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留美学生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生与论文,半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留美学生在中外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在引进吸收西学的同时，也为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做了许多具体而有益的工作，传播形式灵活多样，传播内容丰富多彩，为打破中美文化的隔膜、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不懈努力。对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如此重要的一段文化历程和文化现象，学术界的研究却相当薄弱，至今尚无专题论述。笔者不揣浅陋，在搜集、分析各种史料基础上撰成此文，希冀对此课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美国人早期接触中国文化的主要渠道，一是来华传教士的描述和著作，二是华工带来的中国元素。而与传教士、华工相比，留美学生无论在中西学素养还是文化自觉意识上，都具备明显的优势，传播中国文化的渠道也要广泛而直接得多。
(一)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
由于具有语言方面的优势，留美生很快就融入当地的生活，茶话会、家庭聚会、演说等生活场景中也出现了他们的身影。据颜惠庆记载，每逢星期假日，他就到老师、同学、朋友家中做客，每当讲起中国风情时，美国友人无不专心倾听，时常捧腹大笑，有时还就疑惑之处进行询问①。留美学生也会邀请美国教授和当地百姓参加家庭招待会和“中国之夜”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们又是演戏又是唱歌，气氛融洽，交流顺畅。留学美国的钱学森在建立新家后，许多中美朋友纷纷前来祝贺，在家庭“派对”上，钱学森的夫人蒋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为大家演唱了家乡的苏杭小调，优美的歌声赢得了客人们热烈的掌声。
抱着对知识的渴求来到美国，再加上共同的学习生活，很多留美学生与美国师友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和联系，对留学的母校产生了深厚感情。孔祥熙结交了“生平第一知己”——保罗·考宾(Paul.Corbin)，并以自己为中心，组成了赴中国太谷传教的群体②。几人先后于光绪末年抵达太谷，将这里的宗教事业办得有声有色，被基督教人士称为“复兴太谷教会四杰”。宋庆龄在回国后，还常与留学时的师友通信往来，互寄照片，赠送小礼品，并在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扩建校舍时捐赠500美元③。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的历史学家洪业回国后长期在燕京大学任教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与资助他留学的美国商人的女儿鲁斯·克劳福德·米切尔(Ruth Crawford Mitchell)有着深厚的友谊，1939年，他帮助米切尔设计了匹兹堡大学求知堂(Cathedral of Learning)内的中国室，用真材实料表现了中国文化和历史良好的一面，后来作为教室投入使用。米切尔说：“设计各国教室使美国大学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移民团体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劳动力——他们还有文化遗产与我们分享。”④
留美生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人际交往，无疑潜移默化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
(二)社会活动中的自觉宣传
在日常学习、生活之余，留美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其中，以学生社团组织的活动为主，包括各种演讲、辩论、运动会、文艺表演、艺术品展览等，甚至还参与了部分商业活动。丰富的社会活动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拓宽了渠道。
美国校园里有很多学生社团，还有世界性的留学生组织——世界学生会，中国留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与世界各国的同学合作活动、竞技比赛，在交流碰撞当中，有效地介绍了中国文化。如顾维钧1906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在校期间非常活跃，经常参加法学社举办的讲演和辩论比赛，还参加戏剧社、法语学会、“皇冠”组织(改善哥大学生福利的学生组织)等学生社团。演讲题目全都围绕中国问题展开⑤。胡适曾担任康奈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等，是各类学生会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他曾提到：“就是在这些不同的晚会里，我们对各种民族不同的习俗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还是各族学生间社交的接触和亲切的国际友谊的形成，使我们能了解人种的团结和人类文明基本的要素。”⑥1921年赴美的浦薛凤，发起世界会社，专门到明尼亚波利工会讲述中国近况，并应市郊教会邀请，先后进行多次讲话⑦。宋庆龄留学期间十分活跃，1912-1913年曾任校刊文学编辑、学院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通过参与社团活动，介绍宣传了中国文化。
