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端木蕻良前期小说的暴力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端木论文,暴力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106-06
暴力是古今中外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东北黑土地养育的作家端木蕻良，在其诗性笔触挥洒大野豪气的前期(1932-1949)①小说中即多有暴力题材。端木蕻良的暴力书写，既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现代色彩，也有作家本人的独特体验和深邃思考融会于审美表现的个性特征。
一、对戕害人性与生命之暴力的控诉
中国传统文学对暴力的态度颇为复杂，史传文学与诗词歌赋等雅文学以简劲冷峻的风格予以表现，尽力弱化暴力的残酷性；俗文学则往往在伦理价值的旗号下，浓墨重彩地渲染暴力；文人的民间写作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寄寓以深刻的反思与强烈的批判。五四前后，海外人文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人性解放与个性解放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旋律，而后，随着社会思潮的演进，文学中交织着人的启蒙与阶级斗争、民族解放三重奏。端木蕻良从小接受传统文学的熏陶，在其成长历程中，更是直接沐浴着新文化的阳光雨露。因而，他对戕害人性与生命的暴力十分敏感，通过小说发出了强烈的控诉。
第一，权势暴力。在端木蕻良前期小说中，权势暴力不止于来自官吏，也来自财富的占有者。富人的占有欲一旦极度膨胀，不止财产，哪怕是他认为属于他的人，也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占有，决不允许别人染指，一旦受到挑战，便要疯狂报复。端木蕻良重写古代题材的《步飞烟》，女主人公因与赵象私相恋慕，便被将她从青楼赎身同居的官吏武公业鞭打致死。官权、男权、财权使武公业为所欲为，视步飞烟的生命如草芥。现代题材的《科尔沁旗草原》里，农民李才只是质疑粮食过斗时念错了斗数，就被丁小爷一马棒打死。小玲的父亲偷了丁家的三匹马，想牵到江北去卖，还没走出十里地，就被丁家的人追上，星夜拿到府里杀头。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财富赋予阔人以生杀予夺的权力。
被财富与权力扭曲了心灵的，不止于男人，也有女性。《科尔沁旗草原》里，使女灵子因为怀了丁宁的孩子，被太太逼迫吞下鸦片自杀。灵子被大管事救活之后，太太还是不肯放过。太太的残忍，不仅缘自她要维护丁家血统的高贵和当地首户的荣誉，而且来自她对灵子爱情的嫉恨。太太自己嫁给丁家小爷之后，丈夫花心未改，常年在外奔波，少不了冶游放浪之事，甚至到头来下落不明。丁家的长子丁兰为小爷的第一个妻子所生，次子丁宁为在日俄战争中拼死抵抗洋兵、难产而死的第二个妻子所生，自己倒是有个女儿，可是不幸因病夭折。而现在，使女灵子不仅敢“勾引”少爷，而且还怀上了身孕，倘若任其自由，不久这个由她多年呼来喝去的下人，岂不成了主子！而且是有了孩子的少奶奶！灵子的年轻、享有爱情、即将变成少奶奶的前景，都是对太太的挑战。未婚先孕，丁家历代这样的事情还少吗？可是在太太眼里，灵子却“企图干涉到丁府家运的规律和前进的方向，那便毫无意义的是叛逆和犯罪”，“太太由于自己的一生的痛苦，更锻炼成她的性格，使她残忍而容易激愤，她决不允许别人对于她有所反击，就是说决不允许别人跑到她跟前来展览他的幸福和娱悦，而将她的悲痛生活完全暴露出来，更加使她痛心，使她难受”。于是，她要严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谓儿子的命运，家族的名声，都不过是借口而已。灵子的幸福，少奶奶地位，丁家的家产，灵子的人格力量对丁家上上下下的感召力，才是太太最为恐惧、最为憎恨的敌人。为了维护既定的等级秩序，排除具有挑战性的敌手，本来天性柔弱的太太，也会变成索命的勾魂使者。这一点，与《红楼梦》里要了金钏命的王夫人颇有相似之处。
