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深层阻滞因素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经济发展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对浙江、四川、湖北、吉林等四省民营企业抽样问卷调查的数据来看（见表1），目前民营企业普遍反映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集中在政府政策、融资及资金、人才、创新与技术进步以及管理问题等方面。本文将结合问卷反映出的问题，继续探寻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更深层原因，并企图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探析
表1反映了目前民营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但这些问题有些是其深层原因的表象。笔者认为，以下的几个方面是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更深层次和更主要的因素。
（一）家族式的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
目前我国多数民营家族企业属于集权式的治理结构。有研究表明，我国的民营企业中有80%是家族企业，其中有70%多为家族所有并家族经营的企业。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资料，1992年，私营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为17673户，占全部私营企业总户数的12.6%，到了2002年，就增加到1739969户，占全部私营企业户数的71.45%，已经成为私营企业的主流组织形式。与此同时，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相对状况则双双下降，独资企业的绝对户数虽然由1992年的77268户上升到2002年的570010户，但所占比重却由55.34%下降到23.41%；合伙制企业由1992年的44692户增加到2002年的124774户，但其所占份额却由32.01%大幅度下降到5.12%。（参见表2）
表1 影响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问卷调查结果
可选择因素
浙江
四川
湖北
吉林
平均
人才短缺70.66% 60.71% 82.35% 60.49% 69.43%
技术创新能力弱 41.15% 21.43% 41.18% 27.16% 38.86%
自有资金不足
31.48% 67.86% 47.06% 44.44% 34.65%
融资困难36.89% 50.00% 58.82% 35.80% 37.77%
经营管理落后
18.52% 17.86% 11.76% 11.11% 17.53%
政府政策调整
27.87% 21.43% 23.53% 8.64% 25.41%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等四省民营企业抽样调查问卷数据库。该问题企业可做多重选择。
表2 1992年～2002年全国私营企业组织形式变化概况 单位：户，%
资料来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编：《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2002)》。
我们的调查数据也显示（见表3），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的主要制度形式，其比重占到样本企业总数的77.99%，股份有限公司占13.59%，合伙制仅有1.49%。然而，这些企业中有455家，占总数61.82%的企业承认自己是家族企业，尽管民营企业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但家族制的实质并未改变。仅有27.4%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在90%以下，29.7%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在90%至接近100%之间，42.9%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为100%，也就是说有72.6%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在90%至100%，是低于90%者的2.6倍。可见，目前我国多数民营企业仍然属于很强的家族控制型企业。
表3 民营企业制度形式及其产权结构状况
企业制度形式
家数 比重(%)
股份有限公司
100
13.59
有限责任公司
574
77.99
合伙制企业 11
1.49
独资企业 44
5.98
企业主本人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
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
低于90% 96
27.4
高于90
51
14.6
接近100% 53
15.1
100%
150
42.9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等四省民营企业调查问卷数据库。
民营企业难以由家族制向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化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文化方面的因素外，从经济的层面讲，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企业主认为实施真正的社会性股权多元化的成本太高。首先，从外部进行股权融资可能会造成企业内部重要商务信息的“外漏”；其次，会对创业民营企业主的经营控制权构成威胁，这种情况对那些企业主在企业中已形成很高“权威”的企业尤为突出；再次，企业主担心企业的潜在收益会被外来投资者瓜分。基于这种考虑，民营家族企业家往往宁愿放弃产权多元化及由此形成的各种融资机会。其结果就是继续保持家族制而拒绝企业产权结构的改善，尽管这些企业正普遍处于决策效率低下和融资、技术进步、人才引进难等困境之中。
（二）人才缺乏与技术进步、技术创新能力弱