留美生自己也发起组织各类社团，包括各种当地俱乐部、地区性的分会，跨区域的留美学生总会等。他们有的直接宣传中国文化，如1907年创办的“昌教会”，目的即宣扬孔教，创办人是以翰林身份留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陈焕章。更多的中国留美学生社团通过定期集会的形式开展活动，多角度展示了多彩的中国文化。如克里夫兰的中国留学生俱乐部，1928-1929年既举办了感恩节和圣诞节聚会，又在克里夫兰外交学院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远东地区圆桌会议，最后还举办了俱乐部宴会以及一年一度的六月野餐会⑧。1919年密歇根大学的中国俱乐部成员表演了一出名为“中国的民主”的话剧，还与底特律的中国商人一起欢度圣诞节，与那些想了解中国的人通信，还进行了中国艺术品展览⑨。在由中国学生组成的地区分会中，“学生们会进行选举，组织辩论，模拟议会，举行中英文演讲比赛，以及特技表演。成百上千的小镇居民到校园的集市上去买中国玩具、丝织品以及中国女学生卖的新奇玩意儿，集市被中国灯笼和旗子装点得宛如仙境一般”⑩。在东美、中美等中国留学生大会中，更是包括网球、跳走及各种游艺比赛，另举办有物品陈列场、音乐会等活动(11)。当地人士来参观者为数众多，成为极好的传播中国文化的途径。
留美生还积极抓住机会在国际活动中展示中国形象，弘扬中国文化。1919年，洪业协助组织了中国在美国卫理公会教堂百年世界博览会上的展览。展区的中国城中，四处摆放着真人大小的道士、和尚雕像，还有孔庙和乡间基督教教堂，艺术展览中还包括中国画、景泰蓝、漆器、玉器和铜器。这次展览有70名中国学生详细地讲解中国的日常生活，表演音乐和戏剧，提供茶水和点心，展示手工艺品(12)。此外，留美学生还曾和商人一起筹办展览，为1929年克里夫兰的万国博览会展示了中国的艺术、音乐、文明以及工业(13)。
除社团活动外，留美生还参与许多商业活动。他们开办中国古玩局，出售工艺品、古钱、瓷器、绘画、出土文物等，这对爱好艺术的西方人士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些留美生还与中国商人合作从事丝绸贸易，中国精美的丝绸也让不少西方人士着迷。此外，留美生还开办有中国杂货店，出售各种中国土特产和富有中国艺术风格的日用杂货，加深了西方人士对中国的了解。最吸引西方人士的是留美生参与开办的风格各异的中餐馆，这些餐馆布置典雅，具有古老中国的艺术特色，而且饭菜精美，深受西方上层人士欢迎，促进了中国商业文化的传播。
(三)公共传媒的主动介绍
报刊是高效的文化传播媒介，受到中国留美生的青睐，他们在编辑创办报刊、介绍中国与中国文化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顾维钧在美学习期间曾担任哥大学生刊物《旁观者》的副编辑、总编辑，积极撰写报道，向西方介绍中国。后来又编辑《哥伦比亚每日观察》，成为担任美国校园报纸总编辑的第一位“真正中国人”(14)。蒋梦麟1909年加盟孙中山在旧金山所创办的革命机关报《大同日报》，担任主笔，连续写了三年的社论。宋庆龄留学期间在担任校刊文学编辑、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时，经常在校刊上发表谈论中国问题的文章，如政论文《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现代中国妇女》，散文《四个小点》等，生动宣传了中国与中国文化。
留美生自己创办报刊最早的是黄清福，他在1883年2月3日创办了《华美新报》，英文名为Chinese American，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黄清福希望通过双语传媒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华人，让越来越多的华人了解自己(15)。进入20世纪后，随着留美教育的大发展，留美生创办报刊也有了更大的发展。
1905年，《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创刊，一直持续到1929年，是留美学生在美国创办时间最久、影响面最大的英文杂志。它起初只是留学生会成员内部的一份通告，后在顾维钧等人的推动下，很快发展成了杂志。读者除了中国留学生，还包括在美华侨、美国学生、商人、传教士。杂志发行量增长很快，从它的广告版面上就能看出一二。1920年《月报》仅广告页面就长达40页，172家广告客户，其中不仅有很多美国华人餐馆，还有很多美国的商业和制造业企业，包括纽约的“标准石油”及“通用电气”等都是比较固定的客户。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教育局和耶鲁大学图书馆甚至计划收集完整的《月报》(16)。《月报》设有专版评论中国国内的最新时事及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事件，并就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疑问等设立专门的答疑部，解答各种关于中国的问题。1919年春和1929年间，《月报》还出版了关于中国的书目清单，供大家学习阅读(17)。《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成为20世纪上半期留美生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除《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外，留美生还于1909年创办了中文杂志《美国留学报告》，1911年6月改名为《留美学生年报》，1914年3月再改名为《留美学生季报》，一直持续到1928年停刊。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如任鸿隽的《中国于世界之位置》(1915年第1号)，王卫的《世界与中国》(1916年第2号)，赵泉的《东亚和平之基础》(1918年第4号)，庄泽宣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20年第1号)，等等。这些文章既指出中国在政治、军事、实业、教育等方面的弊端，也提出引进先进文化寻求中国自强之路的举措；既分析了光荣的过去，也阐述了软弱的现在，更指出希望的未来，充分显示了留美生的拳拳爱国之心，在留美学生界及美国知识界皆产生重要影响(18)，也成为留美生宣传介绍中国与中国文化的重要阵地。
(四)中国作品的译介与创作