比起富人对穷人赤裸裸的血腥杀戮来，端木蕻良描写较多的是富人仗势欺人，尤其是对女人的欺凌。他较早发表的小说《母亲》，就写到阔家少爷抢掠式的逼婚。1933年完成的《科尔沁旗草原》里，暴力抢亲的情节得到进一步的展开。丁家“先礼后兵”，媒婆说不动，彩礼不管用，就在院里院外，站满了拿家伙的人，“前后门都有人截着，端定枪，许进不许出，不分男女”，这哪里是提亲、订亲，分明是逼亲、抢亲。1944年所作《科尔沁前史》不仅写到早年的抢亲，而且笔触延伸到佃户黄家女儿被抢进门之后所受到的歧视——不准黄家来走亲戚，听到女儿传话说冻脚后，母亲登门来送毡鞋，可是正厅根本进不去，只被招待在二门外面的伙房里，连女儿的面也没有见到。母亲忧心如焚，不久病逝。女儿第二天才被准许回家。在财富的势力面前，贫寒之家的女儿自由择偶的权利被强行剥夺，母女亲情受到无情的碾压。
《科尔沁前史》叙事者的父亲在外冶游不算，还要把17岁的姑娘小精娶进家来当妾，母亲闻讯去小精家大闹了一场，才让小精打消了念头。而父亲得信回来之后，当头给了母亲一马棒。后来还有过几次讨姨太太的事，都被母亲闹翻了。“父亲因为在娶小上不得手，在我三哥生下不久，他就取海道到上海、苏州、扬州胡闹去了，只留下年青的母亲带着三个小孩子，在荒远的土地上打发日子”。这实际上是一种报复，一种以公子哥加男权的权势折磨女性的暴力。从步入文坛开始，端木蕻良便格外关注女性的权利与尊严，不少作品都是从女性的权益着眼控诉暴力的欺凌。这一点，近承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远续《红楼梦》的余脉，端木蕻良晚年曾想续写《红楼梦》，后来改变计划创作《曹雪芹》，正是这一创作旨趣的自然发展。
第二，侵略者暴力。九一八事变把中国东北推进了沦陷的深渊，东北人民率先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暴力侵凌。1928年再度到天津读书的端木蕻良，虽然没有在东北亲历九一八事变的惨痛，但是已经感受到故土沦陷的震撼。他以高度热情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与同学一道把“新人社”更名为“学生刻苦团”，剃光头，不吃早点，为准备参与长期抗战锻炼体魄，不久，团体又改名为“抗日救国团”。而后，组织“护校团”并担任总纠察，还要求南下向政府请愿等，竟因此被南开校方秘密除名。挫折并没有改变他的抗日意志，他参加过当时积极抗日的孙殿英部队。有这种情怀与经历的作家，当其执笔为文时，对侵略者暴力的揭露就自然而然了。《遥远的风沙》里的义勇军队长“双尾蝎”，脸上显出青绿色，那并非生来如此，而是因为他12岁时被“红帽子”(东洋兵)灌了四次洋油，大约损坏了某部分生理组织的缘故。《科尔沁旗草原》里，也有中国人被“黑帽子”(日本铁路警察)灌洋油的叙述；作品还述及日本兵在农田里秋操，践踏再有十天就要收割的高粱地；更有农民半夜里横过铁道、被日军巡逻兵打死的惨剧。《大地的海》里，日伪当局为了修道而毁掉大量青苗，则是引发民变的导火索。
比较而言，更有特色的是对沙俄侵略暴力的揭露与抨击。1900年闰八月十九日，沙俄大批军队侵入昌图，驻军一年，奸掠无忌。1905年，日俄战争停火，日军驻扎于昌图城南，俄军驻扎于昌图城北二十里，历时十个月有余。外兵为非作歹，民众“死伤道路者何止数千人，流离失所者何止数千家”②。20世纪初年沙俄对中国的两次侵害，现代文学少有提及。而端木蕻良家乡辽宁昌图当年是受害的重灾区，家族乃至乡土记忆给他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科尔沁前史》写道，1900年“沙俄铁蹄的残暴，现在还全部在人们的记忆里，他们可以成天成夜讲给你们听，而且还会把哪一屯哪一堡的名字，也毫无遗漏地讲出来”。至今这种“遗迹还可以很容易地寻到。我们家里，有一顶柞木柜，没有柜门，只剩柜的身体，这个柜门就是被哥萨克的大刀劈去烧了火了”。