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的实用思想与美学理论
席 格
摘要： 作为一部杂家类文献，《刘子》在因袭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形成了崇儒重道兼采法家、兵家、农家等的实用思想。基于此，《刘子》美学理论呈现出鲜明的实用特征：在“行象为美，美于顺也”的美的本质论中，强调美在于顺应自然规律、社会伦理规范和时代潮流；在“美丑无定形”的审美赏鉴论中，指出外在环境、主观态度等对美丑判断的影响；在文质审美观念的选择中，社会审美与文学艺术审美均强调“重质轻文”，展现出与北朝审美精神的高度契合。
关键词： 《刘子》；实用思想；北朝美学
《刘子》是北朝为数不多的传世美学文献之一。但在当代学术界，《刘子》美学思想研究，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无论是单篇研究论文，还是通史性美学史专著和断代美学史专著，都没有给予《刘子》充分关注。从研究方法来看，审美思想史、审美范畴史等美学理论史的研究范式，因自身局限而束缚了对《刘子》美学思想的发掘；从研究对象来看，《刘子》的文本特征亦注定了它难以被纳入美学理论史的研究视域。若综合两者来看，《刘子》思想的因袭性、承接性特征，与美学理论史受启蒙美学史观影响强调理论的“进步性”或者说创新性存在严重错位，乃是《刘子》在美学史研究中不被重视的关键因素。事实上，《刘子》在思想上汲取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等思想养分，如同其他杂家著作一样，实是一种“综合的创造”。如罗根泽在论及因袭与创造的关系时曾言：“《吕览》《淮南》，以至‘如《吕览》《淮南》之类’的书集，竟流传不废，这是因为‘取诸子之言’，固是因袭；‘汇而为书’，则是创造”，并认为这是一种“综合的创造”或者说“以述为创”。[1]26-27再如，刘成纪明确认为：“《吕氏春秋》因广采诸子之言而被后世称为‘杂家’，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汇编或大杂烩，而是有一个比诸子学说更稳健、也更具包容和超越精神的思想系统。”[2]297同样可以归属于“杂家”的《刘子》，融汇多家思想的方法和《吕氏春秋》《淮南子》相仿，是将选取的各种思想资源“抟而为一”，是基于“因袭”之上的“创造”。这个“一”或者说所“创造”表达的内容，便是实用思想。也正是基于实用思想，《刘子》提出了富有北朝审美精神特质的美学理论。
一、崇儒重道的实用思想
《刘子》作者归属存在争议，到底是北齐刘昼、南朝梁刘勰还是另有他人，在文献研究中尚无定论。曹道衡在《关于〈刘子〉的作者问题》一文中对刘昼说与刘勰说的不足进行了针对性的分析，是客观且值得信服的。同时，基于《刘子》美学研究已有成果所展现的《刘子》与北朝美学精神的契合，本文认同《刘子》作为北朝文献的论断，成书大致时间应在北魏晚期以后，只是作者待考。所以，本文放弃从作者的家学渊源、教育经历、交游状况等切入考察《刘子》思想形成的方式，主要通过对《刘子》文本本身的梳理来呈现它对先前思想的因袭和创新。
虽然材料来源十分驳杂，但《刘子》思想不是简单的拼凑或者大杂烩，而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在《刘子》最后一章《九流章》中可以清晰见出。该章依次梳理了道、儒、阴阳、名、法、墨、纵横、杂、农九家的代表人物、核心观点和被批评之处，而后总结指出：
观此九家之学，虽旨有深浅，辞有详略，偝僪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会治道，迹虽有殊，归趣无异。……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化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夫道以无为化世，儒以六艺济俗。无为以清虚为心，六艺以礼教为训。若以礼教行于大同，则邪伪萌生；使无为化于成、康，则纷乱竞起。何者？浇淳时异则风化应殊，古今乖舛则政教宜隔。以此观之，儒教虽非得真之说，然兹教可以导物；道家虽为达情之论，而违礼复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贤，宜以礼教为先；嘉遁之士，应以无为是务，则操业俱遂而身名两全也。[3]521-522
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无痛的世界：在那里，你不会头疼、胃疼、牙疼。无论是摸到烫的东西，还是不小心划伤自己，你都没有一丝感觉。这听起来很美好，其实却很可怕！假如你不小心弄伤了自己却没发现，你可能就不会及时处理伤口，伤口便极有可能发生感染，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患上疾病。要是疼痛真的不存在，我们的生活就会危机四伏。这样一来，我们的寿命会缩短，身体也肯定不如现在健康，情绪也会变得低落。出于这些原因，你不会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疼痛的世界了吧？
