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研究的转向——近年来“文化研究转向”问题讨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语境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4)07-0115-03
最早的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可上推至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利维斯。至60年代初，以英国伯明翰大学设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标志，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准学科和跨学科的理论话语占据了当代文化学术界的主导地位。然后，这一新潮迅速进入美国学术界，并随着全球化浪潮迅速传播到全球（注：参见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陆扬《伯明翰中心的传统——追缅“文化主义”》，《文艺报》2003年1月7日。）。
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转向来说，除了来自英美世界的文化研究新潮的影响外，似乎还受到另一方面思想理论资源的影响，这就是来自俄苏的巴赫金文化诗学理论（注：参见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论给中国文学研究界很大的启示，许多学者如钱中文、程正民等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这些都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提供了某些观念上的启示和理论资源的借鉴。
从我国文学变革转型的背景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也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转向从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实践上由传统现实主义向现代性形态转向，与此相关联，文学研究也开始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或者说是由社会历史批评转向审美批评；第二次是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不断走向泛化，走向边缘化、大众化、世俗化，文学研究也再次由内向外突围转向，即由审美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看来这是一种难以扭转的大趋势。
总的来看，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呈现出两种大的发展趋向：一种是泛文化研究，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研究”的快速跟进，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与重心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传媒文化等等，显示出一种“后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另一种则仍属于文学领域内的文化研究，它把文学放到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来进行研究，努力克服原来审美研究的狭隘视界，扩大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当然这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
有学者借鉴西方的文化研究思路与“文化批判”主张，提出在我国当今的文学研究中，也“有必要弘扬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注：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这种“文化批评”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中介，对它的界定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当代文化批评首先应立足于中国文化这个根本。它的着眼点主要是文学艺术现象，而并非无边无际的各种泛文化现象。第二，文化批评与人文批评的关系决非对立，而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人文批评更加注重审美理想和文学内部的欣赏和出自人文关怀的评价，而文化批评则偏重阐释和解决当代现实以及文学的现状；人文批评更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判断，而文化批评则有选择地融入人文精神并更注重对考察对象的理论分析和文化阐释，以达到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文化批评并不反对价值判断，但认为这种价值判断必须基于对对象的深入研究和考察，以便对其作出具有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的阐释。第三，在当今全球化和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下，文化批评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它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话语霸权，同时自己也不试图主宰文学批评论坛。第四，这种基于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化批评所瞄准的不仅是国内的批评理论界，同时更要瞄准国际批评理论界，以便在国际性的批评论争中发出中国批评家的声音。从文化批评的视角来看，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峙，而是共存。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完全可以引入文学研究，并产生一些新成果。虽然全球化现象造成了文学研究领地的萎缩和文学研究疆域的无限扩大，但是走出形式主义的狭隘领地，进入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之中，并不会导致文学研究的被淹没；如果对这二者之关系协调得当，倒有可能把狭窄的文学研究领地扩大，把狭义的精英文学的范围拓宽，并引进文化批评的因素，进而使濒临危机的文学研究得以在新的世纪再现辉煌（注：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之所以要倡导这种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转向，其原因正在于，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经典文学研究事实上正在受到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的挑战，这使得文学市场变得日益萎缩起来。而文化研究的特色是从理论阐释和分析批判的视角来研究当代大众文化及其产品通俗文学的。应当承认，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经典文学及其伟大的传统，它容纳了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区域研究、传媒研究，等等，当前在英语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研究完全被诸如种族、性别、大众传媒、大众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等非文学现象所主宰，它对文学研究实行挤压和排斥的策略，并且本身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在北美，比较文学几乎沦落到被文化研究吞没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缩小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鸿沟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注：王宁：《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文艺报》2001年4月10日。）。
