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95年我国连续出版物编目进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目论文,出版物论文,进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CLASS NUMBER G254.3
1 概况
笔者收集到1950～1995年的45年间，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报刊发表的有关连续性出版物编目与目录组织方面的论文共310篇。 从数量上看，基本上呈平稳上升趋势，其中1983年和1992年出现了两个小高潮，分别是30篇和35篇。前者与当时刚引进与消化ISBD（S）和AACR2有关，那一年，这方面的论文就占了14篇；后者中探讨《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的论文占了16篇，这是由于对它的学习、使用已转入研讨并进入盛期所致。
考察310篇论文的内容，在时间上大体呈由浅入深， 由窄向宽状态。50年代只有几篇知识介绍性的文章：60年代集中于丛刊编目，其中译文较多；70年代侧重探讨改进传统的编目规则与方法。进入80年代，在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活动的推动下，以介绍ISBD（S）为起点， 在起草、推广和探讨《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的过程中，研究主题迅即拓宽，基本上覆盖到目前涉及的范围。80年代初期，因探讨自拟编目方法而涉及的著录项目问题，形成了一个短期的小兴奋点，此外，还有几个热点一直持续到现在，如更名后的著录、对《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评价、题名著录、机读目录、版本问题、目录体系、篇名目录等。至80年代后期，论述面逐渐专化，并显现深化苗头。90年代以来，研究主题除上述热点仍存在外，又形成了几个新热点，如标准化、责任者著录、联合目录等，深度又有所加强。居芳菲、谈金铠、叶树声、罗健雄的论文，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分析透辟，论证深刻，颇有见地和影响。
年 1950 1953 1957 1960 1961 1964 1965 1978 1979 1980 1981
篇 112 11611612
10
年 1982 1983
篇 18
30
年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篇 614
14
17
18
20
1720
35 20 18
年 1995 计
篇 19 30
2 50年代情况
50年代的图书馆学书籍里多有连续性出版物编目方面的内容。翻译的几种前苏联有关著作〔1～4〕，对定期刊物和连续出版物（丛刊）的著录分别作了规定。报刊著录其名称、题下项、出版项（包括出版地和出版年）、题上项和附注，用悬行法排列，子目另用一张卡片记载（有的再用一张卡片作变更记载），改名者的新、旧名分别著录并注明相互关系。连续出版物只有总名者，应著录出版它的团体名称、出版物名称、创刊号、出版地和创刊年、题上项、附注，子目仿报刊著录。对有单独书名的连续出版物，按前法编制总著录部分，子目则按丛书著录。若只有部分分册有单独书名，为它作单独著录，在子目内列出所有的分册。这些著录方法对当时国内的编目工作及论著具有一定的影响。
当时国内与编目有关的书籍中，存在着几种著录方式：一是参考了前苏联的著录方法，如期刊著录名称、题下项、编者、出版（年、地、者）、总册数（机关团体名称）、附注、提要诸项，将连续刊物（丛刊）分三种情况著录。如刘国钧等著《图书馆目录》〔5〕。 二是读者目录只著名称、出版地及馆藏年月卷期号，公务目录则使用登记卡加著编辑处、出版处以及期刊来源，对这几项的著录方法稍作具体规定。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印的《图书补充工作·期刊工作》〔6〕。 三是沿袭国内以前的做法，如期刊著录名称、编辑处，出版处、出版经过（创、停刊、刊期变化等）、馆藏情况。 如程长源著《机关图书馆工作》〔7〕等。从著录实际工作和有关条例、规则〔8，9〕看，从本世纪初到解放前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稍详的过程，从著录详简角度观察，50年代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和40年代以来国外编目规则转详的趋势颇有不合，直到80年代初，我国才出现著录从详的苗头。
3 丛刊著录
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发表的论文和译文都是讨论连续出版物（丛刊）编目的，这是由于国内以前这类型出版物较少，编目时未予特殊关照，自从前苏联引进有关此类出版物，并且前苏联当时正在讨论它的编目方法问题，故而成了热点。国内的讨论是从丛刊到底算书还是算刊开始的，大部分论文认为它应算书〔11～17〕，理由是它往往是某一专题的论文集且有分册书名，甚至是一部完整的专著，它没有固定的专栏，因之应当作为书籍著录；有人认为它具有期刊的全部特征，是期刊的一个类型，作刊处理可以节省人力、物力，能与读者早日见面，排架集中，查找方便〔18〕；还有人提出丛刊是一种独立的类型，应制定全国统一的丛书丛刊著录规则〔19〕。这一讨论后来以把丛刊按《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著录而暂告中止，但因为该规则对报纸、年度出版物和丛刊著录的具体规则欠缺，对有分册题名的丛刊的处理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因而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妥善的解决。