中国作品的译介与创作是留美生传播中国文化的又一重要方式。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有蔡廷干、林语堂、陈荣捷、王际真等。作为20世纪上半期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留美学人，他们以翻译中国经典和原创著述的形式极大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译介所涉及的领域既有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著作，也有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样的近代学术名作；既有传统的经学，也有如《三国志》、《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名作和《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理论著作；既有反映中国古典文学精髓的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也有中国现代文学。原创著述同样题材广泛，小说、诗歌、散文、剧作等文学创作，反映中国观念与生活习俗的纪实作品，社科理论著作，多角度、多渠道地传扬了中国文化。
(五)学术研究与交流
留学期间，留美生撰写了大量的学位论文，其中关于中国与中国文化题材的论文为数相当可观。查考袁同礼统计的1905-1960年期间中国留美生的博士论文目录，我们发现20世纪上半期有关中国与中国文化题材的论文至少有298篇，占同期留美生博士论文总数的10.83％，数量相当惊人(19)。这些论文涉及领域极为广泛，充分运用中文资料(译为英文)和西方研究方法，二者结合，使研究既新颖，又有深度，体现了留美学人的学术功力，也为西方学术界和其他读者详尽展示了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形象在美国的构建与传播之功堪称巨大。
留美生还积极参加在美的各种学术会议，甚至任教于美国的大学讲堂，直接介绍、阐释中国文化。如王际真1922年赴美，毕业后任纽约艺术博物馆东方部职员、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员；赵元任曾参加了1932年举办的波士顿东方学术讨论会，并作了《中国音乐的某些方面》的报告，同年12月9日在康奈尔大学作了题为《中国音乐》的演讲。竺可桢参加了1933年的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他提交的论文《中国气流之运行》揭开了中国气流运行的一般规律，受到与会专家的极大关注(20)。杨联升1940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毕业后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有美国汉学界第一人之誉。洪业1946年赴美，在哈佛、匹兹堡大学做了一系列中国问题的演讲，还在夏威夷大学讲诗人杜甫，在他的母校俄亥俄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以“觉醒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为主题的学术活动(21)。这些血液里流淌着中国文化因子的留美学人，把中国文化搬到了西方的讲台。
留美生还充分利用与知名美国学者的关系，积极推动其来华访问、讲学。1913年，美国学者约翰·R.默特(John R.Mott)到中国推广“学生志愿者运动”，留美学生王正廷、余日章、朱友渔帮他设计了一次遍访中国各地房屋建筑的旅行(22)。在胡适、陶行知等留美生的邀请下，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等也于五四前后先后来华讲学、考察。晏阳初1920年在定县进行平民文化教育活动，除了招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的农业毕业生之外，还说服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家、剧作家及一位曾在哈佛学习的政治家来到定县工作(23)。这些著名的美国学者有的在华期间就写作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大量评论文章，在美国报刊上发表(24)，之后带着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回到美国，影响着周围乃至更多人对中国的看法。
留美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从更高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对美国人来说，中国的标志曾经一度是陶瓷和华工的大辫子。但是，通过留美生上述渠道丰富、扎实有效的传播努力，中国文化传播的内容由衣食住行的器物层面逐步深入到文化的精神层面，中国标志更加丰富起来。
(一)中国人的精神品格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留美学生是一支数量庞大、遍布美国各地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多年在美学习、生活，大量的人际交往，丰富的社会活动，使其理想、性格、情绪、观念等精神面貌与精神品格展现无疑，成为美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精神层面最直接的一个窗口。对自身即为中国文化形象载体这一事实，留美学生认识得很清醒。一位留美生曾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感觉我们是中国的民间代表。我们决定：不管去哪儿，我们都要给祖国母亲增光添彩。”(25)另一位留美生钱祝均也曾说：“在美读书时，我有个信念，即在美国读书应遵纪守法努力学习，因为美国人不仅把我看作简单的一个人，而是看作中国人。如果行为稍有失检，就认为中国人怎么样。维护中国人尊严，这是我留学国外的守则。”(26)正是出于这种想法，留美生在美期间学习大都勤奋刻苦，成绩优良，体现了中国人吃苦耐劳、追求成功的特点，为美国人所叹服。同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各种行为准则，行事稳重，待人彬彬有礼，获得了美国人的尊重与认可。留美生还延续了在美华人华侨注重乡情与亲情、注重孝道、重视教育等传统，也为展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作了最好的注脚。对中国留美生精神品格的表现，美国人多有嘉许。与宋庆龄同窗共读的美国同学称赞她“是一个有学问、严肃的、有理想的学生”，“她非常用功，从不漏掉任何一门功课的作业”(27)。历史学家、留美生洪业去世后，美国人给他的颂词如下：天性耐心，包容他人，悲天悯人(28)。这些言辞实际反映了美国人对一代中国留美学人精神品格的评价。
