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四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历史性论文,中国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上下两篇宏文，“下篇”是对“上篇”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段话，不仅阐明了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而且也揭示了第二次飞跃的基本内涵，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第二次飞跃的主要特征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第二次飞跃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 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认识和正确实践，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第一大特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说到底就是对“社会主义”这一古老命题在认识和实践上的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的历史进程，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走过了一段很长的曲折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了新世界，是符合科学的理想。列宁、斯大林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成功地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并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但这种实践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进行的，没有很好地根据本国国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苦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但始终没有摆脱对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不是从本国实际和社会主义实践出发，而是按本本和条条本构筑社会主义大厦，这样，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搞了20余年，也取得了不小成就，但总的来看是发展缓慢，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
针对上述情况，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为了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在总结长期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作出了科学回答。一方面，他以否定方式明确指出了需要拨乱反正的几个观点，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概括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极富创造性和针对性地以肯定方式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1992年春南巡谈话中，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新概念，并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这些论述，纠正了那些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扭曲的认识，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上精辟回答和解决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应该说，建国以来，我们党对这一问题是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的，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以及党的八大文献，都是这一探索的重要成果。但是，由于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当中，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特别是加上当时国际国内一些复杂情况的影响，这种探索还未能摆脱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从而导致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实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摆脱了从本本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回到了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即从由理论出发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到由实际出发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飞跃。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正确对待外国经验和正确认识本国国情。在对待外国经验问题上，反复强调只能学习和借鉴，决不能照抄照搬，强调一切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在认识本国国情问题上，在重申我国已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特别强调我国处于“不发达阶段”，这种不发达，突出表现为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特点，从而得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结论。指出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正是在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依靠力量、领导核心和祖国统一等一系列理论和方略，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轴，理论和实践都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来进行，构成第二次飞跃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主题特征。
二 对当今世界形势作出新的正确分析和判断，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第二大特征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时，不仅要准确把握“国情”，而且要准确把握“世情”，即国际形势。只有准确把握世界形势，掌握时代特点，才能作出正确决策。因此，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历史经验，认真分析国情的同时，始终把眼光盯着国际大舞台，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根据时代的不同特点，对国际形势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新分析和新判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时代依据，并构成了第二次飞跃的又一特征——时代特征。
第一，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一方面，他不否认“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着重指出“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注：《人民日报》1988年5月16日。），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这就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他着重强调发展问题是核心，不仅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有发展的强烈愿望，而且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也要求发展。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是当今时代绝大多数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这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有利契机。
第二，概括了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特点。包括：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一日千里；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迅速崛起，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谁也离不开谁；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政治呈现多极化趋势，一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历史一去不返，等等。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利用世界资源、吸收国际信息创造了良好条件，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第三，正确分析和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过分强调对立和斗争，而忽视共性和同一性的倾向。邓小平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已不同于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而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以往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我国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质上是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立和斗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二者是对立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只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存于地球上，二者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因此，保持对资本主义的高度警惕，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二是共处和竞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仅具有对立性，而且具有同一性。从国际形势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将长期共存于世界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是二者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如果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区别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等方面，那么，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它们却有许多的共同、共通之处。如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经营方式等许多社会化大生产的东西，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没有姓“资”姓“社”之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经济、科技上的竞争，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之争。谁要想赢得这场竞争，关键是看谁能更多、更快、更好地利用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三是借鉴和利用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然具有共性，又同处于一个发展空间，必然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利用其先进的东西。搞现代化建设是一切国家的共性，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较充分地实现了现代化，其中现代化的共性发育最为充分。所以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来说，必须主动地、积极地借鉴和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成果，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后来居上。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姿态大声疾呼：“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第四，正是在对国际形势、世界发展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进行新的科学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得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结论，从而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大开放”战略。这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长期封闭状态，而且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已经习惯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对外开放战略，是一个已经极大地并必将进一步地改变人们的传统习惯、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的对外开放战略。在这个战略的指引下，过去许多根本不敢问津的新鲜事物在当代中国大地已是司空见惯。就拿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的变化来说，在过去遇事总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年代里，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企业要么就是社会主义性质，要么就是资本主义性质，不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就是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而现在，国营企业可以与外资合营，集体企业可以由个人承包，外资企业可以由中方来管理……。不同经济成分、不同分配方式，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三 制定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第三大特征
