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晚年论文,评价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① 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②“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③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中还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④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我们抚今追昔，学习邓小平上述关于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论述，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当年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评价完全正确。此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党中央和邓小平当年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试想，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毛泽东生前曾几次夸赞邓小平懂辩证法。邓小平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说明他对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我们只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些浅显分析，就能对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尽可能科学地历史地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 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笔者认为，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要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对党、军队、政权建设实践的十分重要的运用，是我们党、军队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特别是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今时代更加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穿透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风云。对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结合当今国际国内实践，不断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就必然会遭遇重大挫折和灾难。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轻率否定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⑤按照《决议》这一精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不应包括“文化大革命”理论，必须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⑥，这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与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甚至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量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严重混淆了敌我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和处理方法，加上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助长，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惨痛悲剧和教训。我们要时刻引以为鉴。右倾错误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倾错误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高度重视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发生。 二 要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所作的重要贡献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所犯错误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无疑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看到毛泽东所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其他重要甚至是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晚年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对毛泽东晚年所做的全部工作进行全盘否定是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晚年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同志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把握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外交战略和我国永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革”内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与毛泽东的决策贡献和影响作用分不开。 三 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 毛泽东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所进行的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在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缴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宝贵的“财富”。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早年就说过：“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⑦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民主人士章伯钧曾经与其女儿章诒和有这样一段对话，可以为毛泽东关于“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作注释。章诒和问其父亲章伯钧：“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章伯钧用一句话回答了章诒和：“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⑧笔者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有判断和斗争的失误，但都“无私人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但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毛泽东的伟大让我们世世代代崇敬；毛泽东不是神，但也绝不是普通的人，绝不是常人甚至是一般伟人所能企及的。我们党和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在探索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有的属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可以避免的失误。对这些错误，我们一方面应引以为鉴，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苛求于领袖个人。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再说，他人难道没有感情用事或犯错误的时候？为了进一步说明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这里需要回答的还有以下四个问题： 其一，“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和毛泽东的初衷相矛盾的。比如，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长期不满，但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借群众运动帮助这些干部改掉他们身上的官僚作风，“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他对刘少奇、邓小平一开始也不是采取完全打倒的态度，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⑨之前他就明确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⑩当时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对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所以，毛泽东采用各种方式办法发动群众，甚至提出“来一个放任自流”(11)。但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不同宗派等各种新老矛盾都充分表现出来，特别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12)。1967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设想：“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13)但结果，“文化大革命”整整进行了十年，风浪一个接一个涌来，无法了结。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一方面把全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另一方面，他对无政府主义泛滥带来的恶果又严重估计不足。大乱并未转化为大治局面，最后，甚至出现无法驾驭的局面，这令毛泽东处于十分无奈甚至尴尬的境地。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张耀祠回忆说：“1975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强调指出，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总理感到这是一个解放老干部问题的机会来了。这天他来看望主席，并向主席报告了有无数的老干部挨整，他们一直没有工作等情况。主席说：‘你说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我也是无意地把他们打倒嘛，我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老同志受罪嘛！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烧糊了就不好吃了。’”(14)从中可见，毛泽东当初的良好动机与实际结果是严重相悖的。 其二，在评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强调其动机是好的，并不是把主观动机作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强调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主观动机往往会产生相应的客观效果。但是，有时也往往会出现效果与动机完全相悖的情况。我们常说的好心办坏事就是指这种现象。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当然应该坚持实践检验标准，同时也应兼顾历史人物的动机。对其动机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肯定。与此同时，不仅要把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放在当时历史环境里进行考察，同时也应放到历史和时间的长河里，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里加以检验。