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窘境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窘境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管理学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管理学和组织学理论的演进 以西方为主流的企业管理研究在近五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大量的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以北美学者为代表的理论界构建了较为完整清晰的管理理论框架体系。然而，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企业开始与西方的行业领袖同台竞技，它们在竞争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优秀的管理实践，甚至建立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在此过程中，西方的主流理论遇到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新兴市场所具有的制度基础、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基础、市场基础、资源基础及行为基础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新兴市场企业所面对的竞争环境与西方企业也有很大区别。 理论为自然及社会科学中种种令人困惑的现象提供了解释。好的理论简单准确，同时具有通用性、实用性、引导性和预测性。理论是解释难题、推导假设、启发实践以及预测相关现象的关键。多数管理学和组织学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至80年代发展形成的。这一时期正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欧美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在这一时期，我们见证了Edith 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理论”(theory of the firm growth)、Herbert Simon(1957)的“有限理性观”(bounded rationality view)、Alfred Chandler(1962)的“战略结构匹配理论”(strategy-structure alignment theory)、John Adams(1963)的“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Cyert和March(1963)的“企业行为理论”(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Lawrence和Lorsch(1967)的“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John Child(1972)的“战略选择理论”(strategic choice theory)、Katz和Kahn(1976)的“开放系统理论”(open system view)，也受益于Hannan和Freeman(1977)的“组织生态理论”(organizational ecology theory)、Aldrich和Herker(1977)的“边界跨越理论”(boundary spanning theory)、Pfeffer和Salancik(1978)的“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Tushman和Nadler(1978)的“信息加工理论”(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Richard Scott(1987)以及DiMaggio和Powell(1983)的“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Levitt和March(1988)的“组织学习理论”(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Wernerfelt(1984)以及Barney(1991)的“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等等。此外，我们也受教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理论发展，例如动态能力理论、期权理论、松散耦合理论、网络理论以及知识基础观等。 总体上看，国际主流管理理论可划分为四块内容：(1)关于交换的理论，(2)关于环境对应的理论，(3)关于边界跨越的理论，(4)关于企业成长的理论(见图1)。
图1 国际主流管理理论分类与概览 基于交换的各种理论又可分为：①经济学视角(如交易成本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代理人理论、契约理论等)；②社会学视角(如公平理论、社会心理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③社会经济学视角(如网络理论、竞合理论、经济社会学理论等)。 任何组织都不会存在于真空中，而必须与其外部环境匹配、对应乃至共生。关于与外部环境对应的理论又分为：①制度观(如制度理论、权变理论)；②战略观(如战略选择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期权理论)；③共演观(如结构化理论、共演理论)；④生态观(如组织生态理论、生物发展理论)。在这一类理论中，有些理论，如战略期权、战略选择、共演理论等也阐述了企业成长，因此它们与企业成长理论也密切相关。 组织边界(organizational boundary)在管理理论中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既影响战略决策、组织架构，又影响组织行为和员工管理。在组织边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生态系统的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凸显。关于组织边界界定、跨越、交互的理论包括边界跨越理论、松散耦合理论、信息处理理论等。 企业成长理论一直是管理理论特别是战略管理理论的核心。这些理论也一直伴随着企业内外部条件的根本变化而与时俱进。早期的企业成长理论包括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Cyert和March的“企业行为理论”、Chandler的“战略与结构匹配理论”等。