《科尔沁旗草原》的描写，还延伸到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奸、杀、烧、抢等暴行。对沙俄侵略暴力的揭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苏共曾经支援过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与国民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更是有着思想、组织、经济诸多方面的支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苏是生死与共的盟友，因此，无论是官方认可的文学(表现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例外)，还是左翼文学，文学作品通常回避20世纪初沙俄对中国的伤害，在这一背景下，端木蕻良三四十年代关于沙俄侵略行径的描写就十分难得。
第三，土匪暴力。19世纪初叶，东北刚解禁时，地广人稀，闯关东者生计问题不大。而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兼并的激烈，有少数人逸出社会常轨，沦为土匪。尤其是进入20世纪，沙俄与日本势力由渗透到扩张，阶级压迫与民族侵凌相交织，土匪的人数一度呈上升趋势。不仅有小规模的红胡子，而且有规模可观、有一定控制区域的武装土匪(绺子)，还有一人单独行动或三两个一伙的“棒子手”，青纱帐起来出去打劫，秋收后无可藏身时就歇手。虽然也有专同官府和富人作对的“义匪”，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些打家劫舍的土匪转为抗日义勇军，但是，东北红胡子伤害无辜，甚至血洗屯子的残忍行径时有发生。端木蕻良笔下，既有抗日的“义匪”，也有凶残的红胡子、棒子手。《狱中记》里的“海盗”，只因怕暴露身份就生生掐死与他相好的女理发匠。《遥远的风沙》里的煤黑子，在绺子里曾经为了五副金镯子，连砍了十只手；带队去收编自己的队伍的途中，又强暴了女房东，胁迫房东交回部队付给人家的食宿费；后来，他为掩护义勇军突破一股红胡子的截击而献出了生命，这一结局写出了土匪性格的复杂性，同时在伦理上也可以说是其一生罪过的总清算。
《科尔沁旗草原》里，土匪洗劫了村子，连贫困的佃户黄家也不放过。听说黄家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纠缠着要人，黄家好歹才躲过了一劫，但“土匪去了，黄大爷家什么都光了，还新添了一身被抬到锅腔子上烤出来的燎筋大泡”。土匪在黄家没有得逞，可是在另一处，土匪天狗却祸害了在丁大爷设计的杀戮阴谋中侥幸活了下来的北天王的后裔水水姑娘，其父亲吊颈而亡；丁宁姨表妹也惨遭土匪毒手。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以《水浒传》为代表，在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下，张扬复仇的正义性，渲染血腥杀戮的场景。但是，李逵、武松复仇时的滥杀无辜有何正义可言？石秀杀戮扬雄之妻潘巧云之“道”又在哪里？如果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时的杀官，为富不仁、以富凌贫时底层的仇富，尚属人间正道的话，那么，滥杀无辜则是戾气的恶性膨胀、匪气的恣意横行，后者对社会的公序良俗、人性伦理有害无益。端木蕻良描写土匪的恶性暴力，是对传统文学糟粕的摒弃，是对现代文明的召唤。
第四，文化暴力。《大地的海》里，艾老爹本来在大饥馑的39岁那年，罄尽所有买来一个妻子。可是，在妻子生下两个儿子不久，有一次他半夜从城里赶回家来，听见屋里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伴着妻子低低的胆怯的私语，强烈的嫉妒与怀疑促使他血冲上头，怒不可遏地顺手操起劈柴的斧子，砍死了妻子与前来认亲的娘舅。从此孩子无娘，“留给他的只有感情的荒凉与性情的粗暴了”。究其根源，是什么葬送了这个家庭？仅仅是男人的嫉妒？或是性格的急躁？男人视妻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这种世代相传的男权文化恐怕难辞其咎。
