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倭仁与咸同政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局论文,理学论文,家倭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乌齐格里氏。他自道光九年（1829年）中进士步入仕途，至同治十年（1871年）病逝，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活动达40余年。尤其在晚年充任同治皇帝师傅，官至工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深为清廷倚重。倭仁品行端谨，终生笃守程朱理学并力倡之，清人匡辅之称其“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必推公为首选。”（注：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续碑传集》卷五。）对于倭仁这样一个晚清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状，迄今为止，史学界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从倭仁与咸同政局方面的一些问题作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
嘉道年间，清王朝的“盛世”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孕育和蓄积于上一世纪的种种社会矛盾，已从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等各个方面显现出来。由于官府和地主劣绅的强取豪夺而陷入贫困饥饿深渊的广大农民纷纷揭竿造反，用武器批判封建统治者的昏聩贪贿，并日趋发展。与此同时，以训诂考据，解经治经而盛极一时的汉学亦失去往日的光辉，走上末路。这种以脱离现实政治斗争为特征的汉学，尽管在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方面取得重大成绩，但在封建统治面临危机面前却毫无作用，一筹莫展。在这种形势下，清朝统治者又把为清初统治者所提倡，但因汉学兴起而一度被冷落了的程朱理学抬了出来，试图重振理学旗帜，用其统一和钳固人们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氛围下，倭仁开始走上他的“科举仕进”之路。
倭仁自称“蒙古世仆”（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生于河南，其家属河南驻防军。他虽是蒙古族，但他不是靠蒙古王公的世代承袭或门户荫典而获取的高位，走的仍是一般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官场的道路。清代沿袭明制，科场内容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作为依据，倭仁作为少数民族与其他士子相比，对汉文经典的研习就要下更大功夫。道光九年（1829年），他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时年25岁。28岁时，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此后长期在翰林院供职。他不同于当时有些人只把研习理学作为通往官场仕进的敲门砖，达到目的就将其置之脑后，而是“于程朱理学有特殊癖好”（注：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他笃信理学，把理学视为“身心性命之旨”（注：杨益茂、钟康模：《倭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七卷，第81页。），安身立命之基，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尽管他仕途平坦，一帆风顺，但他对理学的研习仍孜孜以求，一直没有倦怠。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著名理学家唐鉴由江宁藩司入京任太常寺卿。唐鉴（1768—1851年），长沙府善化县人，曾主讲钟山书院，倭仁与曾国藩、何桂珍等慕名前来从之“讲求为学之方”（注：《曾文正公年谱》，道光21年。）。唐鉴治学宗程朱，强调“居敬穷理”，讲求“省身”、“持敬”、“力行”，且辨学甚严，对陆王心学、汉学都持排斥态度，属理学主敬派。他的这种治学思想和态度给了倭仁极大的影响。在唐鉴的诱掖下，倭仁恪守“居敬穷理”、读书涵养的正宗理学训条，潜心钻研，渔猎不休，达到镂骨铭心的程度。唐鉴对他颇有好感，说他“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注：《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92页。）曾国藩因与倭仁同师唐鉴，加之二人情趣相投，关系十分密切。他在谈到倭仁时也说：“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0页。）对照倭仁的日记，以上说法并无言过之词。倭仁《日记·丙午以后》云：
遇难处人，惟反身修德而已，在人身上较是非，必至决裂。
事亲岂可使人为之，勉强改此，犹有卸肩意。
贪鄙之行致儿效尤，白之于众，冀相惩戒。
室人讥予多言，隐着怫然，方望一家迁善，而恶闻己过，何悖甚也！
利心最害事，若实见得义理重，则财利自轻。夷齐让国，求仁得仁，饿死何妨！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满腔恻隐之心也。不问世道人心如何，这一幅与人为善热肠断冷不得。
不令一毫烦心事到亲心上，属家长共体此意。
处顺境惯，才拂意便不释然。气质驳杂，天性浇漓，再不努力，终无为人之日矣。自责自省，惟恐戾气之隐生也。
奋发只是意气，不加涵养，流为暴戾可惧也。（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四。）
