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阿伦特的判断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伦论文,试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002（2009）05－0009－04
判断理论和行动理论、世界理论，构成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政治思想的三大组成部分。探讨阿伦特的判断理论，对于把握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全貌及要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西方学者对阿伦特判断理论的“经典”解读，以英国学者罗纳德·贝纳（Ronald Beiner）为代表。他们认为，阿伦特晚年关于“心灵生活”的思考、关于判断理论的阐发，体现了她的“哲学回归”。这一解读在西方阿伦特研究界影响颇大，也得到了国内若干学者的赞同。
笔者认为，贝纳等人对阿伦特判断理论的解读颇成问题，这主要缘于他们未能把阿伦特的判断理论与她毕生的政治关怀结合起来予以考虑，未能准确地把握阿伦特所提出的判断理论的实质和意图，从而掩盖了阿伦特晚年著述的真正意义。事实上，阿伦特的判断理论体现了她对政治的心灵之维的根本理解，可以说是她长期进行政治思考的产物，而非她最后几年思想上的突变。阿伦特并不是要“由政治而回归哲学”，而是试图阐明政治的心灵之维——即“如何政治地思考（how to think politically）”这一问题。阿伦特的判断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关于政治判断的理论，我们需要对这一理论进行合乎阿伦特真实意图的阐释。
一、阿伦特判断理论的缘起
阿伦特对判断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已经论及极权主义运动中，知识精英的反叛、暴民（mob）与精英的一度联手等现象，指出知识界缺乏政治判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推波助澜。在论述20世纪大众（mass）的特点时，她也指出他们缺乏判断力，最易受到蛊惑，不能进行独立思考，等等。尽管阿伦特认识到黑暗时代个人独立思考、凭良心进行抗争的可能，就如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所揭示的那样，然而，极权主义的总体特征还是无思无想，极权政体的行动原则不是其他，而是意识形态。极权主义恐怖在于意识形态笼罩一切成员之头脑，并充分渗透至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此时，政治判断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独立的思考不仅危险，而且多余。在此意义上，极权主义与独立思考与判断是格格不入的。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剖析从侧面表达了政治判断与思考对于健康美好的政治生活之重要。而对这一主题进行直接阐述的，则是阿伦特著名的，备受争议的，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
阿道尔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纳粹时期的一名特工，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行动中扮演了主要执行者的角色，“二战”结束后曾逃亡多年，后来被以色列特工拘捕，并运往耶路撒冷接受审判。阿伦特曾作为《纽约人》杂志的特派记者前往旁听，并写了长篇报道。对艾希曼审判所涉及的诸多法律争议，阿伦特皆作了讨论，但此处与我们有关的只是，艾希曼何以能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阿伦特指出，艾希曼审判告诉我们一个教训：恶的平常（the banality of evil）。阿伦特的这一论断“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恶的平常”这一说法的背后勾画出的是与常人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图景。魔鬼似的纳粹，在她笔下成了庶民，无辜的犹太人成了同案犯。阿伦特之意，大屠杀所涉及的问题之深刻性，在于它不是传统道德上的善与恶、正与邪、罪与无辜之间的对立，而是清浊合流，善恶不分。艾希曼的平常几近庸碌，其实是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的人的普遍特征。艾希曼不是心机恶毒之人，而是一个寻常的人。他是一个当局政权下的良民，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渴望晋升的普通官僚。他之所以犯罪，乃是由于他缺乏区分对错的判断力。阿伦特的结论就是，正是此种“平常”造成了极权主义之“恶”。
阿伦特关于“恶的平常”这一论断背后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后来左右她的政治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人的思维能力在政治中居于何种地位？人的思考能力、意志力、判断力在政治中起何种作用？显然，在关于艾希曼审判的论述中，阿伦特所说的“判断力”是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与阿伦特后来所作的思考、意志与判断的区分相比，阿伦特在这里所提及的判断力，乃是与思想、意志交织在一起的。故而阿伦特说“缺乏判断”与“不能思考”是同一个含义。这促使阿伦特进一步关注“思考”与“区分善恶的判断力”之间的关系。
