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多元化与我国上市银行的综合绩效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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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迅速推进,民营银行获批试点,上海自贸区有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国金融改革不断纵深发展。然而,我国现有的商业银行改革成效如何?田利辉(2005a)指出,我国商业银行自1994年以来进行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收效寥寥。我国在2003年启动了对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革,老牌的国有银行也相继上市。股权多元化成效如何?银行绩效能否提高?坏账比率能否下降?

      股份化改革是所有制的改革。在现代公司治理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一直是学者讨论的重点问题。股权结构一般包括两层涵义:一为股权构成属性,在我国主要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外资股等;二为出资比例,即股权集中度大小。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股权构成属性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时,主要集中于对以下几个问题的分析:(1)关于内部股东持股与经营绩效的关系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内部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经营绩效也越好。但是,McConnell和Servaes(1990)等则证明公司经营绩效先随内部股东的股权比例增大而提高,继而随之下降。Cho(1998)认为两者关系为更为复杂的曲线关系。随着内部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公司经营绩效先增加,后减少,继而增加,拐点分别为7%和38%。(2)关于国有股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问题。许小年(1997)认为国有股股份越高,公司绩效越差;田利辉(2005b)则认为国有控股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呈非均衡的U型曲线关系。张红军(2000)以1998年38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证明托宾Q值与国家股无显著关系。(3)关于海外上市与经营绩效的关系问题,学者一致认为海外上市对公司治理更有利。田利辉(2006)认为,从微观层面来看,海外上市对中国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它带来的好处有:便于直接融资;更接近国际资本市场;透明化的改进;促进技术转移,并且使得外部监管得到改进。

      在研究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时,现有文献也存在较大分歧。Shleifer和Vishny(1986)等都认为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对公司财务指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López de Silanes等(1999),Kim等(2007)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价值会越低;Nicols(1967)证明在资本市场上,股权越分散,绩效越好。Holderness和Sheehan(1988)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托宾Q值、盈利能力无显著相关关系;Iannotta等(2007)认为欧洲银行的股权集中对其盈利能力无明显作用。

      现有文献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与一般企业不同,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其信息不透明性更为严重;同时,银行经营具有高杠杆性,资产负债期限存在错配现象。所以,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具有一些特殊性。在研究中国银行的绩效时,学者一般采用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指标;但是,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仅用盈利指标不能反映银行绩效。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从综合角度来考虑银行的绩效问题,采用的方法有以下三种:一是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考虑银行经营风险,以经济增加值(EVA)作为衡量银行绩效的指标(朱建武,2005),这种方法侧重于考虑银行的价值增加,没有考虑对银行其他方面绩效的影响;二是以“平衡计分卡”(蔡慧和朱晋,2011)取得银行的综合绩效,对衡量银行各方面的指标进行打分,从多维度为不同角度的衡量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来得出综合绩效指标,这种方法有较强的主观性;三是以主成分分析法对银行各个方面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得出综合绩效指标(Shih等,2007)。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尝试构建更为合理的综合绩效指标体系,来考察银行业务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和成长能力。相对于研究盈利的以往文献,本文指标体系的构建更为适合估算银行绩效和分析银行股权与绩效的关系。我们选取我国国内全部上市银行多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银行股权结构对绩效影响的相关结论,进而提出我国银行深化股权结构改革的政策建议。我们发现,股权集中度、国有控股和海外上市对于我国银行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我们进而提出了我国银行股权结构的优化建议。

      二、制度背景和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国境内有16家银行上市,包括5家传统国有银行和11家股份制银行。其中,传统国有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股份制银行包括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绝大多数都是国有性质。截至2013年9月30日,传统国有银行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均为汇金公司,交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财政部。浦发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和中信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分别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首钢总公司、福建省财政厅、汇金公司和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均为国有背景。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均为外资股。平安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现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为非国有法人股。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第一大股东为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公司,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的H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即公司只是代持个人或机构的股份。从实际控股来看,民生银行实际控股股东为刘永好家族,招商银行实际控股股东为招商局,属于国资委企业。从股权集中度来看,我国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差异很大。近年来,传统国有银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能力有下降趋势,说明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逐渐淡化,但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没有下降,说明股权集中度没有太大下降趋势。但是,股份制银行的股权集中度有上升趋势。

      上市之后,商业银行盈利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如表1所示,虽然传统国有银行ROE平均水平低于股份制银行,但是相比于股份制银行,传统国有银行的ROE平均水平呈现更为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从上市银行的安全性角度考虑,传统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NPL)比股份制银行要高。然而,从整体上看,上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即上市银行安全性有了显著提升。

      

      由于银行与一般企业的经营性质存在明显差异,仅仅依据盈利性以及不良贷款率指标并不能合理、全面地考察银行的经营绩效和竞争力水平。因此,根据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和银行不同于一般上市公司的特点,在Shih等(2007)综合绩效指标设定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商业银行的综合能力出发,从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和成长性4个维度,8个方面构造综合绩效指标体系。综合绩效指标体系构建情况见表2。

      在构建综合绩效指标体系基础上,我们对上述各个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定3个主成分,得出样本数据的综合绩效指数。依据构建的综合绩效指标体系,初步计算16家上市银行的综合绩效水平(见表3)。从表3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传统国有银行综合绩效的平均水平低于股份制银行;2007至2011年,传统国有银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由90.5%上升至91.6%,股份制银行由56.3%提高到58.5%,与此同时,传统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综合绩效水平都有所提高,因此,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综合绩效水平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在香港上市的银行,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其综合绩效水平要高于平均水平。

      

      