对展现中国人的精神品格，留美生不仅身体力行，还十分注重实际的宣扬。中国第一个女留美生金雅妹在美国多次发表演说，称儒家哲学教导中国人过和平而简单的生活，“二千年来，中国人始终是和平的守护者，和平是中国人的天性”，对中国人来说，“最激烈的战斗是与自我的战斗，最伟大的胜利是自我的克制”(29)。
留美生中介绍中国人精神品格最系统深入的当属林语堂。1933年至1934年间，他用英文写成《吾国与吾民》(又名《中国人》，英文原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该书细致阐述了作者眼中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对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心灵、人生的理想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做了深入解剖。该书语言质朴流畅，闲话家常般娓娓道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被誉为一本介绍“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的书”。此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轰动效应，短短4个月就印行了7版之多。赛珍珠曾评价说：“它实事求是……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30)1937年，林语堂又用英文撰著了《生活的艺术》一书，向美国及西方读者传达了中国人旷达乐观的生活观念、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以及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这本书出版后影响巨大，曾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周。有的书评家称：“读完这书后，我真想跑到唐人街，一遇见中国人，便向他行个鞠躬礼。”(31)林语堂为向西方传播中国人的精神形象做出重要贡献。
(二)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中国留美学生大都有比较深厚的国学基础，同时能够熟练使用英语，他们热衷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传布海外。
留学生译介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包括儒家著作、老庄哲学、佛教经典等。在儒家经典方面，主要有林语堂译介的《孔子的智慧》、王阳明的《传习录》，陈荣捷翻译的朱熹的《近思录》、南宋哲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刘诗舜改译的《四书》等；老庄哲学方面，主要有蔡廷干翻译的《道德经》，林语堂译介的《老子的智慧》，陈荣捷译介的《庄子哲学》；佛教经典方面，主要有陈荣捷翻译的《六祖坛经》等。
留美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进行了加工整理，力争使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能为西方人所理解。如林语堂的《孔子的智慧》一书，取材于《论语》、《礼记》和《孟子》，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将其分门别类，重新编目，如书中小题目有：孔子的感情生活，孔子的谈话风格，孔子论君子和小人，孔子论政治，孔子论教育等。他还编列了评述。这样，就使该书成为一本合乎逻辑、可读性强的书，也使西方读者了解了儒家学说两千年来是如何深入中国人心的。又如他的《老子的智慧》取材于《道德经》上下篇81章，与西方其他版本的《道德经》翻译比，在内容、气势和风格上更忠实于原文，文字表达也精炼准确，是一本全面阐释道家学说的译著，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大有裨益。陈荣捷的英译，将凡与所译之书可能相关而又必要的知识，以及能增进读者对经典全面了解者，皆囊括进来。以英译《近思录》为例，除原文622条之外，有长篇引言详述《近思录》编纂及译注之经过，并选译出有关的言论及朝鲜、日本学者的评论共600条，另有《近思录》选语统计表、《近思录》选语来源考、中日韩注释等附录，及后来仿造《近思录》选辑之书书目22种(32)。
(三)中国的文学
中国文学是留美生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既有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有留美生自己的英文创作。在中国文学翻译方面，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数量较大，一是古典诗歌，二是古典小说。
诗歌翻译值得一提的主要有：蔡廷干的《唐诗英韵》(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共选译120首唐诗，翻译质量很高，“至今仍为英美流行的唐诗译本”(33)；江亢虎与美国人合作，翻译了《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The Jade Mountain：An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该书译文生动活泼，较好表达了原诗的情趣，在西方颇得好评，1929年在纽约初版后，又于此后三年中几次再版；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中译有20多首中国古典诗歌，包括《诗经·褰裳》，陶渊明的《责子》，南北朝乐府民歌《琅邪王歌》、《敕勒川》，李白的《送友人入蜀》、《月下独酌》，杜甫的《漫兴》、《石壕吏》等，这些诗篇，或选译或全译，对诗的意境及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作了分析，让西方读者真正领略了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此外林语堂还译有《东坡诗文选》，陶行知译有《木兰辞》、黄巢的《菊花诗》、郑板桥的《岩竹诗》；刘诗舜译有《中诗选辑》等。
