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到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论文,到新论文,理论论文,价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古典体系因其将微观层次的经济分析完全统一在价格分析的理论框架中，而被称为价格（或价值）理论。现代微观经济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对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过程作一粗略的浏览，于增进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将是有益的。
一、古典模型及其缺陷
从古典主义前期的重农学派直至李嘉图、约翰·穆勒，在理论上的探讨都是从追寻财富增长的源泉开始，而最终都迷失在价值的来源上。
重商主义关于财富来源于交换的认识被重农学派批驳的同时，其贸易保护主义和垄断性政策主张亦同时被重农学派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主张所取代。在论证交换不可能产生财富时，魁奈不仅仅重申了等价交换原则（这种“公正”原则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而且分析了这一原则的假定条件。他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作为基本原理的重要法则：人们总希望以最小的牺牲，即以最少的劳动、痛苦，以求得最大的满足。这个最大幸福原理的意义在于：1)提出了“经济人”的最初表达；2)暗含了“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是最大化问题”这一指引。其次，魁奈还提出了完全竞争最大化的原理。完全竞争是等价交换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交换过程才可能是平等、自愿的。由于每一个人都希望从交换中得到最大利益。只有当双方利益都达到最大满足时，讨价还价才可能停止，达成交易。完全竞争是达成自愿交易的保证。全社会所有成员的欲望都在这一过程中达到最大满足时全社会的总满足程度也就达到了最大。
在古典模型中，关于经济人和完全竞争的假定一直作为分析的前提而存在。分析工具主要是价值。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区别之后，努力主要集中在交换价值的分析上。而对价值量的度量，一直成为这一模型中的难解之点。
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农学派“土地是财富之母”的狭隘认识，正确地指出了农业和工业生产部门都创造价值，生产财富。在组成生产过程的诸因素中，亚当·斯密似乎认识到劳动是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①为了说明这一点，斯密举了海狸和鹿进行物物交换的例子，但他随即便补充说明，这一命题仅仅适用于早期原始社会状态。事实，这种交换所需要的前提是：物物交换，没有货币媒价；简单再生产，没有储蓄或投资；部落经济，没有税收等其他分配份额要加以考虑。此外，还应有一个暗含的前提：获得每种交换物所需要的劳动量都是已知的，这就要求交换者具有对双方交换物的备完知识（或信息）。正如李嘉图所批评的，在这一命题中，斯密将某种商品可交换到的劳动量同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混淆在一起，对解释现实问题没有意义。
一般而言，选择劳动量（以劳动时数或天数为单位）作为商品价值的度量，类似于将劳动作为货币类的流通媒介，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陷阱。斯密本人也没能自拔，因而在另一处，斯密又认为，“每件物品的真实价格，即每件物品使想到它的人付出的实际代价，乃是获得每件物品付出的辛劳和招致的麻烦。”②这实际上是以劳动负效用来衡量价值量。与劳动数量尺度是不相容的。
斯密之所以选择劳动充当计价手段，并非真正认识到价值由劳动创造出来，而是认为劳动具有永远不改变自身价值的特性。熊彼特认为，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而不过是如同选择公牛作为计价手段一样，是一般等价物的选择问题。③
使用劳动量来度量价值，从而决定交换价值，这一尝试的不成功使斯密自己在分析中也放弃了这一命题。他在对交换价值的分析中实际上是用生产三要素的收入来决定价值的。斯密并未明确指出三要素，但他将收入分配分为地租、工资、利润三部份，并以其总和说明价格的组成，这就为生产三要素说和生产成本论打下了基础。
与亚当·斯密用大量历史事实作为论据的历史主义方法不同，李嘉图使用了高度抽象的模型对斯密的理论进行批判和修正，并以从中得出的结论来回答时代对他提出的问题。他从批判斯密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在李嘉图及全部古典时期的模型中，社会集团被分为三个经济范畴：地主、工人、资本家。社会制度是不变的，技术进步是停滞的。创造社会净产值的决定因素是劳动。因而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决定的。他似乎不关心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不关心总产品的增长，而只将注意力放在净产品的分配上，将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说成是“确定调节这种分配的规律”，几乎将经济学同分配理论等同起来。李嘉图并未说明劳动量决定价值的理论怎样用于解释净产值在三要素之间的分配额，即劳动以外的要素为何能够要求参与劳动产品的分配。在李嘉图的模型中，分配只存在一个方程式：净产品等于地租加利润加工资。四个变量显然不能从一个方程式中解出。因而，李嘉图首先将社会生产能力视为不变，使总净产量成为已知数。继而，以报酬递减规律使地租的边际值为零。在余下的未知数中，李嘉图又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将工资作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视为按维持最低生存所需资料确定的数量。至此，方程式中唯一的未知数——利润实际上也就被确定了。