其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学习理论体系实现了飞跃式发展。这一体系中包括组织学习理论、组织更新理论、组织进化理论等。90年代及其后，基于能力的理论，如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及动态能力理论在全球流行并成为当今战略管理理论的心脏或基石。 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能力或有关竞争优势的理论在过去五十多年里经历了重大变迁。早期的理论重外轻内，强调产业或行业特征(如垄断程度、政府作用、进入壁垒、退出壁垒等)的主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自由竞争加剧、政府规制减弱和市场全球化增强，企业成长理论开始更多地关注于企业内部，即核心能力、核心竞争优势和动态能力的培养、利用和升级。近年来，基于国内国际市场的新特征及其日益增强的复杂性、动态性、联动性，整合的观点更加流行，即同时强调内部和外部的整合和动态对应。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管理理论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停滞。自那之后，大多数管理理论建设工作停留在扩展(如加入新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限定(检验边界条件)或验证(例如检验曲线效应)现有理论的阶段。关于新的管理情境的研究(例如基于中国的研究)，依然大量使用现有的西方理论。 二、中国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窘境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并在近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然而国内外中国学者对于全球管理理论的贡献却与此并不相称，其中原创性的理论也非常少。无论是丰富的中国管理实践还是悠久的中国管理哲学，都尚未对过去及当前的国际核心管理理论产生巨大影响(Barney和Zhang，2009；Jia等，2011；Tsui，2006)。严格地说，完全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并能对国际主流产生重大影响的大理论尚未产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管理理论研究没有进步。实际上，这些进步是明显的，具体体现在： 1.基于中国特定环境或实践或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体为背景的新理论视角已经出现并持续出现。如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独特动机和行为的跳板理论，研究转型经济、转型社会环境下企业战略制定的制度基础观，研究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儒家式领导观等。 2.基于中国特定文化、制度环境和企业实践的新概念、新现象及其背后的理论要素不断出现并持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对国际主流管理研究在东方文化、亚洲社会及新兴经济体的拓展做出了贡献。“关系”这一领域的产生和发展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它不仅得到了国际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已普遍应用在其他领域，如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财务投资、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除“关系”及其相关的关系资本研究和社会网络、组织网络研究之外，中国特定背景下的产权模糊、乡镇企业现象、转型制度环境的动态性、跨国公司在中国、大市场—大政府二元关系、中国式家族企业发展、中国式创新与创业、政治资本、文化变迁、海归创业、民营企业战略特征等中国特有的新现象及其特有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也产生了较好的国际影响和关注。 3.以中国为背景的理论模型或框架不断出现并丰富了国际主流管理体系，特别是这些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其主要特征是现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在西方理论基础上进行修正、补充和拓展。这一模式出现在管理领域的各个学科上(如战略、组织行为、人力资源、国际商务、创业、技术与创新等)。例如，中国特色的COPYCAT发展模型、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模型、中国企业的竞合关系模型、中国特色的政企关系模型等在战略管理学界得到认可和重视。 4.一些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和管理思维开始引入国际主流管理学界。如中庸思想、文化双融、阴阳哲理、儒家式领导、“家”文化等。这些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管理哲学思想结合丰富和变革中的中国管理实践、市场特征及制度环境，为中国管理理论的拓展与推向世界增添了新的路径。随着本土化管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从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思想以及传统文化出发并结合当代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在创建管理的中国理论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如苏东水的“东方管理学”(彭贺和苏宗伟，2006)、成中英的“C理论”(成中英等，2014)、齐善鸿的“道本管理”(齐善鸿和曹振杰，2009)、席酉民的“和谐管理理论”(席酉民等，2003)等。 毋庸置疑，中国应当成为全球管理学与组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包含主流管理理论的区域延伸(即主流理论的中国化)，又有新创的中国自身的管理理论(即中国理论的原创化、国际化)。总体上说，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中国的管理学者更加热衷于检验从西方发展而来的管理问题、理论、构念乃至研究方法，而不是致力于挖掘基于中国现象的理论拓展。我们的不足是多方面的： 第一，我们缺乏对本土真正商业实践的足够关注和观察。