由上不难看出倭仁是十分虔诚地按照儒家的道德伦理，进行“慎独”即“正心修性”的。倭仁认为“人心之敝，莫甚于妄念，妄念不除，怨尤斯起。”（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四。）因而他极力主张“存天理于未发”、“遏人欲于将萌”，将不符合正宗理学的一切“妄念”遏制在萌芽状态，以使自己的思想言行合乎封建理学的规范，同时将学术与治术结合起来，逐步体验和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对于倭仁的“修养”功夫，曾国藩十分佩服，他在日记中写道：“见其孝弟之情，恳至流溢，钦仰之至。”（注：《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34页。）在倭仁的带动下， 曾国藩“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0页。）曾国藩将自己的日记拿给倭仁阅看，倭仁在日记上写上这样的话：“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尽净，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注：《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33页。）， 表明自己要为理学“努力向前”、“完养精神”，甚至要脱胎换骨的志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苦心孤诣、潜心于程朱理学的探究，倭仁“建立起以程朱道德论为中心，包括政治观、方法论在内的理学主敬派思想观点。”“成为继唐鉴之后清末理学主敬派的又一位代表人物。”（注：史革新：《倭仁与晚清理学》，《中州学刊》1998年第4期。 ）在京师“讲求宋儒之学”的人中已经颇有名气了。
理学主敬派讲求“身心克治”的出发点是为了“正心”。在他们看来，天下国家兴亡安危是靠人心来维系的，而人心的善恶则取决于学术的正邪。唐鉴说：“夫学术非而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也”（注：唐鉴：《同朝学案》提要。）。把世道的乖漓，纲常伦纪的沦丧看成是由于人心改变造成的。倭仁在指出“妄念”为人心之大弊，特别强调说：“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先生首从此处提醒而返观默证，递举守分安命之语，与诸葛武侯淡泊明志正同。最足发人深省。”（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四。）即主张人们要服从命运的安排，恬静寡欲，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如果联系当时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不难看出，倭仁等提倡的“正心修性”决不仅仅是按照程朱之理进行的个人道德修养问题，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看到世风在变，人心在变，因而主张通过“正心”来挽救封建社会的颓势。对被统治者来说，则通过“正心”使之成为清政府统治下的“守分安命”的顺民；对各级统治者来说，则通过“正心”、“克己”和“自律”进一步整肃吏治，缓和因官场腐败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起到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纪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
二
倭仁继承了自朱熹以来的道统，把自己的言行纳入理学的道德规范，追求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传统道德的高度一致，同时将道统与治统相结合，扩展进入到政治领域，主张“修身养性”与“治国平天下”的统一，实现儒家“德治”的政治统治局面，将其作为业已衰落的封建国家“挽回风气”得以自强的根本。他在咸丰朝的几篇奏疏，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思想特色。
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文宗奕詝即位。御极之初，内忧外患一并袭来。俄国觊觎我国东北，英国侵扰东南沿海，而列祖列宗的弊政积至此时亦呈积重难返之势。而对这衰微不振的政治局面，奕颇想振刷纲纪，除弊起衰，于是下诏征询治国良策。倭仁踌躇满志，上《应诏陈言疏》。奏疏中说：“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通过君子小人之辨，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人才观。倭仁认为：“大抵君子朴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己。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徇者，君子也；依违两可伺候人主喜怒以为趋避者，小人也。谏争匡辅为朝廷补阙拾遗者，君子也；迁就逢迎导人主遂非长傲者，小人也。进忧危之议，悚动当宁之敬心者，君子也；动言气数，不畏天变以滋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倭仁强调指出，欲求知人之道，“惟皇上好学之心勤求不怠”。并引用前朝典故，建议咸丰皇帝“延访真儒，讲求研究，务尽其理。”一言一行皆应以理学为准则，“非圣之书屏而弗读，无益之事戒而弗为。”从而使辅弼得人，达到天下大治。（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把人君“修养身心”，看作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显然，倭仁提出的施政主张仍然是程朱理学道德论在政治上的延伸。这对于急于起积弊于当时的咸丰帝来讲是缓不济急，但出于虚怀纳谏的政治需要，仍对倭仁予以褒奖。不久，倭仁外放新疆叶尔羌帮办大臣，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倭仁在叶尔羌帮办大臣任上又上了《敬陈治本疏》，它堪称《应诏陈言疏》的姊妹篇。在这篇奏疏中，倭仁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人君通过施行“德治”达到天下大治的理学思想。
倭仁开宗明义，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无忧虑地说：“伏见我皇上践祚以来……乃中外之玩愒如故，人才之委靡依然，寰海望治之心犹未能畅然满志者，何哉？或曰：积重难返也，辅弼乏人也。固也，而非本原之论也。志不期于远大，政以苟且而自安，意不极于肫诚，事以虚浮而鲜效”，指出要扭转“当今之极弊”，必须从根本抓起。（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那么，什么是为政之本呢？倭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通过“深察密省，事事与唐虞互证”，找出自己的不足，“由是因愧生奋，因奋生厉”。
