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研究的四种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范式论文,四种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从1913年《小说月刊》发表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时所附的编者评点及“附志”算起，鲁迅小说研究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不算短的研究史中，一代又一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鲁迅小说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著资料真可谓汗牛充栋。纵观这些异彩纷呈的论著资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小说研究史是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史的缩影。
新世纪的脚步越来越近。清理反省学术研究的世纪历程，成了世纪之交各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开展得最充分的研究对象，而鲁迅小说研究又是鲁迅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因此，对鲁迅小说研究的历史，作一种鸟瞰式的疏理，不仅对总结和推动鲁迅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总结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本世纪的学术研究均有借鉴意义。当然，这种疏理工作由于对象本身成果卓著、资料浩繁，具体操作时研究者又会凭着各自的眼光，采取不同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将鲁迅小说研究史概括为四种范式：政治革命范式、思想革命范式、主体意识范式、形式意义范式。我认为，80多年的鲁迅小说研究史形成了以上四种研究范式。这四种范式并不是以时间进程历时地纵向跃进的，我的概括既有对历史的纵向把握，也有基于逻辑归纳的横向透视。
一
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鲁迅小说研究的最主要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50-70年代甚至在整个研究界具有排他性的独尊的垄断地位。这种现象当然并非鲁迅研究所独有，在政治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的时代语境中，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赶风潮似地将研究触角伸向政治，这是后人清理本世纪文化遗产时首先要遇到的触目惊心的奇观之一。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化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用政治观念生搬硬套鲁迅小说，对其作穿凿附会地互证，更是成为奇观中的奇观。《狂人日记》是“五四”革命青年的战斗宣言书，《祝福》是旧社会套在妇女脖子上的“四大绳索”的控诉书，《一件小事》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向工农的忏悔录，《铸剑》是讨还血债的复仇精神的颂歌，《药》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挽歌……诸如此类的对鲁迅小说下政治口号式的断语，成为一时风尚。给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定阶级成份也成了研究者的任务。那个一无所有而又爱嚷嚷“老子以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到底是破落地主还是贫雇农，曾让一批专家学者争论得不亦乐乎，甚至那个爱贪小便宜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是凭姿色还是靠双手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她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手工业生产者也让研究者费尽了心思。至于把鲁迅的小说作为具体政治事件的佐证，从作品中寻找所谓的“微言大义”，诸如对《药》结尾处的乌鸦的象征意义的奇奇怪怪的猜测，都曾经是构成鲁迅小说研究繁荣景象的独特风景。
回顾鲁迅小说研究史，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使鲁迅的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而鲁迅小说所遭受到的最激烈的否定，也源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
二十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论争伊始，鲁迅就成了创造社、太阳社的斗士们的靶子。他们攻击鲁迅最主要的理由是，鲁迅的小说没有他们所需要的先进的革命的政治意义。这些置身革命漩涡中的激进的文学青年对政治意义的理解是那么急功近利，没有直接描写风口浪尖上的政治斗争的鲁迅小说，被认为在“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一卷第31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郭沫若干脆喊口号式地宣布鲁迅是一个“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注：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汇编》第一卷第417页。）。钱杏邨对鲁迅小说的“理直气壮”的批判更一览无遗地表露出政治狂热：“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有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忠实诚恳情绪在全身燃烧，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阿Q正传》的技巧是力不能及了！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注：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汇编》第一卷第325页。）甚至鲁迅小说的表现上的含蓄从容在他们看来也成了“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注：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汇编》第一卷第227页。），并给鲁迅小说加上“以‘趣味’为护符，蒙蔽一切社会恶”，“以‘趣味’为鸦片，麻醉青年”（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汇编》第一卷第319页。）等等火药味十足的罪名。