早期伟大的学者都是那个时代真实商业实践的深刻观察家。例如Taylor(1911)观察到效率缺失的问题；Cyert和March(1963)观察到复杂的组织通常具有自相矛盾的目标；Ouchi(1981)观察到日本经济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崛起，并试图发现不同的管理视角。中国新颖独特而丰富的情境，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私有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将为管理学者发展新理论和新观点提供极好的机会和依托。 第二，我们缺乏学术研究与商业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理论的发展不应该仅仅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更应该为真实管理问题寻找解决方法。很多早期的理论家(甚至如Alfred Sloan这样的实战家)都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当今海内外很多年轻华人学者和博士生往往没有这样的经验。 第三，我们缺乏一个自由宽松的知识创造环境。早年因为存在的理论较少，不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学者们能够遵从他们的内心，发挥想象和创造。如今，大量的现有理论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提供指引又可能蒙蔽双眼。同样，文献回顾可以提供帮助也可能阻碍新思想的诞生。 第四，我们缺乏一个无拘束的、能够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对理论和实践有贡献的制度环境。发表基于文献综述且贡献微小的实证文章似乎成为一条捷径。然而，奖励、晋升、科研经费申请往往都避不开这条捷径，因为它在程序上较易操作。 第五，对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研究还是以定性综述为主，已有的一些实证研究也大多以描述性统计或在西方主流理论模型下添加一些中国情境的自变量、因变量、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等为主。系统地、创新地探索真正的中国情境的研究十分不足(Bruton和Lau，2008；Quer等，2007；韵江和鞠蕾，2010)。已有研究缺乏从一个系统的模型或研究框架去评估中国情境研究对管理和组织理论的贡献。相映成趣的是，近年来，主流的管理理论研究逐渐意识到西方模式的局限性，开始转向情境研究尤其是具有显著差异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情境研究。 遗憾的是，我们依然处在理论研究的窘境中。今天，我们有更多的问题和困惑值得研究，但真正有影响力的新理论、新视角却很少；我们有更多的管理和商业学术期刊，也有更多的实证文章，但是罕有理论的杰作出现；我们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教授和博士生，但我们对理论和实践的真正贡献却很不足；我们有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更多的科研经费和研究中心，但是我们的学术声誉和学术质量却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提升；我们看到在顶级学术期刊上的发表量大幅增长，但是学者的人均引用量以及每篇文章的平均引用量却很低；我们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关注和贡献度还不足。 三、可能的解决之道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西方管理理论体系的拓展在今天出现了广泛而深刻的交汇。这是一次世纪性的机遇，这一机遇对于中国管理学者而言尤为珍贵。是否能够发展出一个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基础理论体系，并将之与西方已有的理论进行有机的结合，最终构建融会东西方的管理理论大厦，成为海内外中国学者的重要使命。可喜的是，一批海内外中国学者已开始深刻思考，展开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基础探索(文献回顾参见谭力文和丁靖坤，2014；武常岐，2010；武亚军，2010；张志学等，2014；赵曙明，2011)。 任何管理理论都必须清晰地阐述：(1)What(概念和主张)，(2)How(变量、因素间的重要关系)，(3)Why(为什么存在这种关系)，(4)Where/When/Who(各种背景环境、假设前提等)。任何管理理论必须满足或符合通用性(general)、引导性(instrumental)、预测性(predictive)、逻辑性(logical)和可验证性(verifiable)。当然，东西方管理理论的构建是有差别的。西方理论偏重科学导向，即准确性、思辨性和严谨性；而东方理论更侧向于哲理性、隐喻性和思想性，即侧重艺术导向。东方情境研究与西方模式相比，一个比较重要的思维差异是关系思维和阴阳思维模式(Chen和Miller，2010；Child，2008；Luo，2014)。在这样的思维系统中，一些看似矛盾的内容可能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相互兼容和共处的。规避简单直接的取舍和极端决策，更多地开展合作、包容、共赢，用长远的眼光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这或许正是两千多年前墨子所强调的“兼爱非攻”思想的当代效用。 中国的管理学者既要了解和参照国际主流管理理论的构建模式，更需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走出自己中西融合、古今融合、天地融合的独特而有效的路径。基于此，我个人建议同行们思考一些构建中国管理理论的新方法、新模式： 1.困惑驱动式：探索现实或实践中的真正困惑(puzzles)和问题，并通过演绎或归纳的方式融入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这一思路的重点是抓住并探索那些现有主流理论解释不通甚至相悖或者与现在普遍流行的观点或认知极不相同的新现象、新实践、新观察并进一步对这些困惑深入剖析。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市场特征、商业实践和管理文化给中外管理学者提供了许多困惑性待解问题，需要从理论的角度深入系统地探求它们。 2.哲学引导式：中国的儒家、道家、兵家、法家、杂家、佛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用来支持和加强新理论构建的基础哲学思想。