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易》与《汉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1)03-0113-07
《汉书》是一部西汉历史的实录，是断代史，但并没有割断历史的联系。批评班固写《汉书》是断汉为代，以致与周秦不相联系，这样的观点没有根据，是没有看到这部书重要的特点。《汉书》把远古史、先秦史与西汉史联系起来，表明刘家的汉王朝出现是天意的安排。作为东汉的史家，他是通过“宣西汉”，达到“宣东汉”的目的。《高祖本纪》已经有“汉绍尧运”的结论，这还需要作出一系列历史与逻辑的证明，《易》学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班氏考镜源流，论说学术发展，则又是《易》的通变思想在学术思考中的运用。研究《易》学以及汉《易》，对认识班固史学的特点十分重要。
就易学来说，汉初言《易》，自淄川田王孙。传《易》中丁宽、杨何是重要人物。丁宽受易于田何，颇得其精。其易学特点是“训故举大谊而已”。丁氏学成回归故里，田何欣喜地说：“《易》以东矣”。由丁宽而田王孙，再传而有施雠、孟喜、梁丘贺。孟喜改师法，这里要特别注意《汉书》说他“改师法”这三个字。孟喜作了一番宣传，编出一个自田氏得《易》的故事。史书说他“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这两句话还是实情，“好自称誉”，如果不从贬义上理解，是说他用大气力来宣传自己的体系。说孟喜是“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也不完全是造谣，他的一套理论确是这么一回事。由孟喜而焦延寿，由焦延寿而京房。京房《易》说卦气、说阴阳灾异，进而成为《易》之大宗，影响了包括史学在内的整个的汉代学术文化。刘向校书时说，诸家之《易》都是田何、杨何、丁宽这个系统下来的，用刘向的话来说，是“大谊略同”，但是京房就不同了，“唯京氏为异”。
西汉到了武帝时期，今文经学宣传大一统的主张和皇权神授的思想，适应了封建王朝的需要。孟、京易学、谶纬灾异理论与今文经学纠缠在一起（注：关于孟京易学、谶纬与今文经学的关系，可参看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汇成一股思潮，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今文经学虽不等同于谶纬学说，但两者联结在一起，成为社会思潮中的主流。包括易学、史学在内的整个汉代文化都在这个大思潮涌动中发生变化。
《易》为经籍之原：学术史中的通变思想
《汉书·艺文志》比较六艺之间关系，在总论《六艺》的渊源流变后，把《易》提高到六经的首要地位，说：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1](P1723)
班固认为《易》在六艺中最重要。《乐》、《诗》、《礼》、《书》、及《春秋》五者，“相需而备”，但五常之道，只有“《易》为之原”。“‘《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易》在六艺中处在最重要的地位上。根本原因是《易》之理贯穿天地宇宙之中，这就为阐发易理的重要性立下了根据。在此之前，如扬雄谈到《易》为六艺之首一类话，“以为经莫大于《易》”[1](P3583)，但是没有这样周密的论说。班固《汉书》在对文献的著录中，明确以《易》为六艺之原，而且只有“《易》与天地为终始”，这就把《易》抬到六艺的首要位置上，对于确立《易》的重要地位，有深远的影响。
还要指出，班固对易学内涵的阐释，形成易学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这是易学十分重要的内容。如关于“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关于文王重卦、孔子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的观点；关于《河图》、《洛书》说等。这些对后世易学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班固把《易》放在六艺之首的位置上，又把施、孟、梁丘的《易》以及京房《易》放在突出地位上，《汉书·艺文志》首录施、孟、梁丘三家之《易》。孟喜、京房《易》学系列的著作，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著录各家《易》中，《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各二篇。京氏的《易》是大宗。班氏看重的是西汉中期以后的象数易。
《易》是学术之“原”，但在《易》的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中，《汉志》首列施、孟、梁丘三家的十二篇，其次才列大小夏侯《经》和欧阳的《章句》。这和汉代易学的变化历程不尽相合，但体现了班氏的思想倾向。
《汉书》的《艺文志》各类书籍的序录，大量是以《易》理作为论源流的依据。依班固的意见，儒家的经籍之间有一层密切联系：
——论《易》。班氏谈《易》，从伏羲仰观俯察论起，论说：《易》之一书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宫，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论《书》。班固谓：《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因此，《书》与《易》有紧密的联系。
