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文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1)01-0031-06
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载体，体现着一个民族发展的文明程度。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化的新文化，使中华民族以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始终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在当代，文化与政治、经济的渗合更加密切，已成为国家重要的软实力。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业的蓬勃展开，文化建设亦出现了新的热潮。在文化建设的热潮中，重新学习毛泽东的文化理论及其文化观，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仅从文化建设的视角简要勾勒毛泽东的文化观，请同仁们指正。
一、毛泽东是历史文化的巨人
毛泽东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走向社会的。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与融合中，他对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功底和辩证的认识，经史子集、稗官野史、笔记小说，无所不读。他对西方民主主义新文化、新思想，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苦读和吸取。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他主编《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拿起笔进行战斗；中国革命的大潮把他推到了革命的最前列。他拿起枪进行战斗，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拿枪战斗的同时，他始终注重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领导文武两条战线，从而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致力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同时致力于文化建设，希望尽快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的面貌，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形象屹立于世界，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早在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采访他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讲演和写作的天才，记忆力异乎常人”。他“熟读世界历史”，“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他“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不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也读过一些古典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1](pp.65-68)斯诺对毛泽东的印象是符合实际的。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运筹帷幄，投身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但他酷爱读书，刻苦学习，手不释卷，终生以书为伴，以书为乐，是伟大的学问家、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他记忆力过人，中国的历史文化烂熟于心。他在讲话、谈话、著文、审改文章、批阅文件时，中国的历史事件、成语典故、佳句名言，以至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等均能信手拈来，且十分贴切，意蕴深刻。他学说之渊博、记忆力之超强令一些学者感到敬佩、惊叹。如，1957年3月，他同文艺界部分代表座谈，当有位作家说到文艺批评时，他说：“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2](p.256)毛泽东引用“文选”序言中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句未必能为一般文学家和文学史家随口道出，即使能道出，也未必能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总之，毛泽东雄才大略、博古通今、智慧深邃、远见卓识，集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和学问家、哲学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他的这一优点和特点，使得他的文化观既不同于一般革命家、政治家的文化观，也不同于一般哲学家、文化学家和学问家的文化观，而是兼有两者优点的独特的文化观。他的文化观既着眼于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而非仅仅囿于学术文化自身的发展；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反映了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而非仅仅只是指导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二、毛泽东文化观的核心
近代以来，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文化争论，而这种争论，归根结底是文化观上的争论。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恳切地忠告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讨论东西文化应当留意他客观的原因”，[3](p.372)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瞿秋白在批判东方文化派时以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理论来解释文化，并指出：“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态，必定弄得头晕眼暗。”[4](p.20)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以唯物史观来研究文化，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批判唯心史观的文化决定论。
文化观对文化的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不同的文化观必然会在文化问题上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先说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观点。《新民主主义论》是他在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旨在全面阐述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重点则是文化纲领。毛泽东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的关系切入，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5](pp.663-664)他接着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5](p.664)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鲜明地表明，他的文化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彻底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既区别于文化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的文化观，又不同于否定意识、政治能动反作用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文化观。他的这些论述说明了文化的本质，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实践性，表明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有新旧之分。
毛泽东强调：“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5](p.664)今天，我们在讨论文化问题时仍然不能忘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却有相当多的学者在讨论文化问题时或忘记了这个基本观点，或竟批评起这个基本观点。此外，毛泽东还强调，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讨论的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
总之，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文化观。今天，我们在讨论文化问题和进行文化建设时，仍然应坚持这样的文化观。
三、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
毛泽东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因此他始终是从革命和建设的视角来研究文化，看待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把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视为整个革命和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个方面。
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形式。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所坚持的基本观念。但他在注重武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文的方面，注重知识分子，注重思想文化的革命和建设，批评轻视文化工作和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他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5](p.708)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既要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又要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整个中国需要枪杆子和笔杆子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相结合。他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6](p.257)他又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7](p.847)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十分注重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现实革命运动使然。
文化革命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革命造舆论，启发人民的觉悟，动员人民起来革命，更重要的是为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使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路线前进。毛泽东引用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名言来说明革命的文化运动对革命的实践运动的极端重要性。他自己也说过：“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8](pp.109-110)对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起指导作用的文化，主要是指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非文化的全部。
文化对实践的能动反作用是通过人来实现的。文化的根本意义在于化人。文化的根本功能在于通过各种形式的教化，以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认为，作为文化重要内容的教育，乃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新教育就是“适合人性教育”，为此“文化之宣传，教育之改造，刻不容缓也”[9](p.490)。人民军队的士兵主要来自农民，多数是文盲，即使识字，文化程度也不高。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7](p.1011)因此，他十分重视人民军队的思想文化教育，把军队办成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的大学校。这是人民军队同一切剥削阶级旧军队的重要区别之一。
毛泽东不仅重视人民军队的思想文化教育，而且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他把文化教育列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10](pp.125-126)“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造就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11](p.35)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更是注重文化建设，提出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任务，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在新中国成立之时，他就庄严地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2](p.345)为了扫除旧中国所遗留下的贫困和愚昧，他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一起并提，把逐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与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一起并提。之后，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他在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同时，提出建设现代化的科学文化。他始终追求的一个理想是：尽可能迅速改变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面貌，努力实现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变成一个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