《复活》是圣经故事的再创造，“那夜里，耶稣不能够闭上眼睛睡觉，空气里充满了虐杀和无知”。犹大带人来捉他了，发了指认的暗号后，祭司与巡警一拥而上。审讯时，差役把一口浓痰吐在他脸上。“‘杀死他！’群众里喊叫：‘杀死他！’”大祭司的逻辑是：“杀死他！僭妄的人何必用证人呢，他的死是可以证明他的有罪！”“大家疯狂的围住了看他，来打他，戏弄他，杀死他。有的吐唾沫吐在他脸上，有的用拳头打他，一个流氓用手蒙住了他的眼睛用手掌打他：‘基督呀，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你猜得着我们便信你。’一个小孩，也模仿着大人，小手里握着一块新得的银元，说：‘你猜我这上边是耶稣是该撒！’孩子的眼里含着得意的光，许多人围着他笑。有一个人跟着耶稣问：‘他们要挖去你的眼睛，你也能看见吗？先知，犹太人的王！’”在被牵着去往罗马帝国巡按史彼拉多的衙门的路上，“人们在他后面唱歌，跳舞，喝酒，比赛谁能戏弄他最苦……”彼拉多把他交给希律，“兵卒们都藐视他，戏弄他，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逗着他玩”。彼拉多找不出耶稣的罪过，想放了他，可是，祭司与群众一片喊杀声：“钉他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杀死他！杀死他！”群众的“眼睛里放出饥饿的光焰”。皮鞭结着铁钮子打在他身上，钉他，晕倒了，冷水喷醒他，兵丁用枪扎刺他的肋骨，凝结的血块流出来……端木蕻良小说《复活》的这些描写，是对鲁迅《狂人日记》与《药》主旨的继承与发展，与《野草·复仇(其二)》同调，是一个启蒙者、救济者反被愚昧者、受惠者杀戮的故事，这是人类应该永远反思的悲剧。究竟是谁杀害了耶稣？这是一种以“众数”自诩的强权文化，一种人人参与其中，可是谁也不用承担责任的大众暴力，一种参与者未必动手，但众口铄金、致人死命的软暴力，大祭司利用了“众数”的愚昧和残忍。端木蕻良的爱妻萧红本来是被疾病与日本的侵略战争合力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可是，盲目的舆论却归咎于端木蕻良。端木蕻良以《复活》、《雕鹗堡》等一系列作品回应了看不见的舆论压力——文化暴力，这是交织着委屈与愤怒的自卫，更是对软暴力的剖析与反抗。
二、对合理的暴力反抗的肯定
残酷的暴力压迫必然激起正义的暴力反抗，但凡有良知的作家总是能够认同正义的反抗。加之东北地区剽悍的民风，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的左翼理论，都使得端木蕻良在小说中对正义的暴力反抗予以肯定性的描写。
《朱刀子》里，马少爷用朱老五锻打的刀杀害了不听从他蹂躏的路老二闺女翠花，杀人之后，竟来找朱老五还刀，以逃避惩罚。朱老五本来就对盘剥他多年的马家积愤在心，此刻怒不可遏，刀劈了少爷，为翠花姑娘报了仇，也为自己打制的利刃雪了耻。《大地的海》里，日伪当局，又是修路铲苗，又是派捐盘剥，又是抢夺猪羊家禽，稍有不从，便施以镇压，如此一来，必然激起农民与修路的囚犯联合起事。三少爷欲行不轨，遭遇反抗，竟用铜箫打死了杏子姑娘。这使得深爱杏子的虎头极度愤慨，彻底醒悟到再也不能为了个人赚钱而跟着伪满官吏跑，他把三少爷拴在马后，活活拖死，为杏子报仇雪恨，自己也上山去投义勇军。民间伦理即有一命还一命之理，何况朱老五与虎头最后都去投奔抗日义勇军，这一光明归宿消解了现代法治眼光看到的私仇与私刑的暗影。
