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中央：一九三○年的扩大会议（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扩大会议论文,中央论文,九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结纳地方实力派（注：“地方实力派”一词，谢本书认为是有特定涵义的概念，指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控制着一定地盘，掌握着可观军队，具有相当的实力，进行着反抗日本侵略势力的斗争，而又不属于蒋介石中央嫡系的地方军事（或军政）领袖们及其派别。见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林能士、杨维真则认为抗战前已有“地方实力派”， 并非专指抗战时期。见林能士、杨维真《抗战前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关系——以川滇黔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15 期，1998年5月，第199—235页。笔者亦认为中原大战期间东北的辽宁、 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和西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等地方军事（或军政）领袖们一样，也控制着一定地盘，掌握着可观军队，具有相当实力，名义上虽属中央，却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故可径称为“地方实力派”。）
1928年底的中国，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6个军权中心。 （注：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载蒋永敬著《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5页。）1930年中原大战初期，除张学良东北边防军控制的沈阳中心外，其余 5个军权中心几已全部卷入战局；西南的川、康、滇、黔四省，名义上虽隶属南京中央，实际上并未积极参战，处于中立的地位。是以，东北和西南就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也是双方极力拉拢的对象。
阎锡山于1929年“护党救国军”诸役中，被指为“工于心计，老谋深算”，1930年2、3月倒蒋时，部分地方实力派仍对其怀有戒心。（注：阎锡山曾因韩复榘、石友三和平通电而犹豫不决。见《赵辅宸致刘珍年电》（1930年3月1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35—137、139页。）是以，阎氏组织国府，实具有反南京中央的宣示作用，并且藉以结合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四川、东北。1930年的四川省，有多股政治势力，阎、汪透过组织政府予以容纳，并曾约集各川军代表协商出兵。（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四川省有多股军政势力，如刘文辉、刘湘、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除刘湘坚决拥蒋外，其余者于战争初期首鼠两端，而后才以刘文辉为首，积极助阎，刘文辉还任北平国府委员。汪精卫曾派王东臣、陈欣庸约集四川军代表协商出兵。见《冷融胡畏三王荫椿甘泽霖吴莲炬张笃伦胡锐谢 勷 致刘文辉并转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电》（1930年 9月1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至于东北态度，最受阎、汪重视，阎氏在扩大会议成立前就曾多次提及组织政府一事，以征得东北同意为第一要义。扩大会议成立后汪氏与张学良代表汤尔和会谈时，也表示若奉张不要党治，国民党亦可以旁观，不会成为大局的障碍。（注：《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1日）、《汤尔和致王树翰电》（1930年8月7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足见结纳地方实力派是阎、汪组织国民政府的重要目的之一。
（二）解决财政困难