哲学要素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管理理论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理论的深度和持久度。因过于偏重科学性和思辨性，西方的不少理论严重缺乏哲理性、思想性，这也导致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强，在实践界影响力甚低。在道术之间，中国的管理理论创新既要兼顾实效性，更要强调管理之道背后的深刻思想性。 3.分类式：中国的环境、市场、组织、战略往往极其复杂，需要通过类型学和分门别类的方式构建理论。分类式既帮助学者从理论上将极其复杂的研究问题分层分类分型说透，又能指导各具体类别下差异行为、现象的分析和预测假设。分类的方式既可按市场类型、行业类型、制度类型等外部因素划分，也可按所有权类型、资源类型、大小类型、战略类型、组织形态等内部特征划分。 4.框架式：构建可以作为分析框架的应用型理论，可以为实践者、咨询业、学术界所用。应用型理论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日韩式管理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也应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管理理论的未来方向之一。这种模式以理论框架或分析框架(framework)为基本特征，为理论思维与分析工具之间架设了桥梁。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框架必须具备很高的深度和新颖性，而且框架背后的逻辑性一定要讲透。 5.比较式：通过对比(例如与发达国家、金砖四国、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对比)，对理论和实践找出比较式的发现和建言。在全球化的今天，比较式理论创新给我们带来了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研究机遇，各种世界组织(如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库又为后续的实证比较提供了便利和可能。傲慢短视蒙住了一些西方理论学者探求比较式理论发展的双眼，谦和虚心的中国学者应抓住当今的极好机遇对比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国别、不同经济体、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组织行为和战略特征。好的理论既要有一定的普适性又要有环境的扎根性，这为比较式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 6.隐喻式：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擅长运用隐喻(metaphor)，它具有简单、适用性强、实用性强的特点。隐喻是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它能包融中国特有的古典管理思想，又易被实践前沿的管理者理解和接受。以“水”为例：“水”是生命开始与延续的关键要素，更是理性哲学思想表述时的隐喻符号。《庄子》的“水之无为”思想指出水性虽然自然无为，也不会以任何主观的意愿或行动加诸水之上，但水却能流向四方八垓，包覆宇内，更可以摧磨任何坚硬的物体。水看似自然无为，却潜隐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许多成功的中国本土企业，其成功之道和管理精髓很好地体现了“水”思路的定义和“水管理”的根本特征。比如对腾讯来说，“水”即沉潜蓄势，一贯以产品为基，迭代推进，沉潜务实，伏地而行，其领导风格随和温润，沉稳内敛。“水”思路的核心思想之一是水有形又无形，水有序又无序。在面临“大市场、大政府”的特定环境里，水面层次上(如竞争战略、产品战略、市场推广等)的企业经营是极其灵活多变、动态柔性、随市而调的；但在水面下，尤其是水底的根层却是极其稳固的、不变的。水底的根部包含了企业的精神、理念、价值、文化，是企业永远要坚守的核心价值。水可静，静则清；水可动，动生力。静动自如，随遇而安。当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适时调整经营方式、产品设计、顾客服务、渠道推广等。而这些“动”、“灵”的背后是企业的静态基础，即企业的“气”，包括技术基础、组织基础、生产基础、供应链基础、渠道基础和现金流基础等。 还需要指出的是，建设好中国管理理论发展的支持平台非常重要。事实上，应用型理论的核心期刊更适合中国的需要。目前国内主要的一、二级管理期刊可增加理论类板块，同时要更好地构建、打造出中国式的《哈佛商业评论》或《斯隆管理评论》。目前的中国管理学年会和IACMR双年会已成为海内外中国学者最重要的聚焦中国管理问题的两个会议组织，但均有改进之处，相互间对话与合作也不足。前者轻国际元素和国际影响，后者轻本土力量和本土扎根。美国管理学会的一些做法，如组织架构、年会准备、学会期刊、会员服务、信息分享等值得我们借鉴。另外，国内有很好的人力、资源和组织优势举办更多、更高端的聚焦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专题会议、研讨会和工作坊。这些聚焦型的专题理论研讨会可收到较好的成效。最后，我们应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加强与企业及政策部门的管理理论共同研究，确定共同问题，探索合作方式，实现共同目标。各管理学院下的众多研究中心要真正付出努力和实际行动，在这些横向与纵向、国内与国外合作研究上真正起到一些平台的作用。 四、中国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未来 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背景下，并在中国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商业智慧的基础上，以“立足中国，关注实践，贡献主流，影响世界”为立意与宗旨，继续努力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丰富现有的管理理论体系，是海内外中国学者的重要时代使命。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与西方的行业领袖同台竞技。他们在竞争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优秀的管理实践，甚至建立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行业标杆。海内外的中国学者应通过对中国的商业组织进行深入的剖析，总结提炼出独特、新颖、有效用的中国管理理论体系，通过合作研究、发表和推广原创的理论视角，在主流的管理与组织理论领域强化中国特色理论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些既切合中国企业当前发展实际需求，也能够适用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新理论能够极大地丰富当前中国的企业管理前沿研究。