二、“择同心同德之臣，讲求治道，切劘身心，由穷理修身，以至于治平天下。”他特别强调说：“此其机，操之圣心而有余，即推之四海而无不足，所谓志定而天下治成也。”
三、“理财为今日急务，节用尤理财要图”。皇上要“以身作则，力行俭约，为天下先。”“申谕廷臣将一岁度支出入之数通盘筹画，自宫府内外，大小衙门，凡可裁者，概行裁省。”“务量入以为出，勿因出而经入。服色器用既已明示限制，必须令行禁止，有犯必惩，使朝野臣民，共晓然于恐惧修省以实不以文之意。”他满怀信心地说：“一人震动恪恭于上，庶司百僚实力奉行于下，自足挽回风气，移易人心”，“天下有不率从者哉！”
四、杜绝“言利之门，奖励洁清之士。”
五、“讲明正学，兴贤育德，以储桢干。”
倭仁认为在这几项中，立志最为重要：“惟圣志断以不疑，斯庶绩可次第而理。”（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
从修明政治的角度，倭仁奏疏中提出的问题不全是无关紧要，其中有些建议从历史上看确实曾是涉及王朝兴衰的根本问题，但对年轻的咸丰皇帝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清政府的财政拮据，如何将爆发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 日）并已成燎原之势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仅以财政为例，早在道光三十年，清政府财政窘迫的情形，“即已日甚一日。”据有的学者统计，截止当年十月，银库实存现银只有187 万余两；如果再把已拨未解和起解在途的白银共225万余两加上，也只有412万余两。（注：宓汝成：《清政府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及其后果》，《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这些库存，仅相当于康熙四十八年库存的百分之八；乾隆四十六年库存的百分之五点七。实际上已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将其扼杀在摇篮中，从全国各省调兵围剿、堵截。在1851年头九个月里，已耗银620余万两。以后又先后筹拨广西、湖南、 广东三省军需，以及湖北、江西、贵州三省办理防堵，共计用银1800多万两。（注：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七。）因而，使得财政开支顿时增大起来。据咸丰三年六月十六日上谕：“近复军兴三载，糜饷已至2963万余两。部库之款，原以各省为来源，乃地丁多不足额，税收仅存虚名。”（注：《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九七。）一方面是不断扩增的“例外拨用”——因接连对太平军用兵而激增的军费，一方面是财政来源枯竭，库储空虚，在这种财政陷入了极端困境的非常时期，倭仁提倡的“伏愿皇上以身作则，力行俭约，为天下先”，“勿量入以为出，勿因出而经入”，只能是一种主观臆断和迂腐的说教，与急需解决的“饷绌”实际问题相差甚远。这也是倭仁崇尚的程朱理学的弊端所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颜元抨击理学“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于“经邦定国，毫无助益。”（注：转引自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第724—725页。）如果从理学空谈性理，无裨实用的角度来看，确是至论。被太平天国运动烈火搅得焦灼不安的咸丰帝对此奏疏极为不满，他批示道：“倭仁奏敬陈治本一折，意在责难陈善，其言尚无不合。惟朕特授倭仁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原使其扬历边疆，俾资练习。今观所奏，仍系统论治道，并未及边陲切要情形，岂忽近图远，转以职守为无关轻重耶？嗣后总宜留心边务，实力讲求，于任内应办事件，毋稍疏忽，如有地方要务，切实敷陈，朕亦可验其学识，毋得徒托空言，致负委任。”（注：《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六一。）咸丰帝对倭仁的批评还是切中要害的，而“统论治道”、“忽近图远”等也确是倭仁及其代表的理学主敬派的一个特点。咸丰皇帝本人对理学中人一直有看法，他在召对吴廷栋时，问他：“何以学程朱者多迂拘？”（注：吴廷栋：《拙修集》卷一。）便是他的这种思想观念的自然流露。因此，在咸丰一朝，倭仁及其理学中人，一般未能得以重用。即使有人被拔擢任用，也是宗法理学，但不受其范围的“经世致用”之才。这种情况，直到“辛酉政变”之后才发生较大的变更。
三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身患虚痨的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在。九月，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发动政变。随着政局的重大变化，倭仁的仕途进入黄金时代。
倭仁将被重用的信号是当年十月以朝廷正使身份出使朝鲜，宣告同治帝即位。他在赴朝途中写的《过摩天岭》，颇能反映他此时的心境：
置身上接九霄近，回首下看群鸟飞。最喜晴和天气好，征途日日沐恩晖。（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
同治朝与咸丰朝相比，对其用人政策的调整和修补之处，就是对理学中人擢升重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造成崇尚理学的风气，以强化理学在思想和学术界的统治地位，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倭仁擢工部尚书。不久，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前因皇帝冲龄，亟宜典学，兹复特简工部尚书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堪膺师傅之任，著授皇帝读。”（注：《清史列传》卷46，《倭仁传》。）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给予紫禁城骑马的殊荣。七月，授协办大学士，又升至文渊阁大学士。职务一年三迁，足见清政府对他的重视程度。