这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才是真正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才能真正反映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 其三，毛泽东在晚年已经部分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有所纠正。尽管毛泽东在晚年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反思与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15)1968年10月1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16)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并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在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他对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作了检讨，他说：“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17)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成员时说，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1975年10月至1976年2月，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明确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18)等等。 其四，要正确总结认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原因。黄克诚在1980年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说：“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探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19) 四 要正确区分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与严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干扰特别是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 1972年2月21日下午2时40分，毛泽东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历史性的会面。会面中，尼克松对毛泽东说：“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可能也没完全料到，“文革”中竟出现包括要暗杀他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事件在内的个别极其复杂的情况。当他回答尼克松说他“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时，实质上反映出他对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无奈。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与毛泽东发动初衷严重背离的悲惨结局，除了与他个人的错误有极大关系，与一些人的严重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干扰特别是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什么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一种顽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作风。分两种基本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特点是：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狭隘的个人经验或本本出发，从主观感情、愿望、意志出发，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问题，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有时表现为经验主义。什么是个人主义？就是指不顾及他人和集体利益仅从个人利益出发决定自己行为的人。什么是官僚主义？就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1957年反右斗争中把本来不属于右派的干部群众打为右派的情况，就是一些干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加官僚主义的结果。什么是宗派主义？就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是为谋取不正当个人利益的人的集合体的小团体主义。什么是山头主义？这是特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团结的现象。“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革命集团所说的只有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中“红一军团”出身的干部才好重用，就是典型的山头主义的表现。有着严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倾向的人或群体，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觉或不自觉利用运动中各种“口号”和形式，往往“运动”与自己或群体不同意见的人和群体，甚至把他们“往死里整”。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整风把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作为整风的三项主要内容之一，过去笔者理解得不甚深刻，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这次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笔者更加认识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宗派主义对我们党的特有危害。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会绝迹，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样不会绝迹，必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新的表现。在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历史中，有过严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并出现与此相关的错误，这严重干扰了党的正确部署的贯彻执行，并在实践中把一些错误部署放大，造成很不好的后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曾出现了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这三种人与犯了严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错误的同志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人，千万不能混为一谈。什么是蜕化变质分子？就是原来是我们的同志，后来经不住种种诱惑和考验，背叛了原来正确的信仰，实质上变成了党和人民敌人的人。什么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怀着对革命的强烈不满，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样子，混入我们党和政权内部来破坏革命的人。什么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就是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在我们党和政权内部，采用两面派等手法在党和国家的高层攫取领导岗位，并处心积虑地利用已经攫得的权力，运用各种合法、非法及阴谋手段，企图通过影响甚至改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由于这样的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这对我们党和政权的破坏作用更大。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中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我们队伍内部严重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左”的极端，对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起到了十分独特的作用。我曾在我十分敬重的王震同志身边工作十余年，20多年前即在苏东剧变前的1985—1987年期间，他曾几次对我说过：“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应该也必须充分肯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有两个错误，一是打错了人，二是用错了人。”绝不是因为笔者曾是他身边工作人员对他有深厚感情使然，笔者认为，我的老首长和老领导的看法是很有远见的。“冤有头，债有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我们党和国家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除了有毛泽东本人应负的领导责任外，不妨查一查，特别是受到冤枉的本人和亲属及同事认真查一查，这往往与一些人的严重主观主义特别是假借运动之名，或挟私报复，或借以邀功，或篡党夺权等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些人应该负有更直接甚至更大的责任。我们决不为毛泽东本人的错误做丝毫掩饰和开脱。但是，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原则甚至生命。现在，有的人把这些责任全部推卸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用句通俗的话说，这样的人不地道，这对老人家更是极不公道。因此，我们在评价“文化大革命”时，也应把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与严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干扰特别是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区别开来。 五 要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对阶级斗争估计严重的一面和他对党和政权有可能改变颜色担心的正确一面 我们一定要看到，毛泽东晚年担心党和政权改变颜色，并非没有一点道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中也在逐渐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1979年，邓小平就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忧国忧民、忧党啊！”(20)1980年1月16日，即改革开放后不久，邓小平就严肃地指出：“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21)1982年4月，邓小平强调：“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22)1985年5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23)1989年5月，邓小平又强调：“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24)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5)1993年2月，他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26)邓小平的相关论述还有很多。江泽民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27)他还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28)“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有忧患意识，要忧党忧国忧民。首先要忧党。如果不这样认识和提出问题，如果听任各种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恶化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那就难免出现杜牧所说的‘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局面。”