遗传因子的分离与组合规律所决定的。在当代，孟德尔遗传学发展为分子生物学，而达尔文进化论在吸收分子生物学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为现代达尔文主义，它们更深刻地揭示了生物进化的规律。这些规律的内容早已写进了普通中学的生物学教科书。例如，现在高中的《生物》教科书就指出：“有的变异是遗传的，有的变异是不遗传的。如果性状的变异仅仅是由环境条件引起的，而不是由遗传物质的变化引起的，这样的变异就不能遗传。例如，仅仅由于肥料充足而出现的穗大粒多性状，它们的后代就不能保持同样穗大粒多的特点。如果性状的变异是由遗传物质的变化引起的，那么，这种变异就能够遗传”。“遗传的变异有三种来源：基因重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其主要内容有四点：过度繁殖，生存斗争（也叫生存竞争），遗传和变异，适者生存。”这些学说都没有为“劳动创造人”提供生物学的依据。恰恰相反，生物学以大量的事实和实验证明：生物的行为只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并不是生物进化的原因。劳动也是一种生物行为，它也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物进化的根源。
我们知道，在人类形成之前，动物的神经系统的进化是十分明显而有规律的，这就是从网状神经系统到梯状神经系统，再到节状神经系统，然后是脑脊髓神经系统，脑的重量越来越大。狗的脑重是脊髓重量的5倍，猿的脑重是脊髓重量的15倍。这些进化全然不需要用动物的行为来解释，为什么从猿脑进化到人脑就要用劳动来解释呢？同样，动物身体由水平方向到竖直方向的发展、四足类动物的手足分化趋势，在人类诞生之前就表现得十分清楚。某些水生动物进化为两栖动物，某些两栖动物又进化为爬行动物和鸟，某些爬行动物进化为哺乳动物，某些哺乳动物进化为灵长类动物，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趋势，就是身体由水平方向向竖直方向的演变。直立行走、手足分化是这种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猩猩在大部分活动时间里都是直立行走的。这一切都不需要用劳动来解释。
考古学证明：生活在距今400 万年左右的南方古猿还没有学会打制石器，但它们已经完成了直立行走、手足分化的生物进化。分子生物学又证明：生物的基本单位是细胞，而每一种细胞分子都有自己的进化速度，这种进化速度与生物的属性和所处的环境无关，每一种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它自身各种细胞分子进化的综合状态，是这种细胞分子进化的综合表现。遗传工程则更直观地证明基因重组是如何改变生物性状的。
简而言之，不论是用“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遗传”来为“劳动创造人”作生物学的论证，还是用“劳动创造人”来为“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遗传”作社会学的论证，都是不正确的。这已经不是深奥的学术问题，而是常识了。遗憾的是，我国理论界一部分学者似乎对这些常识缺乏了解或缺乏重视，仍然坚持劳动促进从猿到人的生物进化的错误观点和错误论证方法。因此，有必要开展一次进化论的再学习。
二、劳动创造人的基本原理不能否定
由于一些学者坚持用劳动来说明人的生物特性的成因，因此必然招致另一些学者的反驳，不过，这些学者在反驳上述观点的时候将“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也一起推翻了。这些学者又走到了另一个错误的极端。早在1981年赵寿元就认为：“既然‘获得性状遗传’是一种臆测的生物进化途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认为，“劳动创造人”的命题“难以成立”。〔5〕十年过去了，1992年郭华庆、张青棋二位又提出：“劳动创造人类”的观点渊于前苏联学者的断章取义，它根本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是一种“谬论”。〔6〕直到1994年，龚缨晏还说：“如果用‘劳动’或其它非自然的因素来解释人类的产生过程，如果认为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的起源是受到超自然规律的支配，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特创论，实际上否定了现代科学。”“‘劳动创造人’命题的生物学依据是拉马克学说，拉马克学说已被现代科学所否定。另一方面，‘劳动创造人’的命题也无法说明人类产生的问题。”〔7〕这些学者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人类起源问题，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纯生物学问题，而主要是一个社会学问题。研究人类起源，需要研究人类生物特性的起源问题，这是人类生物学的任务；然而，人类的生物特性并不构成人的本质。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是高出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仅仅只讲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只讲自然规律，那就无所谓人类社会可言；只有在人类是高于自然的一部分的意义上，才有人类社会可言。人与自然或动物的区别，不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而主要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
人的本质不在其自然属性和生物特性而在其社会性，这一观点早在远古时代就已被一些思想家提出来了。我国古代典籍《吕氏春秋·持君览》就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卫，肌肤不足以御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而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温弗能害；不惟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说过：“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既不是依据拉马克的进化论，也不是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依据人的本质在其社会性这一根本观点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叙述过他在1842—1844年间世界观的转变过程和达到的境界。他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移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8〕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历史不外是人类通过劳动而创造了人类的过程”的著名论断。〔9〕时间是1844年。1845年， 马克思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他们在书中写道：“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1〕“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2〕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论述了人与劳动的关系，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类”的命题，提出了劳动是人和动物相互区别的标志的思想，提出了劳动是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思想，但这里丝毫没有“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遗传”的生物学假说的痕迹。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以后十余年才问世的。