经济体系中大量相互作用的变量在李嘉图的绝对假设之下，都成为“既定的”，推理的最后结果就只可能是所希望的那一个，因为各种假定本身就是为了求得这种“逻辑的”结果而设的。这种不是出自经验、观察，不以事实为依据的逻辑游戏，在其假定条件下是无可辨驳的，即不能被证伪的。现代科学哲学告诉我们，不能证伪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种对事实的复杂性分简化和过于抽象的表述，被称为“李嘉图恶习”。④
李嘉图将生产与分配视为相互脱离的环节，他的交换价值理论也就与分配理论无法相联系。交换价值依据劳动价值论原理，而分配理论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原理（报酬递减、人口原理等）。但在两方面，都依赖于一个共同的假定：劳动的价值是稳定不变的，劳动是同质的。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中，这样写到：
谈到劳动作为所有价值的基础，谈到相对劳动量作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我不应当忽视不同的劳动质量，也不应当忽视比较相同时间里不同职业劳动的困难。对使用不同质量劳动的估价，在市场上很快就会逐渐调整到充分的、实际上的精确程度，并且会充分依赖于劳动者的相对技能和劳动强度。这种调整一旦实现，就比较稳定。如果一位参加劳动的珠宝商一天的劳动比一位普通工人的一天的劳动更有价值，那么它早就得到了调整，并被放在了价值尺度的一个合适的位置上。⑤李嘉图将不同质的劳动视为干扰因素，将它交由市场去处理，这已经是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在某些时候，李嘉图也注意到了稀缺性（边际效用）对价值的影响。这是对那些现今不能再生产的物品而言，比如、名画、古书、古代钱币等古玩珍藏，又如品质特异的陈年葡萄酒等。“它们的价值，与原来生产它们的必要的劳动量毫无关系，却与占有它们的人的财富与嗜好共同变化。”⑥显然，稀缺性决定价值的情况只是被当做特例撇在了一旁。即使不考虑这些所谓例外，逻辑上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被李嘉图论证：劳动为什么能决定商品的价值？
在李嘉图从斯密朦胧的价值论发展了自己理论的同时，萨伊从斯密的三种收入（或报酬）学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派学说。在萨伊的图式中，生产过程的经济意义只不过在于，通过购买而把各种必要的稀缺的服务结合在一起。在这一购买过程中，每一种必要的和稀缺的服务都获得一种价格。比如，地租是购买土地服务的价格，工资是购买劳动力服务——劳动——的价格，利润则是资本服务的价格。萨伊在传统生产三要素之外加上了企业家，这种购买便由企业家来完成。这一模式的意义在于，在同一过程中，既完成了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又通过对各生产要素服务的估价，完成了分配或收入的形式。在这里，生产和分配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统一在选择和估价的过程中。同时，各种收入不必再用不同的原理来解释（如李嘉图那样），而可以用同一个原则来加以说明，这就是给相互作用的要素服务定出价格的原则。
萨伊的思路指向了后来的价格理论。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没能理解萨伊的原则。熊彼特认为：“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由于反对派缺乏理解，由于拥护者甚至对最基本的数学工具也一无所知，这个有希望的开端不仅仅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处于冬眠状态，而且还得了个肤浅无用的坏名声。”⑦
这种坏名声还来自于在说明交换价值方面，萨伊的无所作为。他的效用价值论由于不能解释某些有用的东西（如阳光、空气）为何不具有交换价值而遭到了嘲笑。
自认为是李嘉图的继承者的约翰·穆勒，在他流传广泛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中力图将李嘉图的模型与萨伊等不同学派的模型进行综合。不仅如此，他实际接受并运用了供求规律。他将商品分为三类，这三类商品分别由不同的规律去决定价值：对于“数量绝对有限”的商品，让供给与需求的作用去决定，“不增加成本而数量可以无限制地增加的”商品，由生产它们的成本去决定，让“数量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但也要增加成本”的商品，由“在最不利的现有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决定。约翰·穆勒还清楚地表示：每当生产成本规律不适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借助于一个作为前提的，更为根本的规律，即供给与需求规律。在完成这种综合之后，穆勒满意地写到：“幸运的是，在价值规律中没有什么留待现在的或将来的作家去澄清的东西，价值理论已很完善了。”⑧而我们从中看到的却是，穆勒的理论与其说是发展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毋宁说是对李嘉图学说的更多的反道而行，不自觉地卷进了当时在英国逐渐兴起的反李嘉图，反传统理论的潮流。
古典理论将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严格地分为不同的范畴，但直至穆勒也未能说明这两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价值只与生产有关，而与市场无关这一思路，从重农学派先驱坎弟隆开始，一直贯穿于古典理论的分析中。“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理论问题，即：是否真正有可能或是否允许单单根据交换比率或相对价格去对价格制度进行根本的分析？”⑨