古典小说方面，主要有：王际真翻译的《红楼梦》(节译)、《儒林外史》(节译)、《镜花缘》、《水浒传》、《醒世恒言》(节译)，王良志翻译的《红楼梦》(节译)，余国藩翻译的《西游记》，林疑今翻译的《老残游记》，刘诗舜翻译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林语堂选译的《搜神记》、《浮生六记》等。其中王际真的翻译数量多、质量高，影响最大。如他翻译的《红楼梦》，剪裁技巧高明，译文精当，多次重印，在英语读者中很有影响(34)。
留美生也翻译了中国很多现代文学作品。如王际真1935年翻译了鲁迅的《阿Q正传》，还译有鲁迅的《狂人日记》、《故乡》、《风波》、《离婚》、《祝福》等11篇小说；20世纪30年代，他还将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中的《春蚕》译成英文在美发表，《秋收》、《船上》、《小巫》、《赵先生想知道》、《林家铺子》等也先后介绍给英美读者；1943年他又编译了《中国现代小说选》。
留美生自己也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几乎每期都刊登留美生的诗歌、文章、小说，他们还出版诗集和著作。1920年，留美学生关文清在美国出版了名为《珠塔》的诗集。蒋希曾在美国出版他的小说《中国红》，1937年又出版了《“出番”记》。留美生中英语文学创作最有影响的仍属林语堂。1939年，他的《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在美国出版，描述了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40年来的中国故事，被称为“东方的《乱世佳人》”，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为特别推荐书，林语堂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1年，他的另一部小说《风声鹤唳》(Leaf in the Storm)在美国出版，也非常流行。
(四)中国的艺术
留美学生将中国的艺术特别是戏剧与音乐搬到了美国的舞台上，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
1919年考入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的洪深是中国第一个留美专习戏剧的学生，他将在美国学到的现代戏剧模式引入中国，使正处于由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中国话剧完成了历史性转化。在此过程中，他在美国进行了大量话剧实验活动，为转型中的中国戏剧传播海外做出卓越贡献。1921年他与张彭春合写英文剧《木兰从军》，5月在纽约上演，演员由洪深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充任。没有唱腔，完全英语对白，其服饰、舞蹈、故事都让美国观众大开眼界。随后在纽约、华盛顿等地连演8场，受到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充分展示了中国戏剧的魅力。此后洪深多次将中国故事改编为戏剧在美国上演，如《牛郎织女》、《杨贵妃》等。在《杨贵妃》演出过程中，闻一多负责舞台美术、服装和布景等工作，他亲手绘制的大屏风，其中碧海、红日、白鹤的图案，显示出典型的中国情调，而他亲手制作的几十套演出用的古装，在灯光的映射下，美轮美奂。
此外，中国留美同学会的成员们改编了中国古典名剧《琵琶记》，在波士顿美术剧院公演。该剧由顾毓琇担任编导，余上沅任编剧。梁实秋将台词翻译成英文，且在剧中饰演男主角蔡中郎，顾一樵、冰心、谢文秋、沈宗濂等参加演出。中国戏剧以其独特的形式和缠绵感人的内容在美国亮相，开阔了美国人的眼界，博得当地舆论界好评(35)。
在直接的艺术展示之外，留美生还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传统戏剧的理论知识。1921年，洪深和张彭春经常在美国的一些文艺团体中发表演讲，洪深讲“皮簧”，张彭春则“从元曲讲起”。由留美生和美国知名人士倡导成立的留学生团体“华美协进社”成为梅兰芳访美之行的直接促成者。胡适曾专门撰写一篇文章《梅兰芳和中国戏剧》(Meilanfang and the Chinese Drama)，介绍京剧。可见，留美生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宣扬中国的戏剧艺术。
戏剧之外，中国音乐也有传播，其中赵元任成就最大。赵元任不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而且音乐造诣颇深。留美期间，他参加了法威尔教授指挥的合唱团，1914年春在一次风琴演奏会上向美国观众演奏了以中国民间曲调《老八版》为基础改编的新曲，同时还谱写了中国传统的《梅花三弄》、《湘江浪》等乐曲，增强了美国人对中国音乐的了解。1921年，他又谱写了富有中国音乐特征的《卖布谣》、《小诗》、《劳动歌》、《秋钟》、《过印度洋》等，深得美国友人喜爱。1938年，赵元任在夏威夷大学地方研究所任教期间，开设了中国音乐史的课程。1939年1月，他在芝加哥大学艺术学院开设了中国艺术的课程。在中国音乐对外传播方面，赵元任业绩突出。此外，留美学生刘良模曾在美国组织“华侨青年歌唱队”，他们不仅演唱中国歌曲，还和美国黑人歌唱家保尔·罗伯逊录制了一张名为“起来”的唱片，包括6首抗战歌曲和中国民歌(36)。
(五)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是在西学影响下，按照西方学科的分类、研究范式和治学门径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留美生撰著的大量有关中国题材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既推动了中国现代学科与学术的发展，也从学术层面对外传播了中国文化。其中，胡适、陈焕章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学术传播史上的地位尤为突出。