(29)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30)2012年1月9日，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31)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32)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上述相关论述与毛泽东晚年的思考在本质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关于党执政后党与政权有可能改变其本来的性质甚至亡党亡国这一重大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共识。 六 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对苏联亡党亡国的正确预言与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大反斯大林。其实质是开始脱离、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大反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33)1959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4日晚，毛泽东就国际问题亲笔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敌人的策略是什么？(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来往，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而“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34)1961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35)结果，五年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三十多年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他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严重后果的估计判断惊人地准确；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及时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深远意义，这是保证我们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重要保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认为：“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36)笔者认为，这一评价，十分中肯、正确，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发生的政治风波特别是苏联东欧共产党败亡的教训充分表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邓小平在晚年从苏联亡党亡国的角度实质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说：“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其他什么方面，而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如果我们党出问题，整个国家肯定出大问题。”他还说：“垮下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下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37)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也曾先后作出了同样的相关论述。 为了进一步区分以上六对关系，请允许笔者再用一定篇幅列举几段相关谈话进一步说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今有关领导同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一是周恩来的一段谈话。20世纪80年代末，薄一波的秘书董宏告诉笔者说：“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二是叶剑英的一段谈话。20世纪90年代初，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告诉笔者：“1981年《决议》作出后，几个年轻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三是黄克诚的讲话。黄克诚1959年在庐山会议开展的反右斗争中，被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工资降两级，20年没有工作。但1980年11月27日，他却不顾年迈体弱，几乎双目失明，以抱病之躯在中央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四个多小时的报告。在此报告中，他说：“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否定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是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38)黄克诚的报告一结束，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黄克诚的这篇讲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动得热泪涌流，为他这种出于公心、不计前嫌、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品格所折服。黄克诚1980年的重要讲话，在今天无疑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我们决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沙文主义，也决不能搞意识形态的输出；但是，思想理论无国界。笔者认为，从时间顺序上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后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成果。从逻辑顺序上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两大成果，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可以简要概括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建设理论可以简要概括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不断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始终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坚持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正在走向世界。随着以西方强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穷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富愈来愈少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其根本标志是几乎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多)现象的进一步加剧，广大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的第三世界国家在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极有可能学习、借鉴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即给工人、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以农村包围城市，通过议会选举直至武装斗争的手段夺取政权，真正实现本民族的本质上的独立和解放。我们可以放眼设想，在未来五十到一百年左右，待到这些国家的和发达国家的人民群众掌握了政权之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就可能会学习和借鉴我们党的保持本色、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的经验。无论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是执政党建设理论，毛泽东都是十分杰出的主要贡献者或者说奠基性的贡献者。因此，笔者坚信，21世纪毛泽东思想必然进一步走向世界，或者说，21世纪是毛泽东世纪。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如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一样，都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和昭示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些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反映和揭示的往往都是几百甚至上千上万年的事，决不能仅凭以十或数十为单位的短暂时间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若仅凭以十或数十为单位的短暂时间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就必然是没有弄懂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真谛。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 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页。 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⑦《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19页。 ⑧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版，第58页。 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148页。 ⑩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9页。 (11)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0页。 (1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0页。 (1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0页。 (14)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142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5页。 (1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页。 (17)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5页。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19)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40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381页。 (2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2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2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页。 (30)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31)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6831877.html. (32)《人民日报》2013年1月23日。 (3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3—329页。 (34)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2—1034页。 (35)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页。 (3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8页。 (37)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7页。 (38)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文革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邓小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