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接触、民族认同与秦诗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发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1)01-0065-06
所谓“秦诗”，古人一般指谓《诗经·秦风》。在本文中，它指春秋时代的秦人之诗，包括《秦风》十诗和出于地下的石鼓文以及秦公大墓石磬铭文等韵文。石鼓文是四言韵文，共十首，一般认为写于春秋中晚期，所咏乃君臣渔猎、燕飨之事，在形式、内容两方面均类于《诗经》，文辞亦近雅颂，其文学特征最为明显。徐宝贵先生曾将其诗句与《诗经》详加比较，[1]640-641笔者据之统计得其相类者共25句96字，其中以《小雅》为最，有6篇17句。如，石鼓《田车篇》曰：“田车孔安……四介既闲”，《小雅·车攻》云：“戎车既安……四牧既佶，既佶且闲。”石鼓《吾车篇》之“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句更与《车攻》之“我车既工，我马既同”句相同，只是人称代词有别而已。春秋时代的秦人韵文还包括太公庙秦公钟镈铭文、秦公大墓残磬铭以及秦公簋铭文等。太公庙钟镈铭云：“氒商。百乐咸奏，允乐子煌。虎入，又羕。天子匽喜，龚桓是嗣。高阳又，四方以鼏平。”这段铭文押阳部、之部、耕部韵。其中，后四句“天子匽喜”云云，与《周颂·桓》之“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句相似。据研究，太公庙秦公钟镈铭文与《周颂·烈文》、《鲁颂·烈祖》的风格也很相似。[2]31-33可见，三篇春秋秦器铭文在内容、用辞上近于颂诗。若将上述出土文献纳入其中，则秦诗的内涵当可扩大，即《秦风》为秦之“风诗”，石鼓十诗为秦之“雅诗”，春秋秦人的祭祀铭文为秦之“颂诗”。总体上看，秦诗激越苍凉之气，笔致沉静、灵动兼具，展现了相当的文学水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笔者对秦诗的总体风格曾作过粗浅的论述。[3]本文拟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秦诗作进一步的解读。严绍璗先生指出：“‘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是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4]的确，文学文本作为审美意识的一种物化形态，它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特定时空内的文化背景。本文对春秋秦诗发生的文化语境分析，重点围绕周秦文化的接触及秦文化的自立展开，同时注意到秦的政治地理环境及民族心理在其间的作用。
一、西周中后期的周秦文化接触及早期秦诗的诞生
早期秦人偏居西部一隅，领地逼仄，文化落后，更兼诸戎环伺，生存环境险恶。据《史记·秦本纪》，秦人自周成王以来就与西周保持了密切的政治联系。《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自周成王以来就与西周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孟增幸于周成王”，其孙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非子被周孝王“分土为附庸”。[5]175-177据甘肃甘谷县毛家坪地区秦文化墓葬考古报告，该墓葬区的12座西周中晚期秦墓，在葬式上体现了独特的秦文化特色，而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上又具有周文化因素。[6]可见，至迟自西周中期秦人就开始吸收周文化了。