战争期间，除了战略、战术外，充裕的经费亦是胜利的要件之一。中原大战前夕，北平、天津的英文时报刊载一幅饶富趣味的漫画：蒋一手握机关枪，一手捧银元；冯一手执大刀，一手捧窝窝头；阎一手执手榴弹，一手托算盘。（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01页。 ）此画似乎暗喻南京中央有充足的财政支持，事实上蒋的财政并不如漫画所示般的不虞匮乏（注：根据《蒋档》，蒋几乎每月均为了经费不足电请宋子文增拨，甚至委请宋美龄向宋子文催讨款项。见《周骏彦朱孔阳致蒋中正电》（1930年7月25 日申时），台北“国史馆”藏：《蒋档·特交文卷》第8册，总编号540。相关档案极多，可参阅陈进金《〈蒋中正总统档案〉的史料价值及其运用——以民国19年中原大战为例》，载中华民国史专题集第四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下册， 台北， “国史馆”1998年版，第1299—1301页。）；不过，若与阎锡山相比较，则仍可用“充裕”二字形容。晋阎虽有山西及平津税收挹注，但军用浩繁，又得支助西北军及杂派饷项，故远远不敷战争所需。此外，晋钞贬值、战时赋税通用券与设立国家银行等问题（注：有关中原大战之财政因素，笔者拟另以专文《中原大战的关键因素：财政问题》探讨。晋钞贬值、战时赋税通用券、设立国家银行等相关档案甚多，不再一一列举。），均有待其一一克服。而阎氏认为，组织国民政府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有其正面助益，故于电文中也一再宣称：为解决财政问题应速组政府。（注：《马骥材致岳相如电》（1930年7月3 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三）争取国际支持
任何国家发生战争时，其外交的努力约可分为两个方向：实质物资的争取和国际地位的争取。中原大战虽不属于两个国家的战争，但蒋、阎双方仍极重视国际外交。尤其晋阎，若能让各国视其为交战团体，使各国维持中立不助蒋，其外交努力已可算是成功。基于此，1930年4 月1日阎锡山就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后， 就由其外交处长朱鹤翔面交各国公使《对外通告》（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第21页。）。6月间，晋军围攻济南时， 阎氏亦应各国领事所请，下令保护其侨民。（注：《周沆致毛光翔电》（ 1930年6月26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8 月扩大会议诸要人与日本使馆代办矢野及新闻记者酬酢不断，矢野并云：日本外交不得不重视北方。（注：《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8月9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在在显示阎锡山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再者，如天津海关关税（注：参阅阎沁恒《转变中的中英关系》，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29页。）、矿产抵押借款（注：阎锡山曾以富贺银矿向日人借款，以井陉煤矿向美人借款。见《麦焕章致李宗仁电》（1930年8月10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等问题，若能妥善处理，对其战情当有所裨益。
由朱鹤翔给阎锡山的一封电文中，更能看出阎氏透过组织国府以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该电报云：“顷据法馆沙参赞密告，王正廷迭发三电致法使促赴宁，经复以本月内决难起程，至早须下月视蒋能否回宁，再定行止。沙并称北方政府成立如能不事浮夸，从实际方面依据法律切实进行，必能博取各国同情等语。（注：《朱鹤翔致阎锡山电》（1930年9月2日），《阎锡山档案·各方民国十九年往来电文》，台北“国史馆”藏，档号：19.0372.42/27 00—1—22 （以下简称《阎档·各方往来电文》）。）而原本只注重南京政府的日本，在北平国民政府成立后，亦由其武官铃木年一邀请北平政府派代表赴日。（注：《岳开先致阎锡山电》（1930年9月6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足见阎、汪等成立政府有助于争取国际支持。
汪精卫北上主持扩大会议党务时，北方对于组织政府已有共识，汪氏乃一方面筹备召集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另一方面则积极筹组政府。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于8月7日在北平怀仁堂召开，由汪精卫任主席，决议通过《扩大会议组织大纲》、《中央政府会议规则》，并推定常务委员会委员7人（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 茅祖权）；组织部委员5人（汪精卫、邹鲁、陈公博、赵丕廉、 朱霁青）；宣传部委员 5人（顾孟余、潘云超、傅汝霖、薛笃弼、张知本）；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5人（覃振、白云梯、陈嘉佑、陈树人、 商震）。（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1—7日）， 《国闻周报》第7卷第31期，总第2761页。原本于7月31日谈话会预拟组织及人选，设有海外部委员3人：邓泽如、陈树人、陈璧君。 惟正式会议中却未设，原因待考。见《赵丕廉致阎锡山赵戴文电》（1930年7月31日）， 《阎档·各方往来电文》。）
此外，扩大会议在党务方面，如党员重新登记、恢复各省市党部、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工作，均已积极展开。（注：沈云龙：《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第275页。）