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即使最需要理性和规范的学术研究，其转向之快也往往超乎常规，以“革命”和政治名义否定鲁迅及其小说的狂风很快就过境了。随着鲁迅参加了“左联”这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学团体，以及他的骤然早逝引发的全国性悼念活动的强大舆论造势，鲁迅在革命青年中的威望迅速提高。当年的“倒鲁”健将郭沫若惊呼鲁迅的病逝使中国文坛失坠了“宏朗的大星”，称“鲁迅先生是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注：郭沫若《民族的杰作》，《汇编》第二卷第230-231页。），成仿吾则称鲁迅“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超过了中国的国界，超过了无数的资产阶级作家，进到了全世界极少数的前进作家的地位”（注：成仿吾《纪念鲁迅》，《汇编》第二卷第1015页。）。于是，从政治的角度肯定鲁迅及其小说，遂又成为研究界趋之若鹜的动向。而政治领袖毛泽东的鲁迅观，对这样转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的讲演中，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注：毛泽东《鲁迅论》，《汇编》第二卷第889-890页。），1940年，毛泽东又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节录），《汇编》第三卷第32页。）毛泽东对鲁迅的极力推崇，奠定了此后中国鲁迅研究的总体基调。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对鲁迅所作的无与伦比的崇高评价，并不是对鲁迅的作品作了具体分析后得出的，更多的缘于对鲁迅的人格力量的景仰和钦佩。而作家的存在价值毕竟离不开他的作品，于是，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风潮中，从作品中概括出政治意义以印证领袖的英明论断，就自然成了鲁迅研究界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就决定了四十年代以降的鲁迅研究，逐渐从百家争鸣的局面归聚到毛泽东的鲁迅观下。在鲁迅小说研究方面，表现为以毛泽东的有关政治革命论述为指针，挖掘鲁迅小说的深刻的政治意义，论证鲁迅小说与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的内在有机联系。这样，对鲁迅小说所作的具体分析，与毛泽东的有关论断之间，往往有着清晰的逻辑对应。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鲁迅注意的中心问题。鲁迅的小说通过刻画闰土、阿Q、祥林嫂等农民形象，表明农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环境又迫使被压迫的农民走到绝境，他们如果不奋起抗争投身革命，就毫无出路。据此可以说，鲁迅小说对农民苦难处境的揭示，实质上是成功地描写了中国革命的前夜。要改变闰土们的命运，就要爆发革命，而鲁迅小说不只描写了革命的前夜，还直接写到了革命——《药》、《阿Q正传》写的就是辛亥革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和革命的领导者觉醒的知识分子都有着自身的弱点，鲁迅的小说恰恰既写出了农民的麻木和愚昧，又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脱离群众和软弱消沉。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断，鲁迅小说揭示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农民的被压迫地位是必然走向革命化的，他们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的真正的动力，但对现实没有坚定的认识的觉醒的知识分子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本身也有着弱点的农民的革命的积极性，一种更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即无产阶级必然走上革命舞台。堪称政治革命研究范式经典之作的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注：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汇编》第五卷第715-736页。）一文，就系统地阐发了以上观点。在陈涌看来，除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之外，差不多所有我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都在鲁迅小说的艺术画卷里得到了形象的表现。让研究者们欣喜若狂的是，鲁迅小说所揭示的政治观点与领袖的英明论断完全吻合。为了全面地论证这种惊人的“吻合”，不少研究者不惜一厢情愿地将两者修正榫接得“天衣无缝”。比如农民问题，鲁迅和毛泽东都确实相当关注，但前者更多地关注农民的负面，后者更多地关注农民的正面，于是研究者就通过巧妙地拔高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以谋求自以为是的一致。临死还沉沦在精神胜利法泥淖里的阿Q，为了取悦围观的看客说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竟被解释为意识到“追求翻身解放的穷苦农民，一定会前仆后继，奋斗不止的”。无知的祥林嫂询问人死之后有否灵魂，被说成是“祥林嫂的倔强的性格的最后闪光。这闪光有力地表示了封建宗法统治，已经在这个善良受害的劳动妇女的思想里开始动摇，丧失了它的‘神圣’的威力”。更有甚者，称祥林嫂“在临死以前，对于旧的统治秩序，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怀疑和否定”。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并非个别现象，这表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已在政治狂热中使鲁迅小说研究走向了一种非学理的偏颇。