胡适的博士论文原题为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in Ancient China”(胡适译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后改名为《先秦名学史》)，完稿于1917年，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英文稿，1983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中译稿。该文重点研究了中国古代早期逻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尤重逻辑理论与方法的阐述，对先秦儒、墨、道、法各家皆有论述。其可贵之处是运用西方实用主义强调怀疑、假设和实证的方法论，突破传统经学的束缚，把中国哲学、哲学史与传统经学区分开来，并把历来不能议论的孔圣人和其他诸子相提并论。该文成为后来胡适出版的对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起了极大震撼作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滥觞和基础，也成为中国哲学在西方学术界传播最早的一篇力作。对此文，西方学术界也有较高评价，其导师杜威就颇以有胡适这样的学生而骄傲(37)。
陈焕章的博士论文题为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孔门理财学》)，1911年撰成。全文分五个部分，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当年即收入由哥伦比亚大学编辑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由哥大分两册精装本出版。书前有当时美国著名汉学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政治经济学教授施格(Henry.R.Seager)所作的序言，高度评价了陈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所做的精湛研究(38)。该书在西方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多次重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英多家知名出版社分别重印该书(39)。此书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在欧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第一部以中国题材为经济学博士论文且在欧美国家出版的著作，有特殊的文献与学术价值。
此外，留美生撰写的以中国为题材的学位论文在政治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史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多有涉猎，其中佼佼者如顾维钧的《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陈维城的《中国的教会教育》(The education work of missionaries in China)，严鹤龄的《中国宪法的一个考察》(A Survey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吴文藻的《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孙本文的《美国对华舆论之分析》，陈达的《中国移民之劳工状况》，林耀华的《贵州的苗蛮》，严井耀的《中国的犯罪以及社会变迁》，洪业的《(春秋)、(左传)与其时中国史学思想的影响》，周一良的《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等等。留美生的这些学位论文尽管研究领域各有侧重，但都是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呈现出学以致用、为祖国服务的鲜明学术取向，同时在西方学术界广泛传扬了早期成长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六)中国的民俗文化
对于文化传播来说，民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留美学生传播中国文化，民俗文化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包括餐饮文化、节日礼俗、婚姻习俗等。
留美学生经常以中餐待客，餐中常会介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各地的饮食风格等。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更将中国的餐饮文化形成文字加以传播。她的《中国菜谱》，不仅有各种中式菜肴的配料和做法，还有关于中国各处风俗的介绍，不仅向外国人宣传了中国的饮食文化，还让外国人从中了解了中国的风俗，可谓一举两得。此书在美国引起轰动效应，并被译成各种文字，畅销世界各地(40)。
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留美生都会按照中国习俗进行准备。春节期间，他们欢聚一堂，张灯结彩，穿上喜庆的吉服，佩戴、张贴生肖饰物等。1911年2月，中国农历除夕，《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封面上画着一条龙，上书四个汉字“恭贺新年”。在日常生活和社交场合，特别是和美国当地节日有可比性的时间点，留美生也经常会向他们的外国友人介绍中国的节日习俗。冰心在留美期间和友人聊天时，曾向其介绍中国的新年、元宵节，“家家都点上各种各样的花灯，街上有灯市，燃灯玩盏”。后来去美国友人包贵思家做客的时候，正巧快到中国传统节日七夕，于是冰心向大家讲述了七夕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41)。
留美生努力纠正和消除西方人对中国习俗存在的偏见和误解。对于一些扭曲中国形象的电影和戏剧，留美生坚决反对，甚至不惜退学抗议(42)。针对西方人对中国的嘲讽，则针锋相对地反驳。如《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曾刊登关于中国婚姻习俗的幽默短文，叫做《中国和美国新郎的区别》：
美国妇女：“在中国，女孩要嫁给一个自己在结婚前从未见过的男人，不是么?”