至于组织国民政府一事，阎、汪均视东北态度而定。（注：沈云龙认为阎、汪俟党务处理完善后，才准备建立政府。惟就当时川军驻北平代表冷融等观察，“政府当即日产生”。见《冷融王荫椿谢勷致刘文辉并转邓锡侯田颂尧电》（1930年8月11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又据贾景德、赵丕廉告知危道丰云：阎、汪在石家庄晤谈时，已有产生政府办法，但均须获得张学良同意才决定。见《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8月7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故阎、汪是否俟党务处理完善后才组织政府，值得怀疑；不过，组织政府的关键在于东北态度，则无庸置疑。）前已述及，扩大会议成立前，阎锡山曾多次表示组织政府必须获得奉张同意。7月13日， 扩大会议成立时，张学良驻平代表危道丰以私人身份前往观礼，受到大会热烈欢迎。（注：《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13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7月下旬，汪精卫抵平，亦即透过贾景德、 薛笃弼介绍，邀约危道丰商谈党政事务，极尽拉拢之意。（注：《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另外，贾景德、薛笃弼、郭泰祺等人，亦曾于7月21、24、26 等日多次要求前往拜会张学良；正在连山葫芦岛“休养身体”的张氏，则以岛中十分不便，难以招待贵宾，及亟须休养为由，婉拒贾景德等人的会晤之请。（注：《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21日申时）、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4日）、《危道丰致张学良电》（ 1930年7月25日）、《危道丰致张树翰电》（1930年7月26日），见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5—209页。）
为了争取奉张的支持，汪精卫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电文中除了谴责蒋介石“藉党之名，行一人独裁之实”外，更详述扩大会议求党真实意义之实现的七项基础条件。（注：《危道丰转汪兆铭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9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 5、6册合集，第210页。）张氏乃派汤尔和赴北平会晤贾景德、 汪精卫等（注：《汤尔和致王树翰电》（1930年8月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此一举措招来日人大肆宣传晋阎奉张已合作，将不利于中央（注：《秦华致王树翰电》（1930年8月4日），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175页。）， 也引起南京国府的疑忌，间接导致8月14日的“马廷福事件”。
马廷福为东北军于学忠部驻临榆旅长，阴图协同团长孟百孚、安福魁袭击平、津以附蒋，事为于学忠所发觉，遂于榆关、北戴河二处将二人分别予以逮捕。（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15 —21日），《国闻周报》第7 卷第33期，总第2776—2777页。）据调查，马廷福等之异动系受陶敦礼贿买所致，而陶敦礼与南京代表方本仁是同乡，又曾任职于何成浚部。故平、津及上海地区均流传“马廷福事件”完全由蒋方所主使，并且认为此一事件将导致蒋方与奉张正式决裂，东北必定加入讨蒋行列。（注：《张笃伦致刘文辉电》（1930年8月18日）、《王岫生致李家钰电》（1930年8月21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蒋介石也曾感叹云：“奉张反叛之心渐见矣！北方军阀政客，其不欲使国家统一，而割据自私之心，传统相承，不能破除。此我中华之所不能立国于今世，而为帝国主义所陵（凌）侮不已也。呜呼！”（注：《蒋文件·文物图书·困勉记》，1930年8月20日， 台北“国史馆”藏。）
原本一直坚持中立的奉张因“马廷福事件”态度似乎有所转变，而相继与北方代表贾景德、薛笃弼、郭泰祺、傅作义、覃振、陈公博等人会晤商讨时局。据覃振等向记者谈话指出：张学良认为北方主张公正光明，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对南京则因“马廷福事件”而增加恶感。（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22—2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4期，总第2783—2784页。）阎锡山为了争取东北倒蒋， 曾表示可将平、津地区让予奉张，由张学良委派孙传芳为平津卫戍司令，并归张氏节制；汪精卫亦云只要奉张倒蒋，不谈党治亦可。（注：孙诒敬编：《民国十九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文件·文物图书·事略稿本》，1930年8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冷融致刘文辉电》（1930年8月2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可见在“马廷福事件”后，张学良与北方似已达成某种共识，北方要人也认定奉张必定加入倒蒋行列，乃积极筹组政府。
