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燕[1]2003年在《人类干扰对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大熊猫栖息地不断被割裂，分布区急剧缩小，主食竹类大面积开花枯死，导致大熊猫在种群数量上发生了变化。为确切掌握大熊猫的数量、分布、栖息地环境等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管理计划，我们以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调查资料对其栖息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研究，王朗自然保护区是岷山的腹心地带，保护好这个大熊猫种群是保护大熊猫物种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估计王朗大熊猫种群数量、探讨它的生境选择和人类干扰对大熊猫及其生境的影响。 调查方法是在王朗保护区内设置样线，沿样线设置样方，在样方中收集大熊猫各类痕迹的数量、特征、空间位置和生物与非生物环境因子。 种群数量估计中，以每块粪便中BSF的平均长度作为它的BSF平均长度，采用多重比较和相似系数方法对BSF平均长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识别粪便是来自同一个体还是不同个体，从而估计保护区的大熊猫种群数量。利用生物统计学中的独立性检验判断大熊猫的出现和样方内存在的人类干扰类型和强度间是否有关。同时还利用Manly(1993)的选择指数(selection index)，定量分析王朗大熊猫对生物和非生物生境因子的选择，特别是分析如采伐、放牧、采药、偷猎、修路等人类干扰对大熊猫及其生境的影响，从而为保护区大熊猫的管理提供依据，将造成大熊猫濒危的人类干扰降至最低。 研究结果表明：1)大熊猫在王朗自然保护水平分布是极不均匀的，总体上集中在保护区管理处所在的牧羊场以下至豹子沟之间的各条沟中。以白马河为界，西部栖息地平均密度大于东部。垂直主要分布在海拔2600-2800m范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围内;2)主要利用植被类型中的针阔混交林，选择有缺苞箭竹、而且缺苞箭竹生长良好的生境，对位置和森林起源这两个生境因素的不同水平，都是随机利用，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好;3)大熊猫明显回避那些人类干扰强度大的生境(xZ二22.000，df=3，p=0.000);伐木和放牧对大熊猫食竹的生长状态有明显影响，对发生采药和偷猎的生境没有明显回避;对于人类干扰强度大的生境，大熊猫利用频度很低，干扰弱或中等时，表现出随机利用;对于没有干扰的生境，是高频利用。 总之，研究结果显示了人类活动对大熊猫取食等活动及其栖息地造成了直接的影响。要扩大大熊猫局部种群数量、改善大熊猫栖息地质量，必须要通过管理减轻人类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特别是放牧的影响。
曾娟娟[2]2017年在《放牧对王朗大熊猫栖息地及主食竹五大有机养分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及其栖息地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野外设置放牧干扰样方及大熊猫利用样方,通过对比大熊猫与放牧家畜对生境因子选择的偏好,进而揭示二者生境选择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又通过数据对比分析了大熊猫与牲畜对生境因子破坏程度的差异性。其次,我们还探究并运用国标法分别测定了缺苞箭竹竹茎、竹叶中的干物质、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粗纤维等五大常规有机养分,对比分析了两类样方中五大养分的差异性。最后,本文也研究了王朗自然保护区近年来放牧增多的原因,探究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有利于我们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保护管理对策来更好地保护大熊猫这一珍稀物种。主要取得以下结果:1、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对大熊猫生境样方和放牧干扰样方两类样方各变量的平均值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了坡度、乔木高度、乔木郁闭度、灌木株数、灌木高度、灌木胸径、竹林盖度、一年生株数、竹子株高、竹子基茎在两类样方间存在显着性差异。判别函数分析结果显示了竹林盖度、二年生株数等有更高的贡献力。