这种偏颇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匡正。但是，在部分老一代鲁迅研究者中，思维习惯已成定势，把鲁迅小说框定在政治革命的模子里解读，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排斥其它研究范式，这种现象在八十、九十年代仍有不小影响。时至1991年，陈涌、黄源两位老同志在纪念鲁迅11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的书面发言中（注：陈涌《有关鲁迅思想的几个问题》，黄源《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收入论文集《空前的民族英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仍信誓旦旦地坚称“在目前更重要的是防右”，坚定不移地维护他们所认定的鲁迅研究的政治方向。
二
将鲁迅小说与中国思想革命结合起来考察，这种研究范式滥觞于“五四”时期。鲁迅在文坛亮相伊始发表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体现出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在“五四”这样的思想革命的呼声响彻云霄的特殊时期，尤其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读者敏锐地捕捉到了鲁迅小说中先声夺人的思想锋芒，并及时地作出了反响。傅斯年在1919年4月读罢《狂人日记》，激动万分地写道：“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是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我们最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注：孟真（傅斯年）《一段疯话》，《汇编》第一卷第9-10页。）这种感受至今读来仍让我辈有春风拂面的快慰。这种直觉把握之鲜活，不仅显示出一个“五四”青年的敏锐感受力，更预示了鲁迅作品深刻思想内涵的强烈感召力。同年11月，因提出“打倒孔家店”而名声大噪的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尖锐、鲜明地凸现出《狂人日记》的反封建思想内涵，揭下封建礼教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接将鲁迅小说与反封建思想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呐喊》刚出版时，影响很大的《民国日报》盛赞其为“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注：记者《小说集〈呐喊〉》，《汇编》第一卷第33页。），也主要是因为《呐喊》高标独举的思想风范给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界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力。这些足以说明，鲁迅小说面世后的最初反响，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深邃独特的思想底蕴。
但是，鲁迅小说研究史发轫之初显示出的对鲁迅小说思想性的敏锐感应，没有在此后的研究中得到坚实的承续和发展。远在鲁迅成为文坛注目的中心之前，政权的更迭就成了动荡的中国最富吸引力的中心问题。这种大背景下，人们无视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对待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满足于将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与时代最关切的问题进行简单地对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40-60年代，大量标明论述鲁迅小说思想性的论著，其实根本上只是在反复地鉴别鲁迅小说的政治倾向，像那些论述《呐喊》、《彷徨》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故事新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都可以归结到前文所述的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中去。一旦“思想”被简化为“政治思想”的同义语，所谓的思想研究，其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对鲁迅小说思想性的论述中，主要采用的是“世界观”、“进化论”、“阶级论”、“个性主义”、“集体主义”等侧重于衡量政治表现而无力阐发思想深度的概念术语，关注的中心是鲁迅的思想从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这个过于“大众化”、“普泛化”的思想研究框架显然无法还原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独特魅力，充其量只能勾勒出一个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形象。虽然三十年代的李长之、四十年代的平心、五十年代的胡风、冯雪峰等学者曾在对《阿Q正传》等作品的分析中，注意到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立人”思想的特异之处，但将鲁迅的小说与中国思想革命的深层次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全面、深入地系统研究，这个使命还要在“文革”结束后，由八十年代在学术界脱颖而出的新锐学者来完成。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无疑是王富仁。
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大潮中，“五四”越过历史的重重幕障，再度成为激活知识分子思想的灵感源泉。鲁迅作为“五四”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倍受学人青睐，亦符合最基本的逻辑。但“文革”后，解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拨乱反正，而鲁迅在畸形的年代里“扮演”着整人的工具和打人的棍子的角色，对政治斗争的普遍厌恶滋生出的对风云人物的逆反心理，使一度一枝独秀大红大紫的鲁迅在八十年代民众中的威望降到一个低点，从这种背景来看，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注：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委实称得上鲁迅研究界拨乱反正的扛鼎之作。这部著作是对鲁迅小说政治革命研究范式的适时而坚实的反拨。