“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它与实践的观点、生产的观点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并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否定了“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就失去了从自然史过渡到人类史的中间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失去了连贯性和整体性。
当然，一个命题能否成立，并不取决于某个理论体系是否需要，而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人们否定“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又准备如何说明人类起源问题呢？其一是用“劳动选择了人”来取代“劳动创造了人”，如赵寿元、郭华庆等人所主张的。其实，这两个命题是等价的。对于两个等价的命题，否定一个而肯定一个显然是不妥的。笔者曾著文反驳了这种替代办法。〔13〕其二是用生物进化的一般规律来说明人类起源，如龚缨晏的《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所述。显然，这也是不成功的。它只能解决生物进化的一般问题，不能解决人类起源这个特殊问题。正如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在《元谋人》一书“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原始人类演化阶段的划分，不能仅仅局限在人骨化石的体质形态上，这虽是极为重要，但这并非是唯一的方面。在体质形态上，两个阶段的划分界限往往不是那么明确，尤其在过渡代表身上常有殊多困难，对于‘人’这个特殊物种来说，我们认为有必要辅助以文化性质，而后者又仅为人类所固有。”在我所知的范围之内，凡是肯定人的本质特征在其社会性的学者都是承认“劳动创造人”这个命题的；凡是否定“劳动创造人”这个命题的学者都只讨论人的生物特性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与某些研究哲学和历史的学者相反，古人类学家在研究人类起源问题上，几乎都选择了人的生物起源和人的文化起源两个角度，都不否定“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在其《古人类学》一书中强调指出：“人是唯一能真正制造工具（例如石器）并形成具有一定特征和传统的物质文化的动物。也是唯一依赖制造工具和文化作为生存手段的动物。这就涉及人类制造工具和物质文化的起源问题。”〔14〕英国古人类学家哥登·柴尔德将自己的专著取名为《人创造了自己》，他在书中将磨制石器技术的出现称为人类史前的大革命。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古人类学家的意见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至于恩格斯的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必须看到：第一，“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并不是这篇论文首次提出来的，而是早在1844年由马克思提出来的，如前所述。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大约写于1876年，前后相距30余年。它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第二，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试图把劳动与从猿到人的生物进化联系起来考察，并以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遗传”生物学理论为依据。现在看来，这个尝试是不成功的。第三，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实质上并不是为“劳动创造人”寻找生物学的依据，而是用“劳动创造人”为生物进化论作社会学的论证。正如尹淑媛所言：“达尔文学派的人类起源说，对于人类学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为人类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成熟的人类起源学，仅仅具有自然科学基础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社会历史科学的基础。”〔15〕恩格斯这篇论文的真正价值不在它正面阐述的劳动促进了人的生物特性的形成的思想，而在它所包含的劳动进化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重大意义的思想。
要言之，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是在劳动中形成和发展的。“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不能否定；否定了“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就无从正确说明人类的由来。
三、劳动创造人的科学含义应该重新探讨
一般地讲，生物的性状决定着生物的行为，而生物的行为并不能改变生物的性状；特殊地讲，猿的生物特性决定着猿的行为，而猿的行为并不能改变猿的生物特性。所以，猿的最初的劳动行为并不能促进猿的生物进化。那么，“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了解到：从猿到人的转变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这就是从猿到猿人，再从猿人到人。根据考古学的大量材料来看，从猿进化到猿人是以生物进化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过程；而从猿人进化到人则是以劳动进化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过程。猿，即类人猿，在生理特性上与人有明显的区别：脑量较小，通常在750毫升以下，能直立行走，但身体弯曲，行走缓慢，前肢经常拄地，爪趾甲圆厚，犬齿还比较突出等等。猿人则是体质形态基本完成了人化过程，但还没有以劳动为生存方式的亦人亦猿的动物。据周国兴介绍，“不少人认为，这个科学上被称为‘南猿’类的，才是原始人类最初阶段的代表，称得上名符其实的‘猿人’。”〔16〕在我看来，‘猿人’在体质形态上人化了，但在实质上、在生存方式上还属于猿，因而还不能作为“原始人类最初阶段的代表”。周国兴紧接着上段文字又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群体，既包含了虽未学会制造工具，却是最接近人的高度发展的猿类，也包含了虽完成向人类转化，但体质上尚接近猿的最原始的人类。”〔17〕实际上，“南猿”就是“猿人”，有人的形体，无人的实质。“劳动创造人”就发生在从猿人到人的进代过程之中。这是人类起源的关键环节。猿人的出现，为人类的诞生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脑容量较大，达750毫升左右，尔后又不断增大，确立了直立行走方式，手足明显分化，为劳动的进化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由于犬齿退化，爪甲演化为指甲，体毛脱落，产生了经常性劳动的需要，如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抵御猛兽、防寒等等。在以百万年计的漫长岁月里，猿人偶而利用石块、木棍等物作为工具的劳动行为，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强化，终于达到了打制石器和用火的境界，实现了从猿人到人的飞跃。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劳动创造了人”的含义不是劳动创造了人所特有的生物性状，而是创造了人所仅有的生存方式。