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王朗保护区的大熊猫,更喜欢上层林木具有一定郁闭度、竹林盖度大,竹子高且基茎粗,坡度稍陡,灌木高且胸径大的生境。2、对大熊猫与放牧家畜对生境因子破坏程度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分别对大熊猫利用样方及牲畜利用样方间的各组变量进行了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大熊猫对竹子的采食具有选择性的,因不同竹龄、不同部位而异,被其采食后的竹林生长状况良好,而被家畜啃食践踏过的竹林竹子生长状况较差,枯死竹较多。3、五大常规有机养分的分析结果如下:本文中在大熊猫样方(70个)与干扰样方(68个)中分别对竹茎、竹叶(不同竹龄)的干物质、粗蛋白、粗脂肪等五大常规养分的含量进行实验分析。结果阐明了两类样方中粗脂肪含量为竹叶>竹茎,且一年、二年、多年生的竹叶与竹茎在大熊猫样方与干扰样方间均不存在显着差异;粗纤维含量则是竹茎>竹叶,不同竹龄的竹叶及一年生竹茎在两类样方间不具有显着性,而二年生、多年生的竹茎却存在显着差异,且为干扰样方大于生境样方;粗灰分含量为竹叶>竹茎,一年生与二年生竹叶在两类样方间不存在显着差异,而多年生竹叶、一年、二年、多年生竹茎却存在显着性;粗蛋白含量总体为竹叶>竹茎,不同竹龄的竹杆在两类样方中不存在显着差异,而不同竹龄竹叶,仅有多年生竹叶在两样方中存在显着差异;干物质含量为竹杆>竹叶,两类样方中,不同竹龄竹杆的干物质含量均不存在显着差异,而不同竹龄的竹叶,仅有多年生竹叶在两类样方间具有差异性,且为大熊猫样方大于干扰样方。4、文中还探讨了王朗自然保护区近年来放牧牲畜现象增多的原因,除了保护区自古就有放牧的传统之外,可能还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国家政策的影响,1998我国两大生态工程的实施(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对我国大熊猫保护事业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对天然林的禁伐、保护,使得人们无法再从事与采伐相关的行业而获取相应的经济收入,因而畜牧业就成了替代性的产业,成群结队的牛马放养于保护区内,对大熊猫及栖息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第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对牛羊肉市场需求量变大,使得价格不断上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生活品质的提高,低脂肪、高蛋白的牛羊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第叁,文化水平偏低,受教育年限短。保护区一般都位于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地区,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因而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很多人只能子承父业,从事一些简单地种植业及养殖业,教育的落后也间接促使了畜牧业的发展。
申国珍[3]2002年在《大熊猫栖息地恢复研究》文中指出大熊猫受威胁的主要原因是其栖息地森林退化,保护和恢复森林是保护大熊猫的关键。本文通过对大熊猫的监测、栖息地的考察、模型模拟等方法,研究了大熊猫栖息地退化和恢复的指标体系、栖息地森林和干扰的动态规律、栖息地森林恢复的模式和途径。研究结果表明:主食竹、森林群落和昆虫是大熊猫栖息地退化和恢复的主要指标和标准。主食竹高度和密度、影响主食竹更新的乔灌木特性、森林群落结构、郁闭度等与大熊猫栖息地健康习习相关。人口数量、人均耕地面积、人类居住最高海拔、公路交通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大熊猫栖息地影响的程度,可作为评价栖息地质量的重要指标。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亚高山针叶林普遍存在小尺度的林窗干扰现象,林窗更新在森林更新中占绝对优势。树木掘根风倒、枯立、折断等是林窗形成的主要方式。林窗干扰周期为469 a,平均每年有0.199/hm2 个林窗形成。树种在林窗下重要值排序为岷江冷杉>川滇长尾槭>湖北花楸>白桦>假稠李>方枝柏>紫果云杉>细齿稠李。林窗内树种更新类型主要有①幂函数型;②线形函数型;③对数函数型;④多项式型。林窗的形成在过去的200 a 的时间里是一个连续的小尺度过程。林窗使树木每6 年释放生长一次。岷江冷杉、紫果云杉、红桦、糙皮桦的幼苗、幼树和小树呈集群分布格局,集群的尺度与林窗大小一致。大熊猫栖息地亚高山针叶林的组成、结构与其干扰历史习习相关。森林的更新受林下竹子同幼苗生长竞争的影响。竹子覆盖度高,树种幼苗、幼树更新密度低。树木的更新在竹子死亡后迅速增加。岷江冷杉和紫果云杉的种群年龄结构呈现连续分布或250-500 a 之间的间歇性分布。大熊猫栖息地质量受其周边社区复合生态系统的影响。人口素质低和系统产业结构不合理使社区经济发展落后,影响大熊猫栖息地质量。为了大熊猫栖息地的恢复,社区社会经济发展可采取移民模式、科技开发模式和综合模式。天然植被自然恢复和人工重建是大熊猫栖息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主要途径。依靠自然演替恢复大熊猫栖息地是我们提倡的主要方法。人工生态系统不应作为恢复栖息地的主要依靠对象。阶梯式恢复、辐射式重建和发展生态农业和小城镇转移农村人口可作为大熊猫栖息地恢复的主要模式。
