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中的南北差距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04-0029-06
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在传递风险，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犹在，眼下美国的经济衰退又构成了另一种全球效应；而伴随着全球化过程，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和贫富鸿沟还在扩大，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焦点问题。
一、伴随着资本扩张的全球化进程
19世纪中叶，欧洲工业革命的效果日益明显，火车、轮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加上“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这样一种资本冲动，“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用尽一切手段扩大殖民地，开拓世界市场，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P276-277)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言论被认为是有关全球化的最早表述。
资本主义一出世就把世界当成了舞台，并逐步形成了以资本积累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殖民主义者把那些资源丰富、居于特殊地理位置的国家（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1](P115)世界因此而被划分为宗主国（“世界城市”）和殖民地（“世界农村”），这就是今天南北问题的起源。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使用“全球化”这样的字眼，但他们已经洞见资本扩张是可以超越任何民族、地域和制度限制的。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了罪恶的殖民体系，一大批民族主义国家宣告独立，成为不发达或发展中的国家，同时新的殖民主义也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于现在不发达国家的入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某些作为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加速成熟，又以同样的力量阻碍了其他一些方面的发展。把这些受害国家以前积累的和现时产生的剩余的一大部分掠走，不可能不对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造成严重阻碍。把这些国家置于毁灭性的外来竞争中，不可能不窒息他们的幼稚工业。虽然商品流通的扩展，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贫困化，与西方技术的接触，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但这种发展极大地偏离正常的轨道，被扭曲和削弱，以适应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2](P231)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在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中只能沦为单一的初级产品供应地，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受到了遏制。
针对这种情况，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所谓“中心—外围”理论。在他们看来，不平衡发展是资本扩张的伴随现象，中心的工业国建立了为它们利益服务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提供原料市场的国家则形成一个广大的、参差不齐的边缘（外围）。资本通过对外围国家各种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不平等交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中心和外围之间的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严重分化与不均衡，中心和外围地位的不平等正是中心国家之发达与外围国家之不发达的要害。“在这个体系中，一切社会形态（中心与外围都一样）都按照一种单一的、有组织的、有等级层次的体系来安排”。[3](P11)这种理论对外围国家的发展前景总体上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结构不改变，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变化，发达和不发达的分野将继续下去，外围国家（地区）要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的发展。
跨国公司的兴起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分工出现了一些新因素，中心和外围的边界也变得比较模糊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学说进行重新阐发的“世界体系”论应运而生，这个理论所理解的世界体系除了中心和边缘（外围），还有半边缘，中心是占据经济优势的西方国家，且这种优势还在扩大；边缘则被限定于提供初级产品，它们不具备工业化的潜力，也没有这方面的动力；而半边缘“既不像核心国家那样先进或富有，也不像边缘国家那样缺乏独立而注定要依赖他国。它作为其余两种类型国家之间的一种必需的缓冲器，分解了对核心资本长期统治的潜在的反对力量”。[4](P195)半边缘概念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要素，资本特别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些地方。资本的逻辑必然使财富积累于某一类国家，而贫困积累于另一类国家；整个世界体系都受到这个资本积累规律的强劲支配，并通过国际分工和不等价交换体系，促使剩余向中心转移，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既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手段。世界体系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发达与不发达的结构性问题，引起了世人的重视。
战后许多学者讨论发展问题的共同结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各种不平等关系，结构上呈二元或三元，而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当然，各国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有“升”，也可以有“降”。重要的是，世界体系也酝酿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已经具有全球性质并在全世界规模上组织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范围出现”。[3](P329)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人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也不认为一些国家实行的制度就是它们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进步的理想，社会主义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致力于改变现状的努力。
冷战结束，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一些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模式，特别是在跨国公司的推波助澜下，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空前增加了。20世纪最后10年，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但这种全球化在提升全球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不平衡和分化，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0年4月3日发表的《我们：联合国人民》中所说，“第一，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展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二、新的鸿沟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获得了更广阔的市场和释放外部性成本的巨大空间，资本的全球化带动了产业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P33)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仍然在印证马克思关于资本运动规律的看法，尽管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技术内涵更深刻，辐射范围（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更广泛，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密切，尤其科技创新，以及知识／技术产业的数字化和体制化，已成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过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出现了所谓“知识经济”的征兆。发达国家先声夺人，开始向“后工业”时代过渡。以计算机、人造卫星、因特网、光纤通讯、移动电话为标志，新经济正在打造一次远远超出技术范畴的产业结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的大变革。应该承认，知识传播、技术扩散所产生的外部效应，总体上有利于全球资源要素的流动和有效配置，从而增进了世界财富，提高了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世界经济和技术的密切互动，客观上也是促进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积极因素。