王富仁在对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严格区分中系统地构建起自成体系的研究范式。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积习的中国，思想革命是比政治革命更加漫长、更加艰巨的工程。顺应历史潮流，为政治革命作出贡献，是大多数优秀知识分子都能做到的，而能以自身的独特思想魅力为一个民族的思想走向现代化建立一座巍峨的丰碑，却绝非靠抛头颅洒热血的政治热情就能成就。如果鲁迅思想的伟大性就在于他比中国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都在更大程度上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鲁迅小说的思想深刻性在于它比任何一个中国作家的小说都全面深入地诠释印证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那么鲁迅及其小说也就丧失了独立的思想价值。这正是王富仁在鲁迅小说研究中，指出政治革命研究范式的不足而建立思想革命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王富仁认为不应当以中国政治革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的某些结论来说明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而应当首先以鲁迅当时的实际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依据来发掘鲁迅小说的思想风貌。鲁迅没有承袭晚清的谴责小说的传统，集中暴露官场的丑行和政治的腐政，也没有像梁启超的政治小说一样重点宣传新的政治理想，而主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提出反封建问题。《狂人日记》对封建主义的抨击，不集中于它的政权形式，不着眼于政治状况，而将重心放在这种制度赖以存在的思想支柱上。《孔乙己》也不重在揭露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而是生在暴露封建等级观念的极端残酷性。这种封建等级观念使《白光》中的陈士成发疯致死，使《故乡》中的迅哥儿与闰土之间的友谊无可挽回地终结，使《离婚》中的爱姑在七大人面前骤然失去了继续抗争的勇气。《药》的重心不是表现革命者的脱离群众，夏瑜身陷囹圄还在向狱卒宣传革命道理，没有理由责备他不发动群众，作品的重心是表现群众的不觉悟，即使写了政治革命，也主要是从思想革命对政治革命的制约这个角度写的，强调的是思想革命，鲁迅没有像后起的革命家一样居高临下地指责革命者的弱点，而是呼吁人们重视思想革命以改变这种沉闷的思想状况。《阿Q正传》也是从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的角度来总结其失败教训的，只重政权更迭而不重视思想革命，阿Q即使革命成功了，也只能成为赵太爷。总之，鲁迅以他的小说创作，有力地表现了中国思想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样看来，鲁迅前期思想深处的观念意识就不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不是被压迫的农民的革命思想，而是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而且，王富仁还通过对鲁迅小说艺术表现的独特性与思想革命主题相吻合的探究，使其研究范式更富有理论自足性。比如，与思想革命的主题相适应，鲁迅小说把环境展现放在了第一位，正是对当时思想环境的整体描绘（而不是某个侧面），使鲁迅小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王富仁这部堪称八十年代鲁迅小说研究最富革命性的著作，以其宏阔的视野、绵密的逻辑、精深的细读，经爱住了来自各方面的考验，虽然一些研究者对其进行措辞严厉的批评，但批评者只是以重复没有生命力的老观念来拒斥新的探索，相比之下，从学术研究的意义来衡量，这类批评文章甚至缺乏学术对话的起码水准。
自王富仁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对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作了新的审视与思考之后，随着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反思的不断深入，思想革命的内涵不断得到拓展，远远超出反封建的层面，更多的研究者开始从主体精神的自由、观念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新的层面探究中国思想革命的历程。这样，鲁迅小说之于中国思想革命的意义，也得到了新的阐发。这种学术发展趋向虽然是思想革命研究范式的自然延伸，但已更多地侧重于对鲁迅的主体意识的探究，也更多地注入了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意识，总体上说已是属于主体意识研究范式了。
三
鲁迅的时代是倡扬自我的时代，鲁迅的小说创作不能不是一个敏感多思的杰出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集中体现。但是，或许多灾多难的中国在本世纪面临的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太多太迫切了，研究者面对鲁迅这样的世纪伟人时，均更多地以关注社会的激情从外部认识史的角度去阐释其作品，而“无暇”从自我精神史的角度全面把握其作品的意义。当然，这方面个别的零星的论述并不少见，像周作人从鲁迅小说中读出鲁迅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曹聚仁认为吕纬甫就是鲁迅，甚至鲁迅也就是阿Q，这里暂不追究他们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其思路其实就是典型地从鲁迅的主体意识返观其小说创作。二十年代张定璜的《鲁迅先生》（注：张定璜《鲁迅先生》，《汇编》第一卷第84-88页。）和三十年代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注：李长之《鲁迅批判》，《汇编》第一卷第1110-1132页。）也都偶有对鲁迅主体意识的精彩描绘。但是，系统地全面地将鲁迅的主体意识与其小说创作结合起来考察，建立完整的主体意识研究范式，还要到八十、九十年代。汪晖、钱理群、王晓明、孙郁、薛毅、吴俊等学者的鲁迅小说研究成果，共同构筑起了鲁迅小说研究的主体意识范式。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汪晖。