实践第一，理论服务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最突出特点。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创立理论总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都是为了解答和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因此，邓小平理论具有极为强烈的实践色彩，总是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相联，或者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往往就是理论的直接表现。因此，制定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之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精炼概括，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体系特征。
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相对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而提出的，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这一古老命题作出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提出的，它标志着我国战略重点的真正转移，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实现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坚持以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在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斗争哲学没有及时得到调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社会主义都是与“打倒”、“批判”、“运动”、“斗争”等字眼捆在一起的。正因为这种斗争哲学的困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搞了几十年，但收效甚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率领全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完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实现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多次指出，经济建设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问题，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富裕，人民群众的生活不改善，一切都是空谈。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人民群众才能安居乐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形成；也只有经济发展了，我们所关注的反对霸权主义问题、祖国统一问题等才能迎刃而解。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佳绩。
其次，坚持两个基本点，这是保证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两大支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保证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等右倾错误的出现。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拨乱反正，是以全面纠正各条战线上的“左”倾错误为标志的。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揭露“两个凡是”的实质，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其实质都是纠正“左”的错误。然而，也正是从此时开始，社会上有极少数人开始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等等，这股思潮由于没有得到及时遏制，终于演变成80年代中后期两次大的学潮，直至最后发展成动乱。事实证明，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强调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将有步入歧途的危险。也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几乎从全面纠“左”的那一刻开始，就同时强调了反右防右的重要性，鲜明指出，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性。
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要保证经济建设的有效性、高效性，旨在纠正和扼制那种反对经济改革，主张重走阶级斗争老路的“左”的错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经济文化落后、小生产占主体的国家，又长期受到国际共运中“左”倾思想的影响，因而受“左”的毒害至深至重。“大跃进”的要害是“左”，“文化大革命”的要害是“左”，“两个凡是”的要害仍然是“左”。正因为“左”的影响根深蒂固，我们始终未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高效的经济建设的道路，致使国家的经济建设搞不上去，人民群众的生活始终没有大的改善。针对这种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制定了改革开放这项前所未有的基本国策，指出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是一场革命。在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针对诸如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以新的面孔出现的“左”的思潮，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千万不能因为受“左”的影响而放慢改革开放的步子。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不仅是富国强民的基本国策，也是防“左”反“左”的最有效武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信念坚定前提下方法的灵活性。
制定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完全纠正了以往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互不相容，甚至以政治斗争制约经济发展的错误做法，使二者和谐统一，互为促进，既利于防止“左”倾错误的重演，又有效扼制了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右的倾向，保证我们党顺利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区别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
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毛泽东思想，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第四大特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段论述不仅科学地回答了怎样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而且是对第二次飞跃经验的科学总结，揭示了第二次飞跃的根本特征。
所谓科学的态度，说到底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的就在于不是固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结论，而是要把它当成一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
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上是有建树的，毛泽东同志创立“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并用这一理论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典型例证。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情况，我们党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又陷入了迷茫，以至在许多方面都照搬了马列著作中的一些现成结论，从而严重脱离了中国实际。
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上作得最为出色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学习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致力于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成教条。针对以往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的错误倾向，特别是针对“文革”结束后，某些人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极力鼓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法，邓小平明确指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不犯错误，马克思、恩格斯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自己更是说过，他也犯过错误。因此，他要求人们不要死抠只言片语，而应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成一门完整的科学体系来学习、继承。
二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各种假冒伪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本来面貌。一方面，彻底清除那些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而被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头上的各种似是而非的思想观点，如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要“一大二公”；社会主义等于平均主义；社会主义要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党的领导就是由党包揽一切，等等。另一方面，坚决摒弃抓住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不放，死守本本和教条的僵化态度，强调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是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作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第三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既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又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强调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到邓小平南巡谈话解开姓“资”姓“社”的枷锁，再到党的十五大在理论和方针政策上的一系列大胆开拓，都是在批判各种假冒伪劣马克思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认识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没有这种批判的革命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第二次飞跃。
三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是静止不变”的错误观念，紧紧结合本国国情，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键在于根据新的实践、新的经验不断创新。因为实际生活总在不停地变化中，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如果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之所以在一个落后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之所以在一个落后的中国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实现第二次飞跃，最关键的仍然是坚持了这种创造性的态度，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时代，大胆探索，大胆创新，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制定新政策，采取新措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确认；从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从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到经济特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总之，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到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无一不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既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保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最根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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