4 改进传统编目方式的探讨
在《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没有拟订之前这方面的规则有：上海市报刊图书馆1955年编印的《期刊资料编目规则》； 新疆《图书评介》1978年第3期发表的《县图书馆期刊著录规则》；1979年发表的北图《西文期刊编目工作条例》〔20〕。这3 个规则（条例）虽然都未脱离传统方法，比较简略，传播不太广，但它们表达了连续性出版物管理界需要规则、企求规范化、标准化的愿望，激发了一些人去研究连续性出版物的编目方法。
1979年7月， 江乃武发表了《中文期刊目录著录方法商榷》一文〔21〕，该文在初步了解ISDS、ISBD（S）等基础上， 意欲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编目规则。该文参照并吸收了前苏联三卡制的经验，分为基本情况、中途变化、馆藏3部分。基本情况部分中包括刊名、编者、 出版、稽核、附注、提要6大项，再分为24小项（后改为27小项）； 中途变化部分包括23小项（后也改为27小项）。仿以前普通图书著录格式，项间空格。现在看来，该法虽较多地作了一些外观与内在的揭示，但有些小项似乎无用，有的小项著录困难，小项分布上也显紊乱。
80年代是连续性出版物编目研究兴旺发达的年代，在1985年10 月1日《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实施以前，有关连续性出版物编目的论文内容除了丛刊著录、著录从详，以及介绍ISBD（S ）和讨论有关连续性出版物著录的规则以外，经验介绍占了多数，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讨论，涉及内容如下：
（1）著录方法。基本上是对传统方法的改进，侧重于著录项目， 比较一致的是设刊名、出版、附注、馆藏4项〔22～25〕。 稽核项设与不设不统一，有人强调应设沿革变迁项〔26〕，有人主张设编者项〔27〕。
（2）目录组织。
（3）改名处理。
（4）西、日文编目。西文部分讨论了虚词排列、 按题名著录排架、尊称词变化〔28〕、各处题名不一、多个编辑出版机构、 书变刊〔29〕等问题，强调日文期刊需用日本汉字著录〔30〕。
（5）书本目录。介绍编制书本式期刊馆藏目录的方法〔31，32 〕。
（6）机读目录〔33～35〕。
（7）同种认定， 即改名时卷期号或代号连续与否如何处理〔36，37〕。
（8）报纸目录。介绍其著录特点与方法〔38〕。
（9）在装编目。即合订本送装时编目〔39〕。
（10）篇名目录。
5 《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的拟定
ISBD（S）1977年出版了第一标准版， 随即有不少国家接受和采纳了它的原则，以修订本国的著录规则。上海图书馆于1981年采用了它。该馆吴龙涛等一批同志，1985年末以前，分别从ISBD（S ）的各个方面写了20多篇论文，既为制订《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作了准备，也普及了连续性出版物的著录知识，对连续性出版物著录的标准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1979年11月28日，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委员会第6 分委会成立。会上未涉及连续性出版物著录的问题。1980年7月21～26 日在江苏镇江市召开了全国文献目录著录标准化学术讨论会，会上交流了3 篇有关连续性出版物著录的论文〔40～42〕，并且提出了一些改进连续性出版物著录的方案。《北图通讯》1980年第4 期发表了《全国文献目录著录标准（总则）》（建议稿）和对该标准的几点说明，以广泛征求意见。该稿中列入了报纸和期刊卡片目录示例各1幅，著录项目比较简单， 且有与ISBD（S）不符之处。有文章对上述图例进行了讨论〔43〕， 提出应著录数量、尺寸、价格、附注、提要诸项，出版频率不应著录在题名之后，馆藏记载以记入另张卡片为宜。第6分委会于1981 年拟定了《文献目录著录标准》（草案送审稿），其中的报纸、期刊卡片目录著录图例已作了修改，增加了页数、开本、价格、附注与提要项，著录项目安排也有所变化。1982年12月，上述标准草案改为《文献著录总则》（报批稿），取消了各类型文献著录图例。1983年3 月另行起草《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讨论稿），经修改后同年10月改为报批稿，11月长沙会上未获通过。1984年4月再修改为第2次报批稿，1985年2月12日颁发， 同年10月1日实施。
在《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颁发和实施之前，除了会上讨论及书面建议以外，有关刊物曾发表过一些论文直接或间接地参予讨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姜姬玉的论文〔44，45〕。该文专门讨论期刊目录著录，设10个项目，和上述《文献目录著录标准（总则）》比较，没有版次和丛书项，增加了刊期项。和ISBD（S）相比， 则把获得方式并入稽核项。在使用的术语上，和上述两者也有所区别。从姜姬玉等论文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企望把ISBD（S）和我国传统的编目方法相结合的倾向。