关中地区是周民族的崛起之域，也是周文化的渊源所自。西周中期，周王朝的政治势力已经东抵淮上，西达川陕。1973年前后，甘肃灵台县出土了一批两周墓葬，其中姚家河西周墓和洞山墓属于西周康王时期，西岭墓葬的年代在西周中期甚至更早。灵台县位于陇东黄土高原南缘，与礼县和清水县相距不远。这就是说，至迟在西周早期，周文化的触角已经伸入秦族聚居地，二者的文化接触自是不可避免。赵化成先生根据考古发掘的周秦文化遗存指出：“在甘肃东部，从总的地域范围看，周、秦文化处在一种交错分布的状态下，……以天水一带为中心的秦文化遗存便处在东西两面周文化的包围之中。”[7]168-169在文化人类学的观察当中，两个或以上的社群的持久接触，必然会引起对方的文化变化。就当时周秦双方的文化状况而言，两者的文化接触和影响主要是周文化的介入引起秦文化的变化，而秦对周文化的触动则微乎其微。据《秦本纪》，秦之先祖大费能调驯鸟兽，孟戏、中衍、造父善御，非子本人也因长于养马而为孝王赏识，这些都暗示秦人在早期是一个畜牧业方面比较发达的游牧部族，直到非子受封为附庸，并“邑之秦”，他们才正式成为周王朝分封体制下的一级，有了属于自己的统治区域，迈出构建国家政权的第一步；而此时的西周则是个具有成熟的政治架构、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广阔的疆域宗主国，其文化自然也不是初生的秦文化可与之同日而语的。在政治上，此时的秦人实际上奉周王室为宗，接受其分封和支配。所以西周中期秦国吸收先进而强势的周文化是很自然的选择。
从毛家坪墓葬出土的器具看，当时秦族对周文化的吸收主要表现在物质文明的层面上，直到西周后期，这种情况还没有明显改观。秦庄公时代的不其簋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秦国青铜器，它在器形和纹饰上与西周晚期的师酉簋非常相似，铭文风格也异常接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区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的青铜簋与不其簋在形制上非常相似，所用纹饰及其配合规律，如窃曲纹配瓦棱纹等亦颇类周器，且其铭文极其简略，仅“秦公作宝簋”寥寥数字。[8]大堡子山陵区目前探明的有两座大墓。据《史记》，秦国君死后葬西垂的有庄公、襄公及文公，鼎、簋铭文既称“秦公”，而“庄公”又是死后追谥，所以其墓主很可能是襄公和文公。彼时的作器、刻铭水平尚且如此粗糙，以庄公时代的文化水准而言，秦人自然更不可能自行撰写、镂刻长达百余字的铭文了。这就意味着，不其簋事实上是周文化的产物。
不其簋铭所镌乃秦人奉周王命令讨伐猃狁之事：不其随伯氏讨伐戎，获胜后，伯氏回朝向周王献俘，不其率军追击残寇，多有斩获，因之受赐。这与史实完全契合。据《史记》，周宣王封秦仲、庄公为西垂大夫，令其抗击西戎。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秦国早期诗歌《秦风·无衣》诞生了。该诗的背景是秦人首领秦仲死于伐戎的战斗，周宣王发兵七千，由庄公率领，讨伐西戎，与不其簋铭文的内容相契合。该诗内容浅白，情绪直露，在文学方面并没有多少令人欣喜的地方。格罗塞指出：“大多数的原始诗歌，它的内容都是非常浅薄和粗野的。但是，这种诗歌还是值得我们深刻注意，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原始民族的情绪生活有一种直接的洞察。”[9]184就彼时的周秦关系言，这首诗歌与其说是秦人勇武豪迈情怀的体现，不如说是向西周王室表达忠心的政治宣言，但却也令秦诗借机崭露头角。秦仲时代的诗还有《车邻》。《诗序》说该诗“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这也是秦人吸收西周文化的直接结果。
二、春秋早期秦人的文化自立及文学新篇章
正是从模仿西周器物开始，秦人迈向了“周化”。所谓“周化”，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就进程而言，它指嬴秦民族不断向西周靠拢，仿制其器物、研究其技术、学习其文化的历史过程；就结果而言，它指嬴秦民族学习西周核心的礼乐文化之后呈现出的礼教、乐教和诗教修养，这个意义上的“周化”即“礼乐化”。西戎祸周，襄公因将兵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此时的秦国，一方面继续与诸戎周旋，为王室保西陲。《小戎》是襄公时代的诗歌。《诗序》论其主旨云：“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另一方面，秦人有更多机会接触西周文化，并开始与东方诸国交通聘问。《驷驖》、《终南》正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诗序》说前者是“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问后者则是“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无论是“美”还是“刺”，都表明新生的秦国追寻西周文化的步伐没有停止，秦文学也于其间获得发生、发展的契机。