在全球经济背景下，新的国际分工出现了更加明显的上游产业（如计算机芯片）控制下游产业（如计算机中央处理器即CPU），无形生产控制有形生产的特点。今天的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科技水平，而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智力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国际分工的重心也就越来越从自然资源转向了人力资源。显然，知识／技术的生产、转让和运用强烈受制于社会的教育和生活水平，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无缘，而一个贫穷的社会是不可能培养足够数量的人才的。这样一种新的差距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发达国家一方面花大力气投资高新科技的研究和开发(R&D)，不断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并通过抢注专利预先占领国际市场，胜者通吃；另一方面，每年世界各地有大批人才流向发展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较小的成本占有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发达国家掌握科技领先权和核心技术，在国际分工领域始终保持了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作为接受者、追随者和模仿者，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在不断失去自身发展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甚至丧失了再生这种资源的能力。
这种因人才分布而形成的技术鸿沟、数字鸿沟越来越深。新世纪来临之际，南北之间的信息化差距甚至要大于南北经济总量的差距，全球收入最高的1/5富人拥有世界GDP的86%，他们的因特网用户比这个数字还高7个百分点（占世界总数的93%），而收入最低的1/5穷人只拥有世界GDP的1.2%，因特网用户仅占区区0.2%。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电脑300台，发展中国家仅为16台。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地区）跟上了信息化的步伐，大多数穷国则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信息霸权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种话语权垄断产生的潜在后果可能要比经济控制更为深刻，“信息业实现准则化的战略后果是：它们将决定今天这些集团的未来，并且必将影响各国竞争优势，甚至会影响整体技术的发展和传播”。[6](P170)而那些未曾参与规则讨论的人群根本无从影响全球信息化的结果，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讨论的意义，所谓“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实际上将致他们于信息荒漠化的困境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结构的变化也引起了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再分布，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也不是公平分配的，即出现了某些“第三世界化”（相对贫困化和边缘化）的迹象。1999年，美国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的年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人标准工资的476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低收入国家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直接竞争不仅仅限于低技能工人，而且也波及到其工作可能通过遥感信息手段而处于‘网络’状态的所有雇佣劳动者”。[6](P21)经济全球化使资本拥有了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侵犯了劳工的利益，威胁到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危及其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性，这也是近年来西方出现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注：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非常驳杂，除了发达国家传统的工会力量外，还有新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贸易保护论者，还包括一批另类激进分子。尽管目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表现为街头抗议，但其实质是反资本主义，核心是反跨国公司的“暴政”当属不疑。弱势群体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烈抵制，从另一种侧面表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也酝酿了对抗的种子。）。
近20年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6倍，其中70%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20%为8个发展中国家所获得，另外一百多个国家瓜分其余的10%。也就是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在扮演“世界农村”的角色，“国际资本流动很容易出现灾难性的中断，结果是边缘地区比中心地区更难以留住资本。边缘国家的资本家大都倾向于将自己的资本转移到国外积累，有时资本输出超过资本输入。这种不平等会累积起来，对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成员的边缘国家变得弊大于利”。[7](P186)代表资本利益的跨国公司无孔不入（注：跨国公司已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实施者，跨国公司大体上占了4成以上的世界总产值（全球GDP）、6成的世界贸易、7成的技术转让，9成的国际直接投资也是由它们进行的。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占了全球GDP的1/3和世界贸易的3/4。），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在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时就被迫进行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游戏。
人类今天创造的世界财富是以往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但全球两极分化也是史无前例的。1999-2000年，占世界人口17%的24个发达国家占了全球GDP的80%；最富国人均GDP（美国30 600美元）与最穷国人均GDP（埃塞俄比亚100美元）之比超过了300:1，前者一天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后者一年的收入。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从1970年的25个增加到2000年的49个，这些国家有6.3亿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1/10，但其收入和贸易量只占百分之零点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发达国家步入了信息社会、数码时代时，这些地方恍如隔世。“全球化伴随着更多的贫困、失业和社会分裂，而这些贫困、失业和社会分裂却恰恰存在于孤立、边缘化的暴力行为中。许多人尤其是易受伤害的人，对未来——自己和他们孩子的未来——的危机感正在加剧”。[4](P198)
不同国家、不同人群（富国有穷人，穷国也有富人，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分配不均衡状况恐怕更触目惊心，但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讨论）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的程度大相径庭，富者（富国和富人）更富，更颐指气使，穷者（穷国和穷人）更穷，更没有发言权。许多人不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却要承当全球化的负效应，他们表达出激烈的反全球化情绪和行动就不难理解了。
