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市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认识——读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再认论文,布罗论文,关系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的人们或许很少注意这样一段历史：“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其实不仅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且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使用它（注：据布罗代尔在《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中译本）一书中考证，政治经济学上的“资本主义”一词，最先由普鲁东定义并使用，而马克思直到1867年也不知道有此名词，且马克思一辈子也未使用过此名词。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也持此看法。经笔者查，中译本《共产党宣言》一文中的确未有“资本主义”字眼；但中译本《资本论》中“资本主义”一词则屡见不鲜。考虑到布罗代尔与黄仁宇两位是学术界泰斗级人物，想必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惜笔者不懂德文，后就此事请教于与于光远先生长期共事的齐翔延教授，齐教授认为，马克思常用“资本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等词，《资本论》中用“资本主义”可能是这些词的意译。但详情不甚了了。故存疑待。）；到本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拒绝在学术讨论上使用“资本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名目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利于客观公正的学术讨论。但后来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了一场经济问题大论战，主张自由放任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一时也找不出更好的名词来表达市场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于是勉强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资本主义”这个词滥觞之初就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其实就是同一回事。这一点，在米塞斯《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以及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等著作中有充分的体现。
而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制度是同一回事的观念，被东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则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古巴、越南等国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在西方学者眼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声称，后冷战时代的到来，证明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经济制度安排。格林斯潘在最近一篇题为《市场资本主义》的演讲中更是认为，20世纪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场，最终证明了市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此情势下，东方学者包括许多中国大陆学者在内，在学术讨论中也逐渐默认了“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的规约。由此，在“后冷战话语”中，“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似乎就是以其与“市场经济”的同一性，愈来愈丧失其意识形态色彩。
然而，布罗代尔不这么看。这位号称第二代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台柱子，在其《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非但不同意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制度看作同一回事，反而认定，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深刻的分裂与对抗。
布罗代尔认为，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加区别，是因为二者从中世纪至今总是同步发展的，是因为人们经常将资本主义视成是经济进步的驱动力和经济进步的充分表现。而实质上，这仅是一个表象。其实，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两种类型的经济：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垄断的、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这两种经济中的第一种是市场经济，而后一种是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包括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处于最上层的经济，而且是一小部分特权人物的经济。这一小部分人在等级社会中同时也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便与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正是借助于资本主义与国家的趋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制度的动力。使资本主义本身成为国家，也因此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大行其道，支配着处于低级地位的广大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本身则永远是由处于下层的作坊主、小企业主、批发商、零售商等组成的专业分工很细、竞争很充分的经济。当然，他们的命运通常掌握在资本主义手上；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向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日也不曾停止过。
关于布罗代尔区分开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沃勒斯坦曾有很深刻的看法。首先，以往的理论都将资本主义的历史看成是市场经济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扩展的历史，因而也就将资本主义经济区分成各个经济部门。而实质上，垄断与竞争，国家性与非国家性，大与小，才是今日所谓之“资本主义国家”内经济的真正区分；其二，经济学左派与右派之争，并非是人们想象的关于“自由市场还是国家干预”之争。他们争论围绕的真正问题是“谁是国家行动的受益者”，因而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论；最后，我们每个人都津津乐道于技术进步，而实质上，技术进步首先是对资本主义领域即垄断领域利润的推动，且只要资本主义能凭此技术获取垄断利润，它就没有推进新的技术进步的动力。而资本主义酝酿技术进步时，也是因为市场经济以其斗争终于侵占了垄断的地盘。以上三点归结到一点，布罗代尔的理论能遏制人们对资本主义盲目的热情。
布罗代尔在书中还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研究，而且这种研究的深刻性是其他西方学者所无法比拟的。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就认为，与布罗代尔对中国的研究相比，韦伯的研究显得十分粗糙。按布氏的看法，封建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上游，而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下游。中国封建时代就有市场经济存在，但由于拥有大量财产积累，同时又处于社会上层的特权人物不仅未受到国家机器的立法保护，相反还常受到封建君主的猜疑与剥夺，亦即，资本主义与国家没有走到一起，因而也就产生不了资本主义。但就市场经济而言，中国封建社会有，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布氏此观点与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有类似。二者似乎都认为，从所谓“大历史观”出发，计划经济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小插曲而已。更进一层，中国社会未来也面临自由市场还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确定旨在能兼顾效益与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许又多了一层合理性？
有必要再提一下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正是基于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看成同一回事，福山认为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是人类最后一种经济制度，再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可与之对抗。因而，他断言，历史的任务已经完成，左翼运动已成明日黄花，不再有任何吸引力。然而，布罗代尔的理论说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分裂与对抗，使得左翼运动始终有其合理性一面。在布氏生前最后一次被理论界称为“天鹅绝唱”的演说中，布氏毫不隐晦地说，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历史学家不应该对此逆来顺受；然而他没有像同时代的萨特一样始终投身于左翼运动，这是他一生中的缺点。
由此看来，历史远没有走到终结处。福山的结论太自以为是，他没有像布罗代尔一样看到历史中的人的局限就轻易对未来做预测。在布罗代尔那里，历史中的人不能超出他的时代多说一句话。这就是历史的历史性。
（《资本主义的动力》布罗代尔著，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