这些根植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智慧必须能够指引中国企业未来的战略制定和管理实践。 以下是我个人对未来的中国管理理论的粗浅想法，供大家思考、研究、发展： (一)制度复杂观(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view) 目前各种制度理论的典型缺陷是未能清晰地揭示制度环境的多面性、相互矛盾性、差异性和变异性，而中国制度环境的转型和变迁给制度复杂观的构建提供了极佳的分析基础。首先，我国有许多制度环境因素(如市场准入、鼓励竞争、负面清单、简政放权等)变好了，但同时，另外一些制度环境因素(如小微企业融资政策、行政监管的效率等)可能变坏了，这种反向性(多为横向)抵消了许多制度环境改进的初衷。其次，中央的很多努力因政令不通或地方与中央的利益不一致导致制度环境的上下(纵向)不一致，增加了企业的制度合规成本。而在不同地区乃至同一个地区的不同部门，制度环境的协调性较差，因而出现普遍的差异性。再次，中央部委和地方各层级的领导变动往往导致制度环境改善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最后，顶层设计不到位(因重视不够或能力不够)，即使有顶层设计，也与底层实际和要求有落差。一个部委的一个处室往往产生了影响全国万千企业的制度环境。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劳在一定程度上被这些制度缺失耽误了。 当下的认知型制度环境是制度复杂性的另一核心。软法制、潜规则、低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认知型制度环境的扭曲(如逆淘汰、诚信缺失、社会乱象、“前腐后继”、圈子腐等)。以上这些正式和非正式层面的制度环境的多面性、内部矛盾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决策难度、经营成本和组织效率。 制度复杂观对企业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一是如何响应这种复杂性。被动式回避往往会丧失市场机会，而冒进又带来过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困境与战略期权理论的思路一致。二是如何通过联合、集体的力量改变这种复杂性(如行业协会、工商联)。三是如何产生大智慧型领导，在面临如此复杂的制度环境下，平衡好自己的理性认知和显在的问题规则，领导企业在和谐基础上持续发展。 未来的制度复杂观不仅对当下国际主流管理理论中的制度理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更可沿用到其他新兴经济体、转型经济体及众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企业面临的各种社会性(非正式层面的制度环境)风险从未被国际主流管理学界重视和关注。与法律、政治、经济、财务乃至汇率等风险不同，社会风险没有任何外部的避险手段。因此，这一理论的研究需要着重解决企业的战略响应和组织响应，使其在既复杂多变又常常相互矛盾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下，既能保持企业自身的战略灵活性又能掌握机会、寻找突破。 (二)大双元理论(mega-ambidexterity theory) 中国情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给双元理论的内涵提供了许多特别的双元维度。如文化双元中的古今结合、中外结合；企业升级中的仿创结合、长短结合；竞争策略中的性价结合、关系与实力结合；市场扩张中的本土市场与国际市场结合；资源整合中的内部资源开发与外部资源利用结合；等等。 中国式的双元理论还受到“大市场—大政府”，即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长期、动态的“双强共存，双变共存”的深刻影响和外部驱动。中国式的双元体系还体现在组织设计上，如结构化和灵活性、授权与集中、保密与透明、家长式治理与公司治理等。组织与文化上的双元建设为企业整个双元体系奠定了内部基础。 双元思想对于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具有更加重要的哲学意义。中国的道家强调“阴阳相生相克”、“福祸相依”，认为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不应该追求一个极端，而应关注其变化。儒家的核心思想“仁”，强调不同力量之间的中庸、和谐。这些思想根植到东方的企业，使其行为带有浓重的折中和兼顾的文化色彩。 双元思想来自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和谐”理念。同时处理两种看似矛盾的关系可以帮助企业取得内外部的平衡。对于双元思想机理的揭示，将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获取知识和资源，也有利于它们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保持适度的稳定性。 对于企业管理实践而言，双元视角所提出的“兼顾”思想将从多个层面为企业带来实际的收益。例如，长期发展与短期财务绩效的兼顾，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增长机会，同时也保持了企业发展的稳定性；平衡成本领先与差异化的战略选择，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战略选择，同时也可使企业从经验中获益；积极地参与影响政策制定与对制度环境的快速响应，能够改进任务和机构的环境，使环境中的企业利益相关者更加合作；与竞争对手既有竞争同时也积极展开合作，可以增强企业成长演化中的可持续性和耐久力。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未来的理论拓展可重点围绕：(1)双能力(co-competence)的融合、共建机理，即从能力的维度同时关注提高关系能力(relational competence)与交易能力(transactional competence)的融合。这方面国内外研究已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未来重点将集中探求两种能力的共建、整合、互进的过程、条件与方法。(2)共演(co-evolution)的主客观条件及动态平衡：从情境的维度协调处理对外部环境的被动遵从与对外部环境的主动影响。共演理论对新兴市场企业的研究前景宽广。未来研究可重点探索何种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其环境遵从与环境影响交互共存，并据此进一步研究企业在组织结构及决策层面上如何开展共演的协调平衡与动态调整。