那么，如何汲取儒道思想呢？《刘子》作者是立足所处时代的状况进行选择的，“今治世之贤，宜以礼教为先；嘉遁之士，应以无为是务，则操业俱遂而身名两全也”[3]521-522，明确强调儒家思想应当作为优先选项，同时亦看到了道家思想对“嘉遁之士”修身处世的作用。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与北朝时期的社会环境相契合，主要在于自晋室南迁之后，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长时段内陷入了礼崩乐坏、战争战乱频仍的状态，北方胡族政权为维护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需要借助儒家礼乐教化思想重建社会秩序；留守北方的汉族士族为重新获得政治地位、实现或者推动胡族汉化，也需要通过礼乐教化胡族。可以说，儒家思想在北朝传播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到北齐时期，北齐高氏皇室作为鲜卑化的汉族，深受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影响。北齐区域内包括胡族乐舞、鲜卑语、胡族饮食等在内的胡风十分盛行，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记述：“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4]25可见，《刘子》作者强调“以礼教为先”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推崇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动因。结果便是，《刘子》最终形成了崇儒重道，兼采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等的实用思想。
显然，《刘子》作者对九家思想之间的差异有着清醒的认知，同时也看到了九家之学的相通之处，即“然皆同其妙理，俱会治道，迹虽有殊，归趣无异”[3]521。《刘子》作者认为儒、墨、道、法等是从不同维度讲述“治道”，讲述如何处理人生在世的各种生存悖论问题。实际上，“治道”在《刘子》中不仅被认为是儒道等思想流派的会通之处，而且是整合各家思想、融会贯通形成《刘子》实用思想的基点所在。由于对形成实用思想的贡献不同，九个思想流派在《刘子》中所占据的地位也自然不同，相较之下儒道两家受到了高度重视。《刘子》作者又对儒道思想进行了比较，指出儒家礼乐教化的弊端在于容易致使“邪伪萌生”，道家无为而治的弊端在于容易造成“纷乱竞起”；造成这种弊端的原因在于时代变革，时代差异要求对儒道思想进行相应的革新。《刘子》作者还指出不能因为儒道思想存在弊端就彻底否定它们，儒家虽然是“非得真之说”，却已经被事实证明“可以导物”，也即是认为儒家思想能够实现社会教化，应当给予肯定；道家虽然能够“达情”，让人心归朴而实现自然本真之性情，却“违礼复不可以救弊”。
在《殊好章》中，《刘子》作者则从人的主观态度对美丑判断的影响切入来谈。《刘子》认为人之主观喜好并不会改变事物自身的基本属性，但却可以影响对事物的态度。为了进一步说明“殊好”对审美判断的影响，《刘子》在指出审美具有共通性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美丑无定形”的命题：
至于《刘子》思想究竟是倾向儒家还是道家，存在一定的争议。如付亚庶在讨论《刘子》的思想时明确认为：“《刘子》全帙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儒学为纲，吸取各家之长，其言修身治国之要，可总括为治身、治人、治农、治军四个方面。”[5]显然，“以儒学为纲”的论断认为《刘子》更为倾向于儒家。《中国美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则持《刘子》倾向道家的观点：“《刘子》内容广博，思想也比较驳杂，它以儒道为思想主脉，而颇为倾向于道家，同时又兼采法家、名家、阴阳诸家思想。”[6]403事实上，作为杂家著作的《刘子》，乃是基于一种实用思想来汲取儒道的内容。从《刘子》各章所因袭的思想来看，《清神章》至《韬光章》四章为道家思想；《崇学章》至《慎独章》六章为儒家思想；《贵农章》至《言苑章》四十四章，主要汲取农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等的思想，穿插儒道思想。从《刘子》各章内容的主题来看，从《清神章一》至《慎独章十》，是讲述个体如何修身养性，主要是道家与儒家思想；自《贵农章十一》至《言苑章五十四》，旨在论述经世治国，涉及农业、法律、人才、言论、军事和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九流章五十五》，总结全书。从《刘子》具体因袭化用的各家典籍来看，有《老子》《庄子》《文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具体到各章，情况也较为复杂，很多章都不是单一化用某家的思想。如以道家思想为主的《清神章》，所言的“一气浩然”[3]2，便是对《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7]215的化用。当然，在整体价值取向方面，《刘子》所展现的实用思想与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具有更多的契合之处。概言之，《刘子》是在崇儒重道的基础上，围绕“实用”汲取法家、名家、农家等思想，进而萃取形成具有实用理性特征的新思想。