这个问题在边际学派革命中被明确地提了出来。
二、边际革命和新古典主义
古典学派对市场价格始终没有建立令人信服的理论，不能说明市场交换现象。特别是，在李嘉图去世的几十年中，英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各生产部门间的资本构成有了很大变化，各行业间的收入差别、职业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社会整体工资水平上涨，都意味着被李嘉图视为特例和干扰的情况正成为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李嘉图高度抽象的模型越来越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经济现实，后起的经济学家们越来越难以保持对古典传统的尊崇和信任，对一种新的解释、新的学说的需求日益增加。
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英国出现的第一本影响最大的反传统学说的论著。该书的锋芒直指劳动价值论和自然工资率、生产费用决定等李嘉图命题。李嘉图在论证中常把一些无法确定的因素冻结，视为已知的固定量。比如劳动的价值。要使它成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各种职业、不同时间内的劳动的价值本身须是不变的，即工资不变。对这一点，杰文斯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把劳动作为价值的标准，可以不费力地走得很远，但是记住，劳动本身就是不相等的价值。李嘉图通过一个极端的假定，把他的价值理论建立在被认为是同一的劳动量上。他意识到了劳动在质量与效率方面是极不相同的，所以不同劳动得到高低不同的工资，他把这些困难当做是不得不允许其存在的干扰情况；而他的理论依赖于劳动是均等的假定。我的理论依赖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我认为劳动本质上是可变的，因此，劳动的价值一定要由产品的价值来决定，而不是产品的价值要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⑩
在《理论》的再版序言中，杰文斯对这种论点做了说明：“每一个人都要寻求一种职业，使本人所有的才干所生产的效用，依别人对生产物所愿付的价值计算成为最大的。所以，很明白，工资是生产物价值的结果，不是它的原因。”(11)
古典理论既不能解释异质劳动的相对工资这个逻辑上的问题，也不能解释工资在生活费水平以上平稳地上升这个来自经验判断的问题，并且不能解释具有不同技术水平（资本有机构成）的厂商提供同种商品时市场价格并不与其各自的劳动量成比例的市场现象。还有重要的一点，市场的发展使分工越来越广泛，千差万别的商品包含了无限的信息，要了解每一种商品上耗费的劳动量是不可能的。按劳动量确定交换比率所需要的完备知识假设，显然已离现实太远。“长久以来一直作为权威而盛行的传统理论，其十分重要的理论核心遭到了突然的抛弃，这在经济学说史上几乎是空前未有的。”(21)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几乎独一无二的权威与统治地位上十分迅速地衰败下来。
这是一场有破有立的革命。杰文斯在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严密体系。奥地利的门格尔教授与杰文斯在同一年（1871年）发表了独立工作的成果，同时提出了以边际效用为核心的分析方法。稍后于1874年，在瑞典洛桑大学任教的法国人瓦尔拉发表了成为新古典经典的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他们都独立地找到了边际分析方法。并成功地进行了运用，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边际学派革命。三位划时代的人物同时建立了边际分析法，并非一种巧合而是有时代背景的。十九世纪后半叶，社会化大生产使垄断成为日益引人注目的现象。自由放任时期的完全竞争假设使分析受到很大局限。自由竞争的长期结果必然是平均成本、不变价格、不变报酬（除农业报酬递减外）。边际值与平均值在这里没有区别。因而，古典经济理论中没有“边际”的存在余地。存在垄断的不完全竞争中，厂商的行为有可能对市场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价格。这里，成本、价格、报酬无一不是变量，因而考察这些变量的变化率——边际值便成为不可少的分析手段。
门格尔在他的《原理》中对边际概念进行了细致而精确的阐述，不仅在消费资料与劳务上，而且在生产资料与劳务上，都运用了边际分析，搭建了微观分析的基本框架。杰文斯则运用数学工具，用微分语言建立了作为分析基础的个体交换方程，对边际效用作了较为充分的数学阐述。瓦尔拉提出的是一个严密、精确定义的完整分析体系，特别是在1902年完成的第四版中，已经融进了边际革命二十多年来的各种成果，包含了美国学派J·B·克拉克等人提出的边际生产力论。他不仅阐述边际效用决定产品市场价格和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作用，不仅以一个方程说明了两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更重要的是以一组方程阐明了产品市场上各种商品相互作用后的得到的均衡价格，进而以包含了多组方程的方程系阐明了各种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一般均衡条件。这一切都是用边际分析的工具来完成的。对于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这种细致严密的数量分析，对于不掌握微分方法的古典经济学家来说是无法想象、无法表述的。