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注：汪晖《反抗绝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无疑是又一部继王富仁的著作诞生后迄今最为坚实的鲁迅小说研究力作。汪晖的这部著作首先以构建新的研究范式的气魄和胆略，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政治革命研究范式和思想革命研究范式的致命弱点：把鲁迅小说的整体性看作是文学反映对象的整体性，即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不是从内部世界的联系中寻找联结这些不同主题和题材小说的纽带，不论是政治革命研究范式还是思想革命研究范式，都没能从内部提供鲁迅小说作为完整的文学统一体所必须具备的统一的基调和由此产生的语气氛围，也没能追寻到任何一部艺术史诗固有的内在精神线索及其对作品的基本感情背景和美学风格的制约作用。汪晖认为，这两个方面显然不决定于现实本身，而决定于创作主体对现实的感受，也就是说，鲁迅小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这一外部世界情境的认识论映象而且也是鲁迅这一具体个体心理过程的总和或全部精神史的表现。前述的两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重在考察鲁迅对中国社会的理性认识在小说中的体现，虽也注意到鲁迅某种精神状态对某些具体作品的影响，但其意识重心还是以一些外在于鲁迅的普泛性概念如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为理论试金石，测试它们在鲁迅小说中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这样，鲁迅小说作为作家心理史的自然展现必然具有的贯穿始终的精神发展线索却被忽略了。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切入分析鲁迅小说，恰恰是为了说明作家的主观精神结构的内在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来自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对于过渡时代的中国的全部复杂性的精神承担，鲁迅的小说深刻地表现了这种双重的复杂性。通过一番疏理，汪晖自然将鲁迅小说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转移到主体意识方面。
汪晖用“历史中间物”这个概念在鲁迅小说世界的复杂的精神特征与鲁迅的主体意识之间找到关联的纽带。中间物意识既是处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动荡和碰撞中的知识分子的深刻的主体意识，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矛盾的心灵折光。把鲁迅小说放在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封闭社会走向世界文明的总体文化背景上，就可以看出，它展示的正是历史中间物对传统社会以及自我与这一社会的撕拉牵扯盘根错节的搏斗过程。从狂人的恐惧和发现，到夏瑜的奋斗和悲哀，到N先生的失望和愤激，到吕纬甫的颓唐和自责，到疯子的幽愤和决绝，到魏连殳的孤独和复仇，到涓生的绝处逢生的希望和绝望，构成了鲁迅小说的一条清晰的内在感情线索。这一系列人物形象以及《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故乡》、《祝福》等作品中的“我”所构成的形象体系，共同体现着历史中间物的主要精神特征；与强烈的悲剧感相伴随的自我反观与自我否定；对“死”（代表着过去、绝望、衰亡的世界）和“生”（代表着未来、希望、觉醒的世界）的人生命题的关注；以乐观主义为根本的“悲观主义”的认识。这些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初体现者的觉醒知识分子，却无法成为这一进程的胜利的体现者——这正是中间物意识在小说中的体现。中间物意识奠定了鲁迅小说的总基调：这是一曲回荡在苍茫时分的黎明之歌，从暗夜中走来的忧郁的歌者用悲怆、凄楚、嘲讽的沉浊嗓音迎接着正在诞生的光明。作为小说创作主体的鲁迅，以向旧生活诀别的方式走向新时代，这当中不仅有深刻严峻的审判和热烈真诚的欢欣，而且同时还有对自身命运的思索，以及由此产生的既崇高又痛苦的深沉的悲剧感。在这种研究范式中，凸现出来的是，鲁迅这个独特的创作主体的凝聚着众多社会历史矛盾的中间物意识的自觉而又深刻的感受。
王晓明的关于鲁迅是本世纪最痛苦的灵魂的论述（注：王晓明《潜流与漩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孙郁的关于鲁迅是本世纪最忧患的灵魂的分析（注：孙郁《二十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钱理群、薛毅的《〈狂人日记〉细读》、《〈孤独者〉细读》、《无物之阵——论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双重主题的变奏——论〈呐喊〉〈彷徨〉等论文》（注：这几篇论文均收入论文集《无词的言语》，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都是更多地立足于对鲁迅的主体意识的阐发，可以看作是对主体意识研究范式的适时有力的补充与深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鲁迅的小说中读出了鲁迅的深邃和复杂，鲁迅的主体意识的方方面面都得到深入细致的挖掘。鲁迅的生命意识、鲁迅的悲剧意识、鲁迅的性爱意识、鲁迅的荒唐意识、鲁迅的超越意识、鲁迅的自由意识……等等等等都被从鲁迅小说中“提炼”出来，几乎一个现代人的主体意识结构中所能具有的层面和所能达到的深度，都能从鲁迅有限的几篇小说中得到回应。这一方面说明了鲁迅丰富复杂的主体意识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探究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研究者在阐释过程中有注入自我意识进行不恰当发挥的的可能。尤其是作为对长期以来研究活动非自我化的反拨，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更加突出研究主体的自我意识，在文学研究界，诸如“我评论的就是我”、“对名作的解读就是心灵的冒险”等口号曾一度深入人心。当研究活动不再把重建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摆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将学术研究视为研究者自我精神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时，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度如何把握，就真正成了一个问题。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和思想革命研究范式过于受政治和思想的干扰而偏离真实的鲁迅相仿，主体意识研究范式也可能过于受研究者自我意识的干扰而使研究者心目中的鲁迅偏离真实的鲁迅。九十年代以来渐成气候的形式意义研究范式，注重文本分析，一切从原著出发，把研究重心转移到研究对象上，对主体意识研究范式的偏颇作出了适时的纠正。