8月29日，覃振、傅汝霖、陈嘉佑、郭泰祺、贾景德、薛笃弼、 赵丕廉等7人偕赴太原谒阎，商讨组织政府问题；同时， 汪精卫等亦于北平起草《国民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扩大会议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政府组织大纲，并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阎为主席。 （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29日—9月4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5期，总第2793页。）至此，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国遂形成南北分裂的“一国两府”局面。
四、争千秋
千秋，即千载、千年也，指年代久远之意。1928年底，东北易帜，全国在形式上暂告统一；但因编遣会议加深了军人的猜忌，国民党三全大会促成党人的互相仇视，导致北伐后形式一统的局面维持未及一年，内战再起。郭廷以曾对上述情形评论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为军阀的天下。北伐完成后，旧的既未尽去，新的继之而来，意识如故，行为如故，不及一年，内战再起，历史有如重演，此伏彼起，为数之频，规模之大，更是后来居上。居中央者说是求统一，在地方者说是反独裁。”（注：《近代中国史纲》，第591页。）事实上， 无论是中央的“求统一”，或是地方的“反独裁”，其目的大都在争取统治权（中央或地方）的延续；而其政权存在与否，几乎皆依靠军事上的胜负。随着党权的衰落、军权的扩张，北伐后的中国形成军权独盛的局面。
1929年反南京中央的历次战役中，汪精卫之改组派由“旁观者”、“协助者”而变为“当事者”。（注：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东京，庆应通信1980年版，第253页。）冯玉祥、张发奎、 石友三、唐生智等，皆奉汪之中国国民党二届委员会为正统，以“护党救国军”名义起兵，故论者称这一时期为“护党救国军之变乱”（注：《三十年动乱中国》，第148页。）。护党救国军诸战役， 均以汪精卫之国民党二届委员会为正统；否认南京中央的党统，不过仍被视为地方政权对抗中央政权。再者，国民党左派之武汉政权经验，仍为大多数民众所忌惮，其号召力诚属有限。
基于上述反南京政权的历史经验，阎锡山于起兵倒蒋时，即欲另立容纳左右两派的党中央去“争党统”，另组以整个党为基础的政府去“争正统”。此外，阎、汪等更致力于政治建设，扩大会议通过之“党政七项基础条件”，即为阎、汪等人政治建设的蓝图。故汪精卫在扩大会议第七次纪念周上报告云：“我们组织政府，不独为讨蒋，即本党主义政策，方能重新整理，使本党真精神真面目给民众看。”（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29日—9月4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5期，总第2796页。）1930年9月1日，北平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随即加速起草约法和筹开国民会议等方案，就是执行上述政治建设蓝图的开始，目的在谋求国家长治久安。
9月2日，扩大会议拟定约法起草委员会人选，中央推选汪精卫、张知本、茅祖权、冀贡泉、陈公博、邹鲁、顾孟余等7人，另聘法学专家6人（罗文干、吕复、高一涵、梁式堂、郭泰祺、周鲠生）等计13人为委员。（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29日—9月4日、9月12—1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5、37期，总第2796—2797、 2826页。）13日，约法起草委员会发表通电，征求全国意见，并拟于一个月内起草完毕，以为训政时期之根本大法。15日，约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汪精卫被推为主席，郭泰祺兼任秘书长。（注：因所聘之法学专家与会者过少，约法起草委员会曾委请郭泰祺以私人身份征询胡适是否愿意加入该会。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9月12—18 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7期，总第2826—2827页。 ）汪氏于报告《起草约法之意义》时特别指出：训政时期的约法与民元时期的“临时约法”不同。他说：“我们现在所要的约法，并不是辛亥及民元那样的约法，所要的是训政时期约法。即确定政府对人民的关系，政府对于人民的权利，其干涉程度有一定之限制。这是革命时代所必要不可或缺的……我们认定训政时期的约法，一方面要训练人民，一方面要给以（予）一定之权力。”（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9 月12—1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7期，总第2827页。）