边际学派从边际效用（最后效用的强度）入手，将需求作为确定交换价格中必不可少的一方引入分析。肯尼思·阿罗和D·斯塔雷特指出：新古典学派的三位伟大创始人以及他们的先驱者A·A·古诺与H·H·戈森认清了古典模型对需求的明显忽视。他们作为讲解的起点，建立了一个与古典模型正好相反的模型：纯交换模型。(13)所有经济过程均表现为商品与消费、服务与消费的交换过程，也就是表现为生产和消费在这里受同一个原则——对资源的选择和估价原则——的支配。与古典理论相反，在这里，长期均衡价格不是由平均生产成本决定，而是由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边际成本）来决定；商品的价值不是以它包含的劳动量多少来衡量，而是以它为人们所需要的程度和其稀少性（边际效用）来决定；工资不再是以最低生活费来决定的与经济过程无关的外部给定量，而是与其它生产要素一样，以边际产量，既劳动的生产率（力）决定的，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技术进步与垄断都不再是可以忽略的干扰因素和例外，而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向的、足以改变报酬递减趋势的强大力量。
边际学派的价格理论中，稀少性是一个核心概念。瓦尔拉对这一概念给出了严格的定义：
这类词正同力学中的速度和物理学中的热一样，在这里是具有科学意义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并不象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将速度这个词与缓慢相对，或将热这个词与冷相对，……同样情况，稀少与丰富在这里并不是相对。在政治经济学中，一种物质不管它怎样丰富，只要它有用并且在数量上有定限，就是稀少的；……(14)在另一处，瓦尔拉更明确地将稀少性定义为“获得满足的最后欲望的强度。”这就将稀少性与边际效用等同起来。瓦尔拉还将社会财富定义为稀少的物质或非物质（服务）。这已经直接说出了现代化意义上的资源稀缺性这一概念。有用和数量有限的稀缺物质，将引起三种后果或现象：一是占有，必须是数量有限的事物才可能、才有必要被占有。第二种后果或现象是：交换价值。有用使物品具有价值，占有的有限性使价值的交换成为必要。三是对稀缺物品的生产。人们以工业生产来增多的只可能是具有稀少性的物质，有用而数量无限的物质是无需人们费力再去生产的。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两个最重要的影响：一是重新定义了商品的价值，二是改变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第一个问题，瓦尔拉有一段具有代表性的论述：
经济学这门科学对价值起源问题提出了三种比较重要的解答。第一种是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提出的，是英国学派的解答，把价值的起源归之于劳动。这个解答过于偏狭是因为它对事实上确有价值的那些物质，没有能给予价值。第二种解答是孔狄亚克和萨伊提出的，是法国学派的解答，把价值的起源归之于效用。这个解答过于广泛，因为它对事实上并没有价值的物质也给予了价值。最后第三种解答是布拉马基我的父亲和A·A·瓦尔拉斯提出的，把价值的起源归之于稀少性，这才是正确的解答。(15)
瓦尔拉认为，如果劳动是有价值的和可以交换的，那是它既有用又数量有限，就是说，因为它是稀少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劳动的产品才有价值。另一方面，用效用而不是边际效用（稀少性）去说明价值的起源，只能得出牵强附会的结论。比如说，孔狄亚克将弯腰取水的动作、呼吸的动作、看阳光时睁开眼睛的动作说成是取用水、空气阳光时的花费；而萨伊认为，我们不必为这些有用的物质付出代价，恰恰是由于这些代价无限大，不是任何人支付得起的。这些显然是毫无说服力的：当水、阳光、空气在某些情况下成为稀少时，我们就必须为它们支付代价。
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瓦尔拉用了整个第一篇（四章）讨论政府经济学的目的和分类，其中心论点仍然是稀少性。从前述的稀少性引起的三个后果或现象出发，他将研究财富占有的经济理论叫做社会经济学，归属于伦理学范畴；将研究工业生产的理论叫做应用经济学，归属于应用学科的范畴；将研究交换价值的理论，称为纯粹经济学，归入类似物理学、天文学等“纯科学”的范畴。瓦尔拉批判了自斯密起将经济理论的目的看作是富国富民的定义，认为那不过是对理论的应用，而不是理论目的本身。这就如同几何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筑高楼大厦，天文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在大海中安全航行一样。“实际上科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全然不计成果好坏的情况下不断追求纯粹的真理。”这也正是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16)瓦尔拉指出：“纯粹经济学本质上是，在完全自由竞争制度假设下确定价格的理论。对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事物之所以能设定一个价格，是因为它们是稀少的。”(17)
这不仅仅使经济学从注重价值判断的规范理论转向了注重实证分析的纯理论，而且使研究的出发点从追寻财富、价值的源泉转为资源的稀缺性。面对稀缺的资源，就产生了如何更好地（节约地）利用它的问题。这是一个选择问题，是一个效率问题，或者说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是求条件极值的问题。瓦拉的稀少性原理直接指向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定义。
既然是极值问题，必然要涉及数学工具的应用。在强调数学的运用方面，瓦尔拉与杰文斯是最为坚决的，他们亦在这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典范。在介绍自己的理论体系时，瓦尔拉指出：“这一整套理论是数学的。理论虽然可以用通常理论叙述，但理论的证明必须用数学表达。”(18)他问道：“当同样的事物，用数学语言可以作出简洁、精确而清楚得多的表达时，为什么一定要象李嘉图经常所做的那样，或者象J·S·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一再所做的那样，用日常语言，在极其笨拙并且不正确的方式下来解释这些事物呢？”(19)瓦尔拉以微分方法阐明了最大化问题，以一系列的方程组表述了经济均衡的概念。熊彼特对此给予了几乎是最高的赞誉，称“他的方程组以一套互相依存的数量体系规定了（静态的）均衡，成为经济理论的‘大宪章’”，并认为经济分析史可以说成是“经济成分相互依存这个概念逐渐被人们所意识的历史，而这种意识直到瓦尔拉才算完成”。(20)