中国人：“是的，女士。就像在美国，女孩要嫁给一个自己结婚后就再也看不到的男人。”(43)
《月报》还刊出一张关于“外国人讨论中国时切勿犯的错误”的列表，其中提到：不要以为所有中国女人都裹脚，所有中国男人都拖长辫子。当代中国人已经摈弃这些东西了，就跟美国女人不再穿衬裙，美国男人不再穿萝卜裤一样。不要以为你去过旧金山的唐人街、上海或香港，就了解关于中国的一切。这些地方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就像纽约并不代表整个美国一样。不要说中国是野蛮国家，中国文明早在美国祖先以及欧洲人住洞穴、穿兽皮、茹毛饮血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给你的中国朋友写信时，一定要写清楚街道地址，在上海的美国邮递员曾经估计，仅上海一地就有五千多个姓王的。不要因为你所在的城市有一两个中国人开洗衣店，就以为所有中国人都是干这行的。不要在中国找什么“杂碎”，这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为美国人做的一道菜，中国人没听说过(44)。字里行间充满了为中国文化形象的辩护。
实事求是地说，与引进吸收西学相比，20世纪上半期留美学生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既不系统，规模也小，并没有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但作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段历程，留美生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已构成20世纪上半期中美跨文化交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说明即使在国势积贫积弱、文化交流有逆差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也没有中断走向世界的步伐、而且在充分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后生命力更加旺盛了。也说明，在20世纪上半期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中，与其他群体相比，留美生实际上充当了主力军。
留美生之能在20世纪上半期中学西传方面卓有成就，其工作之能在中美跨文化交流中构成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
首先，20世纪上半期留美教育的大发展为留美生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基本前提。
自19世纪80年代初留美幼童被撤回国内，赴美留学一度中断，此后20多年间虽有少量各种形式的赴美留学，终没有形成规模。真正在留美教育史上形成大规模的留学热潮，还是在20世纪上半期。肇端于清末、结束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庚款留美，共选派留美生1270多人，居庚款留学各国人数之首，为数相当可观。在庚款留美的带动下，这一时期还出现中央部费、地方省费等形式的官费生及大量的自费生。这样，就以庚款留美为中心，形成北洋时期的留美热潮。整个20年代，每年赴美的人数都在300-400人之间，而在美学生数，20年代后半期每年都在2500人左右，可谓盛况空前(45)。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留美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尽管在国民政府初期、抗战时期、抗战之后等不同时段留美潮流有所起落，但主导趋势是留美人数大幅度上升。据梅贻琦、程其保所作的《百年来中国留美学生调查录》(1854-1953)统计，从1928-1949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达到8416人(46)，是同期留学各国人数之冠。加上之前20多年(1900-1928年)赴美留学的5600多人，整个20世纪上半期留美人数达1万4千人左右，仅少于留日学生数量，构成近代留学史上令人瞩目的热潮。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留美教育发展迅猛，留学体系规范成熟，留美人数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上。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一批后来成为硕学名流的留美生的派遣，成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杰出者如胡适、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冰心、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洪深、孙瑜、熊佛西、余上沅、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吴文藻、孙本文、马寅初、何廉、何炳松等。没有留美教育的大发展，没有一大批人文社科留美生的派遣，就没有20世纪上半期留美生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
其次，大力宣扬中国文化，破除西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与偏见及中西文化的隔膜，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留美学生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责任。
近代以降，在中国国势衰颓、经济落后、社会观念保守，与西方强势形成鲜明对比格局下，西方社会中充斥着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误会、曲解、丑化与偏见。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更有人诋毁中华民族是“不道德的、堕落的和无价值的民族”(47)。在宋庆龄留美时所上的讨论“历史进程与历史演变”的历史课上，一位美国学生就曾发表意见，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那些所谓文明古国，特别是亚洲的中国，被历史淘汰了，人类的希望在欧洲、在美国”(48)。完全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对这种种族与文化歧视感触最深的，莫过于生活在西方文化环境中、有着强烈民族自尊的留学生，他们深感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工作扭转这种状况。陈焕章留美期间在致信梁启超述及在美创立“昌教会”缘起与经过时，就提出“在此间实有不能不言教之势”，原因之一就是“愤于外人之肆口讥评”(49)。1909年，顾维钧在美加海外布道会赞助的一次宴会上发表演讲“今日中国留学生的使命”，更明确指出：留美生“自受命游美以来，莫不激昂慷慨，互相劝勉。视国事如己事，而思有以治之；以国耻为己耻，而谋有以雪之”。“中国留学生的任务是，在外保护和宣传中国的形象，在内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作为中国的代表，我们要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善意和友好，我们必须努力消除中国人民和西方人民之间存在的任何误解。通过我们的锦言善行，我们要努力为中国在兄弟国家间树立起良好的口碑”(50)。还有留美生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以往国人疏于对外介绍中国与中国文化，致使美国“领会中国文化者”少得可怜，完全处于对中国的陌生状态。要扭转这种状况，留美生要承担起传播中国文化、发展中美人民友谊的重大责任(51)。这种立足于消除西方对中国文化无知、偏见及隔膜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成为留美生对外努力传播中国文化的最大动力。
再次，留美学生具备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条件。
20世纪上半期的留美生，无论官费、自费，其在国内时所受教育的程度都比较高，其绝大多数都毕业于国内知名高等学校，在国内接受过良好教育，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浸染成长的。因此他们在对外介绍传播中国文化时，能够深刻把握它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的习惯，准确传达出作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价值伦理观念、民族情感及民风民俗等。就此点而言，此前作为中学西传主体的西方传教士群体是很难做到的。留美生在美国留学时的人文环境也是独特而优秀的。他们赴美后进入的学校大都是美国较好的大学，其中芝加哥、伊利诺伊、康奈尔、哥伦比亚等20所高校吸收中国学生最多。这些学校人文荟萃，学科门类齐全，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图书馆，在很多学科领域里领学术之风骚。不仅学府优秀，留美生所处的文化大环境也是优秀的。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留美生受到西方学术的系统训练和西方文化的深刻熏陶，使得他们在对外介绍、传播中国文化时能够跳出“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立场，站在中西文化平等的角度，按照西方人熟悉的风格、感兴趣与认同的方式来进行。