      为了更好的分析股权结构的具体影响,本文在分析框架中保留净资产收益率(ROE)和不良贷款率(NPL),以此来说明股权结构对银行盈利能力和安全能力的影响程度。

      在选取解释变量时,本文主要选取股权集中度指标。股权集中度一般指前几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这一指标的高低可以反映股权集中度的大小。本文重点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减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反映股权集中度的解释变量。除股权结构的重大影响外,影响公司治理的还包括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是否为传统国有银行、是否海外上市等因素。银行是经营货币的公司,银行规模越大,对其经营越有利。表4显示,我国上市银行的平均资产规模逐年递增,其对数值由2004年的27.04增至2011年的29.04;标准差由2004年的1.58降至2011年的0.91,表示各银行间的差别也逐年降低。在通常情况下,董事会越精简,公司运营效率越高;董事会规模越大,越能增加公司的专业技能和资源。对于银行来讲,董事会规模越大,越利于银行组织协调监督,董事越不易受CEO控制,对银行经营越有好处。一般董事会规模与公司规模成正比(Hermalin et al.,2010)。我国上市银行董事会规模平均为16,最多为19,最少为12。浦发银行的董事会规模在17至19间,规模较大,相对综合绩效也处于中上水平;而农行董事会规模只有12、13,处于较低水平,其综合绩效、盈利能力都相对低下。因此,董事会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上市银行的绩效,我们将董事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表4显示,独立董事比例在我国各上市银行间差别相对较小,平均水平在32%至37%之间。公司治理中,独立董事比例存在一个均衡点,不同的独立董事比例对公司的治理也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将独立董事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近年来,在大陆和香港两地上市已成为银行改革的一大主流趋势。截至2011年12月,只在大陆上市的银行综合绩效和盈利能力的平均水平均小于在大陆和香港两地上市的银行。只在大陆上市的银行综合绩效水平平均只有0.52,而两地上市银行平均水平有1.2,ROE分别为19.6和21.75①。表5进一步显示,香港上市对银行经营绩效起到了显著的提升作用。在香港上市后,银行盈利能力指标ROA、ROE、EPS分别增加了0.41%、2.34%、0.23元。资本充足率从9.91%提高到11.91%,不良贷款率从4.48%下降到1.90%,银行安全性显著提高。存、贷款增长率分别提升了3.83%和0.73%,成长能力提高。

      通过以上初步分析,为了控制其他公司特征对银行绩效表现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银行资产负债情况、是否为传统国有银行、是否海外上市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使分析更为全面完整。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及变量选取说明见表6。

      

      三、模型选取及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取

      本文选取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4年至2011年的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bankscope数据库及各银行官方网站。初步采用最小二乘法对银行绩效与股权结构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拟合,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见表7。

      

      通过表7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有的高度相关、有的低度相关,为克服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本文以主要模型为基础,在实证分析中增减变量进行多次回归。主要模型设计如下: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将样本数据代入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8中回归1。进一步剔除模型(1)中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加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项,得到表8中回归2。仅以第一大股东持股能力代表股权集中度,得到回归3。仅以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代表股权集中度,得到回归4。

      从表8中可以观察到,股权集中度对上市银行综合绩效的影响较为显著,控制变量基本显著。综合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有显著的二次关系,通过求偏导,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转折点为55%,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55%的水平时,综合绩效达到最高值。综合绩效先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而上升,而后随之下降。这种关系在是否在香港上市的银行间区别明显,在香港上市的银行的绩效最优值显著高于未在香港上市的银行。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越强,绩效越好,说明我国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快速决策;传统国有银行表现好于股份制银行,在两地上市银行表现好于只在内地上市银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综合绩效之间呈现显著正向关系,这对传统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作用是一致的,而同等水平下,两地上市银行绩效更高。

      

      依据模型(2)得到我国上市银行ROE与股权结构关系的实证结果见表9。从表9中可以看出,传统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有显著区别,同等股权水平下,传统国有银行绩效水平要差于股份制银行。在影响作用上,ROE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成倒U型曲线关系,通过求偏导,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转折点为47%,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47%的水平时,ROE达到最高值;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对ROE有正向影响作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对ROE有负向影响作用。

      依据模型(3)得到我国上市银行NPL与股权结构关系的实证结果见表10。表10显示,从股权结构对银行安全性的影响来看,传统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有显著差别,同等股权水平下,传统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比股份制银行要高,即传统国有银行安全性要低于股份制银行。通常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能力对不良贷款率有负向影响作用,即对银行安全性有正向影响作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不良贷款率无显著影响。

      

      

      将上述实证结果进行总结,得到更为清晰的各指标关系见表11。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包括银行业务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和成长能力四个方面在内的综合银行绩效指标,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我国境内16家上市银行2004年至2011年的样本数据。我们发现:(1)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综合绩效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综合绩效之间呈二次曲线关系,也就是说,其他情况一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存在一个能使得银行绩效达到最优水平的最优值。“一股独大”会对银行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譬如控股股东通过关联贷款对银行资源的侵占;但是,如果第一大股东持股过低,那么也不利于银行统一决策,可能产生经理人代理成本问题(Tian and Estrin,2007)。(2)传统国有银行比股份制银行绩效要差。鉴于银行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我国政府倾向于控制传统国有银行,任命和奖惩国有银行的管理者,推动国有银行通过政策性贷款来服务社会福利而非银行自身绩效。(3)在香港上市的银行能达到的最优绩效水平要高于未在香港上市的银行,海外上市对银行绩效有推动提升作用。恰如田利辉(2006)进行的“中银香港”案例分析,海外上市有益于公司治理水平提升,摆脱传统国有银行的弊病,改革我国银行内部的制度和文化,提高银行的竞争力。

      我们认为,我国应该通过股权多元化、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海外上市等路径来优化我国银行股权结构。股权结构的合理变化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提高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减少政治关联,加强风险控制,提高我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①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和公司年报,经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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