由表1可以看到，四省的民营企业普遍认为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就是人才缺乏。特别在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要求企业不断提高其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尤其当企业从单一产业的专业化经营模式向跨行业的多元化经营模式转化时，就更离不开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市场开拓人才。从企业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角度看，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自身研发形成技术能力的提高，这需要较大规模的前期投入，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其二是模仿别人的技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由于资金和人才的短缺，只能采用模仿的方式，其长期竞争力因此受到很大制约。许多民营企业之所以不能招聘到所需人才，更难以留住人才，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其一是物质待遇和工资性收入低。由于许多民营企业是借助低劳动力成本发展起来的，现在许多民营企业依然采用这种模式，过低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已经难以吸引到人才，即使来了也不会长久留住；其二是许多地方的社会发展水平，主要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不理想，一些人才不愿意来；其三是一些民营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不能给人才提供发挥其才干的空间。由于人才缺乏和资金投入有限，企业的技术进步就受到很大限制。
（三）存在较大的融资壁垒
相对于股权融资而言，民营企业更愿意债权融资。但由于受我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影响，民营经济实际上很难从正式的金融市场中解决资金问题。现行金融体制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制约着民营企业的债权融资。
第一，经济体制和制度的整体落后性是造成民营经济融资难的根本原因。民营经济是我国最先进入市场经济的一类经济成份。尽管我国在不断地进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但现在看来，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制度、市场制度等等与民营经济的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这种体制和制度上的“落差”就体现为民营经济的融资“壁垒”。
第二，资金供给总量的短缺与供给结构不合理是民营经济融资困难严重的基本原因。正处于高速发展中的我国经济，资本被视为最短缺的资源之一。资金供给总量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缺口造成了几乎所有企业的融资困难，民营经济当然也不例外。然而，由于绝大多数稀缺的资金被国有的金融机构所控制，而它们的信贷配给又偏好于国有经济，从而使民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更难获得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甚至一些较小的民营企业几乎得不到任何贷款。不过，全国的情况差异较大。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省区，民营经济就相对容易融资，反之则融资困难。调研资料显示，浙江民营企业在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上，主要依靠国有商业银行和民间借贷两个完全不同的金融市场。表4的数据表明，浙江有33.61%的被调查企业从国有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大大超过其余三省的比重。说明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浙江国有商业银行在转换机制和为民营企业服务方面走在了前面。与此同时，浙江的民间金融也成为支持民营经济的重要力量。据调查，仅在民营经济发展比较早和集中的温州和台州，就有3000亿左右的民间资本在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因此，在国有金融机构为主的正式金融市场之外，形成了一个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民间金融市场。与浙江相比，湖北、四川和吉林等省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因为这些地方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信贷总规模有限，总量上就有授信限制，不能满足当地经济发展需要。二是这些地方是国有企业比较集中，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配给上的所有制倾向比较严重，主要是为大型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三是这些地方的民间金融不像浙江那样形成气候，即使存在，但在解决民营企业资金短缺上也难起大的作用。因此，这些地方民营企业依然面对较大的融资壁垒。与此相反，企业享受政府资金补贴或补助的比例东部发达地区低于中西部，最高的吉林为27.16%。但政府不可能拿出更大资金用于补贴民营企业，因此，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资金数量只是其所需资金的很小部分，基本不能解决民营经济的融资问题。
第三，社会普遍的“信用缺失”加剧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它们成为新的市场信用关系的缔造者，另一方面又确实是制造大量恶化社会信用的行为者，他们的确对扩大社会“信用缺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目前的情况是，这种恶化的社会信用状况被过分地归咎在民营企业的名下，因而，反过来进一步加大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
此外，由于中小型民营企业天生固有的“自然融资屏障”，形成了中小型企业独有的“融资缺口”（注：“融资缺口”一词最早出现于1931年英国议员Mcmil-lan向国会提供的关于中小企业问题的调查报告，他发现当企业需要的外源资本的规模低于25万英镑时，很难在资本市场上融到资金，从而形成中小型企业的“自然融资屏障”。）。中小型企业由于拥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特别是商誉）的规模小，企业的经营信息高度不对称，从银行获取的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就有限，甚至根本得不到银行贷款支持。同时，由于企业规模有限既达不到上市的要求，也难以获得风险资本的支持。特别是属于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技术水准不高，获利能力也受限制。因此，企业的内源和外源融资能力低下。所以，中小型民营企业始终存在一个与其运营不相适应的、不可克服的“融资缺口”。
表4 浙江、四川、湖北和吉林民营企业融资情况比较
注：1.A：国有商业银行贷款；B：地方股份制银行贷款；C：信用社贷款；D：企业内部集资；E：企业间拆借；F：向亲友借款；G：政府补贴或补助项目。
2.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等四省民营企业抽样调查问卷数据库。