(3)竞合(co-opetition)的多层性、多面性特征：未来研究应重点探讨企业与其竞争者、合作者及上下游企业在多个不同功能、不同地区、不同层次(集团、企业、子企业等)、不同时点的竞合研究，将竞合研究引领到新的高度。(4)双适性(co-adaptation)特征与决策机理，即从时间的维度对企业同时关注短期稳定与长期成长开展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今后的研究重点可先集中探究双适性的主要特征及内外部环境特点，进而关注其决策形成与结果。总之，如何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出发，在研究企业战略决策困境时通过“二者兼得”的管理哲学探寻出一条有别于西方传统战略理论的东方战略决策模式，是中国管理学者的重要课题。 (三)合理论(theory of amalgamation or He) 如果说“双元思想”揭示的是中国企业“二者兼得”的能力，那么“合思想”则强调企业通过组合式、整体化赢得竞争优势，培养竞争能力的行为逻辑和管理哲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企业发展理论一直以“核心能力—竞争优势—组织绩效”为核心理论范式，它强调企业在竞争环境中通过战略定位和核心能力来获取竞争优势。但在中国企业的战略实践中，对那些资源能力特征并不显著或仍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小型企业来说，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用。 合思想的探讨为中国管理学者在未来国际管理学界提供了建树的机会。该思想提出的背景同样与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的实践密不可分。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单纯依赖单一、孤立、静态的核心能力(如低价格)是无法适应长期的国际化竞争的；取而代之的是，它们应该具备兼收并蓄、多元整合、组合竞优的能力特征。单纯依赖低廉的价格最终势必导致企业被淘汰；而一味地执著于原始创新，试图与西方的跨国公司一较高下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适合中国企业采用的制胜方略必定是整合价格、价值、服务、设计、外观、性能等多种竞争优势。中国企业的卓越不大可能依赖于单纯的“一招鲜”(如价格低或服务领先)，而更需注重整合后的“组合拳”，靠一组优势，如较高的性价比等取胜。 “合”理论关注的是我国那些正处在发展过程中、仅拥有普通资源的普通企业如何通过“合”来获得不普通的结果。它阐明了仅有普通资源的中国企业独特的发展路径，即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合”(包括复合、联合、结合、相合)建立其优势或者弥补其劣势，从而创造出适应大众市场的快速响应、高性价比、复合式服务等独特的竞争优势。因此，“合”是指通过复合、联合、结合及相合的方式配置与利用所有可用的外部与内部资源以产生竞争优势的理念、战略或行动。“合”理论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组织内外部资源的利用逻辑——“复合”，(2)组织外部关系的发展逻辑——“联合”，(3)组织发展演化的双元逻辑——“结合”，(4)组织战略与成长的管理逻辑——“相合”。《庄子》“达生”篇中强调合则成体，畅达生命。“合”是生命之源(即“气”)。“合”理论与《庄子》“达生”篇中强调的形精并重、内外功并养一致。其中，复合与联合重“形”重“外”，相合和结合重“精”重“内”。在“形”“精”合体(即形全精复)过程中，需“工倕书图”，即强调创造技能上的精巧纯熟，达到被创造对象融合为一、相合为体的化境。 如果说现有的战略管理理论更加关注资源与能力的获取与构建，则“合”理论更加关注这些资源与能力的独特组合、开放利用和共生发展。其核心思想是以合补短，以合促长，合则成体，合则聚势。其中，“复合”是指企业通过对自身拥有或外部可购买的资源与能力进行创新、整合地运用，提供具有复合功能特征的产品或服务，用复合竞争的手段获取、创造出更高的性价比与更快的顾客响应速度等独特的竞争优势或发展路径；“联合”是指企业通过与外部其他组织或企业(如行业中的商业生态链上的伙伴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协同协作和互利互惠的共同目标开展合作，通过资源、技术和能力的互补和协作实现共赢，从而弥补彼此的劣势和实现聚势的协同；“结合”是指企业在发展中同时处理、平衡和实现两个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目标的独特能力，如模仿与创新、短期与长期、关系能力与竞争能力等，它体现的是一种双元文化的理念；“相合”是指处在快速发展变化环境(如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竞争环境)中的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协调、融合好各种重要的力量、因素和要求的行为或过程，以确保发展与稳定的同步、企业个体发展与业界生态群培育的同步、组织成功与员工利益的同步等。 未来可重点研究复合式竞争手段，包括价格、服务、品牌、设计、功能等组合方法的主要特征、形成机理与结果，同时探究如成本、创新、流程、速度、企业家导向等复合式能力的发展原理、成功因素和推动这些能力形成与发挥的内外部条件。在复合式战略的制定及效果上重点关注如“低成本—产品差异”整合战略，“利基—成本—差异”复合战略的形成、演进和结果，有效的复合式战略的制定及执行需要哪些组织条件。此外，复合式理念的特征、形成和效果也值得研究，尤其是对同时利用国内与国外资源，同时参与内在与外在国际化，同时培养国内与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等理念的形成机制、行为模式进行深入的探索。 如何在实施“合”理念的同时提升企业独特的个性和培养自身核心竞争优势，还需要更多更深的思考。“合”理论是基于东方文化与哲学背景而提出的，对于参与国内竞争、具有普通资源的企业更加有效。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国际化，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如何调整企业的策略思维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也需要更深的探索。“合”理论的四个组成部分中，除“复合基础观”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外(见陆亚东和孙金云，2013；2014)，其他三个模块都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内部机理和实现机制，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支持。