如果说倭仁在咸丰朝是希图凭借皇帝“一人震动恪恭于上，庶司百僚实力奉行于下”来实现他的思想主张的话，那么，进入同治朝，随着他本人政治地位的变更，则表现为利用自己显赫的地位和掌管的权力来大力倡导理学，推行自己梦寐以求的以理学治理天下的施政主张。“正君心”仍然是实现儒家“德治”的第一要务。为了达到“启沃圣心”的目的，倭仁受命为帝傅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任盛京礼部侍郎时，摘编的古代帝王事迹及古今臣工有裨修身治国之奏议，重加精择，并附加按语进呈，恳请皇上“法其意，不必泥其迹，开卷有益，体诸身即可措诸行。”（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两宫皇太后赐其名《启心金鉴》，放于同治帝读书的弘德殿内，由倭仁进行讲解。除了讲授《启心金鉴》外，他还自编了讲义，向同治帝传授人主治天下之策，修身养性之道，察吏观人之法。讲授内容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其为人也孝弟，至本与”、“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至器之”等等（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一。）。倭仁认为，只要人君真正做到以上各点，就会出现“庶几吁咈之风，堂廉交儆，明良之庆，今古同符”（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的政治清明的盛况。
在集中了全国人才精华的翰林院，倭仁就任掌院学士后，重新制订了《翰林院条规》，用程朱的道德论要求翰林学士，造成崇尚理学的风气。《翰林院条规》称：
翰院为储才之地，夫所谓才者，谓能学大人之学，明体达用，足以济民物而利国家，非第精词章，工翰墨，遂为克称厥职也。今天子崇尚正学，敕谕讲读编检各官讲求实用，所以期望之者甚厚。上以求实，下不以实应，可乎！道只在乎伦常日用，学不外乎明善诚身，希贤希圣视自命何如耳。先贤云：‘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又云：‘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盖必由《大学》格致诚正，以及于治平之规模。切身反己，痛自省克，将名利之病根抉剔净尽，而后可以当大任，历变而不摇，故今日之翰林即他日国家之栋梁也。窃愿与诸君共勖焉。（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
在这里，道德修养既是治学的过程，又是最终的目的。《翰林院条规》要求每人“自二月朔为始，各设日记一册。每日将所言所行一一以实登载，或读书有得，及有所疑，或于时事有所见闻，均可详记。于入署日携至署中阅视，以凭考核。”并特别强调切勿“一暴十寒”，“平日尤当省察身心，迁善改过，以仰副朝廷乐育人才之至意。”（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显然，倭仁是将自己的治学经验和体会推而广之，是他讲求程朱之学主张身体力行的一贯思想在新的环境中的再现，并将道德修养进一步制度化了。
作为朝廷重臣，倭仁出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目的，对同治朝的吏治状况，表示了更多的关注。他继承了儒家“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思想，认为“自古未有民不安而能致太平者，亦未有食不足而民能安者。欲安民而足食，惟在于州县之约己寡求，爱民如子，欲与聚而恶勿施。”（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他对“小民”的疾苦比较同情，对贪官污吏的恶行极为愤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倭仁从来京的亲友处了解到河南“官民日蹙”、民不聊生情况，愤然上书清廷。他在奏疏中披露当地“钱漕之浮收日增，杂派之讹索愈甚，捐输不已，虽数十亩之地户皆勒之，抽厘不已，虽百余千之本钱亦及之。书役干没，劣绅侵蚀，名为军饷，实则中绝。”州县官以民为鱼肉，以上官为护符，上下相蒙，侵渔无已”，发出了“哀哀小民，何以堪之？其不变而为贼者几希矣”的慨叹。他指出：“河南今日官场之锢习，只曰民刁诈，不曰官贪庸，只狃于恐民之抗官，而不思民所以抗官与所以致抗之由，牵联胶固，牢不可破。”（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一针见血地道破“官贪庸”是造成“民抗官”的原因，建议清廷要“认真厘剔”，并对那些鱼肉人民的官吏予以严惩。在稍后的一篇奏疏中，倭仁指出要澄清吏治，“非大吏实心爱民，洁己率属，无以挽积习而奠民生。”（注：《清史列传》卷46，《倭仁传》。）他弹劾新授广东巡抚黄赞汤性情浮靡，在前任奉天学政时已声名狼藉，此次入觐来京，“携带厚资，广行馈送”，四处行贿，是个贪诈小人。倭仁认为这种人只不过有“欺饰弥缝”的手段，而不具备“安民、察吏、理财”的才能，所以不能委以此任。在他的严正参劾下，黄赞汤终被解职。惩治贪污、整顿吏治，尽管至关重要，但在倭仁看来，仍属“补苴张皇”，权宜之方，而非“根本大计”。为政之“本”是什么？他说：“孔子言道国之要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告齐、梁之君，曰行仁政，曰薄税敛……良以惟此为根本之计，切要之图，足以拨乱而反正耳！”（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鼓吹孔孟儒学是治本之道，威力无比，只要认真贯彻、切实施行，国计民生中的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把程朱之学的功能抬到几乎近于神化的程度。为此，倭仁主张“学术当恪守程朱，以外皆旁蹊小径，不可学也。”（注：吴廷栋：《拙修集》卷九。）把程朱理学看作唯一的“正学”，对一切与程朱相悖的学术均持反对和排斥态度， 对外来的西学更是深恶痛绝。 发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正是他上述思想观点的逻辑发展。
北京同文馆创设于同治元年（1862年），是恭亲王奕为了改变清政府对外交涉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易受人欺蒙”（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奏请清廷同意设立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起初只设有英文、法文、俄文三馆，聘请外国教习，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只相当于小学程度。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洋务派逐渐认识到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同治五年（1866年）冬，奕等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奏折称：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臣等公同商酌，现拟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赴臣衙门（总理衙门）考试；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一体与考，由臣等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期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诚以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拘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