段利娟[4]2014年在《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及其同域物种活动节律及栖息地利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利用红外相机对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同域分布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监测,以大熊猫和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活动节律和栖息地利用特征即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大熊猫与毛冠鹿相对活动强度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规律,比较了二者活动节律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分析了大熊猫与毛冠鹿的生境利用特征差异,以期为物种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基础。本研究发现：(1)王朗自然保护区内与大熊猫同域分布的物种(大中型兽类和雉类)共计5目13科2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5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0种,特有种6种。(2)大熊猫以昼间活动为主(χ2=7.757,p<0.05)。年活动节律存在显着的季节变化(χ2=26.174,p<0.01),春季的相对活动强度最高,秋季的相对活动强度最低。(3)毛冠鹿主要在白昼活动(χ2=59.900,p<0.01),活动高峰为18：00至20：00,活动低谷出现在4：00-6：00。毛冠鹿的相对活动强度存在显着的季节性差异(χ2=11.671,p<0.01),秋季的相对活动强度最高。(4)大熊猫与毛冠鹿的日活动节律相似性指数(Pjk=0.84)和日活动重迭指数较高(Δ=0.81),但年活动节律差异显着(χ2=33.80,p<0.01)。(5)大熊猫与毛冠鹿利用的生境有一定的重迭。负二项分布模型表明,大熊猫更多地利用阳坡、距道路距离较远、竹子密度较大的生境,倾向于选择原始林和郁闭度较高的生境,多在灌木盖度在0-49%间、竹子盖度在25-74%间的生境活动。毛冠鹿能适应更多样化的生境。(6)大熊猫与毛冠鹿在活动节律(时间)与栖息地利用特征(空间)上都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能有利于二者长期同域共存。
张瑞英[5]2004年在《四川省王朗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主要选取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对象，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进行研究。除去前言和结论，全文共分八章内容进行阐述。 论文首先对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进行了简单概述，然后叙述了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地质背景、地形地貌等生态旅游开发的环境条件，详细介绍了王朗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开发条件，并作了生态旅游发展构想。在剖析王朗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的现状后，对王朗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在分析王朗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所面临的问题及需求后，提出了生态旅游开发策略。笔者还对王朗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分析，然后提出了在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规划，使该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最后，阐明了王朗自然保护区对其他自然保护区开发生态旅游的启迪。