目前，基于合视角的研究尚处在概念探讨阶段，但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学者尤其是以儒家文化思想为背景的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将具有独特的优势。 (四)共演理论(co-evolution theory) 转型中的中国为共演理论提供了巨大而丰富的理论发展空间。但中国特色的共演理论涵义广泛、结构复杂。它阐述了企业与外部商业生态体系的交互和共同演进的双向动态过程、机理和结果。它以“共生”为目标，以交互影响为手段，以正向递进为理想特征。 共演的外部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如行业政策、地方政府政策、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等)、市场环境(如进入壁垒、竞争环境、反垄断、渠道等)、商业伙伴环境(如供应商、分销商、合资伙伴、工业设计商、研发伙伴等)和专业服务环境(如银行、保险、风投、运输、供应链管理、云计算、线上服务等)。共演的手段包括政策影响、标准影响、最佳实践影响等，以实现多利共赢，推动整个商业生态链的整体、全面、持久发展。 共演环境下的企业组织形态有一共同特征，即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均较强。网络型组织将更流行，但较高的外部依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后果。 未来的共演理论应重点解决好共演过程中不同企业主体的差异性(如差异性目标、差异性能力和差异性依赖)、动态性(如内部和外部、局部和整体在动态演变过程中的不对称性)和联动性(如共演过程中哪些外部因素或哪些企业构成动态演变的决定力量，企业个体和业界生态体系这一整体如何联动、如何共生、如何分享)。 共演是一个松散耦合的网络组织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如何平衡好控制与信任、短期与长期、先进入企业与后进入企业、开放与封闭、合同契约与社会契约、主导型企业与跟随型企业、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等都是深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 (五)中国式追赶理论(Chinese theory of catch-up) 中国式追赶理论是理想主义(如研发战略规划、学习国外标杆企业、应用研发大量投入)、实用主义(创造性使用外来技术、复合型外部伙伴网络，重视技术组合创新与专利、产品功能延展式设计等)和拿来主义(体现仿、学、合、创、跨的追赶体系，从中国情境出发，着眼于多层市场、规模经济，以国际视野和行之有效的自我实践，以技术追赶、商业模式设计、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相结合为内容，实现追赶、超越和再创新)三者的融合体。 这一理论强调路径依赖与跳跃式发展相结合，技术追赶和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仿创相融，以合补短，以速取胜。中国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是中国式追赶理论背后的重要影响因素，即在中国式追赶中，CHINA(combination-hardship experience-intelligence-networking-absorption)五大特征极其明显。但这些特征是如何具体地、独特地影响追赶目标的确定、追赶手段的设计、追赶过程的调整和追赶结果的获得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另外，中国式追赶离不开特定的外部环境，如国内的经济发展、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日益增强的全球化，给追赶带来了较充足的市场机遇。同时，后发企业有许多新的环境和手段，有利于追赶(如开放资源、数据驱动的新商业模式、以ICT为支持的流程整合和创新、技术购买、交叉许可、研发联盟等)。 当然，这一理论尚有许多问题未解。例如，它与现有的动态能力理论与组织学习和创新理论有何差别和关联？中国式追赶各维度中(技术追赶、应用研发与设计、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设计等)有哪些中国独特而有效的最佳实践？从分类式理论构建角度，如何对中国式追赶目标和手段进行分类剖析？若开展比较式理论构建，中国与亚洲四小龙、中国与其他金砖三国、中国与欧美日企业相比有何特质？应该学什么？如何学？ (六)新集体主义观(neo-collectivism view) 新集体主义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顺应市场决定性导向的一种新型人力资源和组织行为理论。它摒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旧式大锅饭，强调个人利益(工资、奖金、晋升等)与其实际贡献或绩效的高度统一，并引入多种内部竞争机制，有奖有罚，有退有进，奖罚更分明、更拉开、更公开、更科学。在工作环境里，中国人的骨子里依然是个人主义导向，但当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以后，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勤劳和高效。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与制度环境这一长久生态，目前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新常态，以及传统的“家”文化，要求员工对企业有“家”的认同感、归属感、集体感。从外形上看，它可能体现在员工持股制度、决策参与、CEO轮换制、集体领导制度、员工利润分成等各种突出员工集体利益而不是企业所有者利益的特征上；但企业的内在血液里流淌的是企业的“家”文化，令人敬佩的主心骨领导，组织公平体系(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交互公平等)，互帮互信的协同文化和团队精神。 新集体主义理论显然超越了文化范畴，它涉及政治、制度和法律标准，又受制于企业内部的领导观、资源条件、发展历程、组织文化和效率，更影响到企业未来的发展规划、组织结构、内部控制和人力资源的各种政策。基于此，这一理论的未来发展需要关注影响甚至决定新集体主义成效的各种内部、外部因素。当这些因素不调和乃至相互矛盾时，新集体主义能否出现？因为这些因素在企业层面上的差异性较强，中国式新集体主义是否有多种模式？在哪种条件下，何种模式更有效和长久？“家”文化在东亚国家有较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基，但中国式新集体主义与日、韩、东南亚国家相比有何不同或有何借鉴？