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民主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理论内涵中的两个基本方面，邓小平关于新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观点，不仅使我们重新认识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而且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入口。
关键词 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 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曾经有十分明晰的判断，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理论预见，使后人形成了诸多抽象空洞和似是而非的认识，并在不同程度上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选择与历史进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时代特点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出发，正确解决了当代世界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完善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
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设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应是生产劳动者在未来社会中把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因而，市场交换及其规律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一起将为新型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度生活资料分配制度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设想一方面只是他们众多前提下的一个推论，完整理论中的一个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是资产主义制度充分普遍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市场一体化世界历史一体化的历史结果，另一方面受着时代条件和区域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的结论主要是就西欧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英法等国而言的，而且这种见解不能不受到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这一设想的正确认识，再加上实际活动中的急于求成心理，第二代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结果，却忽视了其理论前提与限制，形成了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
邓小平是在与50年代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中展开他的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就国际环境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长期冷战对峙即将结束，和平与发展则要成为相当长时期的世界主题。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原料和市场恢复振兴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则可以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发展壮大自己。就国内条件来说，20余年极“左”路线影响下频繁的政治运动和人为的生产力破坏，已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濒临崩溃的边缘，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就是从新的社会条件出发，找到一条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正是从这一时代要求着眼，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紧紧抓住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这一理论难点问题，去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突破口。邓小平在1979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二者的结合问题。1982年，他科学分析了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①]1985年和1987年，他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他几经思考，作出了凝聚着艰苦思想创造的经典表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
邓小平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所实现的经济水平发达使经济管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前提和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无产阶级政权及政党的首要任务仍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历史任务的解决对于我们这样基础较差的社会主义国家尤为迫切和艰巨。二是就市场经济机制下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发展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是最先进最成熟的国家，它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运行有序经济高效的现代经济管理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离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更近，我们的社会主义则在事实上还不够格。三是市场体制只是社会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而不是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在很多方面它们只是现代经济运作中的管理手段，尽管仍是目前为止人们公认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四是市场手段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早已不是孤立的措施，而是与法律的、宏观的、计划的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市场与计划的融合已经成为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事实。因而，我们再抽象坚持它们的对立已没有意义。
这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现实中就呈现为既对立斗争又共存共生的矛盾。一方面，两种基本制度对立的社会形态将长久存在下去，并衍生出一系列在具体经济政治利益上的冲突，有时还会演变为尖锐的意识形态和主权冲突。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一体化、经济发展的阶梯化、经济含量的高科技化，使得我们只有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共存共生中才能求得自己的发展，争得社会主义制度上的最终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并采取国际认同的惯例与做法，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过程中，我们都要与资本主义制度处在这样的依存关系中，而且在很多方面并不占优势。
因而，邓小平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融关系的论证，不仅解决了一系列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而且指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目标，即确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化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能否从貌似对立实则共存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经验中吸取全部的有益成果并为我所用。
二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对未来社会物质生产管理形式的理论设想出发，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形式将是生产劳动者组成的实行自我管理的自由人联合体，因而将最终摒弃带有明显欺骗色彩和阶级偏见的资产阶级民主法权，成为真正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对未来这种新型社会的具体管理组织形式并未给予具体论述，只是在对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政党活动的经验总结中，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初期必须要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防止国家机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官僚化腐败化与保持普通群众平等参与社会管理选举罢免各级领导者的权利等问题。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时已经意识到未来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但是，后来的特别是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做了以下两个层次上的解释：一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确立，在保证广大劳动者最重要经济权利的同时也就保障了他们最基本的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管理承认了所有成员都有发表意见参与管理的权利，采取了更为先进普遍有效的民主形式。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被作为天然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新型民主来理解，并成为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基本内容。
实践证明，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并不能自动保证广大公民有了对公共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利与能力；对所有公民不带任何限制的民主权利的肯定，也不等于人们就真正拥有了管理国家机构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平等机会。而没有保障广大公民不受限制地行使这些权利的一整套制度，社会主义的民主就不能说是有保证的，至少是程度低的。因而，民主政治的目标确定与进程推进，既是一个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不会自动具备民主政治，民主政治需要一个长期的扩大建设完善的历史过程。
当然，除了这种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解上的先入之见，还有着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社会历史原因。就我国而言，长期的封建专制历史和民主缺乏传统，影响的不只是社会没有形成一个有利于民主运作的政治经济体制，而且包括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形成正确的民主观念和自觉的民主意识。而这又与我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密切关联。
正是基于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我国国情的认真研究，着眼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的切实推进，邓小平把民主政治纳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中作全盘考虑，提出了他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他的理论观点总起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目标明确。高度的政治民主是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个历史前提，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原则之一。他在1980年就郑重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③]他1985年在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时又指出：“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扬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④]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现行政治体制加以改革完善，建立与新型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⑥]
二是立场坚定。与经院式的论争主张不同，邓小平在对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推进上有着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无论在“左”的干扰还是右的冲击面前，他都用这一立场教育要求我们的党，使我们避免了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发生的严重失误。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是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⑦]这既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标准，也是评价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标准。这三条标准又形成了他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两个基本立场，一是有利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二是有利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干扰或违背了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的民主改革就会背离民族现代化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也就没有什么政治民主可言；干扰或破坏了社会稳定这一前提的民主改革同样会不利于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展开，只会造成经济贫穷和社会动荡，也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建设。这绝不是什么政治保守与激进的问题，而是由于正确认识到了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特点，即必须围绕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这一大局。