——论《礼》。班固说：“《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这是依《序卦》作出的阐释。礼的产生合乎《易》的精神。
——论《乐》。《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这是以《豫》卦象辞来说《乐》之起源。
——变到“小学”类。以《易·系辞》来论渊源：《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艺文志》进而论述诸子与六经的关系，班氏指出诸子是《六艺》的“支”与“流裔”：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在兵略、数术、方技各《略》中，仍是以《易》理作为论各类著作精神的依据。例如，关于兵家，他以《易·系辞下》论兵之用；关于数术类中的天文文献，则以《贲卦》之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论天文与人事关系；蓍龟类文献以《系辞上》及《蒙》卦卦辞论说蓍龟之意义；在杂占类著作中，以《系辞下》论杂占之应验与人事关系。
我们把班固论诸子与司马谈论“六家”作个比较，可以看出马班学术旨趣之差异。司马氏论诸子是说各家有长也有短，认为只有吸收各家之长，才能成一家之言，班固则认定诸子十家（可以称道的是九家），是《六经》的分支与流裔，而不是强调要创新“成一家之言”。这些我们暂不置论，但明显的是，班固认为《六经》中，《易》是“原”，《六经》又是诸子的“源”。
推而广之，也可以说，六经也与王官有关。《六经》是源，而《易》在《六经》中，又是“为之原”。总之，班固在论学术渊源时，十分强调《易》的重要地位。
班固发明了“诸子出于王官”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这就是诸子出于王官论。当然近代以来为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问题曾争论不休，这里我们不作辩论，但诸子出于王官，其用意无非是，第一，说明了学术起于实际，社会生活有不同的实际内容，便产生不同的学术；第二，掌管这些学术是不同官府部门的职能。
《易》给人们提供了通变思维，只因有变化，才有世界、才有历史的演变。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久”三者一体。而事物发生变化、影响变化又与一定的条件有关，与事物所处的位、体有关；变化的前途又有“时”、“势”的各种状态。《汉书》在论说学术渊源流变中体现出的易学的通变思想，集中体现在《艺文志》和《儒林传》中。可以说，《汉书·艺文志》论源流学术精神是建立在易学的通变思想基础之上。班固以《易》为“原”论说学术的变化演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经与子以及各个分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这进程中，各个分支中又分化出众多的“家”。班固提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从思想史角度来看，是把学术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表明中国古代学术变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学术史以这样丰富的联系思想体现出的通变观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优良传统。如果说，司马迁论历史盛衰、通古今之变最富有《易》的通变理念，那么，班固的《汉书》则是在论学术渊源变化方面，最富有《易》的通变意蕴。
《汉志》论学术渊源变化反映出来通变的思想，是以《易》为经籍之源，乃至诸子之源来把握的，他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建立在《易》学基础之上的。这些我们在谈到班固的学术思想时要十分注意。
《易》、京房《易》与《汉书》
班固对历史的理解受到易学的影响，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把《汉书》相关的《纪》、《列传》和《律历志》、《礼乐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作为一个整体把握，便可以发现班固突破了断代史的框架，以《易》为主要理论，提出了对整个历史的理解。
一、以《易》理为基础说明古代历史。《汉书·律历志》论说三统、四时与大衍之数是一个整体，基本上以《易·系辞》的伏牺氏、神农氏、黄帝等的世系为线索，具体展示古代历史的进程，从太昊帝庖犠氏是首德为木、炎帝为火德、黄帝为土德、少昊为金德、颛顼帝为水德、唐帝尧又为火德……，汉朝接火德而兴，“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1](P1023)。五德相生理论成了历史过程论的基础，这就为班固在《汉书·高祖本纪》中说“汉承尧运……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打下理论与历史的基础。
二、以灾异说重新解说先秦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历史的灾异都是盛衰变化的徵兆，以《五行志》中解说五行中“火”行为例，解说的历史有鲁桓公十四年、庄公二十年、厉公二十年、宣公十六年、成公三年、襄公九年、三十年、昭公九年、十八年、哀公三年、四年；下接汉朝高后元年……。这样一来，整个春秋的历史都是天人感应的历史，是天意支配的历史。