《刘子》思想的实用理性特质，决定了它的思想杂而不乱，虽然主要是“因袭”，但依然有着自己的创新。《刘子》的美学思想，正是在这种崇儒重道兼采多家的实用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自然也由此被赋予了实用理性的特征，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如《刘子》关于礼乐美学的论述，不仅关涉个体的修身养性，而且关乎中原传统礼乐的承接、以胡乐为代表的外来乐舞的汲取等。《刘子》礼乐美学思想对研究北朝美学的重要性，笔者将另行撰文讨论。本文主要梳理实用思想在《刘子》“以顺为美”“美丑无定形”等美学理论建构中的影响。
二、实用思想与“行象为美，美于顺也”
与《诗品》《文心雕龙》等南朝出现的专门性著作不同，《刘子》并没有针对性地论述诗文、音乐或绘画，只是在《辨乐章》《言苑章》中有所论述，也没有从哲学层面进行针对性的美学理论建构。《刘子》思想大量因袭前人，从艺术哲学出发的美学理论史研究范式没有重点关注《刘子》，自然在情理之中。在审美观念史维度，《刘子》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却基于实用思想对北朝时期存在的夷夏问题、古今问题、文质问题等给予了关注，并展现了北朝时期多民族大融合、多元文化大融合背景下的审美观念融合。“行象为美，美于顺也”[3]99，是《刘子》作者在面对中原文化传承问题时，提出的一个关于美的本质的重要美学论断。具体论述是在《思顺章》中提出的：“七纬顺度，以光天象；五性顺理，以成人行。行象为美，美于顺也。”[3]99对此，皮朝纲、詹杭伦在《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一文中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该观点与从伦理学的角度和审美主体的角度探讨美显著不同：“刘昼采取的是第三条路径，即从审美对象的审美特性去探讨美的本质，但他是在更宽广的领域(自然界和社会界)上进行探索的。”[8]
总之，语言理解是错综复杂的动态认知过程，Bach关于隐意解读的标准化假设无法对此做出全面且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最近受学界关注的以满足制约条件为依据的相关理论假设却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有些话语的默认隐意显著，相对独立于具体语境，根据听话者原有的经验知识，可以比其他意义优先解读，其加工速度快、难度低;而另一些话语的隐意不确切，对具体语境的依赖性较强，在给定的条件下，所言或其他可替代的解读并不需要很多认知努力。
由于上述地缘环境的影响，尽管中越文化因历史渊源而形成了诸多相通或相似之处，但如今越南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却持有一定的警惕态度。如2010年中越合拍的历史剧《李公蕴：到升龙城之路》就因越南影视审查部门认为风格“太中国化”而被取消播出；2014年，越南文化部又向全国各地发出公函，建议从古迹和宗教场所等地移除中国造型的石狮子，替换成具有本土风格的灵物雕像。
在《随时章》中，《刘子》作者开篇即言：“时有淳浇，俗有华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体齐也。故无为以化，三皇之时；法术以御，七雄之世。德义以柔中国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贵随时，《礼》尚从俗，适时而行也。”[3]433关于华夏与胡族之习俗的差异，《刘子》作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认为华戎或者说夷夏的融合必须依据不同的方式。同时，《刘子》作者也看到了时代潮流、时势对教化的影响。当然，如同《随时章》接下来所举之种植、制裘要遵循季节变化所表明的，《刘子》作者所言的“时”包括自然之时，但他更为强调的是时代、时势之“时”。所谓“鲁哀公好儒而削，代君修墨而残，徐偃王行仁而亡，燕哙为义而灭。夫削残亡灭，暴乱之所招也。而此以行仁义儒墨而遇之，非仁义儒墨之不可行，非其时之所致也”[3]434-435，例证继承自《韩非子》《淮南子》等书，但最后《刘子》作者明确强调了仁义施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进而言之，鲁哀公们失败的原因是在错误的时代背景下施行仁义，并不是仁义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没有顺应时势、顺应时代潮流。那么，具体到《刘子》作者所处的时期，社会秩序的重建，则须顺应北朝胡汉交融、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潮流。
“众耳之所乐”与“众鼻之所芳”，从审美者的维度说明了审美共通性的存在。也即，在以《阳春》为代表的艺术作品和以郁金香为代表的自然物相关联的审美活动中，审美者能够获得审美体验。但共同美并不能遮蔽审美差异性的存在，汉顺帝喜欢聆听山鸟之音，并认为山鸟之音胜过丝竹之音；魏文侯喜好捶凿之声，不喜欢金石之音；海人喜欢至臭，不喜爱芬馨等，都是审美差异的例证。究其原因，这并非汉顺帝等的感官感知有问题，而是“性有所偏”，他们的主观喜好态度影响了对美丑的判断。基于此，《刘子》作者得出了“美丑无定形”的结论。