张超[6]2016年在《基于“3S”技术的大熊猫潜在栖息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熊猫是中国的符号,濒危物种,世界级保护动物,备受世界科研关注。四川省大熊猫占世界野生大熊猫数量的七成以上,而平武县更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本文研究核心区小河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平武县境内,西临松潘黄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松潘龙滴水县级自然保护区,北接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南面为平武雪宝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些保护区和小河沟自然保护区均以大熊猫及其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及研究对象,构成了岷山山系保护大熊猫的完整系统。同时,该区域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类型以及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是连接岷山大熊猫A、B种群的主要过渡地带,属全球生物多样性核心地区之一的喜马拉雅——横断山区。该保护区保持了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全球同纬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根据官方公布数据,小河沟自然保护区共有大熊猫49只,保护区面积282km2。据以往研究成果,单只大熊猫领地范围约为7 km2,除去保护区内大片的灌丛和草地、流石滩稀疏植被等不适宜大熊猫长期生存的区域,目前的小河沟自然保护区内大熊猫已经出现饱和及轻微过载现象(4.77km2/只)。因此,如何合理有效的扩建保护区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本文以生态学、地理学和遥感光谱学等多学科知识为支撑,利用―3S‖技术手段,系统研究分析了种群数量增长条件下保护区的扩建,建立了单体(小河沟)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扩建预测方法模型以及大熊猫自然保护区遥感信息提取模型。完成了平武县小河沟自然保护区潜在栖息地的判别与预测,圈定了小河沟自然保护区扩建范围,形成了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扩建预测方法体系。通过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保护区内大熊猫生境利用率最高的栖息地类型为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其中作为大熊猫主要栖息生境的针叶林在1994-1998年5年间减少13.0581km2,年均退化率为2.61162 km2/年;在1999-2014年15年间,恢复了5.9382 km2,年均恢复速率为0.39588 km2/年。说明1998年以前森林破坏明显,而1999年后实施的天保工程对森林恢复十分有效。按照当前的自然恢复速率,林分类型如果要恢复到1994年的面积水平,恢复时限约为18年。(2)通过平武县大熊猫栖息地空间生态位模型、遥感反演(主环境)生态位模型、土壤生态位模型和地球化学(重金属)干扰生态位模型的分析:1)从空间生态位模型来看,小河沟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倾向于选择北、东北、东、东南以及朝南的方向;而对西南、西北、西方向的选择倾向性较差;该区域适宜大熊猫生存的栖息地最大坡度值为37°,本地区大熊猫集中生存的海拔高度范围为2300m到3300m,并倾向于选择太阳辐照度高于1.6×106 WH/m2的地区。2)从遥感反演(主环境)生态位模型来看,保护区内大熊猫对反演湿度需求为80%左右(春夏季),这与大熊猫生物学相对湿度需求基本一致。秋冬季对湿度的需求略低,全年的湿度需求为40%-80%;保护区内大熊猫对年降水需求量为920mm左右。自然保护区内大熊猫对温度适宜性需求从高到低依次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自然保护区内的最佳郁闭度值为60%左右,和前人研究基本一致。3)从土壤生态位模型分析来看,土壤主要是通过主食竹的生长状态来影响大熊猫分布,该区域大熊猫分布频率最高的栖息地土壤类型为暗棕壤、棕壤两种土壤。