三是态度谨慎。由于国际环境中两大敌对阵营虽已解体但仍然存在的意识形态冲突，由于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接连发生的社会制度的剧变，更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仍在进行中而且有着许多暂时的困难，我们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环境并不总是十分有利的，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是例证。但是，与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目标和经济文化科教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又必须不断地深入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些现实的复杂性，对政治体制的改革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他1980年即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但1986年仍指出，“政治体制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⑧]1987年，他又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⑨]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⑩]，可谓语重心长。
邓小平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论述，首先，克服了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抽象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的目标。包括政治目标的务实化，不再笼统抽象地规定政治建设的任务标准，而是围绕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活动的法制化，逐步取消以党代政、个人专断等带有封建色彩的政治领导方式，领袖对党的领导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党的活动和对政府的领导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全民的政治活动都要以法律作为最高准则；领导决策的科学化，要大力采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程序和现代化的物质管理手段，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尽快形成一个准确高效民主的政府决策机制；政府机关清廉化，要缩减不必要的机构和临时性机构，要规范约束国家机关和各种权力机关的行为，减少腐化官僚行为和渎职现象，尽快克服目前党和国家机关严重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权力监督的公开化，要用公众舆论的力量和党政机关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逐渐形成全体群众对各种政治权力和公共权力的公开有效的监督。(11)
其次，解决了现实中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两种不同制度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基本的全新的政治制度，比资产阶级民主有着更高的目标和要求，我们简单照搬它们的政治模式如同再实行私有化一样，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但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地位，我们必须有更深刻明确的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既是对封建专制的超越与革命，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直接理论来源，否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要在看到资产阶级民主阶级偏见的同时，更要看到长期封建专制传统这一历史包袱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利影响。“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是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12)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它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已经形成一种相对定型的现代政治管理体制，其中包含许多与现代化大生产管理相适应的具体政治形式，如政权机构的设置变更、政府机关的运作方式、政府官员的监督机制、民主选举的程序组织等等。它们体现和代表的是现代社会大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基本要求，而不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邓小平经常是在这个层面上肯定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的合理成分。“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13)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具体目标的许多思想，就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管理制度中吸取了营养，也可以说是从中吸取了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所有而属于现代生产力共同要求的现代成分。因而，它们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相结合形成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应该指出的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相一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也有一个不断成长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对与我们共存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借鉴吸收。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目标的确立，大大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开阔了我们观察研究现实问题的视野。但是，邓小平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在推进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否则就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主张要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去指导这种结合，要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与完善去检验这种结合。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什么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动摇的基本制度呢？邓小平对此有许多论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4)“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5)“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等等。
归纳邓小平有关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要体现和实现这一本质，就要始终坚持一些最基本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保证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支配绝大多数的生产生活资料，并尽量使按劳动量多少行使的分配占有主导地位，不能允许个人独占国家或某个区域行业的生产资料并用来达到剥夺劳动者的目的。通过公有制经济力量的增强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意义与剥削现象，保证广大劳动者共同的经济权利与相似的消费水平。
二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证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自己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责，让真正能够和愿意代表各阶层劳动者经济政治利益的公民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大政方针，并实现对各级政府机关行政活动的有效监督。各级权力机关运行过程中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工作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人民赋权为民服务的原则。这一原则不能只靠机构、个人的觉悟素质来实现，而要有相应的监督机构与措施来保障。
三是坚持集体主义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导向。要在马列主义理论方法指导下，坚持在政策宗旨、措施手段、舆论导向上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坚决鼓励支持广大公民的社会主义的行为规范，力求不断扩大人们服务于人贡献于社会的进步思想观念，逐步增加全社会的社会主义因素，使社会主体在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中得到精神上的提高与升华。
四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仅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发展所决定的，也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同时又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坚持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党的领导地位与水平决定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兴亡。“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1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归结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条结论：
1.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目标与任务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发展，具体不抽象，姓社不姓资。它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纲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给予全面的理解和坚定的贯彻，实践的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这些承继者的理论水平与实际努力。
2.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呈现为既对立斗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不仅要看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上不同于、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面，而且要看到具体建设问题上二者之间共存、共生、共同的一面，要学习利用对方的优点发展自己从而尽快超越他们。“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8)
3.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入口，至少是基本的入口。现实的目标与道路是理论认识的具体化，又是深化与升华。因而，我们说传统社会主义观在改革开放十几年后确实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应是变得具体现实了，而不是空洞虚幻了。
4.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在建设中。我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定型还需几十年的时间，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因而，最为重要的也许不是急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理论，而是要像邓小平那样真正做到从现实出发，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实践和理论才会是开放的、生机勃勃的、充满希望的。
注释：
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11)
(12) (13) (14) (15) (16) (17)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16～17、373、116、117、245、213、176、243、380、307、240、123、225、373、381、3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82页。
(11)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176～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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