《左传》中已经含有天人相关的解说，但《左传》主要的还是以人事作用解释历史的变化。《五行志》在刘歆“五行传”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学说重新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京房《易》也是主要的理论依据。鲁隐公三年发生一次日食，《春秋》只是记实事，没有解说，《左传》亦无说。但在《五行志》中，董仲舒、刘向、刘歆牵强附会地把这次日食和诸侯国的鲁、宋等内乱联系起来，宣扬天人感应理论。京房《易传》说是“以为桓三年日食贯中央，上下竟而黄，臣弑而不卒之形也。后楚严称王，兼地千里”。这就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变化重新以天意解说。
三、以汉朝历史佐验灾异说。这在《五行志》中比比皆是。还是以上面提到的有关“火行”的解说为例，接高后的历史有：惠帝四年、文帝七年、景帝五年、武帝建元元年、太初元年、昭帝元凤三年、四年、宣帝甘露元年……直到哀帝建平三年、平帝元始五年。这样看来，整个西汉历史都表明历史的重大变化都是天的意志。
以今文经学、汉易、谶纬说中的灾异论解释历史，是《汉书》的一大特色。如，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嗣立昌邑王刘贺。刘贺即位时，天阴，昼夜不见日月。夏侯胜乘机上《洪范五行传》说：“‘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霍光、张安世读之大惊，以为谋废事被泄露，所以益重经术士。果然，“后数日，卒共废（刘）贺”。《汉书·五行志》接着长篇引证京房《易传》，说阴云之气等征兆。这些在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汉室不但代秦是天意，是“汉承尧运”，而且每一个帝位的废立，也是天意。汉朝历史的兴衰变动是天意决定。再如，自惠帝至平帝，陨石凡十一，大部分是成帝以后的事，“成、哀尤屡”。
有必要讨论一下班氏历史观的思想来源。
西汉末，天人感应说是在混合各种学术的基础上形成的，“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可以看出，从公羊的阴阳说，到言祸福灾异，再到刘歆的混一天人相应的理论，终于形成了一种有体系的天人相关的灾异理论，神意历史观有了完整的体系。
尽管刘向、刘歆的学说存在差异，董仲舒与刘向、刘歆也有差异，但是他们的终极的思想是一致的。侯外庐先生说：刘氏父子与董仲舒相比，“虽有鼠牙雀的异同，而本质上则为神学的世界观，其牵强附会尤与董仲舒异曲而同工。”[4]二卷(P197)班固的历史观带有理论色彩，应该提到的是《五行志》。《五行志》是《汉书》的创造，也是其中份量最大的一个《志》。班固实际是以汉代京房《易》、刘向、歆父子和董仲舒的学说糅合在一起重新解说历史。
在《五行志》中，班固对《河图》、《洛书》说，加以系统神学化，把它和《洪范》篇紧密地联成一个整体。《五行志》说：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故经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乌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攸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此武王问《洛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洛书》之意也。[1]五册(P1315)
刘歆编造出箕子论《河图》与《洛书》来源的谎言，其用意在说明《河图》与《洛书》是天授的神物；八卦来源于《河图》，《洪范》出于《洛书》。并且在后面具体指出《洪范》篇中有六十五字即是《洛书》的本文。说：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河图》、《雒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由前者，《周易》与《河图》自然连接起来；由后者则表明了以《洪范》治理社会，符合神意，历史过程是天意的体现。《五行志》说：“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从周文王到孔子，《易》的理论完善化了，“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所以，在《汉书》中引进了刘歆的《河图》、《洛书》说，制造一个完整的天人相关的理论。
《汉书》的《五行志》以五行（水、火、木、金、土）与五事（貌、言、视、听、思）以及“建用皇极”为纲，把自然灾异现象的出现与人间的祸福、社会兴衰变动联系起来，当作一种必然，这就是灾异论。从表面上看，其中也有归纳的因素，但由于自然灾异现象与社会人事变动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这种对历史社会变动的解说，就带上主观的随意性，因而各个解说者出现矛盾、差异，也就不奇怪。即使是他们也是关注现实，但这样去阐释历史，不但不可能找到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也不可能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起到阻滞的作用，反而成为宣扬皇权神授的理论。