当栖息地土壤中粗砂含量为8%时,最适宜大熊猫生存;当栖息地土壤中粗砂含量达到30%时,不适宜熊猫生存。栖息地细砂含量为12%时,适宜大熊猫生存;细砂含量达到46%时,土壤环境不适宜熊猫生存。粉砂值为37%时,适宜大熊猫生存;粉砂值超过54%时,变为不适宜大熊猫生存;栖息地土壤中钾元素含量3.2%时最为适宜,氮含量为0.43%时,最有利于大熊猫生存;栖息地土壤中磷含量的最佳值为0.08%;区域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为11%时最有利于大熊猫生存。4)从重金属生态位模型分析来看:铬对大熊猫生境影响最大。生境内大熊猫栖息地土壤中铬最大承受值为70×10-6mg/kg,栖息地土壤中汞最大承受值为462.8×10-9 mg/kg,栖息地土壤中铅的最大承受值为37.94×10-6mg/kg。上述叁种重金属元素含量值超过标定值后,区内大熊猫偶遇率下降为0。(3)通过模糊迭加法,把主要影响因素的环境适宜度模型结果和土壤因素适宜度模型结果相迭加,综合考虑空间生态位模型结果、重金属生态位模型结果、水源距离、地质灾害易发区(点)、农用地干扰等因素,得出最终的小河沟自然保护区扩建范围,约为575 km2。扩建部分主要从保护区东部向白马藏族乡内九环线方向扩展,其它方向和保护区相邻区域也存在少量扩建区。研究得到的扩建区域既可以满足区内大熊猫种群的繁衍生息,也尽量避免了干扰当地经济发展。
王梦君[7]2010年在《松潘—平武地震干扰后大熊猫栖息地生态恢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干扰特别是大型突发性自然干扰后的植被研究是恢复生态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选择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1976年地震遗迹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典型样方调查,研究了地震干扰后大熊猫栖息地恢复群落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特征,分析了群落内物种多样性随环境的变化、物种一多度关系、生物量分配特征及地震对岷江冷杉径向生长的影响。本研究的成果将有助于阐明地震后群落恢复速度,揭示限制地震干扰后群落恢复的主要因子,从而为2008年地震后植被恢复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及科学参考。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果：1.应用TWINSPAN和DCA可将所调查的植物群落按照受到地震干扰重、中、轻3种程度划分为3种群落类型—重度干扰群落(群落E)、中度干扰群落(群落T)和轻度干扰群落(群落F)。DCA排序显示3种群落分布与一定的环境因子密切相关,群落E与岩石裸露度呈正相关,而与土壤厚度、土壤水分、苔藓盖度及盖度等环境因子呈负相关,群落F则与岩石裸露度呈负相关,而与土壤厚度、土壤水分、苔藓盖度及盖度等环境因子呈正相关。2.群落E缺失乔木层,在灌木和草本层中主要由阳性先锋物种幼树、幼苗及部分灌木和草本组成；群落T中乔木层物种组成与群落F相似,但还包含部分先锋物种,而在灌木和草本层物种组成上与群落F没有明显差异；群落E中植物的科、属及种的丰富度显着低于群落T和群落F,而后两者之间没有显着差异。3.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分析表明,物种丰富度、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指数与岩石裸露度均呈极显着负相关,而物种丰富度、Shannon-wiener指数与土壤水分、土壤有机质含量等环境因子呈极显着正相关。地震干扰后恢复群落中,限制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因子是群落内水分条件和土壤条件。4.在群落E和群落F中,中性理论模型能够较好的预测木本植物与草本植物的物种—多度分布,但在群落T中,中性理论模型预测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物种多度—分布效果较差。生境的均一性程度可能是中性理论模型预测物种—多度分布效果的重要影响因子。5.生物量的分析表明,木本植物中,群落E和群落T中先锋物种地上生物量显着高于群落F,而顶级物种的地上生物量则显着低于群落F；木本植物生物量主要分配于树干,其次是枝,最后是叶。草本植物中,3种群落地上生物量均高于地下生物量。3种群落类型中,群落T和群落F中缺苞箭竹的地上生物量显着高于群落E,而群落T和群落F的缺苞箭竹地上生物量没有显着差异。6.地震遗迹和森林中的岷江冷杉径向生长分析结果表明,滑动t检验检测出地震遗迹上岷江冷杉保留木径向生长过程在1980年发生了明显的生长增加,而森林中的岷江冷杉未检测出生长过程的明显突变,说明地震干扰影响了地震遗迹上岷江冷杉保留木的生长过程。地震遗迹和森林中岷江冷杉年轮指数对比分析中也显示,地震遗迹上岷江冷杉的年轮指数在时间序列1971～1975年间,地震遗迹上岷江冷杉年轮指数显着低于森林,而在地震后的1981～1985这5年内,地震遗迹上的岷江冷杉径向有了显着增长,其年轮指数显着高于森林中的岷江冷杉。