（四）道德风险高与信誉度差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处于萌芽阶段，规范市场和竞争秩序的法规不成熟、不完善，民营企业不讲信用、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法等道德风险问题十分突出。一些民营企业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进行商业贿赂、商业欺诈、低价倾销，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财物，以及企业之间相互恶性拖欠等等。根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的《2002年中国第五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私营企业之间因信誉引致的拖欠问题十分严重，被调查企业被拖欠的最大值为19000万元，而被调查企业对外拖欠的最大值也达到5000万元（注：《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0年—2001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民营企业信誉度差一方面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大大地毁坏了自身的信誉，削弱了民营经济累积的社会资本。从深层次上看，民营经济遇到的各种歧视和非国民待遇，多少同其较高的道德风险、较差的声誉有一定关系。
民营经济的道德风险高、信誉度差与整个社会信用缺失和法律不健全、法律实施程度低所导致的对失信的正向刺激及对守信者的“弱保护”有很大关系。
（五）商务成本已经成为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信息和与政府管理部门的交易费用等共同构成企业的商务成本。商务成本已经成为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商务成本低的地区，民营经济具有竞争优势，而商务成本高的地区，则构成了民营经济发展难以克服的障碍。
第一，过高的土地价格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发展仍然处在一个主要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竞争力的发展阶段。其中，土地使用政策和土地价格对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影响十分重要，也对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和可持续性影响重大。民营企业对土地使用的依赖，主要来自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在我们对浙江民营企业访谈调查中，几乎不分企业规模大小，每一家企业都将土地使用作为制约竞争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尤以那些处在上升发展过程中的中等偏上规模企业反映强烈。在我们的调查中，100%的外迁企业中，土地使用不能得到满足是外迁第一位的原因。据统计，目前浙江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亿元，占浙江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的6.1%。外迁企业中原在浙江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下的有1477家，占总数的89.5%，中小规模企业是外迁的主流。2000年以后浙企外迁呈上升趋势。2001年，台州市六十多家年销售额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集体谋划落户上海，2002年底增至六百余家，增速连年翻番。浙江民营企业外迁，除了与土地供给不足有关外，还与土地供给价格过高，导致商务成本缺少竞争优势有关。1999年以来，杭州、宁波等地房地产市场一直领涨全国，地价昂贵造成大量浙商外迁。有资料显示，在对1650家企业的调查中，有668家浙商认为用地价格过高，占调查总数的40.5%。如温州市工业园区的工业用地价格已达40万元／亩，市区商业用地则拍出了1120万元／亩的天价，而上海市青浦区的工业用地出让价仅2万元／亩，浦东、昆山的价格均在8万元／亩左右。（注：《商务成本过高显压力3000家民企“抛弃”浙江》，《东方早报》，2004年8月3日。）而在中西部的有些地区，当地政府可以提供价格更为低廉的土地，甚至是零地价的土地。因此，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依然没有脱离依靠土地与资本和劳动力结合的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切断土地与资本和劳动力结合的纽带，无异于釜底抽薪。
第二，信息成本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信息同样是企业商务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信息成本对民营企业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如果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企业就等于抓住了发展的机会，就会比其他企业先行一步占领市场，获得先发的竞争优势。但有研究表明，由于各地的信息化程度不同，有些地方的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某些信息（包括技术、市场和政策信息）所付的代价太高，以至于企业无法从这些信息中获益，也无法借助信息资源促进其发展。这一问题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第三，与政府管理部门的交易费用高居不下有关。目前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仍然没有摆脱“审批经济”的困扰，企业的运作必须常常得与政府的各级、各类管理部门打交道。因此，在企业的成本构成中，与政府管理部门的交易费用占有一定比例。这包括政府垄断部门的各种不合理摊派、收费、拉赞助，政府中某些官员的寻租收入等等。根据我们的调查，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民营企业与政府的交易费用总体上略低于其他三个省。从表5看到，就浙江而言，经常被政府拉赞助的企业仅占被调查企业的2.46%，高于平均水平；一年不少于10次和不少于5次的则低于平均水平；偶尔有一、二次的企业占到了64.92%，高于平均水平。可见，浙江在政府拉赞助和摊派问题上，与其他三省的情况整体上比较接近（见表5）。
（六）不公允的公共政策和制度环境
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制度供给由于其制定过程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总是带有倾向性。长期以来，民营经济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最突出的就是系统性的“次国民待遇”问题。应该承认，这些年对民营经济的国民待遇问题已经大大缓解。但是，由于对民营经济的偏见根深蒂固，完全消除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尚需时日。现在民营经济仍然面对着来自公共政策、制度和社会观念等许多方面的系统性“次国民待遇”（剧锦文，2004）。