京房的《易传》在《五行志》中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五行志》引京氏《易》有70余条（除京房的《易传》外，在《汉书》中，还保留几十条京房《易占》材料）。京房《易》以及董仲舒和刘向、歆的思想是《五行志》解释历史的主导思想。“西汉的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以讲阴阳灾异而闻名，京房的阴阳灾变说，正是今文经学派的哲学思想在易学中的代表”[3]一册(P150)。
孟喜的卦气说是以六十四卦和一年的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以及七十二候相配合构成一个大系统（清人惠栋制出《十二消息图》）。京房以八宫卦编排图式，把自然变化作为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是阴阳的变化、发展；自然变化与社会等级礼治又联系起来。这个天人联系的编排，论定了社会等级社会礼制与自然运行是一种先验的秩序，自然天象变化成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合理性的说明。孟喜以辟（君）、公、侯、卿、大夫与十二辟卦相配，很明显是封建礼制成了纲，是统率。以天人感应理论为封建统治合理作出解说。这是其一。其二，社会人事、自然的变动都有先验的图式。
。由一阳生，到乾的六爻为阳，这是阳盛已极。此后便是垢的一阴生，到坤的六爻为阴，是为阴已至极的地步。如果说孟喜的卦气说中，运动循环论十分化明显，那么在京房的八宫的编排中的运动变化情形就更为复杂，八宫卦中八纯卦中既有乾、坤为父母，各统三男、三女；而八纯又为上世、以后则是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归魂。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八纯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这样就将天、地、人、鬼构成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系统。
关于班固解说历史的特点，可以举一个例子：
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传独异。
貌之不恭，是谓不肃……于《易》、《巽》为鸡，鸡有冠距文武之貌，不为威仪，貌气毁，故有鸡祸……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至秋阴常雨，言伤则致春阳常旱也……刘歆貌传曰有鳞虫之孽，羊祸……于《易》《兑》为羊，木为金所病，故致羊祸，与常雨同应。此说非是。春与秋，气阴阳相敌，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
这里把解《易》以论灾异的各家列出来，揉合孟喜的卦气说、京房的五行说、阴阳二气说，把《易》的《说卦》中卦象说与五行、五事、五常结合起来，进而解说自然灾异与人事的祸福的必然联系。《五行志》认为刘歆的解说不对，是因为刘歆的对《易》象理解，只是偶然可通。《五行志》中倾向于京房把五行相克与阴阳二气相交说结合起来解说，这些只不过是黑鬼与白鬼的争论，没有什么根本差别。
《五行志》把五行与《易》象结合起来，阐发易理，是孟、京《易》的卦气说的特点。这中间也有重民的思想。例如《五行志》解“木”：“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徭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输矢者多伤败，及木为变怪，是为木不曲直。”这与《易》中《观》卦的《大象》解说不尽相同，它强调的是要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不能妄兴徭役等。又如，论“火”行，其解释是：“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乡明而治……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适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这是孟喜的卦气说的路数，但它以此说明用人“贤佞分别，官人有序”的意义。这些是在神秘的外衣下面，对统治者发出的警告。这在一个封建王朝危机四起时，只能是一种微弱的抗争。鸿嘉二年，王音论灾异，说：“皇天数见灾异，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王音借谈灾异，直抒胸中忧愤。但这些并不能改变这些思想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本质。汉《易》以及谶纬说体现出的神意史观，从根本上说，对社会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它受到历代进步思想家的批评。宋代郑樵说：“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其欺天之学”[5]一册(P853)。在中世纪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欺天之学”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学说，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理论形态出现。
收稿日期：200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