《浑河的激流》里，大总管说日本人进贡给(伪满)皇帝一个皇妃，十月初一“过门”，限令猎户二十五天交出五百张狐皮，为了与伪满“国旗”的五色相应，要红、黄、白、黑、蓝(以紫貂充当)五种狐皮各一百张，若完不成将以“反满”嫌疑处死。可是，此时并非猎狐季节，猎户想尽办法也凑不足数，于是，众人议决反抗总管，投身抗日部队——第五路人民革命军。大总管带大队到了乌烟岗，猎户把大总管领进一间小屋去看狐皮，屋里预埋了炸药，四周都埋伏了敢死队员。轰然一声爆炸，把大总管送上了天。“复仇的风吹满了山峦、远树、草原、林荫……”《风陵渡》里，日本兵逼迫马老汉用船载他们去找“花姑娘”，马老汉趁着夜色，把船划到黄河漩涡里，与鬼子同归于尽。《萝卜窖》里的莲子引两个日本兵进地窖，把石滚子推下去，登时砸死一个；当他试图再推下另一个石滚子时，被地窖里一个未死的日兵开枪击伤，他带着伤，挺着痛，用青石板盖住窖口，再压上三个石滚子。抗日战争，你死我活，只有歼灭侵略者的有生力量，才能赢得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此时的暴力复仇，因正义而淡化了杀戮的血腥气味。
被压迫者的阶级复仇也是端木蕻良小说的表现题材。《海港复仇记》里，渔夫大有只因为对渔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狗头程”过称克扣分量提出质疑，夜里程主任就派保丁来捉人，大有逃走，翌日回来复仇，用鱼叉刺死了“狗头程”。保长“铅秤锤”趁大有逃亡在外，以送大有儿子小墙上学为幌子，让大有妻子欠下还不起的债，逼她改嫁。小墙期盼着复仇的日子早日来到。《憎恨》描写的是农民以正义的名义暴力复仇的故事。地主孙大绝后的账房麻算盘，“借用”农民老朱全的热炕头与周磨官媳妇享用，而把老朱全赶到天寒地冻的外面去，让青年农民圆子给他烧炕。早年，圆子父亲给地主孙大绝后赶车，扛口袋吐血死去，母亲耐不住苦跟个走江湖的郎中跑走，圆子在孙家放猪，遭受过孙大绝后的毒打，他也曾经因为砍了孙大绝后的两根小杨树，被麻算盘送到城中公馆里罚了三个月苦工。现在，麻算盘打断他和老朱全喝酒的兴致，又强迫他烧炕，踢他屁股欺负他。圆子把复仇的怒火烧向麻算盘，趁着屋子里的两个人睡熟之机，放火点燃了房子。“一腔的憎恨，因过久的时日而结成了化石的憎恨，都在圆子的胸腔里吐出，在火苗上开了崭新的花朵。看着燎原的红火，这简单的农民就诚实的笑了，是从久封的感情里所解放出来的开心的笑呢”。村民拿着扁担、二齿钩、棉被、水桶，赶来救火。一听说是麻算盘和周磨官媳妇在里面，响起一阵哄笑声，“几乎比火势还猛”，有人说“烧的好！”“救火的人们现在都像请来专看西洋景似的看得呆了。露出非常闲豫的心情，把水桶棉被都放在地上不管，只是看着火去怎样开展它的威力，怎样的腾起怒焰。有人想起慨叹着的是：‘只可惜了老朱全费劲巴力的柴火！’可要不失去这堆柴火又怎样换来这么有生以来没有过的痛快！”“值得！”“要吃狼虎肉，别舍不得茅草熏！”“好火！”村民都站在边上看热闹。房子的主人老朱全疯狂地向着火光这边奔来，他最关注的不是房子，也不是房子里的人，而是他心爱的大狗“老虎”。当得知“老虎”还在房子里，圆子蒙着浇了水的大棉袄进去，救出了“老虎”，而任由大火吞没房子里的两个人。最会拍东家马屁的一个佃户不平地喊道：“你们放着人命不救，你们救狗命！”众人回答他：“不要嚷了，麻算盘死了立你的嗣！”“海潮一样的荡起了报复的笑和快意的呼啸。有人在火堆里抽出半燃的火把乱舞乱跳围着他取笑”。按常理来说，自然是救人要紧，然而，阶级仇恨在这里占了上风，群体性的憎恨化作难以遏止的暴力，复仇意志淹没了生命伦理，生命的价值发生了畸变，富人的命不如穷人的狗。复仇的怒火一旦燃起，烧毁的即使不是最大的仇人，但只要能消解一点心头之恨，伤及无辜也在所不惜，结果，周磨官媳妇白白地失掉一条性命。村民从仇人狗腿子与放浪女人的惨死中获得了集体狂欢的快慰。作者1937年3月18日所作《短篇小说集〈憎恨〉后记》说：“相信憎恨是战斗的火源，战斗是爱的澄清，爱的创造。相信没有憎的爱是罪恶的姑息。相信第一个将火盗给人间的大勇者，是神的憎恨者。”③这样的逻辑，要让自由主义作家认同恐怕有些问题，而对于左翼作家来说，则属理所当然。在描写朱家大火时，作者先前那种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已经退位，背叛自己出身阶级的革命激情使他认同了农民不无残忍的复仇笑声。
三、对背离社会公义之盲目暴力的质疑