张巍巍[8]2014年在《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质量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熊猫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属于我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有一定的科研价值,是生物多样性的代表。目前,由于森林砍伐、放牧、公路建设等使大熊猫栖息地面积逐渐缩小,生境质量明显下降,所以针对大熊猫保护区生境质量的研究则更为重要,它能帮助人们更好的对大熊猫进行保护,也有利于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建设工作的实施。本研究以王朗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结合保护区各项环境因子,提出了大熊猫生境质量评价体系及生境适宜性分析方法。主要研究成果有：(1)以研究区调查资料为依据,选取对大熊猫生境适宜性有主要影响的8种因子进行分析,包括：海拔、坡向、坡向、竹子分布、植被类型、河流、道路和建筑物。提出了大熊猫生境影响因子评价指标体系,为其生境评价奠定了基础。(2)利用GIS进行空间分析,对单个的评价因子进行了适宜性评价,分析得出研究区大部分区域适宜大熊猫生存。(3)采用层次分析法对研究区进行了生境综合因子评价,首先确定各因子在生境评价中的权重值,建立了适合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综合评价模型。再利用ArcGIS进行生境适宜性的迭加分析,并生成大熊猫生境适宜性分布图,实现了对王朗自然保护区的生境评价。(4)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最适宜的区域占总面积的15.86%；次适宜的区域占总面积的20.28%；适宜的区域占总面积的13.82%；不适宜的区域占总面积的50.03%,因此,研究区有49.97%的面积是适宜大熊猫生存的。本文还对评价结果进行了验证,结合大熊猫野外活动踪迹数据,可以看出,王朗自然保护区内大熊猫的实际分布情况与综合评价分析得出的生境适宜区域一致,说明得出的评价结果真实可信、准确度较高,能满足大熊猫的生境适宜性要求,适合大熊猫生存。
康东伟[9]2015年在《大熊猫的生境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熊猫是世界自然保护的旗舰物种,尽管我国政府、组织和机构以及个人已经为保护大熊猫付出了诸多努力,但其依然而临着严峻的灭绝风险,其中生境丧失和破碎化是导致其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全面了解大熊猫的生境需求,本文在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大量的野外调查工作,并从自然环境特征、同域分布物种、放牧干扰、道路干扰和人工恢复等角度研究了大熊猫的生境选择,本研究可以为大熊猫的生境保护、恢复和管理等提供科学依据。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果：1、大熊猫利用的微生境具有竹子盖度较大,灌木较少,倒木较多的特点。竹子资源、森林的原始程度,以及环境的遮蔽条件是影响大熊猫微生境利用的主要因素。大熊猫的取食点生境具有竹子密度大、基径粗和生长高的特点。幼竹资源的可利用性是影响大熊猫生境选择的重要驱动力之一。2、和羚牛生境相比较,大熊猫生境具有草本盖度低,乔木密度高,灌木胸径大和竹子密度高的特点。大熊猫和羚牛在生境选择上的差异性,导致羚牛很难对大熊猫的生境选择构成严重威胁。此外,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和羚牛相比,大熊猫对环境有着更多的特殊要求,说明大熊猫更难以适应环境,保护工作应优先考虑大熊猫。3、家畜与大熊猫在生境选择上具有差异性和相似性,差异性表现在：和大熊猫相比较,家畜主要活动在郁闭度和竹子盖度均较低,乔木胸径较小,倒木密度和竹子密度均较低的环境中；大熊猫很少利用放牧干扰过的生境,二者在生境选择上的相似性给大熊猫的生境选择造成潜在威胁。在保护区的家畜数量多、分布广,应采取措施控制甚至消除放牧干扰。4、道路不仅直接将大熊猫生境变为裸露地表,还产生了影响范围更大的辐射效应,道路影响的范围为距离道路0-200m。和大熊猫生境相比较,道路影响生境具有竹子密度小和放牧干扰多的特点。本研究没有发现王朗大熊猫利用道路影响生境,因此,应采取措施将道路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5、本研究未发现王朗大熊猫利用现有的人工林。和大熊猫生境相比较,人工林具有竹子密度低、灌木盖度低和乔木胸径小的特点。人工林和大熊猫生境之间的区别,尤其是表现在食物和环境条件两方面差异性,导致人工林难以满足大熊猫的生境需求。简单地进行植树造林难以恢复大熊猫的生境,生态功能的恢复才是大熊猫生境恢复的根本。