秦人深入、大规模地吸收周文化是在秦文公时代。《秦本纪》云：“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畴，用三牢。”[5]179秦文公卜居营邑与《尚书》记载的周公卜居洛邑颇为相类。所谓“用三牢”亦是周礼。当然，秦人吸收周文化最具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在秦文公十三年(前753)。是年秦国“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5]179西周文化的核心是礼乐，而史官文化在其中又占有极重要的位置。秦自文公十三年始，用史官担负起记录国家大事、教化国民的职责，表明了秦文化的进步。其直接成果就是司马迁据以撰秦史的《秦记》。《六国年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5]686结合其佚文看，《秦记》在文体与《春秋》相似而又有不同。第一，它们都以时间为序作提纲式的记录，但《秦记》仅纪年而后者具体到月、日。第二，它们都言简意赅，但《春秋》遣词更为严格，用语也较丰富。比如，对战事的记录，《春秋》会因战争性质等方面的不同而用专门词汇进行描述。表现战争性质的有伐、侵等，表现战场状态的有战、围等，表现战事结果的有克、取等。《秦记》相对简单。它表现战事最常用的两个词是“击”和“取”，分别表示战争状态和结果，感情色彩简捷而又强悍，显示了秦人质朴、勇武的民族性格。总之，从文学的角度看，《秦记》表现了秦人明确的叙事时间意识、初步的叙事能力，但在表述的完整性和遣词用语方面还较稚拙。
秦文公借鉴周制设立史官记述国史，是秦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表明秦国对周文化的吸收由单纯的器物模仿向物质和精神并重的层面转变。《秦记》作为国史，建立国君传承谱系，记录国家进程中的重要事件，有利于促进民族归属感，激发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与热爱。作于秦武公时的太公庙钟镈铭云：“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以虩事蛮方。”[10]对先君谱系的追叙，是国史意识的显证。这种意识在春秋中期时的秦公簋铭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丕显朕皇祖，受天命，肇有下国。十又二公，不坠于上，严龚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11]231从三公到十二公，表明秦祚代代相续不绝；而由其带来的民族精神的变化，则使得《秦记》的意义获得深化。《秦本纪》载，《秦记》创设之后，“民多化者”。“化”者，变也，暗示秦人已摆脱游牧部族的某些落后习性而具备世俗国家的文明气象。陈平先生指出：“如将礼县秦公器与关中地区其他春秋秦墓铜器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最先具有春秋秦青铜器文化特色的是秦器铭文的书体，随后是性质，最后才是纹饰。……秦式铭文书体，出现于春秋早期的秦文公时。”[12]283就是说，秦文公时期，秦人不但对周文化的吸收达到了一个新层次，而且其本身的文化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如果说秦文公十三年以史记事是秦文化自立的标志的话，那么相应的《秦记》或可被视作春秋秦文学一个新篇章。
三、春秋中后期秦人的“诸夏”意识及其经典诗歌
文公后秦人周化步伐并未停止。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云：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何谓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13]135
离开秦国，就是离开华夏；只要母亲是秦国人，哪怕其父是秦境内的少数民族，小孩都是华夏的后代。可见，秦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蛮夷之民，而是诸夏一族。睡虎地竹简虽然是战国末期的产物，但它所记录的秦人的“诸夏”意识却由来已久。《秦本纪》记载的秦人祖先神话系统中，他们自认是颛顼的苗裔孙女修之后，与少昊后裔通婚，其先祖大费曾辅助禹治水、帮助舜驯化鸟兽，功勋卓著，地位显赫。这种“诸夏”意识在春秋秦人的青铜礼器铭文中也屡见不鲜：