基于上述目标，约法起草委员会随即密集召开四次会议，决定“关于人民自由权利”之起草原则为：（1）人民之自由权利， 于约法上酌量规定富有弹性立法原则，而以其详委之法律；（2 ）干涉人民之自由权利，行政官厅得临时执行之，但其最后决定属于法院；（3 ）关于人民自由权利章，推吕复、张知本、冀贡泉三委员起草；（4 ）约法内容，除筹备方案所定四大纲外，加增经济、教育两大纲。
“关于中央地方机关组织”之起草原则为：（1）为自治团体， 同时为国家行政区域；（2）关于事权之规定，中央取列举主义， 地方取概括主义；（3）举行各县自治时，应设县议会；（4）各县自治成立时，得选举省民代表一员，组织省议会；省议会之成立，于该省有过半数之自治县选出省民代表时成立。 （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9月12—1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7期，总第2827—2828页。）正当约法起草渐上轨道之际，因张学良于9月18日发表通电， 呼吁和平，静候中央措置，遂使该项工作暂时中挫。
中原大战期间，奉张一直为南北双方所共同争取的目标。阎锡山、汪精卫筹组政府前，即屡屡征询张学良意见，积极结纳东北。北平国民政府成立时，畀以张氏国府七委员之一，并拟于新政府部会首长中，委以较多奉系人士，故当时各方往来电文，几乎都认张学良一定支持阎、汪。（注：认为张学良必定支持北方政府的电文极多，如《邓鸿业致邓珊电》（1930年8月31日）、《张文英致王振东电》（1930年9月1日）、《齐慎致任应岐电》（1930年9月1日）、《北平冬日特讯》（ 1930年9月2日）。此外有谓北平国府各部内定人选为：外交部长顾维钧、 司法部长罗文干、农矿部长汤尔和、海军部长沈鸿烈（以上奉系）；交通部长贾景德、财政部长梁汝舟、工商部长赵丕廉（以上晋派）；陆军部长鹿锺麟、内政部长薛笃弼（以上冯派）；国营实业部长胡宗铎（桂系）；教育部长邹鲁（西山派）；侨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树人、蒙藏委员会主任委员白云梯（以上改组派），见《王岫生致李家钰电》（1930年9月6日）。各电均见《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其他如东北军中的元老派也大多主张与北方合作，万福麟曾提出四点理由表示：“与其接近中央， 莫如接近西北。 ”（注：《万福麟致王树翰王树常电》（1930年8月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35页。）张作相更与晋阎关系密切。（注：《崔廷献致阎锡山亲笔函》（1930年9月7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在在显示东北军与北方政府较接近。
至于张学良本身，自3月1日发表通电（注：《张学良通电》（1930年3月1日），《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7册，第79页。 ）以来，他虽表示中立，实则较倾向于南京方面。（注：陈进金：《〈蒋中正总统档案〉的史料价值及其运用——以民国19年中原大战为例》，第1297页。）不过，8月14日“马廷福事件”发生后， 张氏态度已有所改变，不但与北方代表多次会商，似乎也默许顾维钧等加入北平政府。因为“马廷福事件”，让阎、汪等误判蒋张必定决裂，遂安心筹组政府。不料，北平国民政府成立第二天（9月2日），张学良即当面向傅作义表示，他并未赞成新政府之成立，言语中对汪精卫之改组派尤多不满。（注：《傅作义致阎锡山电》（1930年9月2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傅作义只好急电阎锡山，速派贾景德、薛笃弼再返沈阳谋求补救，并请阎氏答应给东北一定条件。
1930年9月初的沈阳，成为中国政局的重心， 南北双方代表十余人齐集奉天，进行游说活动。北方代表有贾景德、薛笃弼、傅作义、门致中、孔繁蔚、杨廷溥、陈继淹等，他们请张学良接受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任命，毅然加入北平国民政府。南方代表吴铁城、方本仁、张群、李石曾等，则敦劝张氏速就任南京国府任命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并且出兵平津。（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第552—553页。）
东北军为商讨如何应付时局，乃召开最高干部会议。9月17日，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至麟等奉系军政要员50余人，齐集边防长官公署大楼会商终日。（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第552—553页。）翌日，张学良即发表和平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南京）措置”。（注：《和平通电》（1930年9月18日）， 载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317页。）