根据我们的调查，由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民营经济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尽管地方政府出台的制度和政策要符合中央政府的基本原则，但这不等于说地方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供给上就没有自主性。在发展民营企业的制度和政策方面，各级地方政府表现出了较大差异。浙江民营经济之所以发展快，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方面不断进行创新；而湖北、四川和吉林民营企业发展之所以落后，也同样是因为在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方面相对落后。从我们对吉林省、湖北省和四川省的调查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见表6）。
表5 浙江、四川、湖北和吉林民营企业被政府拉赞助的情况比较
浙江（610家） 四川（28家） 湖北（17家） 吉林（81家） 合计（736家）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A 15
2.46
0
0.00
0
0.00
1
1.23 16
2.17
B 33
5.41
2
7.14
1
5.88
11 13.58 47
6.39
C 96 15.74 1
3.57
1
5.88
46 56.79 144 19.57
D 396 64.92 18 64.29
12 70.59
0 0.00
426 57.88
注：1.A：经常；B：一年不超过10次；C：少于5次；D：偶尔有一、二次。
2.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等四省民营企业抽样调查问卷数据库。
表6 浙江、四川、湖北和吉林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比较
注：1.A：已颁布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政策规定；B：举行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评优活动；C：政府部门经常与民营企业家进行沟通、听取意见；D：税收减免优惠：E：减免各种收费和摊派：F：土地占用和使用优惠：G：贴息贷款支持。
2.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等四省民营企业抽样调查问卷数据库。
我们用政府是否已经颁布和出台过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是否定期举行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评选活动，政府部门领导是否经常与民营企业家进行沟通和听取他们的意见三个软指标来衡量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从表6可以看到，在软指标方面，除了吉林在A和C上超过浙江外，其余浙江均高于其他三省，说明浙江的制度环境要好于其他省。我们用税收减免、减免各种收费和摊派、土地占用和使用优惠和贴息贷款等政策，作为衡量制度和政策环境优化的硬指标来考察四省，结果也观察到同样的结果。在这四个指标中，除个别指标浙江低于其他三省外，其余指标都高于其他三省。综合软硬指标，四川、湖北和吉林三省发展民营企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远比不上浙江省。
（七）产业分布失衡
民营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产业分布变化上逐步形成了如下特点：
第一，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第三和第二产业。有资料显示，近十多年来，民营经济产业分布变化的特点是，早期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民营经济在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超过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仍在上升。如表7所示（以私营企业户数为例）。
民营经济所在的无论是第三产业还是第二产业基本上届于竞争性行业，由于许多竞争性行业的进入壁垒比较低，造成中小型民营经济的大量涌入，并形成互相残杀的恶性竞争局面。尽管适度的竞争对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淘汰落后是必要的，而且，这些年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与其所处行业的充分竞争不无关系，但无限度的恶性竞争已使本来就弱小的那部分民营资本遭受致命打击。
第二，第二产业中的有许多民营企业是高耗能、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落后企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同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增长率和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有很大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其目标，有时会对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采取默认的态度。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甚至还鼓励这类企业的进入。当然，由于初始的民营企业经济实力有限，更可能进入这些技术要求较低的行业。
第三，民营高科技企业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大型城市中，比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它们已经成为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高地”。但整体而言，我国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数量少、技术创新能力有限。只有少数民营高科技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但即使这样也难与外国知名高科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相提并论。