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邵合皇天，以虩事蛮方……盗百蛮，具即其服。(太公庙秦公钟镈铭)
高阳有灵，四方以鼏平。(秦公大墓残磬铭)
肇敷蛮夏，亟事于秦，即服。(秦公大墓残磬铭)
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严龚夤天命，
厥秦，虩事蛮夏。(秦公簋铭)
高阳即颛顼。按照《史记》的古代帝王谱系，夏与秦都是颛顼之后，殷与周同为帝喾之后，而颛顼与帝喾又同出黄帝一脉。如此，则夏、商、周、秦俱为华夏。日人泷川资言曰：“古重氏族，托名圣贤，以华其所自出者，不独秦嬴。”[14]3可见，秦人自称是颛顼之后，主要目的在于证明自己也是华夏一脉，而不是时人鄙薄的戎狄之后。从以上铭文看，秦人至迟在春秋早期就以“诸夏”一族自居。族源认同本质上是文化认同。如果说编订《秦记》表明秦人对西周的文化认同已触及其核心层面的话，那么以华夏自居则意味着他们已彻底倾心于周文化。秦人的“周化”努力在穆公时代达到了顶峰。
二十世纪在秦故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发掘了几处穆公时代的建筑遗址。[15]其中，马家庄一号宗庙建筑遗存是迄今发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先秦礼制性高级建筑遗存，由祖庙、昭庙、穆庙、门塾、中庭等部分组成，其布局特点与凤雏西周甲组建筑遗址一脉相承，除在宗庙的数目上与史籍记载略有差异外，其用太牢、少牢等祭祖的礼仪制度等与周礼契合。在这座建筑的西侧，还有一座大型的同期朝寝建筑遗址，呈南北向长条状，由五进院落和五座门庭组成，它不仅与《周礼》所记载的“五门三朝”的礼制相契，也符合“左祖右社”的周人建筑布局原则。
秦穆公不仅在建筑等物质文明方面借鉴周制，在日常生活中也积极践行周礼。以“客礼”待戎使由余，以礼对待流亡至秦的晋公子重耳，就是显证。不仅穆公本人，秦公室也普遍知“礼”。《国语·晋语二》载大夫子明称赞秦国贵族公子絷之语云：“絷敏且知礼，敬以知微。敏能窜谋，知礼可使；敬不坠命，微知可否。”[16]109后来他受穆公之命安抚重耳、夷吾，果然知礼善言，进退自如，不辱使命。又，《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晋太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遂逃归。[17]394
太子圉即后来的晋怀公，嬴氏即怀嬴，穆公之女。《礼记·曲礼下》：“自世妇以下自称婢子。”[18]1267嬴氏以“婢子”自称，可见她对周礼很了解。怀嬴后来又嫁给重耳。《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杨伯俊注曰：“《礼记·内则》云：‘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奉水即奉匜，以水盛匜中也。此怀嬴奉匜以注水，注水曰沃，而重耳盥之。……挥之者，重耳挥去手中余水使干。本待授巾使拭干，《内则》‘盥卒，授巾’是也。重耳不待巾干而挥去余水，非礼，故怀嬴怒。”[17]410从这两则故事看，怀嬴对夫妇、进退之礼非常熟稔，显然受过系统的礼制教育。
《左传·文公九年》又载：“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礼也。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书也，以无忘旧好。”[17]574鲁文公九年即秦康公三年。康公是穆公之子。秦国向鲁国致送赙仪，并被当作外交中的友好事件记载下来。可见，康公是知晓周礼的。又，《左传·文公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客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厚贿之。
杨伯俊注云：“玉乃使者所赍之国宝，若圭、璋之属以为聘礼者。据《仪礼·聘礼》‘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出，辞玉’之文，则使者至于所聘国庙门内之中庭，必舒其上服之衽以掩其中衣(即所谓袭)，执圭；上摈乃入以告其君，然后出，辞不受圭。则辞玉为聘礼中应有之仪节。”[17]588-589西乞术显然是对这套礼仪了然于胸，因此才能应对自如，并获得尽得周礼的鲁人的高度赞扬。“国无陋矣”既是对秦国君臣娴熟周礼的赞扬，也是对其时秦国上层阶级的总体文化面貌的一种概括。
