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下的新闻生产刍议
陈曦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 ：新闻媒体根据既有框架组织新闻生产活动，组织建构的报道框架给受众呈现不同意义，这些新闻报道的发布又是对新闻框架的强化，它影响着人们对整个社会现状的认知。新闻组织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过程，将客观现实世界建构成主观现实世界。本文旨在通过概括式梳理《什么在决定新闻》、《做新闻》和《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探讨新闻是否等同于事实、新闻工作者为什么选择报道某些事而不是另一些、谁决定了这一切等问题。
关键词 ：框架理论；建构主义；消息源
一、新闻是建构出的社会现实
陆定一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1]宁树藩提出：“新闻的特性是传播事实的讯息”。[2]学者似乎只看到新闻报道的最终形式，倾向把受众看作单向的受传者，普遍认为新闻的基础是社会现实，而不是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组织的生产活动，忽略了新闻生产过程的重要性。
在塔奇曼、甘斯看来，媒体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建构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并不是镜子式的反映，他们更关注媒体怎么样反映社会现实及为什么要这样反映。他们倾向从新闻媒体组织的视角考察媒体组织、新闻从业者及其新闻报道选择间的关系，从而考察新闻与社会现实间关系。新闻生产过程中各环节都受到媒介组织和新闻从业者既有知识框架的影响，从而建构出了一副符合当下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现实面貌，这正是塔奇曼说“做新闻”及探讨新闻工作者如何把日常实践变成新闻事件的意义所在。新闻帮助建构一种共享的社会现象，因为在描述一个事件的过程中，新闻定义并建构了这个事件。在赋予这种意义的过程中，新闻永远在定义与再定义、建构与再建构社会现象。[3]
二、新闻是一种框架
(一)追溯框架概念
李普曼认为存在真实环境、拟态环境以及受众脑海中的环境三种现实。媒体构建的这种现实环境就是由新闻媒体在生产新闻时所制造和依据的框架。
作为统一战线和协商建国的产物，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了由内向外的同心圆结构。这种领导结构依赖于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种结构下，政治领导从根本上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底线，也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共识和政治认同。随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有效发挥自身效能，需要对建立在统一战线战略基础上的政党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来说，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要改变传统的单纯地将政党与阶级相等同的政党政治理论。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中，也不能简单地将政党等同于某个特定的阶级。
之后，戈夫曼提出：“框架”就人们把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个个片段归整成自己经验和知识的规则。随之，人们经验到的生活世界被条理化为有序的经验知识，同时成为人们下一次理解现实生活世界可参照的基础。新闻框架不仅规定着新闻生产，而且维系现实生活秩序和发展。新闻框架组织着生活现实，新闻框架是生活现实的参与者和组成部分。[4]这种建构主义的思路反对功能主义导致的绝对二元论、决定论等观点，反对布伯所说的“我与他”的关系，突破施拉姆、拉斯韦尔等人的传播理论。框架是新闻从业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并坚持运用的准则，新闻有机构的属性，它不仅建构、再建构社会意义，它也定义、再定义做事情的方式，这些既定的模式和制度必然影响新闻生产的方式。
(二)新闻的框架化
吉特林认为，媒介框架是选择、强调和表达的原则，是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是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程，同时也是事件操纵者组织言论的过程。[5]从组织的角度，媒介框架使新闻业有组织地管理新闻生产，不断制造并传播社会形象。专业的、组织的、直接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合力共同构成新闻事件，而新闻报道总是局限于固定的模式和一般的框架，媒介框架为我们建构了世界。
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这个窗口像任何反映描绘现实世界的框架一样，窗口大小、朝向、形状、窗的光线之明暗、窗的位置等都决定我们的视野。一个新闻事件是否有价值，能否呈现在受众面前，必然有机构属性。新闻机构不仅传播人们想知道、要知道和应该知道的信息，并且通过提供议题、控制新闻报道在版面上的位置比重等方式来规范这些新闻的意义。
5．中国在研究时间上整体较日本滞后，研究成果较少，层次不是很高，尤其系统性、整体性研究较日本相差很多。
三、消息源与新闻从业者共舞
甘斯认为，消息源和新闻从业者共跳一场舞。消息源试图接近新闻从业者，记者也力求接近消息源的渠道。[6]通常消息源扮演领舞，由于人手、时间的关系，记者只能积极寻找一小拨历史经验证明是可用的、适合的常规性的消息源。
塔奇曼认为，新闻生产的第一个环节是新闻源。新闻源不只提供新闻，更决定新闻的可信度。声望、权威、专业等通常决定新闻源是否可信。采访谁希望他说什么，记者借此既能表明自己立场，又能逃避责任。虽然每天报道各种新闻，但他们早已形成固定模式和报道方法，能根据新闻体裁如客观新闻、硬新闻、新闻评论等，很快确定去哪里找哪些新闻源、从什么角度报道等。人们被强制按事先所设定的事件逻辑解读生活。记者倾向于选择权威的消息源，这也意味着新闻报道往往是对现有社会价值的维护和确认。
可见，“李约瑟问题”并不存在唯一解。鉴于这一问题现今已远远超出对中国科学和文明的认识与评价，决定了今天仍然有深入探讨的价值。李约瑟本人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提出问题的，其最终目的是要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借鉴。既然李约瑟所要问的是“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的问题，因此，“李约瑟问题”既有相当的深刻性，又有很大的涵盖面。它既涵盖科学技术史，又涵盖包括哲学传统和宗教传统在内的文化史；既涵盖中国、印度、中东等东方文明，又涵盖欧洲文明；既涵盖古代，又涵盖近代乃至现代……。把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成“伪问题”恐怕于事无补。
参考文献：
[1]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N].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2]宁树藩.论新闻的特性[J].新闻大学，1984年2月26日：4.
[3] [美]盖伊·塔奇曼 著，麻争旗 刘笑盈 徐杨译.做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74.
[4] [美]盖伊·塔奇曼 著，麻争旗 刘笑盈 徐杨译.做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83.
[5][美]托德·吉特林 著，张锐译.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4.
[6][美]赫伯特·甘斯 著，石琳 李红涛译.什么在决定新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4.
作者简介： 陈曦(1994-)，女，甘肃庆阳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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