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融合角度阐释美国排华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排华论文,美国论文,角度论文,民族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排华作为美国的一项国策，从1882年开始一直执行到1943年废除《排华法案》时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我国在极力实行排逐华工——华人苦力——政策的过程中，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冤屈。”[1](第241页)美国学者也承认：“美国对待华人的历史，是美国不能引以为荣的事情。”[2](第25页)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以自由平等为立国基础的美国，采取野蛮的排华政策?
美国排华的原因很复杂，但若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华人移民带去的中国文化，是在美国本土直接遭遇的东方文化，既新鲜，又陌生。美国是移民之国，或称“众国之国”，美利坚民族文化本身就是移民美国的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是，这个大熔炉也非万能，它只融合了与其相近的欧洲文化，而对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大熔炉”在当时深感无能为力，因而提出“他们(中国人)是不能同化的，一代二代及以后各代都不能同化于我们，仍然是愚昧的外族，不止今天在美国的华人是这样，一百年或五百年后都仍然是无教育的中国人阶层。”[3](第250页)面对美国人的歧视，在美华人选择的不是缩短与美国文化之间的距离，融入其中，而是极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以组织同乡会馆和建立唐人街等，在美国土地上营造出“第二个中国”来保护自己。但这样一来使得民族融合更加困难，美国人的排斥愈烈。这种恶性循环的排斥——封闭——更排斥，终于造成了1882年的全面排华。它是全体在美华人的悲剧，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污点，双方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拟以华人的组织——同乡会馆和华人的第二故乡——唐人街的情况，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探讨美国排华的原因。
一、同乡会馆
所谓同乡会馆就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把来自同一地区或讲同一种方言的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一个社团。会馆这种组织形式由来已久。海外华人的第一个会馆是1794年在越南成立的。而华人在19世纪中叶大规模抵美时，会馆制度也随之在美国土地上扎下了根，并随着外界压力的加强日臻完善。
华人在美国共建立了六大会馆。1876年时六大会馆情况如下：
会馆名称成立年份 所属县 人 数
三邑会馆 1850 南海、番禺、顺德等 11000
冈州会馆 1850
新会等
15000
(前身为四邑会馆)
阳和会馆 1852 香山、东莞、增城 12000
人和会馆 1852 新安、归善、嘉应州 4000
宁阳会馆 1854 新宁(凡余姓人不入) 75000
合和会馆 1862 新宁余姓、开平、恩平
35000
以上六大会馆的人数共计152000。这一数字可能有些夸大，因为到1880年时，在美华人的统计数字为10万多。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所有在美华人几乎都归属于某一会馆。后来，在排华压力下，为团结全体华人，在六大会馆基础上成立了中华会馆。中华会馆等于联合办事处，凡有要事，各会馆主席举行联席会议商决。六大会馆与中华会馆之关系，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作过解释：这种关系“颇似美国各省与联邦政府之关系，美国先有各省后乃有联邦，彼亦先有各会馆乃有中华会馆”[4](第134页)。