张学良的和平通电给北平扩大会议暨国民政府带来莫大冲击，也令阎、汪等人错愕。汪精卫于19日即致电张学良，条陈祛除内战、息兵弭争的四项意见：开国民会议；开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约法；剿共防匪。（注：《汪兆铭致张学良电》（1930年9月19日）， 载《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9月19—25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8期，总第2840页。）
与此同时，汪精卫与阎、冯电商，决定要一致奋斗到底，如时局恶化即前往太原、西安。（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第562页。）9月19日下午7时许， 汪等诸位扩大会议委员商议决定：除部分委员赴天津外，扩大会议移往太原。24日，阎、汪等决议，推刘守中、赵丕廉、商震等在太原领导扩大会议职员及各级党部积极工作。（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9月 19—25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8期，总第2841—2842页。）阎、 汪等一方面在太原恢复扩大会议，另一方面仍对张学良东北军有所期待。当时仍有人认为奉军主和并非拥蒋（注：《贞致贺庸达电》（ 1930年9月30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甚至以东北军入关系有利于北方之举（注：《张笃伦致石嵩生电》（1930年9月22日）， 《阎档·各方往来电文》。），阎、汪等人则寄望于入关后的东北军与蒋军产生磨擦（注：《宋英仲致汪兆铭电》（1930年9月28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汪精卫等人的期望是可以合理解释的：入关的东北军系和平接收，并未诉诸武力（注：由于学忠致王靖国的一封电文可资证明，该电文云：“王军长治安兄勋鉴：久闻声威，中（忠）心倾向，敝军此次接防河北，旨在倡导和平，对于各方均持友善态度，谅邀明言。顷奉东北张司令长官电令，着派一旅开赴保定接防等因，刻正准备不日即可出发，除电商会及各法团查（？）照，俾免误会外，特先奉闻，即祈察照见复为幸。弟于学忠叩寝。”见《于学忠致王靖国电》（1930年9月26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 张学良未就任南京政府所委任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注：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6 月20日议决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张氏谦辞未就，虽经蒋介石多次电催就任，仍一再婉拒。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 仍未就任副总司令职，直到10月9日才宣誓就职。见《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91、634页。）。因此，阎、汪等对奉张主忍让，对宁蒋主坚持。（注：《程汝怀致李宗仁电》（1930年10月23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此外，汪精卫邀集四川驻太原代表，要求尽速解决刘湘，便于出兵。（注：《谢勷致田颂尧电》（1930年9 月28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由上述可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后，阎、冯、汪、李等仍继续一致奋斗，务求倒蒋。在军事上，寄望于东北、四川；在党务上，将扩大会议移至太原办公。随着时局变化，蒋军相继克服开封、郑州，10月10日洛阳守军葛云龙自愿服从南京中央，听候点验移防。（注：《杨虎城致蒋中正电》（1930年10月10日），《蒋档·特交文卷·亲批文件》（13），台北“国史馆”藏，总编号875。）孙连仲、 鹿锺麟等亦相继归顺南京，阎、冯联军已不可为，汪精卫等扩大会议委员仍积极致力于制定约法草案。汪精卫曾对报界发表谈话云：“余在北平及石（家）庄、郑州、太原屡次郑重说明，无论军事变化若何，吾人党务政治之主张，必得绝对胜利。即个人独裁必须打破，民主政治必须实现，国民会议必须召开，约法必须制定颁布是也。”（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10—16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1期，总第2883页。 ）基于“国民会议必须召开”、“约法必须制定颁布”，移至太原的扩大会议照常召开；10月18日，通过《国民会议筹备条例》10条（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24— 30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3期，总第2907页。），10月27日，完成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8章211条（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24—30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3期，总第2905—2906页。《中华民国约法草案》8章211条条文内容，可参阅邹鲁《回顾录》第2册，第382—409页。 ），后世称之为“太原约法”。