毋庸解释，奏疏对天文、算学馆设立的原由、招生方法及办学的目的都交待得很清楚。但在坚持程朱之学的倭仁看来，有些内容简直是大逆不道。于是站在“卫道”的立场上，连上两封奏折，对奕等进行批驳。本来“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设同文馆，士大夫多守旧，以‘用夷变夏’非议者甚众”（注：徐一士：《倭仁与总署同文馆》，见《一士谭荟》。），这次倭仁以帝师之尊亲自问罪，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倭仁慷慨陈词：“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重弹“本”、“末”老调，坚持“尚礼义”、“正人心”的圣道，认为学习天文、算学是舍本求末，因此竭力加以反对。他斥责奕让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学习天文算学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4页。），表示了反对“师事夷人”的态度：“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声称“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使之奉夷人为师，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如果照此下去，将会出现“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把向外国学习与卖国投降划等号。倭仁此论一出，一批卫道士纷纷效尤。一时“京师口语藉藉”，怪论四起。有一幅对联写道：“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有人“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句：‘未同可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注：徐一士：《倭仁与总署同文馆》，见《一士谭荟》。）对同文馆大肆攻击。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奕作为领班军机大臣当然不甘示弱，立即上疏予以反驳。他重申设立天文算学馆的目的，“无非欲图自强”，而不是“空讲孤虚，侈谈术数”。斥责倭仁“以道学鸣高”，故作危言耸听之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指出“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如果听任倭仁的言论，“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力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妨碍自强大计。（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奕反唇相讥：倭仁反对我等之做法，想必有更高明的“自强”办法。如果倭仁真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我等当追随其后。但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则“实未敢信”（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
由于奕等洋务派的坚持，清廷下旨同意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结束了此次争议。但倭仁“虽迕旨，而一时清议极推服之。”（注：徐一士：《倭仁与总署同文馆》，见《一士谭荟》。）这也说明倭仁的思想观点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据奕等人奏称，由于倭仁等人的反对，使得“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通政使于凌宸也说：“天文算学招考正途人员，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9页。）”倭仁等人阻拦正途投考天文算学馆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应该指出的是，倭仁反对“师事夷人”与他痛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的民族感情有关。他说“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以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0—31页。）念念不忘国耻，具有明显的爱国思想因素。但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并不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奕等洋务派反映出的思想观点比倭仁等人有见识。倭仁由于恪守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点，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视为历史上的“夷狄”，不承认它们有什么高明之处，而“师夷”的结果只能是“以夷变夏”，后果不堪设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这反映出倭仁的思想和行状与时代的要求已大相径庭。
四