与上述“文化批评”的理论主张有所不同，另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诗学”的理论命题。《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刊载了一个“文化诗学”研究专辑，发表了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几位学者的文章。其中童庆炳的《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一文，阐述了这个学术群体关于“文化诗学”的基本观念。该文认为，目前文学理论批评界兴起的“文化研究”，不是从西方生硬搬来的东西（虽然从西方学者那里吸取了一些理论资源和养料），不是远离现实的抽象的观念诉求，而是根源于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几次大的转折变化，这构成了文化研究转向的思想学术背景。从一个方面看，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批评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它是挑战，就是文化批评对象的转移，解读文本的转移，文学文本可能会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说它是机遇，主要是文化批评给文学理论研究重新迎回文化的视角，文化研究在伸向文化的广阔领域后，将扩大文学理论批评的版图和疆界。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担心文化研究对象的转移，而失去文学理论批评起码的学科品格，因此提出“文化诗学”的构想。“文化诗学”正是吸收了文化研究特性的具有当代性的文学理论，它的旨趣在于：第一，文化诗学是对于文学艺术现实的反思，它密切关注现实文学艺术活动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现实性品格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第二，文化诗学追求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意义追求是它的基本特征。第三，文化诗学追求在方法论上的革新和开放，它不囿于文学的自律，而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跨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考察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问题，方法上的开放是它的活力所在（注：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在这种“文化诗学”的观念之下，一些论者便致力于将西方的或巴赫金的文化研究，提升到方法论的层面来加以把握和阐释，从而引入中国文学及文论研究。如上面提到的程正民对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研究阐发便是如此。再如陈太胜《走向文化诗学的中国现代诗学》，从追溯西方文化诗学的发展由来入手，透视其中所包含的理论观念与方法原则，比如从“新历史主义”发展而来的新历史观，在这种新历史主义视野中的开放性的文本观，以及分层的文本概念和对话性的文本阐释方法等等，认为这些文化诗学的观念与理论原则，对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注：陈太胜：《走向文化诗学的中国现代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李春青《文化诗学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试图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来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将阐释对象如古代文论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寻求新的视点，从而使千百年前的文论话语历久弥新，不断提供新的意义（注：李春青：《文化诗学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当然，对这种新起的文化研究转向新潮，也有人表示疑虑。有学者认为，西方的文学研究转向与中国的文学研究转向，各有不同的历史条件与发展历程，并不具有同等的意义。西方从20世纪初开始语言学转向，随后半个世纪文学研究的重心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也就是以文学语言本身为对象进行文学性研究。20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伯明翰学派”、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等流派出现，新一轮文学研究“向外转”，即回归历史主义、社会学、作家传记等“外部研究”，至80年代成为主潮，被称为“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的历史正是这样螺旋式地向上发展。而中国的文学理论则一直是疲于跟进西方理论：80年代“新方法热”中把西方各种“内部研究”理论介绍进来，90年代又马不停蹄地跟上西方新一轮“文化转向”的步伐，大量介绍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文化理论，如今，西方后现代理论在中国几乎达到了同步相应的程度。如果说西方理论研究的运行轨迹，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螺旋式上升，“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全方位发展，最后达到了文学研究的全面发展，那么中国理论界则是在赶潮，它是跳跃式的，缺乏螺旋式上升的必要环节，并未像西方那样做了几十年“内部研究”的扎实工作，实际上是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野，迅速又跳入了外部“文化研究”的视野，从“外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缺乏对文学本身内部结构的深入探索与研究这一重要的环节。应该说，对“外部研究”的热衷与倾心与中国人的思维定势有关，中国文人骨子里这种以文介入社会、介入现实的心理积淀，使他们接受“外部研究”比接受“内部研究”顺畅得多。这注定使中国研究界容易形成“外部研究”繁盛而“内部研究”萎缩的不对称局面。
也有学者对“文化研究”阐述了另一种理解，认为在当今中国，人们是把“文化研究”当作可以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新潮来追捧.但目前对“文化研究”存在太多的误解。比如，在一些人那里，“文化研究”甚至成了用学术来拥抱“流行文化”的最佳借口。有人竟然声称应该把法兰克福学派逐出文化研究的谱系，因为这个学派对“大众文化”采取了所谓“精英主义”的批评立场。其实恰恰是这种批判态度，体现出“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与其把“文化研究”当作一套固定的理论方法和一组既定的知识谱系，不如把它视为一种批判的实践精神，一种开阔的理论视野，一种灵活的分析方法和一种权宜的介入策略。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么“文化研究”对当今文学研究的“介入”，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和活力。