扩大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并公诸报端，宣言以三个月为限，征求全国人民意见及批评。11月1日， 《大公报》即针对该草案发表一篇社评，指出就“立法技术”与“实用”两方面而言，《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其缺憾和不足处；但就“理论”而言，则具备五项优点。（注：《汪精卫等约法草案》，1930年11月1日《大公报》。 ）其中有关“中央地方之权限”云：“中央用列举法，地方取概括主义，并依建国大纲，许省制省宪，足为集权分权之政争，消弭不少之祸源”；关于“国防军队用渐进方式”云：“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驻防以国防地带为限，省除地方警备队外，不得自治军队、及自办军官学校、与军械制造厂，一扫国军私有之根蒂”。（注：《汪精卫等约法草案》，1930年11月1 日《大公报》。）《大公报》的社评并于文末提到：“吾人认该项草案至少足备现在将来讲学立法时之一种参考。国府当局近年来迭表宽大之政见，对此昔为同志今为政敌者所提之法案，今后其有恢闳容纳之机会乎？多数受治之国民，盖不胜其企盼之情矣！”（注：《汪精卫等约法草案》，1930年11月1日《大公报》。）宪法学者陈茹玄， 于评述扩大会议之《约法草案》时亦曾云：“虽以扩大会议之失败，而不克实现，然其《草案》，固有足称述者”，如个人自由权利之规定、中央地方权力之范围及教育制度等。（注：陈茹玄：《中国宪法史》， 台北， 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185—187页。）雷啸岑也认为：《太原约法草案》较合乎现代要求，即如1947年施行之《宪法》亦未必优于《太原约法草案》。（注：《三十年动乱中国》，第171页。 ）足见无论是当时或后世学者，均给予扩大会议之《中华民国约法草案》颇高的评价。
扩大会议，因东北军入关由北平移至太原，又因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而告停会解散，但其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的主张确为南京蒋介石所赞同。1930年10月3日，蒋于前线兰封军次， 即电请南京中央党部召集国民会议，他说：“亟当于讨逆军事结束之余，谋副全国人民之期望。中正以为目前第一要务，为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3—9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0期，总第2867页。）上述这段引言， 正是扩大会议诸公已争得“千秋之名”的最佳脚注。
五、结论
北平扩大会议，由酝酿、成立到结束，共经“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历程。阎锡山、汪精卫等欲成立扩大会议与南京中央争党统，却先导致改组派、西山派的党统纷争，粤、沪二届的纠葛难解，几乎使扩大会议胎死腹中，党务会议由北平谈到太原，又由太原谈回天津、北平，幸经晋阎代表赵丕廉、冀贡泉从中努力斡旋，才消弭双方歧见，扩大会议遂于7月13日正式召开，与南京中央党部互争党统。
此外，阎锡山等鉴于1929年护党救国军诸战役仍被视为地方政权对抗中央政权，难以号召；又为了结纳地方实力派、解决财政困难和争取国际支持，乃积极筹组国民政府。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与南京中央政权互争正统。即自1928年北伐完成后，地方军人反抗南京中央的行动，仅局限于“争党统”；扩大会议另立国民政府，才开始有“争正统”之举。晋阎此一“争党统”、“争正统”的模式，后为1931年广州非常会议所袭用。
阎、汪等除了“争党统”、“争正统”外，为求国家长治久安，更致力于政治建设，以“争千秋”。而扩大会议通过的“求党真实意义实现”之7项基础条件，即为阎、汪等人的政治建设蓝图， 其中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更为时代所需。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 扩大会议移往太原继续未竟之志，汪精卫、邹鲁等人深知随着战局变化，反蒋联军已不可为，但仍致力于约法的制订；10月27日，终于完成《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汪、邹等人实已争得“千秋之名”。特别是扩大会议诸公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的主张，为南京蒋介石所赞许，翌年5月5日国民会议开幕，12日通过约法。是以，就中原大战的结果而言，阎、汪军事上虽告失败，但其政治主张却为南京所延续，斯可谓：“军事北伐，政治南伐”。
基于上述，扩大会议确为：另一个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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