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提升并没有改变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即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促进人的发展。为此，文化建设始终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始终要把社会效益放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不能GDP挂帅，不能片面追求文化产业的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增长。文化的经济功能的增强和突显丝毫也没减弱它的意识形态意义。“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已是西方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文化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无论从意识形态方面讲，还是从经济发展方面讲，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日益增大。
四、文化建设中的“中外、东西”问题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外（东西）文化的关系，说明了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和学习什么、怎么学习等问题。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殊性、多样性，这是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文化具有普遍性、开放性，这也是文化内在的本质规定。在文化交往中信息的交换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但就文化信息流量的趋势和文化传播的规律看，主要是由高的先进的文化流向相对低的落后的文化，从而带动促进落后文化的发展。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冲突中的融合，相互学习，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当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尤其如此。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整个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向外国学习，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反对闭关锁国。他说：从历史看，“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13](p.264)每一次向外国的学习，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进步。
近代以来，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既有时代性区别，又有民族性的不同。毛泽东以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看待各民族文化的价值，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从文化的时代性看，要承认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在文化上外国比我们高；从文化的民族性看，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p.41)他又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2](p.82)学什么？学优点，学普遍性的东西，学科学原理。他从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来说明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任何事物，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只承认个性、民族性，否认共性、普遍性，拒绝学习外国优秀成果是错误的。只承认共性、普遍性，否认个性、民族性，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同样是错误的。学习外国就是学共性的东西，拒绝学习外国的优点，拒绝学习普遍原理，对本国的发展不利。针对历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主义，毛泽东简洁而明确地说：“‘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2](p.82)“学”是指反映普遍规律的基本理论，不分中外、东西。正因为“学”是普遍的东西，因此在学习外国时必须坚持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的什么是“学”的问题及怎么学习的问题，破除了传统的“体用”思维模式，既有力地批判了文化保守主义，又有力地批判了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
在如何向外国学习上，毛泽东强调：一是要取分析态度，外国文化有优点，也有缺点，要学人家的优点，不要学人家的缺点；二是要立足中国的实际，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与中国的实际（包括现实实际和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以适合中国的需要，“洋为中用”；三是要反对迷信外国，反对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来，反对贾桂作风，反奴才习气，反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强调以我为主、独立思考，强调自尊、自信、自强，强调创新发展，要有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2](p.77)中国人要有这种自觉、志气和责任，既要虚心向西方学习，又要破除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迷信，以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总之，毛泽东认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2](p.82)“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p.83)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认识更前进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大胆吸取人类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充分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五、文化建设中的“古今、新旧”问题
毛泽东认为，要革除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离不开革除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而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则离不开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我们所要建立的是适应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新文化。这说明，文化上落后的旧东西，不是仅靠文化批判就能解决的。文化的革命与建设不能脱离政治和经济的革命与建设孤立地进行。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近代以来的文化革命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总结，充分肯定了文化革命的历史功绩。他指出，不把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旧文化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5](p.695)他严厉批判当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流，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充分肯定历史学家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经学的清算。
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的发展既有变革性，又有继承性。新旧文化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联系、同一的一面。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不应割断历史，要研究历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的遗产。他向全党提出要把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三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奉行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5](pp.707-708)他批评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取简单否定的错误态度，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8](p.84)他本人善于向历史学习，从中汲取智慧。他的思想和理论，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理论概括。
在如何学习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上，他主张，一是要辩证地历史地对待文化，反对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肯定的复古主义，要区分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区分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文化，对历史上反封建的文化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全盘肯定；二是要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文化，反对迷信古人，反对“非圣即违法”，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崇拜过时的旧思想，尊重历史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反对厚古薄今，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三是要从现实需要出发，历史文化和外国文化只是流，不是源，现实的社会生活才是文化之源，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要注重创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建设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应当承认，晚年毛泽东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一方面片面强调对历史文化的批判，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吸收；另一方面，又忽视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负面作用。这两方面的教训应引以为戒。
今天，正确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依然是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的复兴，绝不是中华民族旧政治旧经济的复兴，而是建设适应新时代的新政治新经济；同样，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绝不是中华民族旧文化的复兴，而是建设适合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华民族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蕴含着无数的宝藏，需要我们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以现代最新的科学方法去发掘和提炼出其中的珍贵品，借以丰富发展当代新文化。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只是建设新文化的思想资源，重要的是要进行适合新时代需要的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新文化的内在因素而发生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新文化才能成为当代科学的先进文化，才能走向世界，为世界所关注、学习和吸取，对人类作出新贡献。在国学热、尊孔热时，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低估数千年来尊圣拜古、因循守旧的传统势力的影响，以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再次泛起。
毛泽东对文化建设中的“双百方针”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以及主体（人民）问题均有精辟的见解。因篇幅有限，故不再在此论述。
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文化观。离开了正确的文化观，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实践一定会出问题；但有了正确的文化观并不能保证实践上一定正确与成功，这里有一个能否与实际正确结合的问题。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在文化建设上有严重失误。他的失误自然与他文化观的某种不完善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对国内形势认识上的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直接导致他夸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并把意识形态等同于整个文化。他以“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告别人世，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和困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建设迅猛发展，成果显著。当前，文化建设正出现新的高潮，形势喜人。但也应承认，我们对在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还知之不多，远不如对其他领域规律的认识。市场经济和文化产业资本给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这是正在显现着的。凡事有利必有弊，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市场经济和文化产业资本必然会给文化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必然会发生因追求文化产业产值的高速增长和利润的最大化而导致文化产品的质量问题和社会效益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吸取只注重市场经济和资本的积极意义而忽视它们的消极作用所带来的严重问题的教训。
毛泽东在文化方面璀璨的历史遗产，如同他在实践方面丰富的历史经验一样，不论人们对其有何争议，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的文化建设中，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标签：毛泽东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新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