劳动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和进化的源泉，它创造了人所独具的强大的生存能力。从生物适应性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存能力是很微弱的：既无爪牙之利，也无羽翼之便，既无脱皮换毛之功，也无地藏冬眠之能。但是，人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分布最广的动物，完全是靠了劳动。本来，人的劳动是从猿人的劳动行为发展而来的，但是，只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的劳动才能充分体现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随着劳动工具的不断增加和不断改进，人的生存能力不断增强，人与动物的分界就日益鲜明。
与此同时，劳动创造了自然界中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关系，即主体和的客体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讲，是自然界孕育并产生了人类，人是被产生被创造的客体。但是，人又是明显高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不仅创造着一个新的自然界，而且在创造中是有自觉意识、主观意志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正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才能体现出人高于自然的本质特征。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种变化，是由劳动造成的。恩格斯明确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以他所引起的改变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和其他动物最后的主要区别，而引起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18〕
不仅如此，劳动还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的社会性也是从猿的社会性进化而来的，二者的区别在于猿的社会群体单纯是以性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而人类的社会群体则是以劳动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当然，人类社会群体也有性和血缘关系，但这并不构成人群与猿群的区别。人类社会的群体，正是由于劳动的发展而从家庭到氏族，尔后到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由于劳动，人与人之间才形成独特的经济关系、道德关系和政治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乃是劳动的产物。
意识，或者说自我意识，是人所独具的又一特征，造就这一特征的还是劳动。无疑人的意识也是由猿或猿人的意识发展而来的，当我们说意识是人所独具的特征的时候，许多科学家同时又在为“动物究竟有没有意识”作艰苦的探索。恩格斯曾经指出：“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19〕那么，动物的意识和人的意识的区别何在呢？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动物意识和人的意识的区别，就其形式而言在于概念的形成和运用，就其内容而言在于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的分化。概念是抽象思维的产物，是理性认识的开始。概念的多少是人的文明尺度。没有任何概念的意识很难说是人所特有的意识。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的分化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标志。马克思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0〕而造成这种区分的还是劳动。因为只有大规模地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才能实现和证实人的本质，使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1〕劳动就成了“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22〕
最后，劳动创造了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被视为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都是生产出来的，或者要通过活的劳动来完成，或者要借助于以往的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条件来进行。马克思早就说过：“吃、喝、性行为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23〕猿人继续人化的过程就是使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劳动化的过程，例如，从生吞活剥和茹毛饮血到火烤水煮，从赤身裸体到皮革裹身，从餐风露宿到筑室而居等等。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把那些发明用火、筑“巢”、织衣的先民奉为神和始祖，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创造，而且是一种历史写照。
一切可以视为有别于动物的人的特征都是通过劳动产生的，劳动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本质。
注释：
〔1〕〔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09—510、 517 、516—517页。
〔2〕《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84年版，第257页。
〔3〕《生物科学发展史》1989年版，第170、167—168页。
〔4〕《进化论教程》1990年版，第180页。
〔5〕《复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1期，第85页。
〔6〕《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9期第13页。
〔7〕《新华文摘》1994年第9期第7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1—82页。
〔9〕〔20〕〔21〕〔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96、97、38、94页。
〔10〕〔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24—25、25页。
〔13〕《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4期，第65—67页。
〔14〕《古人类学》1989年版，第3页。
〔16〕〔17〕《元谋人》1984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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