三、必须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主席申明，“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所有国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应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少数国家的富裕不应该也不能够建立在广大南方国家的贫困之上；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公平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的贫富差距应逐步缩小，而不是不断扩大，否则人类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存的经济全球化，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促进，保持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世界文明才能生机盎然地发展”。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最重要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希望公平地参与经济全球化，首先就必须争取规则发言权。而今天的全球化规则无视南北国家在竞争条件上的悬殊差别，具有明显的亲西方性质，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于无权、被动的地位。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及其实施也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图，维护它们的利益，一些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规则，却总要受到例外条款的制约。“发达国家认为，单边和多边官方援助的目的，都是帮助不发达国家达到它们能够充分参与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的地步，因此，援助政策必须服从于市场体制的准则。而不发达国家则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从它们的立场出发，市场准则必须服从国家自主的目标，对这些组织机构的控制权应当放在不发达国家手中。目的和控制问题成为它们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的核心”。[8](P350)
2000年，全球每天跨国的货币流通量已达到1.5万亿-2万亿美元，比10年前增加了10倍，但全球金融规则体系由代表西方资本利益的国际机构一手包办。广大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债务沉重（注：199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是1.6万亿美元左右，目前已高达2.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占了发展中国家GDP总和的35%-40%。），再加上国内体制不健全，金融风险大大增加了，一旦发生金融危机，IMF的紧缩性计划就会令这些债务国付出很高的代价，它开出的休克疗法往往使危机扩展和深化了，而由它组织发放的贷款又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中获得了大部分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却不得不承当大部分风险。1995年墨西哥、1997年东南亚、2001年阿根廷历次金融危机，固然有这些国家内部体制方面的原因，但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的投机行为也难逃其咎。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形成，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发达国家利用贸易全球化的强劲势头，不仅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且也是国际贸易规则的垄断者。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农产品和纺织品），发达国家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和环境壁垒就大大高于它们之间的壁垒，近年来还多采取反倾销和非关税措施限制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些贸易保护政策使得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贸易逆差比70年代高出3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还表现在单方面的经济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它们自己搞贸易保护主义，却要求别人无条件地履行自由贸易，全面开放服务领域。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的融合与分裂正在同时进行，南北（发展）问题仍然是最核心的全球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难民流动、地区冲突、环境退化、邪教猖獗、毒品泛滥就会愈演愈烈，极端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就会聚集起来，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1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说的，“如果我们不能使全球化为所有人发挥效力，那么它最终就不能为任何人发挥作用。受益的不均匀分布，以及在制订全球规则方面的失衡，是当今全球化的特点。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良反应和保护主义。这种后果反过来有破坏和最终使半个世纪以来苦心孤诣建设起来的、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解体的危险”。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也承认，战胜恐怖主义关键在于公平的全球化。
毫无疑问，一个不公正的世界将是一个不安宁的世界。
从根本上说，南北之间差距扩大带来的威胁，对谁也没有好处；缩小这种差距不仅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消除世界上许多不稳定因素。“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9](P182)近30年来，南方国家多次提出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当要求，从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1974)开始，有关议题在国际上文山会海，但实质性改革仍然雷声大，雨点小。2001年热那亚西方八国峰会，面对反全球化阵阵声浪，最后宣言表示要“为了穷国利益继续落实全球化”，很可能还是一句空话。
缩小南北差距，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在各国充分参与和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正确引导和管理全球化的进程，使之有利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中受益。缩小南北差距，还必须促进各国在人才、技术与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特别是提高发展中国家自我发展的能力。“应本着共同开发、共同受益的原则，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打开新的空间，加强各国在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上的合作。经济全球化不应该仅仅是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更应注意科技知识的普及化”。[10]
经济全球化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听任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呼风唤雨，而必须有驾驭这种全球化的制度安排，进行卓有成效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必须以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为目标，充分考虑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承受能力和国家安全，帮助它们更容易进入有利可图的市场。联合国在这方面更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使各国都有权平等地参与世界经济的决策和规则制定，减少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风险。国际组织要加快机构改革，增强工作透明度，并加强国际监管的协调和合作，保护穷国利益不遭受进一步的损害。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是否能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取决于：对这种参与可能产生的利弊是否有比较准确的估计，对融入全球化是否有充分的准备和切实的措施。发展中国家不能等待别人发慈悲，主要还得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增强发言权。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充分表明，发展中国家完全能够吸取世界上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发挥“后发”优势，不断壮大自己，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并进一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中，发展中国家本身谋求生存发展的方式和特点都在发生变化，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合作也将日益交织在一起。尽管南北差距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但阻止它继续扩大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而也只有公平公正的全球化，才能真正有利于全球
经济的持续发展，真正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收稿日期］2002-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