同乡会馆是异客在异乡进行互助的一种地区性团体，集代言人、管理者、慈善人为一体的民间组织。它们对外代表华人与美国政府和社会打交道，对内促进华人社区的利益，例如为华人子女解决教育问题、开办医院、维持治安、调解华人之间的纠纷。特别是照顾刚来美国的华工，这些新来的移民生活无着，会馆安排人员前去接应，登记入会后就暂时居住在会馆里。将死者的遗骨运送回国也是同乡会馆的责任。有记录表明，这种运送尸骨是定期进行的，1875年时，会馆就向国内运回1002副尸骨。关于会馆的职能，有人在作过调查后指出：“每个会馆是由中国某一地区的同籍人组成，并代表他们。入会没有正式的仪式或礼节，没有入会费，也不发会员证。这几个会馆的执事人，当轮船到港，就立刻查明来美的华人的名字、年岁和籍贯，知道了他的名字后，就立刻载入会馆的名册，表明他们从何府何县来的，以便联系。这些会馆在加州开发的初期作用更大，因为它对新来的华人加以指导，对于贫而无告者及病人加以适当照顾，又多做好事，如把死者的骸骨运回故乡安葬。”[3](第228页)
然而，会馆组织却是美国排华势力主要的攻击目标。它遭到攻击的第一个方面是组织华人集体移民。确实，华人移民与欧洲移民有所不同，后者是以家庭为单位独立进行的，而华人移民者多为单身男子，面对美国人的歧视，许多人便以集体移民的方式以求自保，这就是在同乡会馆的协助下移民美国。例如，六大会馆曾为太平洋铁路公司，采取赊单制形式在中国招募了数千华工。所谓“赊单制”就是由招工者为移民垫借船费，移民抵美后或以做工抵押，或以高利还钱。赊单制在欧洲移民史上也流行过，但是怀有种族偏见的美国人，对华人的赊单制责难颇多。艾伦·A·萨金特说：“因为有一种契约或苦力苦工制，他们来这里从事非常廉价的劳动；他们从中国来后被移交给六个公司中的一个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庞大而有钱有势的法人。他们用若干年的劳动来换取船钱，来到被指派的地方做工；他们无论被送到哪里，对收留他们的主人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5](第279页)一些美国人甚至把赊单制视为奴隶制，把同乡会馆视为奴隶主集团，美国舆论界就有人提出：“苦力是在中国港口用合同成批雇佣的中国乞丐……将他们贩运至加州的是六大公司，来此地的几乎90%的华人都是由他们贩运进来的。一俟苦力到达此地，立即置于带他来此地的主人的控制之下，正如非洲奴隶在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娜受制于他的主人一样。”[6](第26页)加利福尼亚州反华协会代表加梅伦·H·金说：“他们这些人，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折不扣地是契约持有人手中的奴隶。谁拿着他们的契约，谁就可以像使唤奴隶一样使用他们。”[7](第249页)排华论者甚至认为，中国的奴隶劳工对美国的自由制度构成了威胁，参议员布莱恩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两种选择：要末制定符合美国自由劳工利益的立法，要末赞成中国的奴隶劳工。”[5](第297页)1879年2月布莱恩在为赞成排华法案而作的发言时再次宣称：“你不能使一个必须吃牛肉和面包并且喜欢喝啤酒的人，同一个靠吃米饭过活的人并肩劳动。这是办不到的。其结局是，不是把吃米饭过活的人提高到吃牛肉和面包的水平，而是把吃牛肉和面包的人降低到吃米饭的水平……今天我们必须抉择的是，我们将使太平洋沿岸地区享有基督教文明，还是孔夫子文明。”[8](第226—227页)
会馆遭攻击的第二个方面是权力太大。首先，所有华人皆受各自会馆的辖制，不得游离会馆之外。梁启超说：“华人团体，最多者度未有过于旧金山焉矣……以上诸团体，皆有强制性的命令的权力，凡市中之华人，必须隶属，各县之人隶属于其县之会馆，全体之人，皆隶属于中华会馆，无有入会出会之自由。”[4](第134页)
其次，会馆对其会员有较大的控制权。华人在抵达美国时，语言不通，文化不同，身无分文，又无职业，除听从会馆安排外别无他途，这样就建立了华人对会馆的依赖。随着反华浪潮的兴起，华人为求会馆保护，这种依赖日益加强，会馆对其控制也就更为牢固。他们从不独自行动，包括谋职，一切听从会馆安排，工资也由会馆统一领取。它在调解其成员纠纷时权力更大，有些美国人甚至认为，会馆有时对华人罪犯行使了司法权力。1877年华人移民问题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华人当中有一个脱离我们法律的准政府，有权裁处违反中国风俗的人，直至把他们处死。”[5](第261页)
会馆遭攻击的第三个方面是阻止欠债华人回国。因为许多华人是通过赊单制来美的，船费由六大会馆垫付，华人若要回国，须还清所欠债务，其办法是华人在回国前向会馆领取证件——“离港票”，而对于未清偿债务的人，会馆是不发此证的，华人凭“离港票”才能购得回国船票，从而有效地阻止了华人逃债现象的发生。
由于以上原因，会馆遭致了激烈的非议。美国知识界有人提出：“加利福尼亚华人社会的这些会馆和堂，打着慈善的招牌，背地里对其同胞进行监督和压迫。商人——债主们借助地方会馆和族会控制着广大的契约移民。大多数中国侨民，在多方强制下，由于他们对乡土和家庭的尽忠尽孝而被迫服从，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加利福尼亚华人社会的限制和命令。”[9](第80页)但是，造成会馆组织的兴盛与华人社会相对封闭的主要责任来自美国社会，是美国人的歧视与排斥，迫使在异邦艰难生存的中国人去寻求会馆的保护，同时也给这一组织赋予了较大的权力。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民族融合的困难，反过来又成为排华的借口。