除了娴习周礼外，秦穆公时代的音乐应该也很发达。据《史记》，穆公接受内史廖的建议，“以女乐二八遗戎王”以夺其志。“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5]193可见秦乐之魅力。太公庙秦公钟与西周中期的克钟很相似，其铭文中的表示乐声的“雍雍”语亦见于西周晚期厉王钟铭，可见周乐对秦乐的影响。2006年，考古工作者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公墓葬区发掘了一套完整的青铜编钟，其形状类于太公庙钟，包括3个大钟和8个小钮钟，可见其时秦乐的发达程度。[19]35秦公大墓残磬铭文有“百乐咸奏”之语。这些都说明春秋中后期的秦国音乐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
礼、乐是周文化的核心。以秦穆公时代为顶点，秦人在秦武公至秦景公时代对周礼乐文化的汲取直接导致了太公庙秦公钟镈铭文、怀后磬铭文、秦公簋铭文、秦公大墓石磬铭文等具有文学质素的作品的产生。另一方面，“乐之用广，则诗之用广”，[20]28与周代礼、乐紧密关联的诗歌也因之在秦国获得了空间。《秦风·渭阳》是太子罃(即后来的秦康公)送舅舅重耳回国时所作。诗云：“何以赠之？琼瑰玉佩。”佩玉是贵族身份的象征，而赠玉则是常见于外交礼聘等场合的一种礼节，有示好的意味。对《诗》的掌握能直接地促进文学活动及其成果的发生。晋公子重耳逃亡至秦，穆公待之以国君之礼，在宴会上两人“赋诗言志”。事见《国语·晋语四》。韦昭注云：“《采菽》，《小雅》篇名，王赐诸侯命服之乐也”，秦穆公是借此诗表示对重耳的欢迎；“《黍苗》，亦《小雅》，道召伯出职劳来诸侯也”，重耳以此回应，表达对穆公的敬重；“《鸠飞》，……言己念晋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晋之君臣也”；“(《河水》)言己返国，当朝事秦”；“《小雅·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复文武之业。……此言重耳为君，必霸诸侯，以匡佐天子。”[16]128-129宾主双方以“赋诗断章”之法来往应答，互表心曲，所凭借的就是对《诗》的熟练掌握。重耳是晋国公子，熟读《诗》当在情理之中；而秦穆公是时人所鄙视的僻远蛮夷之国的君主，竟也对《诗》异常熟稔。值得一提的是，它所赋《河水》，是一首逸诗，不见于今本《诗经》，但在近年新发现的上博楚简中有该诗，足见穆公所熟读的《诗》篇很多，而其在秦国传唱亦甚广。从秦国上层社会对礼乐的娴熟程度和穆公父子对朝会乐章及其它诗章的从容运用来看，秦国在春秋中叶很可能有诗乐之教。石鼓文所颂扬的畋猎宴乐之事颇似《诗经》，具有鲜明的礼乐文化特色。它们在文学技巧和文学价值方面较之春秋前期的秦诗大有进益。总之，伴随着西周礼乐文化由单纯的器物层面而渗入秦人的精神层面，以及秦人民族精神的张扬，以《秦风》中的春秋中后期诗篇、秦公大墓残磬铭文以及石鼓十诗为标志，秦诗在此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秦人早期偏处“中国”西陲，与王朝中心悬隔甚远，在与周人持续的政治接触中，其文化也获得发展。从西周中期的物质层面到春秋早期的精神层面，秦人对西周文化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编修《秦记》、自认为是“诸夏”一族就是显证。春秋中期，秦人的“周化”努力达到顶峰，于本民族粗粝质朴的固有气质中融入了大量礼乐文化因素，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春秋秦文化。就文化精神而言，春秋时代的嬴秦文化并非一味“重功利、轻仁义”，而具有鲜明的礼乐文化特质。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季札使鲁观，闻听《秦风》后，叹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17]1163正是在秦人不断“周化”的过程中，秦诗获得了发生的契机，并随着秦人总体文化水平提高而不断发展，至春秋中后期其文学水准和价值达到顶峰。总之，具有显著礼乐特质的春秋秦文化是秦诗发生的基本文化语境，持久的文化接触和华夏民族认同则是其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