张琼[10]2009年在《甘肃岷山大熊猫生境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甘肃岷山大熊猫栖息地地处岷山北坡,是我国大熊猫分布的最北界,与行政区划在四川省的岷山南坡接壤,是我国大熊猫保护的关键区域,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被列为优先保护级别A级。基于动物的生境选择理论,决定大熊猫生境选择的因素是复杂的,在日益频繁的人类干扰致使栖息地日益破碎化的情况下,大熊猫的耐受范围以及不断调整的适应机制如何通过生境选择来表达?更进一步,同一山系不同地理区域大熊猫的适应对策又是如何变化的?为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掌握甘肃岷山大熊猫生境选择的特征在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性以及对大熊猫生境选择产生影响的主要人类干扰因素,在2007年至2008年两年时间以甘肃岷山白水江、迭部区域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大熊猫栖息地为研究地点进行了实地调查,为甘肃岷山大熊猫的就地保护、最适生境保护以及主要人类干扰的控制提供科学依据。为提高定量化水平和结论的科学性,本研究选取相关统计方法对采集数据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采用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对不同地理区域大熊猫生存的微生境进行差异比较,进一步用频次分析对所有野外调查的生境因子不同水平进行详细分析,确定两个区域大熊猫较常利用或回避的生境因子水平。运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方法分析了各生境因子的内在特征,找出决定两个区域大熊猫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在人类干扰对大熊猫生境选择的影响上,则采用生物统计学中的独立性检验(independence testing)对大熊猫栖息地内的人类干扰进行了定量分析,确定主要影响因子。相应的分析结论有助于对甘肃岷山大熊猫的保护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在白水江、迭部区域各存在着大熊猫的集中分布区,白水江为白马河—邱家坝—一工段、二工段,窑炕沟,牛圈沟区域;迭部为沟夏河两岸的旺藏沟,洛大沟区域。(2)两个区域大熊猫的微生境选择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异。如对海拔、坡形、生境类型、乔木平均胸径、灌木盖度、竹子生长状况、乔木均高等因子的选择差异十分显着。而对坡位、坡向、坡度、竹子高度、竹子盖度等因子的选择差异不显着。这表明甘肃岷山大熊猫在不同地理区域的生境选择呈现相似又趋异的特点,这种适应机制体现了大熊猫长期形成的进化对策,进一步说明在进行大熊猫生境选择研究时,空间尺度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3)决定两个区域大熊猫活动的主要因素不同:白水江大熊猫生境选择的首要因子是植被因子,而对迭部区域大熊猫生境选择影响最大的为食物因子。总体上,甘肃岷山大熊猫选择生境因子相对一致的特点为:坡度较为平缓的东南坡向,具有生长状况良好的簇生或混生竹林,竹林盖度较大、灌木盖度较小并且位于山体中、上坡位郁闭度适中的原生针阔叶混交林或针叶林,乔木较高大、人类干扰程度较轻、水源相对较近的生境。(4)从人类干扰因子考虑,以两个区域大熊猫栖息地人类干扰的地域性差别为基础,对主要干扰因子进行分析,得到白水江区域的主要干扰因素为盗伐、放牧、挖药等,迭部区域为历史采伐所造成的后续影响与放牧。人类干扰在两个区域的垂直分布范围均较大,白水江为2000—2800m,迭部为2500—3100m。(5)上述结果有助于在甘肃岷山大熊猫实际生存空间中寻求合理的潜在生境,并引导人为活动的发生及发展,以避开大熊猫偏好选择的生境,有针对性地提出甘肃岷山大熊猫保护的具体对策及建议。
参考文献：
[1]. 人类干扰对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影响[D]. 郭海燕. 四川大学. 2003
[2]. 放牧对王朗大熊猫栖息地及主食竹五大有机养分的影响[D]. 曾娟娟. 西华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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