二、唐人街
唐人街也是美国排华的产物。它既是华人的居留地，又是堡垒和避难所。因为美国人歧视华人，甚至杀害华人，华人便不敢单独行动，也不敢单独居住，他们集中在一起，依靠集体的力量保护自己，这便是唐人街出现的原因。愈演愈烈的排华浪潮使得华人自 始至终在唐人街的小圈子里活动，以唐人街作屏障抵御其他民族的敌视。“华埠的起源，全由早期移民自然的聚居而成。至同治末年，俨然为一自治体。加以排华风潮迭起……遂变为隔离的独立状态。”
美国最早的唐人街大约1850年在旧金山出现。后来，由于美国西海岸排华尤为猛烈，在横贯大陆铁路建成以后，大量华工逐渐向东转移，在东海岸的纽约等地也出现了唐人街。1940年时美国有28处唐人街。唐人街功能齐全，以排华时期旧金山的唐人街为例，它“有12个街区，街道上铺着鹅卵石，木屋和砖房排列密集，还有饭馆，热气腾腾的洗衣坊，古董店，商行，庙宇，宗亲会和同乡会馆，矮小拥挤的住房，主要有单身汉居住的臭气熏天的公寓，小妓院，鸦片馆，流氓和犯罪集团的据点以及他们控制的赌场。赌场的大门钉着铁皮，门外有理应令其停业的警察把守着。在这个区域里居住着22000多人。”[1](第225页)唐人街完全像一座独立的小城，因此，有人形容它为“小中国”。上文提到的同乡会馆就座落在唐人街。
唐人街遭受攻击的第一个方面是它与美国社会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与美国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肤色不同，语言不同，衣着也不同。华人到美国后，仍然穿着清朝的服装，女人裹小脚，男人脑后拖着又黑又长的辫子。辫子是美国人嘲笑的靶子，也是一段儿歌戏弄的对象：
中国，中国，中国佬，
坐呀坐在栏杆旁，
来呀来了个白种人，
剪呀剪去猪尾巴……
华人的饮食习惯也与美国人不同，“更为奇特的是华人的食谱，据说这些‘天朝人’大小老鼠都吃。他们在工棚里的食谱更具异国情调，他们拒绝食用白人日常消费的大豆和牛排，相反，他们从中国进口干牡蛎和干鱼……这些习惯使美国人想起某种黑暗神秘的宗教仪式。这些从中国来的人不仅被看成异教徒，就连他们接触过的普通物品也成了异物。”这段话包含了严重的种族主义情绪，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冲突。1876与1877年，美国国会对加州华人问题作了调查，调查报告称：“中国人不求进步，习惯恶浊，道德水准视欧人为低，残酷对待病人，常把他们推出街上致死。总之，他们永不可能与白人同化。”[10](第23页)
华人的家乡观念非常强，在唐人街的保护下，华人更是不忘自己的祖宗。“华人要将一半以上的收入寄回中国……华工75%的食品和80%的衣物来自进口(从中国)。”[6](第21页)这种行为与观念有悖于美国人的信念。特别让美国人感到不解的是华人死后还要将尸骨运回中国安葬，我们在上文提到这是同乡会馆的责任之一。1882年美国议会讨论《排华法案》时，奥司反对华人的理由是：“他们不穿我们这样的衣服……死后尸骨还要带回自己的国家。”[1](第184页)
唐人街还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节庆习俗。美国学者黛安·梅林和金戈·奇在研究了唐人街后认为，每逢大的传统节日，华人总要笃诚地庆祝一番，春节必定要用大红纸到处装点，少不了放爆竹和舞龙，痛痛快快地热闹一阵，每年春天过清明节，秋天过中秋节，这是中国欢庆丰收的传统节日。唐人街也保留着华人传统的娱乐形式——麻将，走进唐人街，常能听到哗啦啦的麻将声。此外，唐人街还设有各种神龛，保持着中国传统的佛教信仰，因此在唐人街，美国人的基督教信仰难有大的发展，这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无疑会受到攻击。
唐人街遭受攻击的第二个方面是它存在的社会问题。唐人街居住条件非常差。由于排华，华人不敢在唐人街以外的区域居住，即使那里的房租低于唐人街。随着华人赴美人数的增加，唐人街更显拥挤不堪，“仅能容纳一个白人的房间，叠满长一英宽半尺的架子，皆放在房间四周。这样一个房间要住进20至40个中国人。”[6](第37页)唐人街的卫生设施、浴室和厕所更是少得可怜。这样的居住条件必然是环境恶劣、空气污浊。唐人街里肺结核和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病率比市区其他地区高4倍。“在纽约唐人街居民所患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是肺结核。毫无疑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龌龊的空气、长时间过度紧张的工作、不宜居住的住房、营养不良和缺乏户外锻炼。”[1](第224页)