二、阿伦特判断理论的实质
讨论阿伦特的判断理论，必须从阿伦特对康德政治哲学独辟蹊径的解读开始。阿伦特既不是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去看其政治哲学，也不是从康德晚年的政治论文中去寻找，而是集中关注于他的《判断力批判》第一卷中的“审美判断力批判”。
阿伦特颇具创意地指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般皆被作为美学论著来阅读，殊不知它精彩地表达了康德政治思想最核心的部分。康德的哲学关注“我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三大根本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人是什么。在阿伦特看来，康德对人的关注集中体现为对政治的关注。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未曾直接写出的政治哲学。康德论人、论美、论判断，也就是论政治哲学。并且，康德的伟大在于他以批判的立场站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外。在康德那里，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对政治的敌意荡然无存，所以阿伦特说：康德是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一个例外”。阿伦特指出，在康德那里哲学家不是生活在天上，而是生活在常人之中，作为常人之一员而存在，哲人纵然可以置身于事外，但是其著作应当能被他人理解。据说康德曾对自己著作的不易阅读深表歉意，在康德那里，理性是指公开运用的理性，它提供的是与其听众交流的可能性。依阿伦特之分析，康德曾试图通过实践理性为政治提供道德基础，然而实践理性以绝对命令的语言和逻辑，教人如此行事，本质上是从普遍规则推导出个人当下的行动，虽然是法与道德的基础，然而其性质却不是政治的。实践理性所要求的是个人内心的一致，即个人的行为得到良心的同意，而政治思考则是个人寻求得到他人的同意。这也是政治判断不同于道德判断之所在。事实上，政治判断与审美判断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阿伦特盛赞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道出了政治判断之实质。
“扩大的见地（enlarged mentality）”是指“站到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想”。这种思想方式不是求得内心的一致，而是潜在地求得与他人的契合。在这一过程中，不是我与自己对话，而是我与预期的他人进行交流，最终希望获得他人的同意。通过判断，个人的私下想法进入公共领域，接受众人之检验，由于这种进入，判断超越了个人的限制，得到了扩展。这种判断需要他人的出场，个人在做出判断时，必须把他人的观点考虑进去。正如逻辑推演依赖于自我的出现，判断要想变得有效，则必须依赖于他人的出现。虽然判断由此获得相对的有效性，但并不是普遍有效，它只限于判断者所虑及的他人的范围。阿伦特指出，这种判断力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能力”，它要求“不仅从自己的观点，而且从所有其他碰巧出现的人的观点出发去看事情”。这种政治思维的特定样式，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按照康德的论述，当人们进行审美判断，说这朵玫瑰花是美的，既不是出于对这朵花的主观私人偏爱，也不是根据某个客观的普遍原则来衡量这朵花，而是一种诉诸他人出现的判断。即我潜在地期望他人赞同我的说法，想象与许多其他人在一起欣赏这朵花。而政治判断与审美判断之相通，原因在于政治与美都具有公共性。并且按阿伦特的政治概念，政治与审美都是利益无涉的、自由的活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阿伦特在康德审美判断中找到共鸣，与阿伦特对“政治”至纯至美的理解是分不开的；换言之，只有从阿伦特式的政治观出发，从康德的审美判断中才能读出“政治哲学”来。
阿伦特指出，这种政治判断能力与人的想象力相连，是一种再现性（或代表性）思维的过程。阿伦特在《真理与政治》一文中对这一过程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政治思考是再现性的（representative）。通过从不同的观点审视给定的问题，在心中使那些并不在场的人的立场再现，我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意见；也就是说，我使他们再现。这种再现的过程并不盲目采取其他不同立场的实际观点，而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既不是移情（empathy），好像我努力成为他人或像他人那样感觉，也不是从众，而是以我自己的身份去思考，尽管实际上我并不是那种身份。当我思考一个问题时，我心目中列出的人的观点越多，我越能想象如果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将作何感想，我的再现式思考的能力就越强，最后的结论即我的意见也就越是有效。”