社会上的暴力现象复杂万端，对压迫者与侵略者的暴力行径无疑要控诉与批判，施之以暴力反抗也理所应当，但是，对暴力的负面性也应保持足够的警惕，不仅要避免简单化的以暴易暴，而且还要防止背离社会公义的盲目暴力浑水摸鱼、趁机作祟。
1936年6月完成的《大地的海》，“三一”章，开头第二句说：“有人还想用魔术来变幻出较好的生活来”，接下来就描写了在莲花泡民变当夜发生的荒谬的惨剧：红辣子与四方型汉子迷信“取得阴人手，黄金满地有”的要诀，趁着混乱之机，把那个与白县长和平民习艺所所长路伯吉关系暧昧、有孕在身的寡妇劫持到鬼王庙，放在祭坛上，硬是用草鞋底把寡妇的肚子磨烂，活活把胎儿从腹中扯出，在胎儿未死之前折下其右手，以使自身在未来的白天行窃中，不被人看见。那个寡妇即便有交友不当之失，甚至是巴结权贵、为虎作伥之过，又怎能施之以如此酷烈的刑罚！更何况腹中的胎儿生命尚未成熟，怎么下得如此凶残之手！这是邪恶的迷信、变态的复仇、无耻的暴力！作品以鬼王庙作为两个恶棍施虐的舞台，这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象征。在具体书写中，始终用鬼王庙里手举铁枷的青面獠牙鬼来衬托两个人面兽心者的酷刑，“鬼王在暗中混身闪着黑光，青面磷磷，头顶喷出红火”，随着草鞋的芒刺与腹部肉芽的剧烈切磨，未死的神经在战栗着，淤血散发出腥臭，苍蝇成群地赶来，“鬼王头顶上的红火，狂暴的涌出，火苗摇晃着，火花四散……整个的阴沉的旷野蒸炙在一个广大无边的蒸笼里”。“忽的一股怒血充在六指的眼里，他一切都看不见了，只见前边是无涯无岸的翻滚的红流，后边也是无涯无岸的翻滚的红流——他恐怖的一声大叫”，他辩说切磨孕妇之腹的不是他，“一个鬼卒并不听他的分辩，用狼牙棍向他的头顶狠命一击，他便狼狈的倒在地上了，两手恐惧的抚着头”。其实，哪里是鬼卒塑像在打他，分明是他的内心防线已经被自己与同伙的作恶所击溃。胎儿被掏出来，两个披着人皮的魔鬼又争抢起“阴人手”来，用最难听的词语咒骂，用拳、石，击打着对方的脑袋，“两个人完全堕入了无情的兽性里，像两只狗似的互相的狂噬着、滚转着、撕扭着、吠吼着、搏击着”。红辣子往嘴里填送起碎肉、溃血、粪遗……陷入了迷狂、疯狂状态。四方型汉子从红辣子身上照见了自己，感到了恐怖，“眼睛便呈出异样的感觉，砖瓦也疯了，树木也疯了，祭桌也疯了，庙宇也疯了，小鬼用铁叉舞着，女魅披散开赤发在半空中打旋……”作品以富于通感的描写，呈现出两个恶魔的残忍、丑恶。本来这部长篇小说的主旨是表现东北人民对黑土地的热爱与对伪满当局的反抗，为什么要插入这一章变态式作恶的描写呢？这是因为在端木蕻良看来，在群众性的反抗活动中，很容易滋生出变态的暴力。
这种社会认识与艺术表现并非始于《大地的海》，早在完成于1933年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里，就已经有了出色的开端。
《科尔沁旗草原》的最后一章，对暴乱的描写即表现出辩证分析的态度：一方面揭示了反侵略、反压迫的必然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如实地暴露了反抗演变成暴乱之后的盲目性、野蛮性与破坏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践踏到全东北，“义匪”老北风树起了“天下第一义勇军”的三尖狼牙旗，召唤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去向侵略者讨还土地。而与此同时，天狗、盖天红等股土匪却趁火打劫，打进古榆县城，挨家挨户抢掠，闹翻了古榆城。一会儿，枪炮声跟暴民都摇天撼地响了起来，一会儿又静下去了；这边火光冲天，那边浓烟蔽日。暴乱之际，“人们在生死线上徘徊，人们想把自己的欲望重新分配”。人们的欲望无限扩张，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红胡，无赖，游杆子，闲人……还有，一切的从前出入在丑恶的夹缝的，昼伏夜出的，躲避在人生的暗角的，被人踹在脚底板底下喘息的，专门靠破坏别人的幸福、所有、存在来求生存的，都如复苏的春草，在暗无天日的大地钻出。那样的承揽着熹微的晨光，那样的新绿嫩黄，生气渥沃”，“大家都绝对的不能想到自己企望的无耻或是回头去幻想一下自己所造出来的结果是如何的悲惨，他们并不，他们这时的思想是没有感觉的，要勉强说有，那就是一种单纯的快乐，一种从来所没敢想过的，所没敢染指的秘密的快乐”。这是对人性黑洞何等犀利的揭示，对社会动乱原因何等深邃的剖析！