男女比例失调也是唐人街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美国华人社会可谓“单身汉社会”，早期华人社会中男女比例为几百比一，1890年时还是几十比一。华人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同外界社会又处于隔离状态，他们在精神上与生活上都非常苦闷，有些人就靠抽鸦片来麻醉自己，旧金山的鸦片烟馆不计其数。也有些人靠赌博来消遣，旧金山的唐人街赌场曾达100家以上，彩票公司3家，其分支机构多达300个。更有些人到妓馆去排解孤寂，1870年，在旧金山1769名15岁以上的华人女性中，有1452人是妓女。“旧金山华人社会中单身汉占统治地位，男性大多没有受过教育，加上排华政策的实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嫖妓、赌博、抽鸦片。”[1](第227页)
可见，唐人街“三馆”(即赌、烟、妓)的存在，与华人的单身汉社会有关，更与美国社会排华给华人造成的重大外界压力有关，但它自然也就成了美国排华的借口。美国人甚至认为，在美的华人妇女非娼即妾，“在美国的4000华人妇女中，没有一个不是妓女或小妾”。[6](第35页)唐人街里某些从事犯罪活动的堂会，为争妓女和地盘而发生的“堂斗”，更使全体华人蒙受耻辱，败坏了唐人街的声誉，让美国人产生华人皆不法之徒的误解。
由于以上原因，美国人对唐人街及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采取了排斥的立场。加上一些居心叵测的排华论者的有意宣传，哗众取宠的报界的推波助澜，甚至使一些正直的美国人也产生了对华人的误解。美国某地区曾流传这样一首童谣：“华人，华人，中国佬，坐在栅栏上，想从15美分中，抠出1美元。华人，华人，中国佬，爱吃死老鼠，将它们一口吞，像吃姜汁饼干。”[11](第8页)有一位怀有偏见的白人曾这样说：“从很早的记忆到现在思想里，华人洗衣工是种不可思议的人物。当我还是个孩子就听说华人是专门绑架小孩的恶棍。他们将小孩塞进口袋，然后不知带到何处。几次我远远地盯着他们的口袋，想看看里面有何动静，或听听里面有否受害者在口袋里嘴被堵上时发出的那种声间。如果他看我一眼，我就会吓得逃之夭夭。”[11](第11页)这些话包含了明显的种族偏见，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有必要禁止华人入境。造成这种偏见的根源固然是多方面的，然文化的冲突、民族融合的困难恐怕也是不能否认的。约翰·克莱尔在所著的《美国华人》中说，华人面带难于理解的表情，操着听不懂的语言，吃着奇异的食物，也许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远离其他民族，根本不想融入现存的美国社会。唐人街的存在就被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例证。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早期华人不能融入美国社会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人的排斥，这种排斥使得华人不得不以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自救的手段，唐人街便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唐人街不仅成为贫民窟，同时也是避难所。与其说它神秘，不如说它自我保护。在它的街道和住所里，华人觉得比外面的世界安全可靠。唐人街是一个完整的市镇社区的家庭组合体。靠由城市外界而非内部的恶性循环而产生的保护壳得以生存。”
美国社会号称民族大熔炉，但它的融合过程同样是非常痛苦的。它对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不是采取包容而是采取排斥的立场。美国驻香港领事贝莱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说：“华人移民来到美国，使东西方文化面对面地相冲突。本人认为，国会应该明智地采取措施，防止异教苦力的进入，防止他们对我们的文化带来危害。”而在此种状态下艰难生存的中国人，便只得向内部收缩，沿用中国传统的宗法体系和管理制度，其突出表现便是同乡会馆代行政府职能与唐人街的自我封闭，这反过来又成为美国排华的借口。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取消了排华政策，美国华人保持传统文化体系的必要条件消失，旧的宗法体系和管理制度随之走向衰落。其结果是，新一代的美国华人较迅速地融入了美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