第四，随着各级政府放开对民营企业在城市基础设施如道路、污水处理、教育、医疗以及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限制，民营企业正在向这些行业延伸。由于这些行业过去都是国有企事业的天下，尽管民营企业有机制灵活的竞争优势，但在诸如技术、市场和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等方面，民营企业则处于劣势。此外，像金融、保险、电力、医药通信等行业，民营企业仍然不准进入，因而难以发挥她们的竞争优势。
民营经济的这种失衡的产业分布状态，并不利于其持续快速发展。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民营经济自身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以及创新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行业管制以及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增长率及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基本体制指向有直接关系。
（八）区域分布不均衡
从区域角度看，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表现出大区域的分布失衡。根据丁兴烁(2003）的计算，截止到2000年，我国东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状况如表8所示：
表7 全国私营企业产业分布概况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003年、2004年的资料整理而得。
表8 东西部民营企业发展比较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西部地区比例
GDP总量（亿元）
28923.57
3220.67
8.98:1
劳动生产率（万人／人） 6.07
2.10
2.89:1
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 51.94
18.36
2.83:1
资料来源：丁兴烁：《东西部地区民营经济GDP的估算与分析》，载于《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另据全国工商联2002年对上规模民营会员企业的调查（注：所谓“上规模企业”是指年营业收入总额超过1.2亿元的民营企业。），2002年度全部入围企业东部地区占绝对多数，为77%，中西部只占23%，其中中部13.53%，西部9.54%。（注：《发展势头强劲，规模扩张显著——2002年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报告》，《中国经济信息》，2003年第24期。）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的失衡，一方面已经给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对于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来说，区域结构失衡造成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土地、能源、原材料及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巨大约束，而这些约束似乎在本地区是难以解决的（江苏、浙江和广东的情况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广大中西部地区要素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民营企业不发达而无法将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其次是与大省区民营企业过分集中的状态不同，许多省区、县域乃至村镇范围内，民营经济分布过散，难以形成像江浙、广东等地区所谓的产业集群(Cluster)或块状经济的规模效应。多数中西部的省区民营企业在区域内很难迅速集聚起来，无法形成能够促使其发展而又稀缺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注：所谓“社会资本”是根据它们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共同构成，彼此间有两个共同处：它们都包含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社会资本大致可包括结构中参与者的相互信任、隐含知识和企业家网络等等。），这些地区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就可想而知。
之所以会出现东西部民营经济的巨大反差，主要原因在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性差距、人力资源的差距和商务成本的差距；中西部民营经济没有较多地出现所谓的“块状经济”，其原因除了资金、人力资本短缺和缺乏必要的市场外，还在于社会资本的严重缺乏。
二、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对策
第一，确立民营经济的基础地位。树立人们对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主要成份定位的新意识，彻底消除民营经济只是边缘经济的错误看法；从法律和政策制定上会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一些歧视性政策也会得以纠正。
第二，放松产业准入限制，鼓励产业升级。对那些可竞争的垄断性和社会公益性产业部门，政府一定要尽快放松规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另一方面，政府还应通过国债、财政贴息、税收等政策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的力度，促使广大民营企业由过去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价值的粗放经营模式向低耗能、低污染和高附加价值的集约经营模式转化。
第三，促使民营经济自身的制度改进，实行现代治理结构模式。对那些具有一定规模且产权多样化的民营企业，要激励并帮助它们在企业内部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促使其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通过提高企业内部市场化程度，改善、提高他们的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
第四，民营企业要重视缓解其较高的道德风险和自身信誉的塑造。民营企业要从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契约履行等方面着手，主动降低道德风险，逐步取信于客户、取信于金融机构和广大消费者。
第五，为民营经济筹资和投资的社会化创造条件，鼓励民营经济积极开展资本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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