由上可知，《刘子》所提出的“行象为美，美于顺也”，主要包括顺应自然规律、顺应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顺应时势三个维度，充分展现了《刘子》作者的实用思想。由于“以顺为美”旨在强调美的本质，该论断也成了《刘子》其他美学理论的基础。以《适才章》中关于自然物之美如何判断为例：“物有美恶，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恶不终弃。……裘蓑虽异，被服实同；美恶虽殊，适用则均。今处绣户洞房，则蓑不如裘；被雪淋雨，则裘不及蓑。以此观之，适才所施，随时成务，各有宜也。”[3]278不难看出，《刘子》作者认为自然物的美受具体环境、时间的影响。其所言“适才所施，随时成务”，便既强调了自然物的实用性与美的关系，又指出了美的生存价值的彰显需要做到“顺”与“适”。
“美于顺”对儒家伦理规范的高度强调，不仅充分展现了《刘子》对儒家思想的推崇，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动因。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北方社会便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诚如《魏书·礼志》所载：“自永嘉扰攘，神州芜秽，礼坏乐崩，人神歼殄。太祖南定燕赵，日不暇给，仍世征伐，务恢疆宇。虽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于经国轨仪，互举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阙遗。”[10]2733也即，社会制度与伦理规范直到北魏早期仍未得到有效建设。直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礼乐制度建设才被推向高峰。但好景不长，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北方陷入东西政权对峙状态。政权更迭、战乱不断、胡汉冲突等造成社会秩序的破坏与混乱。《刘子》在此背景下强调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具有重要意义，也内在契合所建构的实用思想。由于社会伦理规范并非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北朝胡汉民族大融合，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和由南入北的江南文化之间的大融合，“人行”之“理”也面临着重新建构；所以，《刘子》作者又提出了美要顺“时”的观点。
三、实用思想与“美丑无定形”
美丑相对性问题，虽在先秦时期已经被道家美学所关注，之后仍被从不同角度加以讨论。其中，《刘子》关于美丑问题的讨论，是从审美对象自身的实用性切入的。如在《适才章》中，《刘子》作者着重强调人或物能否在“恰当”的位置、环境及关系中发挥应有之功用，并以此来评判人或物之美与丑。也即，“适”在《刘子》中是判断美丑的重要标准。无论人还是物，只要能够“适才”发挥出各自的功用，便是美，否则便是丑。紫貂所制作的裘，只是在形式上展现出毳衣之美。就紫貂之裘作为衣服而言，置于绣户洞房是美的，倘若用来淋雨被雪却不如蓑衣。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实用为美的观念。对此，《刘子》以卞庄子、安陵神童、蛇衔之珠与棠溪之剑为例，来说明“美不常珍，恶不终弃”[3]278，说明事物之美与丑的转化。如：“卞庄子之升殷庭也，鸣佩趋跄，温色怡声，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呼。非不知温颜下气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兽，不如攘袂之宜也。”[3]278
高中数学中数理教育和图形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相关环节，通过图形表现数理关系、通过数理关系解释图形状态是数学能力考察中重要的部分。因而，培养学生数形结合的思想在高中数学教学中非常重要。数形结合的教学思想具体是指，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综合运用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将难以理解的数理公式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图形，从直观的图形中抽象出相关的公式和数学概念。数形结合思想的培养可以降低学生学习数学的难度，使较为复杂的数学公式定理简单化，便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增强学生对纯代数性的题干的理解，提高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阳春》《白雪》，《嗷楚》《采菱》，众耳之所乐也，而汉顺帝听山鸟之音，云胜丝竹之响；魏文侯好捶凿之声，不贵金石之和。郁金玄憺，春兰秋惠，众鼻之所芳也。海人悦至臭之夫，不爱芬馨之气。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执其所好而与众人相反，则倒白为黑，变苦成甘，移角成羽，佩莸当薰，美丑无定形，爱憎无正分也。[3]377