比如，将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可用“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两个相关联的过程来概括：所谓“读出文本”是指对文学文本的解释不能封闭在文本内部，而必须把它放置到一个更开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予以理解；但仅此还不够，所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不是一个先定的解释框架，而是一种需要在文本中加以检验的话语实践，这样就必须把“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读入”文学文本，仔细地观察它们在文本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以及文本对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和它们发挥了何种作用（注：罗岗：《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对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的思考》，《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倘若要细加分析，从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西方文化研究转向的介绍阐释，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转向的理论探讨来看，人们所理解的“文化研究”，大致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一种比较宽泛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就是说当今时代的文学研究，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用某种单一的、传统的方法，而是需要借鉴更多别的学科如人类学、文化学的方法，“读出”与“读入”互通的阐释方法等来进行研究，从而对文学文本阐释出更丰富的意义。二是指一种“学术视野”，即突破原来纯文学、纯艺术、纯审美的视野，打破纯文本分析的封闭性，将文学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中来加以观照，将会看到文学的某种全新的景观，诸如文学的生活化，生活的文学化等等。三是指一种“学术精神”，即通过将文学研究引向文化研究，在文学观念上打破既已形成的自我封闭性，使文学重返社会，重新获得社会文化批判的意义与意识形态的特性。
事实上，从西方到中国，文化研究转向的直接背景正在于文学的泛化，即传统文学形态向大众文化形态的转向，作为这一文学转向所带来的文化研究，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依存于这一现实的，因而在不少文化研究的理论主张和批评实践中，对大众文化多取认同的乃至推祟的态度。然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另一些学者的担忧，忧虑这样一种新起的文化研究倘若只是一味顺应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而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态度，将会导致文学精神的彻底丧失，这样就会带来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基本品格的完全消解。倘若如此，人们对文化研究就难免不产生怀疑乃至抵触的情绪。由此便又带来对于文化研究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文化研究持比较消极的态度，主张坚守文学研究的立场，以此抵御文化研究对文学精神的消解；另一种是主张突破以往那种纯粹文学研究的视界，拓展文化研究的视野，只不过需要在文化研究中重视和加强理性精神与批判性力量。倘若如此，这两者之间就未必是对立或不可通约的。
其实，在学术主张上是提倡坚守文学研究的立场，还是倡导走向文化研究的立场，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中坚守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与实践精神。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其实都可以而且应该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形成某种共识。在这方面，钱中文先生的看法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钱先生认为，我国的文化研究转向虽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发生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研究潮流的影响，但我国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还有着特定的现实语境，与西方的文化研究在精神实质上是很不相同的。在西方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传统的文学价值与文学研究的意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使得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如希利斯·米勒等人）切实感受到这种现实危机，以至于认为，文学理论已不可能再去探讨文学自身的问题，这样做已不合时宜；并且也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文学研究的繁荣期，文学研究的必然趋势是转向文化研究，而这种文化研究又显然是以后现代性诉求为特征的，其中包含着对文学的审美诉求的消解。而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多种思想原则诉求的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影响而又杂然并陈，即便是在当今的文化研究转向中，主要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研究，只占整个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我国整体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应诉诸于现代性，其中也包括仍然坚持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及其审美诉求。总的来看，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中，实际上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思想的不同诉求，以何者为主，则要看那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显然还是以现代性诉求为主导性倾向的（注：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钱先生的上述看法，是颇为深刻和富有启示意义的。
从我们所处的整个文化语境而言，实际上是处于全球化与现代化双向互动的现实语境之中：一方面，全球化语境必然会对我国的文学与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我国近期文学形态的变化，以及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实际上就显示出了这种影响。而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语境，也必然更直接地作用于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决定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必然要以现代性立场和现代性诉求为主要价值取向，从而与后现代性构成某种必要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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