在讨论《文献著录总则》和《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期间，北京图书馆继1977年10月《西文期刊编目工作条例》之后，于1982年2 月制订了《西文期刊著录条例》（第二稿），它以ISBD（S）、ISDS为依据， 考虑了我国图书馆界的传统习惯和读者情况。曾有论文对此进行了讨论〔46〕。1983年1月，印出了该条例的试用稿。 中科院西文连续出版物联合目录编辑部于1984年编印了《中国科学院西文期刊联合目录著录条例》（试用稿），1987年9月，经修改补充后， 改名为《西文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刊印发行。
6 对《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的评价与意见
《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的发布与实施，是连续性出版物管理界的一件大事，许多书籍与论文阐述了它的功绩，认为它实现了与国际标准接轨，统一了国内著录方法，促进了编目水平的提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按《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中的标码次序整理，归纳如下：
2.1 定义的外延宜稍拓宽，加入快讯、通报等〔47〕； 另“专著丛书”宜改为“专著丛刊”〔48〕。
2.2“单元”应与《文献著录总则》、 《普通图书著录规则》统一地称之为“小项”〔49〕。
2.3 “主要信息源”、“信息源”可改称为“著录依据”、 “著录来源”或著录资料源”〔50，51〕；更应强调第一册或手头最早的一册〔52〕。
5 著录格式宜与《文献著录总则》和其它分则一致〔53～57〕。
6.1.1 著录主要项目中应当明确哪些附注小项是必须著录的〔 58，59〕。
7.1
对繁体字和异体字应明确规定用规范化的简化汉字著录〔60〕。
10.1.1.16
正题名不能简单地按大小字区分为通用名词及责任者等〔61，62〕。
10.1.1.4 4条规定中，第1条模糊，第2～4条文字不严密〔63〕。
10.1.1.5 建议分辑编号前用空格，分辑题名前用“：”〔64〕。
10.1.3.6 副题名中含有表示出版物性质、水平等重要词语者应予著录〔65〕。
10.1.4.4 将“第一责任者”改为“首位著作方式责任者”〔66〕。
10.2 对特殊内容的版本、文种版本、时间版本各持己见，另文综述。
10.3 对无标识和日期者应明确规定如何著录〔67〕。
10.3.1 应先著公历，后著非公历〔68，69〕。
10.4.1.8 在出版地、发行地无法确定时，该小项可予省略〔70〕。
10.4.2.2 “出版社”三字不应省略〔71〕。
10.5.1 应予明确以卷标识时文献总数只著录总卷数，以期标识时只著录总期数，用卷期标识时两者都著录〔72〕。
10.7 与10.8前后对调〔73〕。
10.8.1 应加入国内刊号〔74〕。
10.8.3.2 “价格”不应选择著录，建议著录在馆藏项之后。是否都以人民币为准，须与其它分则统一〔75，76〕。
除上述以外，还有论文提出应设提要项及排检项，或指明各连续性出版物的性质、类型、内容范围及读者对象等〔77，78〕。
在《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发布后，曾出版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如吴龙涛、叶奋生编著的《〈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例释》、《连续出版物工作》，《云南图书馆季刊》附刊的《英美编目条例·连续出版物》，叶树声编写的《期刊编目与管理讲义》等。有关连续性出版物管理的书籍中，也都按《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设章节予以阐述，这些对宣传与使用规则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95年10月23～27日，在海口市召开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定稿会，并于1996年10月出版了该书。这实际上是对各著录规则的一次统一修订和深化。对《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进行了一些修改也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对它的评价，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7 80年代后的研究概况
《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发布以后，有些论文曾以著录为中心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实质上是一次编目领域的深入研讨，兹分项简要综述如下：