发散思维是一种能够在解题过程中可以寻找解决问题的各种方式，收敛思维是能够在解题的时候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对各种方法的进行比较，从中寻找出最好的一种方案，两者进行科学有效的结合可以有助于学生实践探索能力的发展。在信息技术的教学过程中，合理的引导学生从各个方向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开阔思路，寻找出问题中的各种解决方法。在这些解决方案中，通过判断比较，找到一种最好的优化结论。
至于什么样的主观态度、外在环境或审美关系等会影响对美丑的判断，《刘子》在《正赏章》中进行了专门讨论。《刘子》作者明确认为：“赏者，所以辩情也。评者，所以绳理也。赏而不正，则情乱于实；评而不均，则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于贵古而贱今；情之乱也，在乎信耳而弃目。古今虽殊，其迹实同；耳目诚异，其识则齐。识齐而赏异，不可以称正；迹同而评殊，未得以言评。评正而赏翻，则情理并乱也。”[3]485贵古贱今、贵耳贱目、珍远鄙近和崇名毁实等态度，都会直接影响审美活动的展开，乃至颠倒美丑。“昔仲尼先饭黍，侍者掩口笑；子游裼裘而谚，曾参挥指而哂。以圣贤之举措，非有谬也，而不免于嗤诮，奚况世人，未有名称，其容止之萃，能免于嗤诮者，岂不难也？以此观之，则正可以为邪，美可以称恶，名实颠倒，可谓叹息也。”[3]487
然而，《刘子》作者在《思顺章》中并没有对“美于顺”的内涵进行直接的理论阐释。从他征引的“七纬顺度”与“五性顺理”来看，所谓顺，是对自然规律、社会规范的遵循；所谓美，便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天象”、符合社会规范的“人行”。对此，《思顺章》通过具体例证进行了说明。关于自然之美，以水顺地势流向大海为例进行说明，“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3]99。关于社会生活之美与社会规范的关系，则是明确强调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社会行为准则、伦理规范对人生存的作用，“忠孝仁义，德之顺也；悖傲无礼，德之逆也。顺者福之门，逆者祸之府”[3]99-100。为了凸显社会规范的作用，《刘子》作者甚至在《思顺章》最后指出：“故循理处情，虽愚蠢可以立名；反道为务，虽贤哲犹有祸害。君子如能忠孝仁义，履信思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3]100这里虽直接因袭了《周易》“大有”卦中的“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9]148，却也表明了《刘子》作者自己的观点：“履信思顺”、践行儒家伦理规范，是与自然之“度”相契合的，人因践行“五常”之规范而让自身处于应在之位置，从而得到上天的佑助。
四、实用思想与重质轻文
北朝时期，胡族占据统治地位，这便注定了北方草原文化在文化融合中更具主动性。游牧生存方式在草原文化中所形成的实效、经济、尚武等实用观念，在与中原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激发了中原文化所固有的“质”的观念，推动了北朝审美精神尚质特征的生成。拓跋鲜卑所代表的北方草原文化尚质、重实用的观念，可以在《魏书》关于拓跋鲜卑的历史记述中清晰见出：“魏氏王业之兆虽始于神元，至于昭成之前，世崇俭质，妃嫱嫔御，率多阙焉 ，惟以次第为称。”[10]321“世崇俭质”，根本原因在于，草原游牧生存方式的游移性和北方草原自然环境气候的多变性无法为游牧民族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和固定的生存空间，经济实用是草原生存得以绵延的内在特质。所以，在拓跋鲜卑接受中原文化时，本能地选择了重质尚朴的内容：“时太祖(指拓跋珪)留心黄老，欲以纯风化俗，虽乘舆服御，皆去雕饰，咸尚质俭，而素延奢侈过度，太祖深衔之。积其过，因征，坐赐死。”[10]347素延因为过度奢侈而被崇尚质俭的拓跋珪赐死，足见拓跋鲜卑早期对质的崇尚。北魏孝文帝迁居洛阳之后，随着北魏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发展，在洛阳地域内曾一度出现了崇尚奢华生活的转向，到北齐时期甚至出现了尚丽之风。但整体而言，与南朝相比，北朝仍是以重质轻文为特征。北朝社会重质轻文的审美特质，显然影响了崇尚实用理性的《刘子》。
《刘子》作者在社会审美和文学艺术审美两个方面，展现出对重质轻文审美观念的推崇。
鼓励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如谦让、帮助、分享、合作等。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让托儿所教师特别奖励那些亲社会行为，如分享玩具、合作等。两周之内，这种方法有效地减少了儿童之间的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继续实施几周后，攻击性行为又进一步淡化了。对儿童攻击性行为的惩罚，实际上也是一种攻击行为，是一种“以牙还牙”，可能使儿童在受到别人攻击时采取报复手段。而这种无惩罚的方法的最大好处是，不给儿童提供“反攻击”或“报复”的原型。