作为道咸同年间的理学名臣，倭仁为人方正，言行如一，终生“皆实力求朱子之意而力行之”（注：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续碑传集》卷五。），个人操守极严。他的好友曾国藩这样评价他：“见过自讼，言动无妄”（注：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续碑传集》卷五。）。有人曾将他与其弟子大学士徐桐作过一番比较，说：“盖仁为理学，操行甚严，馈遗纤毫不入其门；桐则取冰炭敬，弗异诸官。”（注：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69页。）在同治朝，倭仁官极一品，身居高位，权重禄厚， 但他在日常生活中仍注重俭约，深戒奢靡之习。他曾组织“吃糠会”“以厉侈靡之志，尤近今所罕见。”（注：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续碑传集》卷五。）他在家书中说：“须念物力之艰，力求俭约，勿习浮华，勿学放纵，将平日爱华靡、喜疏散种种积习全行改变。”（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尤须近正直，远邪佞，崇节俭，戒浮华，习勤劳，儆偷惰。昔人云：‘为官是苦人，做官是苦事。’以官为乐，必不能做好官也。”（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认为做官“第一要将利心打破，莫作润身肥家之计。”（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
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倭仁以帝师身份进谏同治皇帝大婚典礼应从简操办。他列举了汉文帝、明朝马皇后以身作则躬行节俭，全国效仿，蔚成风气，达到天下大治的事例，以史为鉴，阐发“崇俭去奢”对国家治乱安危的重要性。指出“方今库藏支绌”，云、贵、陕，甘地方未靖，直隶、山东、河南、浙江“民气未复”，八旗兵饷不足，“非丰亨豫大之日。”提醒朝廷“大婚典礼繁重，应备之处甚多。恐邪佞小人欲图中饱，必有以铺张体面之说进者，所宜深察而严斥之也。”他规谏皇帝“以时事艰虞为念，无以粉饰靡丽为工”，“于所有应备之物力为撙节，可省则省，可裁则裁。”（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这无疑是给一向讲求体面铺张的慈禧太后泼冷水，犯颜直谏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倭仁“方正不阿”的品格。可以这样说，倭仁的个人操守与当时的政治标准和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朝野皆以“守正不阿，清操绝俗”（注：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谓之，因此，深为一般士夫夫所折服。再加上他显赫的政治地位，各地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吏和儒家名士，从其攻程朱之学者为数不少，造成了崇尚理学的风气，倭仁为程朱理学在同治朝的重振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使业已衰落的封建国家除弊起衰是倭仁数十年坚持不懈力倡程朱理学的出发点、立足处和本质关键所在。他把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结合在一起，主张实现儒家“德治”的政治局面，强调“本末之辨”，把“正心修性”提高到本体论高度。他提出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思想观点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影响了一批正统的官僚士大夫，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倭仁病逝后，有人以联挽之曰：“肩正学于道统绝续之交，诚意正心，讲席敢参他说进；夺我公于国是纷纭之日，攘夷主战，明朝无复谏书来。”（注：徐一士：《倭仁与总署同文馆》，见《一士谭荟》。）翁同龢闻知倭仁去世，在日记中写道：“呜呼！哲人亡云，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士失所仰哉！”（注：《翁同龢日记》第二册，第853页。）便是例证。 倭仁的节操品格与当时一般醉生梦死、营私舞弊的封建贵族和贪官污吏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道德人格的力量对于抨击和矫正当时官场的奢靡颓败的风习无疑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在道德修养方面表现出的自觉的意志行为，尽管没有也不可能突破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规范，但却深刻地体现出人的主体意志结构的威力和作用。
倭仁生活的道咸同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化的急剧转变时期。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概括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为两句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下，倭仁的思想主张的保守性、落后性显得十分突出。他竭力推崇的只要封建君主实现儒家“德治”的政治局面，中国就能除弊起衰、得以自强的主张，很明显，是根本没有把资本主义列强这个已经进入中国社会的外在力量考虑在内，而这个外来势力则要“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即把古老的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现实。倭仁昧于世界大势，对当时已经起了变化的社会现实熟视无睹，仍然用固有的、传统的思想和观点去看待和解决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即“以不变应万变”，这就必然使这些思想主张脱离实际，“徒托空言”，于经世济民无补，甚至会起到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消极作用。这正是倭仁的思想主张和他终生笃信和倡导的程朱之学的弊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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