（1）叶树声在提出期刊分类学之后， 又提出建立期刊目录学问题〔79，80〕。他认为期刊目录学是研究期刊目录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文中论述了它的研究内容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等。论文发表近5年，尚未见到直接的反响。
（2）关于连续性出版物目录工作的发展史，记载分散， 多有交叉，迄无系统、详尽的论述。居芳菲的两篇论文〔81，82〕，着重于这方面国外史的记述，填补了部分空白，在现实与过去之间搭起了一座桥，使得展望能以回顾为基础。
（3）关于文献著录原则，早已有“四个统一原则”之说〔83〕。此外还有提互换、易于识别、继承三原则的，近年有人为它增添了一个转换原则〔84〕，也有人强调它的客观性〔85〕。在连续性出版物编目方面，也有人提出了4条原则：每一读者均可利用， 分类部分应中外文混排，说明改名等变化情况，收录期刊应力求齐全〔86〕。
（4）由于一些原因， 不少图书馆的连续性出版物目录都未作标目，检索与目录组织多有不便。有两篇论文讨论了这一问题〔87，88〕，特别是罗健雄的论文，从意义、类型、方法以及统一题名等方面作了全面论述，对开展这方面工作甚有意义。
（5）责任者著录是90年代以来讨论得较多的问题之一， 焦点在于如何确定责任者。一类意见认为主办者或编辑者是责任者或第一责任者，有人认为第一责任者应是主办者与编辑者，主办者更具有著录价值〔89〕；有人认为编辑者主办者都可能作为责任者〔90〕；有人认为主办者是第一责任者，编辑者是其它责任者〔91〕；也有人认为主办者和承办者才可作为责任者〔92〕；还有人认为编辑者和主办者是两种不同责任方式的责任者〔93〕。另一类意见认为不同责任方式的责任人都可作为责任者〔94～96〕。
（6）关于题名著录，除了诠释性文章以外， 有论文强调中西文期刊之正题名，不能单凭字体大小及排列形式来确定〔97，98〕。有论文指出：只有见于本题名第一册上主要信息源中的、正题名以外的其它文种的题名才能作为并列题名著录，而且它的变化只记入附注〔99〕。对于全称与简称俱备时，以简称为正题名固然符合国际标准，但异刊同名时不易辨识， 因而也可以全称为正题名， 简称记入其后的圆括号内〔100〕。
（7）有人建议不著录第二标识系统〔101〕。对于沿革，有人认为它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宜省略〔102〕， 有人则认为由于订购不连续、工具与介绍得不一致或不易查到等，以不著录为宜〔103〕。 关于增、附、特刊，一种意见是副刊可以单独编目， 附、 特刊不能单独编目〔104〕，另一种意见认为，有独立刊名、卷期号和ISSN的增刊， 应作新刊著录〔105，106〕。
（8）关于馆藏的著录法。 《西文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将馆藏项列为著录项目的第9项〔107〕； 有的馆将馆藏项用另张卡片记录〔108〕；有论文指出，在编辑联合目录时，应著录实有馆藏，卷与年著录应一致，不可分开，而且要相符合，中间缺藏应著录清楚〔109〕； 有论文强调有通卷号者应予著录〔110〕； 有的馆针对不同情况分别使用简明记录法和按年记录法〔111〕；有的馆记载起始年卷，有变则著， 无变不著〔112〕；当收藏不完整时， 有论文认为著录缺期比著录有卷直观〔113，114〕；当出版频率不变或变化时间很清楚时，馆藏项不必著录期，反之则宜著录〔115〕。
（9）有几篇论文论述了日文〔116，117〕、俄文〔118～121 〕连续性出版物的著录法。对于报纸著录，我国已有的规则较疏略，有论文对此作了较详尽的描述〔122〕。
（10）《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发布后，有些馆作了改编，取得了一些经验〔123，124〕；有几篇论文呼吁实行在版标目或标引〔125 ～128〕；也有人评价了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中文期刊标准著录卡片〔129，130〕。
8 结语
从1950年到1995年，我国连续性出版物编目的进展，以《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发布前后分为两大段。前35年为第一段，又分学习苏联、自行探索、宣传ISBD（S）等诸小段；后10 年为第二段又分为对《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的消化与推广、研讨等小段。如今，随着《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出版，我国连续性出版物编目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45年的发展，统一了标准，培养了一大批人，方便了用户，但进展甚慢，和先进国家比，在标准化完善程度和研究水平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与国际标准接轨，加速我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进程，乃是非常正确的决策。要缩短差距，就得走群众路线，充分开展研究活动，以之作为化解问题的手段。连续性出版物的编目工作，呼唤高水平的人才，我们应像80年代中后期那样较为普遍地办班，像90年代以来那样进行研究，相信我国的连续性出版物编目工作将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来稿日期：1997.4.17.编发者：徐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