中国有不少优秀的民营企业或多或少都体现了新集体主义的实际特征，但做法和重点各不相同，我们如何在这些成功的案例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式新集体主义理论并为国内外管理学者所认同？西方文化的活力源自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在一个全球化、网络化的开放时代，新集体主义如何包容个人主义和自由？ (七)主心骨领导观(spine leadership view) 成功的中国企业总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优秀的主心骨领导。主心骨领导的存在、威望和家长式关怀给员工们带来期望。但在当下社会，主心骨领导又必须是威权与权威的结合，智慧与胸怀的结合。主心骨领导是一个企业或组织的灵魂、风雨中的舵手和前进的动力支撑。 威权式(authoritarian)、家长式(paternalistic)、民主式(democratic)、交易式(transactional)、放任式(laissez-faire)、转型式(transformational)、儒家式(confucian)等领导风格都被研究过，但都局限于一个侧面。主心骨式领导既有以上风格的综合成分，又有自身的重要特征。它既有儒家之德、道家之理、兵家之谋、法家之威，又兼具胸怀、能力、视野、理念和公正。“主”体现在高瞻、主见、睿智、做主，“心”体现在责任究己、公心种德，“骨”体现在脊骨栋梁、勇撑天下。主心骨领导观融合了理性价值和情感价值，将东方的“心”文化与西方的“脑”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许多员工虽然收入不高，福利一般，但因为主心骨领导的存在，这些员工自觉、自发地忠诚于企业或组织，愿意奉献。 就未来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既要探讨主心骨领导的核心特征和如何培养、炼造这样的优秀领导，更要研究主心骨领导能发挥作用的组织基础、组织环境、组织文化、组织特征和组织演变。同样重要的是，主心骨领导往往因该领导的去留而发生重大甚至根本性变化，我们该如何做好主心骨领导的传承和发展？当主心骨领导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无法继续或传承时，企业该如何应对组织变更与转型或至少是避免组织性震荡和损伤？ (八)中国企业的动态能力观(dynamic capability) 中国的产业竞争环境呈现出典型的动态特征。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企业数量快速上升，企业规模继续增长，产业政策持续调整，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动态竞争环境。 “动态能力”就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其内、外部能力的一种能力，从而保障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动态”一词指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特征，当响应时间和响应速度在竞争中越来越重要时，对未来市场竞争的实质进行预判就变得十分困难。“能力”一词则强调了在战略管理中对组织特定技能、资源和各业务能力进行配置、整合和调整的重要性。因此，动态能力也被称为“能力的能力”。这个定义解释了动态能力的作用机理和目的，但并没有对其来源做出解释。动态能力的本质就是企业为回应或创造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和组织的关键决策者感知、捕捉、适应、更新、重新配置与再创造企业资源、能力与核心能力的一贯的认知与行为取向。其精髓就是永不枯竭的创业和创新精神。考虑到目前国内学者更多的是围绕宏观要素和行业的结构特点来论证企业创新能力的来源，较少从企业内部能力的构成和运作机制着力研究，更少具体探讨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可选择的路径与现状，有关动态能力的研究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发展显得更加重要。 对动态能力进行进一步的解构，在逻辑顺序上可以涵盖能力的获取、应用和升级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如何对既有能力进行有效地组合至关重要。对于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学习的汇总与调度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面对竞争环境。动态能力建立在现有能力的基础上，它不但可以有效地发挥已有资源和能力的作用，而且可以持续创造一系列新的组织资源和知识。因此可以说，动态能力是企业产生和归纳新的创意和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可以通过探索寻找新的变化、商机、风险、实验和创新来得到应用，也可以通过挖掘更加精准的战略决策、提高产品生产效率以及更加有效地执行战略来予以体现。 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未来的研究可以运用“动态环境—动态能力—企业绩效”的研究范式，对外部环境和企业能力从动态视角开展研究，进而构建动态的企业战略模型。在动态的竞争环境下，动态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主要基于下述原因：首先，由于市场和制度环境持续变化，企业需要具备足够的适应性以及动态的能力、资源、技能加以应对；其次，中国企业对于外部机会具有独特的敏感性，而动态能力能够帮助企业迅速抓住这样的机遇；最后，中国庞大的产品市场需求依然处在快速成长和释放的过程中，使得中国企业能够面对大量不断产生的新的机遇，动态的能力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动态的市场机会。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从OEM到ODM再到OBM的过程其实就是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和自主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技术积累和技术学习的过程。用动态竞争和动态能力作理论指引，可以更好地提升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高度与深度，对企业实践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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