这种再现的过程体现的也是代表的过程，站在他人立场上去思考，也就是说使自己成为其他人的代表去思考。由此形成的意见，不是普遍真理，也不是一己私人之偏好，而是具有某种中立性、公共性、一般性的意见。政治意见的高下，所依赖的正是这种中立性。因此，纵然一个人在单个状况下进行政治判断，他也不是在和自我对话，而应是想象他人的在场，并站到他人不同的位置，对同一事物进行考虑，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某种概括，得出一个兼顾众人立场的判断。理解“再现式思考”的关键在于，阿伦特并非是要人们按他人的想法去思考，并非揣摩他人会怎么想，而是说假定我处于他的位置我会怎么想。所以得出的还是我的意见，不是他人的意见。我们也不难看到，阿伦特的政治观中虽然有沟通交往的一面，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但她并不试图为这种互动寻求理性基础。以阿伦特之见，对政治问题的判断犹如审美判断，正如我们作出审美判断并非依赖于理性对话一样，政治中的意见也不是靠理性对话形成的。阿伦特强调的是空间，即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
阿伦特以“扩大的见地”、“再现式思考”作为政治判断之思想形式，与她对人的理解是密切相连的，由于人的多样性（plurality）、人的创生性（natality），因此，“扩大的见地”、“再现式思考”成为必要，即政治事件不能以抽象的逻辑去概括，不能以普遍的理性法则去衡量，而应从多个角度、多个立场去审视，人们需要的是作出具有相对公共性的、能得到他人同意的判断，由此形成的是意见，而不是真理。阿伦特的名言是：“政治生活中只有意见，而没有真理。”她的判断理论，不仅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面摈弃，也是对现代虚无主义的否定。康德的立场得到阿伦特的高度赞扬，即一方面否定教条主义，一方面否定怀疑主义，因为怀疑主义在康德看来是从一种教条走到另一种教条。阿伦特坚信，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审美判断的洞见，指明了同时摆脱教条主义与怀疑主义的出路。
阿伦特所说的“再现式思考”的方式，在她一篇引起激烈争议的文章《小石城事件反思》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小石城事件，是指1957年美国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发生的一起关于实行强制性种族合并教育而引起的暴力冲突事件。该事件涉及公民权利、种族歧视、中小学教育等多方面问题。阿伦特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表达了若干引起人们激烈批评的观点，她认为，强制实行种族合并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未顾及事件相关诸方的实际心理感受。她主张以“再现式思考”的方式去看待这一公共问题。在阿伦特看来，强制种族融合与政治上的种族歧视（即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种族歧视的正当性）犯的是同一种错误，即混淆了政治与社会的区分。黑人民权运动的正当性只应局限在确保黑人作为公民的政治平等权利，而不是要在社会中抹平差异，社会中的偏见和种族歧视心理是可接受的，因为社会的原则就是区分而不是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充分体会当事人的心境。以政治强权迫使社会平等之实现，乃是历来暴君之所为。阿伦特的结论是：在种族歧视思想弥散的时代，种族隔离教育比种族合并教育要好。
阿伦特此文立场一反当时民权运动之潮流，在有些人看来甚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故最初约稿的杂志编辑未能予以发表。只是到了一年多后，该文才在另一个杂志发表，并配以大卫·斯必茨（David Spitz）和麦尔文·图明（Melvin Tumin）分别写的批评性文章在同一期刊出。而批评者对阿伦特的文章几乎作了全盘的否定。斯必茨指责阿伦特所作的政治、社会与私人的奇怪区分，说她概念不清，而她不关心人的价值，奇怪地喜欢不平等，更让人无法理解。图明在《天上的馅饼》一文中，说阿伦特表达了典型的阿伦特逻辑，根本没有论证和证据。他说对阿伦特的这篇文章最好的概括就是“无知”。阿伦特以“真正的阿伦特方式”对问题进行了夸大，不顾事实而热衷于玩弄形而上学游戏，实在是匪夷所思。
针对二人的批评，阿伦特写了回应性文章。她指出图明从界外进行批评，指出她未论及的社会与历史事实，而斯必茨虽然言之成理，但误解了她。她说，她关注的问题是：“如果我是一个黑人学生的母亲，我会怎么做”、“如果我是一个南方白人学生的母亲，我会怎么做”她的答案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到黑人与白人合并的学校，由此，强行实行种族合并教育便应予以否定。她指出，种族歧视问题在成人中尚未能很好解决，更何况少不更事的中小学生，置中小学生及其父母的感受不顾，以所谓种族平等、民权等抽象原则来制订政策，有百害而无一利。阿伦特的思路实际上十分明了，说到底就是站在不同的他人的立场去判断，由此形成相对中立性的意见。批评者认为阿伦特未能对其观点予以论证，也没有提供事实依据。而在按阿伦特之思路中，判断不是理性论证的过程，对立的不同观点都有充足的理由、充分的证据，然而在原本具有不确定性的公共事务前，找个借口从而导出某个结论并非难事。阿伦特认为我们不应从原则出发去作判断，而应以一种再现式的思维方式，寻求“扩大的见地”。阿伦特对小石城事件的反思，一方面就如何政治地思考做了例证，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这种思考方式本身的局限性所在，即所得出的结论之有效性的局限。阿伦特后来也承认她错误地判断了那种情况中黑人母亲的行为的意义。她意识到她未曾充分注意美国教育制度的中心政治角色。但是，这种思考方式无疑是最合阿伦特对政治之理解的思维样式，它是一个合格公民应当具备的素质之一。