果然，我们看到了盲目报复、疯狂攫取的描写。攻打大户的枪声一响，“街上的闲汉到处蜂聚着。一会儿呼啸一声，说抢李老财家去吧，于是就是一群人，也不知是土匪，还是闲人，自己也不知道手里拿的是手枪，还是烧火棍，也都一声呵喊闯到西边去了。一会儿也不知谁记起王青家里有个好姑娘来了，于是年轻的，钱抢足了一点的，便都向王青家的那个方向出发去了”，“这个时候，是每个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每个有勇气的小伙子都不脸红自己的见解和希求是过分。这个时候，人们都疯狂着，人们都膨胀着，人们都觉着自己的身躯要比平常横宽了一倍。人们都舒展舒展了胳臂，像一个贪恋泅水的人，陡地看见了大海那样兴奋那样迫切，想立刻就一下跳进那汹涌的巨浪里去洗个痛快”。西边模范监狱闹狱了，囚犯冲了出来，抢粮仓、布匹。“农夫们都向广成大街那边跑了，广成车铺一带的居民，大小孩等，妇女，也都拿着畚箕，洋油桶，柳罐斗……出来抢粮了！”“他们觉得再没有比这个更合理的要求了，再没有一条法律在他们被解放了的喜欢飞舞之下不是无限的软弱、无限的空洞。他们大笑着，欢喜着，哄叫着，想把在一个长久的时间所积压下来的仇恨与痛苦，都在这一刹那之间还给了他的主人——他的仇人。这用不着一星儿的思索，这用不着多余的考虑。疯狂的狗，第一个寻找遭殃的对象，就是他自己的主人”。就连丁家护院的炮手也出现了倒戈者，刘老二从背后一枪放倒了平素总爱训斥他的同行程喜春，不论是出于积怨的宣泄，还是想乘机浑水摸鱼，总不是发自什么阶级觉悟，为穷苦人向大户复仇。县衙里，绑在抱柱上的商务会长和腰栈大老板被浇上了洋油，堵住了嘴巴，点了天灯，当然烧毁的还有县衙的前厅以及街上的店铺，丧命的也远不止兜售吗啡的日本掌柜，平日里作威作福的阔佬，锁在县府里面的县长的五姨太太，也有为丁家看守富聚银号的郭掌柜，更有花容月貌的富家小姐，本本分分的普通市民，趁火打劫的闲人无赖……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伴随着冲天大火，伴随着要捣毁一切的大破坏。对相沿成习的盲目破坏，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作家理当作出自己的判断与艺术表现。
“南风到处刮着，带着炽热，带着火星，可是人们却都说着老北风向南刮了，这个真奇怪呀！”这是因为老北风这个义匪，此刻毅然揭起了抗日的旗帜，要向南夺回被日本强占的沈阳。这风不是自然界之风，而是东北人民反抗侵略的社会罡风。这一章暴力书写具有双重性：对卖毒品的日本人、腰栈老板，是罪有应得的解恨；而对殃及无辜的盲目暴力，则持批判态度。
歌声所唱“老北风，起在空，/官仓倒，饿汉撑呀……”表现的是阶级的矛盾，而结局走向团结抗战，面对的则是民族矛盾。仿佛杀富济贫之后，人们便齐心协力去共同抗日了。这种处理其实隐含着很大的矛盾。暴乱，是“天必须得亮了”的代价吗？作者希冀民族的觉醒与反抗，同时，也对混乱中人性之恶的大爆发怀有质疑与恐惧。对于暴力的审慎态度，得益于端木蕻良的社会科学视野，也与他对历来民乱叙述的记忆和切身体验有关④，想来其中含有作家的天才洞察。
注释：
①1949年10月以后，端木蕻良的小说有长篇小说《曹雪芹》及一批短篇小说，其题材和风格与此前迥异。笔者以1949年10月为界把端木蕻良小说创作分为前后期，本文仅就其前期小说加以分析。
②④参见孙一寒《走进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传记性小说的虚构与真实初探》，白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219页。
③端木蕻良：《短篇小说集〈憎恨〉后记》，《端木蕻良文集》第6卷，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