还要补充指出的是，与前两种研究范式很难将《故事新编》纳入到以《呐喊》、《彷徨》为基准构建的理论体系中不同，主体意识研究范式以其理论体系的自足性，使《故事新编》作为鲁迅小说创作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得到更富有成果的研究。从主体意识的意义上看，《故事新编》是用历史本文来书写个人的“精神自叙传”，也就是说，鲁迅通过对神话、传说、历史的重构来展叙自己的精神历程。与《呐喊》《彷徨》显示出的反抗绝望的主体精神意识相一致，《故事新编》中的鲁迅“从我们民族最根基的地方出发来与虚无拚搏，消解它、超越它，为自己或人类的存在索取意义”（注：陈改玲等《〈故事新编〉的总体构思和多层面阅读》，《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
四
鲁迅毕竟是一位文学家，对其小说创作的艺术形式进行分析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只不过受我们文学传统中重内容轻形式的文学观念的制约，对鲁迅小说艺术形式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在鲁迅小说研究领域，迄今还没有一部成体系的形式意义研究专著。笔者目前正在研究中的课题《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是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因此，虽然对于鲁迅小说艺术形式进行论述的相关论著为数不少，但它们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作支撑，而且在成果形式上看多与前三种研究范式扭结在一起，并没有系统性和独立性，称其为形式意义研究范式，还比较勉强。不过，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从形式入手论说鲁迅的小说，毕竟一直伴随着鲁迅小说研究史，而且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呈大幅度上升趋势，正如钱理群、王得后在《近年来鲁迅小说研究的新趋向》（注：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小说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和王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连载十一），《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2期。）中所分析和预示的那样，对鲁迅小说的形式研究，将是鲁迅小说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新趋势，故备此一说。
鲁迅的小说诞生之初，其形式的特别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1919年，傅斯年就因“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而称《狂人日记》为“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注：记者（傅斯年）《〈新青年〉杂志，《汇编》第一卷第8页。）。茅盾在《呐喊》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就撰文指出，“《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注：雁冰《读〈呐喊〉，《汇编》第一卷第35-36页。）。黎锦明的文章肯定鲁迅小说的语言特色和文体修养，称其为体裁家(stylist)（注：黎锦明《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汇编》第一卷第274页。），鲁迅对此颇引为知己，称“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及其作品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作中亮相，即在1927年谭正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中，鲁迅的小说得到很高的评价，《呐喊》被誉为“是一部永久不朽的作品”，其首要的原因亦是其“用笔冷诮暗讥，有特别风味”（注：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节录），《汇编》第一卷第247页。）。甚至与鲁迅积怨甚深，对鲁迅的人品及作品的思想内容持否定意见的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等右翼文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对鲁迅小说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予以肯定。如陈西滢表示的“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注：西滢《闲话》，《汇编》第一卷第148页。），显然就是对鲁迅小说完美的艺术形式的膺服。这些足以说明，鲁迅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并不逊于其思想魅力。
对鲁迅的某篇小说的某种表现形式作具体分析评价的论文，在鲁迅小说研究史上是数不胜数的。早在三十年代，许钦文就从“所提及的时地短小”、“穿插得变化多而切合”这些方面分析《示众》的结构样式（注：许钦文《〈示众〉的描写方式》，《汇编》第一卷637页。），李长之则从“从容的文笔”、“深刻的经济的艺术手段”、“转折”、“活的语言”等方面分析《阿Q正传》的艺术形式（注：李长之《〈阿Q正传〉之所评价》，《汇编》第一卷第698-706页。）。大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在鲁迅小说研究领域有过切实贡献的陈涌、巴人、王瑶、林非、吴中杰、陈鸣树、林志浩、鲍昌、邵伯周、钱理群、王富仁、杨义、汪辉……等等专家学者，都对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有过或多或少的阐发，只不过相关的论述，或受制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旧框架而将形式问题简单化地等同为文章作法、修辞运用等基本技巧，或受制于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因研究旨趣不在形式研究本身，致使形式分析屈从于固有的理论体系，这样对有利于印证支撑理论预设的有关形式分析虽然很精彩（如王富仁、汪晖在博士学位论著中分析对人物与环境关系和叙事方法的论述），却未能从总体上全面地描述鲁迅小说的形式魅力。