诚然，按照阿伦特的思路，凭借人的想象能力，再现他人的处境，从多个不同的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由此形成判断。只是人们不免会进一步问：从各个不同的立场去看问题时的标准是什么？是一种理性的反思？还是依赖道德习俗规范进行思考抑或是任由个人的自由思想？答案是“都不是”。判断既要求具有相对的公共性、并时时假定追求他人的同意，它诉诸的标准是一种“共通感”（common sense）。阿伦特的“共通感”的术语依然来自于康德。康德曾论及共通感是鉴赏判断得以可能的前提。康德说：“共通感是和人们至今也称作共通感的一般理解本质上有区别的：后者（一般理解）是不按照情感，而是按照概念，固然通常只按照不明了地表示的原理判断着。所以只在这个前提下，即有一个共通感（不是理解为外在的感觉，而是从我们的认识诸能力的自由活动得来的结果），只在一个这样的共通感的前提下，我说，才能下鉴赏判断。”与康德一致，阿伦特用共通感一词强调的是一种感觉机能，它“假定每个人都有和我自己一样的感官”，由此，共通感是相互之间可以交流的感觉。阿伦特认为，共通感是在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之外的第六感觉。正是凭借这一感觉，人们才能获得对世界的确切感知。“世界的唯一特征是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共同的，它的真实性也由此得到保证，共通感在政治术语的等级中居于很高的地位，因为它是一种把我们的五种个人感觉及其所认知的资料作为整体获得真实性的感觉。……在某个共同体内显著的共通感的危机和怀疑的显著增加，因此，也几乎就是人与世界远离的必定的标志。”阿伦特的判断理论最终诉诸共通感，体现了阿伦特探求公共政治世界复兴的一种努力。
阿伦特的判断理论表明，政治不是思想活动的结果，而是思想活动的起点。我们不难看出阿伦特所指的政治判断具有以下特征：（1）公共性，即强调判断作为一种政治能力，在其思想活动中时时观照公共世界，并再现他人的在场；（2）可交流性，即政治判断实际是与众多的他人进行沟通，以共通感联结你我他，获得对世界的真实性的感知；（3）可修正性，即政治判断导出的不是真理，而是意见，并且也只可能是意见，因此，它必定不是最终的结论而应随时准备被修正；（4）相对有效性，与上一个特点相连，政治判断也只具有相对的有效性，一方面它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它只是在所涉及的特定共同体内有效；（5）独立性，政治判断要求个人摆脱陈见，追求中立性立场，摆脱意识形态枷锁，因此，它是个人独立思考和运用其自身能力的活动。
阿伦特阐发判断理论时，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其导师雅斯贝尔斯对她的影响。雅斯贝尔斯把沟通视为哲学的任务，正如《阿伦特、雅斯贝尔斯书信集》的编者所言，二人长期以来至诚的交流，使得雅斯贝尔斯从阿伦特那里发现了政治世界，而阿伦特从雅斯贝尔斯那里发现了沟通理性。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阿伦特判断理论中关于“可交流性”的论述的注脚。
康德对阿伦特的影响更是明显。阿伦特的判断理论，可以说是为人们提供了政治版本的第三批判。阿伦特也说她对康德的解读“超出了康德自己的解释，但仍保持在康德的精神之内”，故阐发的是康德“隐蔽的”政治哲学。不过，阿伦特虽然从康德那里借用“扩大的见地”、“再现式思维”、“共通感”等术语，但她对这些术语的理解并不拘泥于康德的原意。事实上，她还有意进行了诸多发挥，对康德的论述作了自己的取舍。丽莎·简·迪希（Lisa Jane Disch）敏锐地注意到阿伦特与康德的判断论述之间微妙的差别。她指出，阿伦特在论述重心上以“公共性”代替了康德审美判断中的主体性。对康德判断力批评所关注的主客体之间、普通与特殊之间的关系，阿伦特并不感兴趣。康德研究者习惯用“universal”来翻译“allgemein”，阿伦特以“general”来翻译，以“一般”修饰意见，而“普遍”则与真理相连。阿伦特认为再现性思维可使见地扩大，得出更一般的相对有效的意见，但并不是普遍性的最终结论。阿伦特显然有意通过翻译用词上的策略使康德更符合自己的思想。并且，对于再现式思考的理解，二人也有差别，康德强调的是，站在任何他人的立场上进行的抽象思考，而阿伦特强调的，则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获得的情感体会与具体的想法；前者重抽象的概念思辨，后者重具体的感官体会；前者强调一般性，后者更重视多样情境下的特殊性。迪希进一步指出，关于想象的方式，康德所给出的是哲人的想象，而阿伦特给出的则是艺术家、史学家的想象。显然，康德重理貹，阿伦特重感性，阿伦特在何种意义上借鉴了康德，由此可见一斑。
三、小结
阿伦特最后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心灵生活》，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是《人的境况》的姊妹篇。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阿伦特的《心灵生活》之写作意图极为重要。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区分劳动、制作、行动三种实践活动，把行动视为真正的政治活动，在《心灵生活》中，她则区分思考、意志与判断，尽管三者皆是人的精神领域不可或缺的活动。正如劳动、制作、行动三者都很重要一样，就其政治概念来说，判断乃是阿伦特所要指出的政治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思考指向过去，意志指向未来，判断则指向现在；正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开篇所引的雅斯贝尔斯的话那样：“它既不归结于过去，也不归结于未来，它只是走过，一切都存于现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在时间上指向介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现在，也体现在她对心灵生活的论述中，即“判断”是她所关注的核心，判断力是真正的政治人必须具备的能力。
［收稿日期］2009－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