就社会审美观念而言，随着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大批南迁进入中原地区，草原文化中的重朴、尚武、激越昂扬等社会审美观念，凭借着胡族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成为社会审美风尚。即便是南迁中原之胡族不得不从游牧生产方式转变为农耕生产方式，从游居的牧民转变为定居的农民，草原审美观念也并未随之消失，而是熔铸进入了新的中原审美观念之中。《贵农章》中明确表示了对谷帛的推崇、对珠玉的鄙视：“故建国者必务田蚕之实，而弃美丽之华。以谷帛为珍宝，比珠玉于粪土。何者？珠玉止于虚玩，而谷帛有实用也。”[3]113可谓既承接了中原文化的重农观念，又契合了草原文化的尚朴重质观念。
就文学艺术审美观念而言，北朝整体上呈现出与南朝判然有别的刚健、清新、自然的审美观念，注重内容之美，不过分强调形式之美。《刘子》充分展现了该特征，如在《言苑章》里明确强调审美创造要注重质。《刘子》作者认为在绘画、诗文、音乐等艺术审美创造过程中，如果不能做到先质后文，便只会徒有其形式，不会达到应有的审美效果。所以，《刘子》明确认为绘画要“先质后文”，文学应“先实后辩”，并指出：“质不美者，虽崇饰而不华；曲不和者，虽响疾而不哀。”[3]510也正是在这一论述过程中，《言苑章》否定了“文”的独立价值。由此可见，受北朝时代审美精神的影响，《刘子》并未高度重视儒家文质彬彬的审美理想，而是基于实用理性将内在的“质”视为根本，将外在的“文”视为了附属。
概言之，《刘子》作为一部以因袭为主的杂家类著作，在糅合各家思想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美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实用特质，并彰显了北朝文化大融合及相应的审美大融合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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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Thought and Aesthetic Theory of Liu Zi
XI Ge
(Literature Institute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Abstract :Liu Zi is a book which can be included in the Eclectics. It formed a new kind of practical thought which advocating Confucianism,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aoism, absorbing legalists, soldiers and peasants, etc. Accordingly, Liu Zi ’s aesthetic theory shows distinctiv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ssence of beauty, the author emphasized that the beauty lies in conformity with natural laws, social and ethical norm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n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judgment of beauty and ugliness can be influenc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ubjective attitude. In the choice of aesthetic conception of “wen” and “zhi”, both social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aesthetics emphasize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to ‘zhi’ than to ‘wen’”, which shows conformity with the aesthetic spirit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Key words :Liu Zi ; the practical thought; the Northern Dynasty aesthetics
作者简介： 席格，哲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费项目“基于美学视角的《刘子》研究”(2018E32)。
文章编号: 1006-2920( 2019) 03-0102-06
doi: 10.13892/ j.cnki.cn41-1093/ i.2019.03.019
(责任编辑 周军伟)
标签：《刘子》论文; 实用思想论文; 北朝美学论文;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