首先为鲁迅小说形式研究提供坚实的学术成果的，还是国外的鲁迅研究者。这一方面因为国外学者远离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无法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变迁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对国内学者无法淡忘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等时代话语缺乏感同身受的浸染，更没有责任和义务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为宣传革命家、思想家的鲁迅服务，因而在其研究中更偏重于小说形式；另一方面因为本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界风起云涌的形式主义浪潮为他们的小说形式研究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操作程序上的便利。下面不妨就几位代表性学者的有关成果略作撮要介绍。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哈南的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注：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293-3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版。），堪称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哈南这里所说的技巧，与我们写作学意义上的技巧不同，按他的说法，指的是“技巧的总和”，即小说中除了“一堆经历”之外的一切重要因素。在哈南看来，由于鲁迅认真对待技巧，才使他所写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全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表现力的作品，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一次新的技巧的探索，都是力求使形式完全适应主题的一次新尝试。前苏联学者谢曼诺夫的长篇论文《鲁迅的创新》（注：谢曼诺夫《鲁迅的创新》，同上，第179-227页。），虽有不少我国六十年代研究界盛行的大而无当的空洞结论，但对鲁迅小说的体裁、结构、语言等的阐述不乏新见。他在中国古代、近代小说的历史联系中指出：“在长篇小说统治了文坛五百年之后，鲁迅又在新的基础上复活了短小精炼的体裁形式”，“《呐喊》结构上的简单暗含着作者想不顾一切技巧而从旧标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鲁迅小说的特点是有丰富的‘潜台词’……形象的多义性常常起着显示心理活动的重要作用，而且不少情况下是以语词的多义性为基本形式的”。捷克学者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注：雅罗斯拉夫·普实克《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同上，第465-471页。），对国内学者并不重视的鲁迅的早期文言小说《怀旧》作了别出心裁的论述。这篇论文认为，鲁迅在《怀旧》中，“非常敏感地使用活的语言，并具有感知和表现情感的每一种基调和细微差别的天赋本领”，“不借助于解说性的故事框架来表现主题”，“不靠故事情节这层台阶而直接走向主题的中心”，以“突出的回忆录性质和抒情性质”，区别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与欧洲文学中的最新倾向颇有共*
之处”。美国学者李欧梵的专著《铁屋中的呐喊》（注：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地发展小说叙述者复杂艺术的第一人”，对鲁迅小说中复杂的叙述者及其艺术效果作了条分缕析的阐述。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专著《“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注：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将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的知识与方法引入鲁迅小说研究，以细密的考证与深入的阐释对鲁迅小说中的原型意象作出了独特的分析。另外，美国学者威廉·莱尔的论文《故事的建筑师 语言的巧匠》（注：威廉·莱尔《故事的建筑师 语言的巧匠》，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334-3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版。），新加坡学者王润华的《鲁迅小说新论》（注：王润华《鲁迅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都对鲁迅小说的形式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见，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文体的自觉和学术界对形式的敏感，国内的鲁迅小说形式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从语言学、叙述学等方面对鲁迅小说进行新的阐释的论文越来越多。当俄国形式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不仅仅作为时髦趋势的新理论被生硬地引用，而是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文学观念的更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坚持内容在文本中所处的决定地位，认识到形式更深刻地反映文化对文学文本产生方式的制约力和推动力，鲁迅小说形式研究的不断引向深入并呈繁荣趋势，自在情理之中。当然，系统地疏理、挖掘鲁迅小说中具有理论生长点的形式意义并不容易。如何缝合现代小说形式理论与鲁迅小说创作实际之间的缝隙，做到立论时既言之成理又言之有据，并据此凸现出鲁迅小说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意义，是确立形式意义研究范式所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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