瓦尔拉将垄断价格纳入了分析体系，加上洛桑学派其他两位重要经济学家帕累托和埃奇沃思的贡献，基本上构成了价格理论的完整框架。
将边际革命以后各学派的经济分析成果进行综合归纳，并以较为通俗的方式表述出来的是马歇尔。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成为继J·S·穆勒之后的第二本流传最广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该书体系中，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单个市场）分析，没有将一般均衡纳入。马歇尔似乎想在李嘉图与边际学派之间进行折衷：他将均衡价格归于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供给一方受生产成本的制约，需求一方受边际效用最大化原则支配。他为李嘉图的生产成本学说进行了辩护，认为李嘉图之所以没有强调需求对价值决定的作用，是由于他认为这一点是不言自明，不必讨论的。对杰文斯的效用决定价值理论，马歇尔进行了批评：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竞争市场上是处处相同的，但对每一个购买者来说，它的限界效用是各不相等的。实际上与边际效用共同决定需求的还有消费者的购买力，马歇尔认为，需求的市场价格上并不是最强有力的决定力量，不应只强调需求而忽略了供给。“‘生产成本’原理和‘最后效用’原理无疑是支配一切的那个供求规律的组成部分；每个原理都可以比做一把剪刀的一叶刃片。”(21)
马歇尔发展了分析的技巧。作为附录和注释出现的供求曲线分析图形、均衡点的确定、价格弹性分析等等，一直被沿用至今。出于英国学派传统，马歇尔维持与恢复了某些“古典”的思想与术语，并且在新的模型中保留了李嘉图的若干假定，如完全竞争、完备知识等。尽管与“古典学派”的联系不过是表面的，但价格理论因而获得了“新古典主义”的称谓。
新古典义主义的各个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对价格理论不断加以补充完善，使其逐渐成为那一时期的主流经济学，直至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出现，它才面临了现实和凯恩斯理论统一在一个体系内的萨缪尔森，在其教科书《经济学》中将价格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部分，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并列，又恢复了其主流经济学地位。它继续被当代的许多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今天这样更加丰满、精致、优雅的体系。
注释：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卷25页.
②参见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一卷463页.
③同上书第一卷464页。
④参阅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下卷455页.
⑤参阅特·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89页.
⑥参阅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130页.
⑦参阅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卷的292页.
⑧参阅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卷346～348页.
⑨参阅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卷325页。
⑩T·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0页.
(11)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26页.
(12)T·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0页.
(13)T·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6页.
(14)莱昂·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48页.
(15)莱昂·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页.
(16)莱昂·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200页.
(17)莱昂·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31.32页.
(18)莱昂·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16～17页.
(19)莱昂·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20页.
(20)莱昂·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56页.
(21)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一卷366页.
(2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下卷457～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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