总之，留美生所处的学术文化背景，使其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条件。既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又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桥梁，这一点在20世纪上半期的留美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注释：
①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吴建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页。
②保罗在与孔交往过程中，逐渐仰慕华夏，热爱中国，并发愿献身中国的传教事业，他们还在同学和教友中发掘去中国太谷传教的伙伴，并找到了韩明卫大夫(DR.W.A.Hemingway)与贺芳兰女士(Miss Flora K.Heebner)。见孟天祯：《孔祥熙前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6-77页。
③傅伍仪、张爱荣：《追寻宋庆龄在美国的足迹》，《光明日报》1989年1月26日。
④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31-132页。
⑤《顾维钧回忆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31页。
⑥[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⑦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上)，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87-89页。
⑧“Making Friends in Cleveland”，CSM(《中国留美学生月报》英文缩写)，July 1929，pp.388-389.
⑨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第199—200页。
⑩C.M.Pununzio，“Chinese Students in Conference at Amherst”；“Bazaar a Success”.转引自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第201-202页。
(11)《记事·留美学生大会》，《教育杂志》第2卷第10期，1910年11月。
(12)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第127页。
(13)“China at the All Nations Exposition in Cleveland”，CSM，January 1929，pp.162-163.
(14)“Koo Now Editor-in-chief of Columbian Spectator”，CSM，Match 1908，p.184.
(15)张庆松：《百年排华内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
(16)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第219页。
(17)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第217页。
(18)参见毛为勤：《留美学生季报研究》，上海：华东师大2007年硕士论文。
(19)根据袁同礼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Tung-li Yuan，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1905-1960.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ino-American Culture Society，Inc.Washing，D.C.1961)统计而得。
(20)刘集林等：《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76-377页。
(21)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第134页。
(22)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第327页。
(23)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第302页。
(24)如杜威在华期间就写作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在美国《亚洲》、《新共和》杂志上发表。
(25)Ouentin Pan，“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Student Fraternities in America”，CSM，July 1925，p.29.
(26)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祖国在我身边》(老留学生忆留学专辑)，《西安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90年8月)，第141页。
(27)蒋洪斌：《宋庆龄的足迹》，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页。
(28)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第136页。
(29)“Little Oriental Lady Who Won Peace Congress”，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6，1904.转引自田涛：《中国第一个女留美生金雅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0)赛珍珠序，见林语堂：《中国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8页。
(31)元青等：《中国留学通史》(民国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27页。
(32)参见韦政通：《白鹿薪传一代宗——国外弘扬中国哲学六十年的陈荣捷先生》，《读书》1995年第3期。
(33)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6页。
(34)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84页。
(35)闻黎明、侯菊坤编，闻立雕审定：《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
(36)梁茂春：《音乐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37)[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02页。
(38)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影印英文版，第819页。
(39)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出版说明。
(40)杨步伟：《杂记赵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6页。
(41)卓如：《冰心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30页。
(42)Hsian Chuan Ch'ang，“Why I Lef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CSM，February 1925，p.31.
(43)CSM，April 1912.p.531.
(44)“The Article is Reprinted from Millardg Review”，CSM(May 1918)，pp.394-396.
(45)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梅寅生译，台北：桐城出版社，1978年，第106页。
(46)Yi-chi Mei&Chi-pao Cheng，A 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New York，1954，pp.26-28.
(47)[美]沙勒(Sehaller.M)：《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王杨子、刘湖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48)傅伍仪、张爱荣：《追寻宋庆龄在美国的足迹》，《光明日报》1989年1月26日。
(49)陈焕章：《致饮冰学长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8页。
(50)《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民立报》第317号，1911年8月31日。
(51)《留美学生与中美人民之友谊》，《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4号。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国学论文; 近思录论文; 林语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